做优时政话语翻译,全力讲好中国故事*——黄友义先生访谈录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秦慈枫

南京邮电大学 陶李春

提 要：
时政话语翻译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既是我国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当务之急，也是翻译界人士共同的光荣使命。黄友义先生结合自身数十载翻译实践经验，在访谈中对时政翻译的内涵与外延、时政翻译策略、翻译人才培养等发表了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的看法。

新时代时政话语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走进来的重要环节，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方面。如何更加行之有效地做好时政话语翻译，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摆在学界和业界同仁面前的重要议题。鉴于此，近日笔者有幸邀请到常年从事党政文献及外宣翻译的专家、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翻译专业研究生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原主任委员黄友义先生展开访谈。现将访谈整理如下，供学界业界同仁参考，期待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积极投身于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光辉事业。

秦慈枫、陶李春(以下分别简称为秦、陶)：黄局长，感谢您莅临指导。由于文明交流和传承的需要，当今中国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少不了外宣翻译(胡兴文、张健，2012)，时政话语的外译因此格外重要。请问时政话语外译作为一个重要术语，其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

黄友义(以下简称黄)：“时政”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时”包括时间，时效等，“政”涉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我们平时理解的“时政”一般不包括新闻类的稿件。具体说，我们平时谈到“时政”往往是指党和国家的文件、会议公报决议、政府工作报告、国家的法律性的规章制度，比如说人大制定的法律、国务院的规章制度等等。

翻译界有些同行习惯把“时政”局限于政府工作报告、党代会报告；
我觉得这个范围偏窄。现在各个层级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很多，特别是以国务院新闻办的名义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名义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近年有明显的增加。这些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都涉及党和国家的大事，我认为应该算入“时政”。所以根据我的理解，“时政”不仅是文字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会的文件，也不局限于领导人的讲话单行本或者汇编本，那些不是单纯报道消息的新闻论证性文章也应该算入“时政”。至于外交部、商务部、国防部等部委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我认为这些内容也都应该算是“时政”类别的翻译，只要是反映现实政策或者国家现状的都应该算入时政范畴。

党代会、历届全会和人大政协“两会”释放的信息量很大，但是举办的频率偏低。平时政策信息的释放就是各种新闻发布会、各种规章制度和颁发的各种文件。如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20年的发布会特别频繁，曾经几乎每周都有，会上大多发布中国的官方政策，所以我觉得凡是对外需要翻译的，政府管理部门发出的各种信息都可以纳入“时政”翻译范畴。

秦、陶：我国很早就提出了“大外宣”的战略构想(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2005)，在外宣翻译中，您倡导“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黄友义，2004)。在时政话语外译的时候以这三个原则来指导翻译实践，您看有何技巧可循？

黄：本世纪以来，国际传播实践，也就是过去所说的对外宣传的需求变化很大。我们曾经一度对外宣传侧重点在讲历史，讲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今后还要继续，因为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是个巨大的宝库，而且外国受众也在变化，不断有新的受众需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另外，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哲学的解释也在变化发展当中。比如“天人合一”，现在我们的解释重点是人和自然的统一；
但是在历史上，它的侧重点不在于人与自然，而在于人与上天之间，以前所说的“天”不是单独指大自然，还指天意。既然对历史文献和传统文化的解释在变化，外国受众在变化，所以传统文化的翻译自然也要一直进行下去。

但是面对今天的国际受众需求，光翻译传统文化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翻译“今天的中国”，要第一时间把中国声音传播出去，把中国故事讲好，提升我国传播力和影响力。不管是为了跟中国交往，还是为了跟中国竞争，外国人都需要了解今天的中国。

此外，这种翻译需求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化有密切的关系。过去中国的经济体量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小。现在，作为一个发展起来的国家，中国的经济规模影响全世界，这必然对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其他国家出于沟通、交往和竞争的目的，都要研究中国，我们就必须通过翻译，尽量为外国受众正确了解中国提供便利，需要帮助对方了解中国当今的政策。另外，我们常说中国是巨大的市场，然而，这个市场有什么规矩、外国人应当如何活动等等，这些问题都在反复出现。因此，进入21世纪，介绍当今中国成为翻译的首要任务。因为人生活在现实当中，必然要了解现实，了解当今的情况。仅从经济交流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时政翻译越来越重要。

秦、陶：考虑到不同受众，请问如何做到“外外有别”？

黄：我觉得这有两个方面。一是各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说欧美国家在前些年，曾经有很多受众非常关注中国的武术、功夫。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受电影和一些“大师”的影响，美国自己出版的关于中国的图书里有很多是研究中国风水的。随着交往的深入，他们才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和经济现状。我记得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欧美出版中医中药、功夫武术的书的热情已经开始退潮了，他们找我们购买版权时关注点已经变了。当时俄罗斯比西欧、美国慢了半拍，才开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认识中国，和各国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

但今天，为什么我们自己要贴近受众？美国某些人企图制裁中国，发展中国家则要借中国的力量来发展自己，他们看中国的角度和需要的信息就不一样。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国家自身的发展阶段，取决于他们怎么看中国，是要跟中国对立，还是要跟中国交往。

而我们要提供的是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信息，不能在不同场合把对象笼统地看成是具有同样需求的外国人，不同地方的人在不同的阶段需要的东西不同。如何贴近外国人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在做具体项目的时候会感受很深。比如合作出版，不同国家的出版商找我们来谈，我们就知道他们各自所需有哪些不同。例如汉语教材，欧美国家这几年开始控制孔子学院的发展，但基本的需求量还有。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方面的需求增长比较明显，因为要跟中国做生意，要到中国来留学，要学习中国的技术，了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需要学习汉语。此外，中国人到外国去投资，给当地工人带来了就业机会，要雇当地工人，要培训他们，这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对汉语教材需求的增长。

秦、陶：时政话语翻译和外宣翻译在策略方法上，如何把握好“三贴近”原则，的确不容易。而如何在外宣语境中行之有效地推介国家形象的潜在“软实力”，如何提升传播效果，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索(陈风华、查建设，2017)。此外，比如安徽省近些年的大型会议主要有中国国际徽商大会、世界制造业大会等，有关安徽省省情翻译，以及政府相关外宣材料的翻译，往往碰到很多难题。请问：
如何在外宣翻译中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又贴近受众的文化思维习惯？

黄：这一困惑是所有中译外人面临的共同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外话语体系不一样。我经常举央企的例子，外方的访问者来了，我们中方的董事长拿起准备好的讲话稿，告诉外方我们公司的成立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我们的出资人是国资委等等。这些话在中国人看来分量很重，能够证明一个公司的地位和级别，也往往意味着其所具有的实力。但直接翻译给外国人，他们完全听不明白这与当天谈的具体生意有什么关系。我们的问题是经常把对内的内容直接拿来对外，原因在于我们虽然是大国，但我们自己常常缺乏国际思维。西方国家因为几百年来利益遍布世界各地，作为殖民者，他们是站在其全球利益来看问题，所以他们会要求别的国家应该如何、如何。在发展中国家看来这是干涉内政，是老牌殖民者的思维。

相比之下，我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就是自己管好自己。我们习惯于强调管好自己的事情，不去管别人，说别人，更不干涉别人。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也导致我们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缺乏国际视野，不是十分清楚什么信息对外国人有用，什么没用。随着开放，跟外国人的交往增多，我们要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比如介绍企业，就应该说我们的优势是什么，业务涉及多少个国家，在多少个国家有分公司等等。至于当初公司成立是谁批准的，在哪里注册的，多年来隶属关系如何变化的，这是对中国人有用的元素，不是外国人关注的内容。我们翻译遇到的主要难点是讲话人总是用对内的表达来对外，也就是用外国人不需要、不感兴趣的信息占用了有限的谈话时间和版面，而外国人关注的内容又没有及时充分地展开介绍。

这种情况怎么改变？我觉得翻译要努力做一些补台性质的工作。比如翻译公司介绍时，我们常常会跟公司负责人说明，不要提供无效信息，说多了会影响公司的信誉。公司介绍就直接说是哪年成立的，在世界上有多少分公司，进出口如何，投资方向是什么；
不管国企民企，一旦翻译跟他们解释了，他们都很欢迎这样的建议。

翻译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这本来不属于译者的工作范畴。我觉得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具有国际化思维的人才越来越多，给公司写稿子的人也逐渐具备相应的国际意识。习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的讲话中，提出全党做国际传播。光靠翻译做国际传播远远不够，光靠外事干部做国际传播也不够，一定要全国全党做。我觉得很多对外翻译中难点的解决最终要靠中文撰稿人国际意识的提高。目前阶段译者要努力做补台和沟通工作。

我们翻译中遇到的难点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外文风的不同，我们喜欢四字词排比，比如说“努力开拓”，“大力创新”，这是中文的美，中文不这样写语言就不美。而英文里没有对等的表述。翻译在这点上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要把译文变成更符合外国人思维和阅读习惯的英文。

译员翻译文化类的内容，也可以多做一些文化传播的工作。比如中国人爱用天气来营造一种良好的气氛。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每年秋天10月份、11月份到江浙一带开会，讲话稿里大多有“丹桂飘香”这样的词语，立即给中国人营造一种美好的氛围，但外国人不一定见过桂花，他们是否能产生同样的美感，就难说了。还比如说安徽出了明朝皇帝，明朝具体是什么时候，外国人不可能清楚，就需要译员给出具体的年代。翻译不是文字对文字的简单转换，而是通过翻译构建沟通两种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翻译工作者就是文化桥梁建筑师，有责任做一些文字转换之外的工作。

当然这又涉及到翻译的职业道德了。为什么这样说？中文原稿是撰稿人的作品，英文稿就如同是译者的孩子，即使增减内容没有稿费报酬，也应该把自己的作品做得更好。

这需要从两个角度下力气。一个是翻译从始至终要多做一些沟通性的工作，要跳出以多少字翻译计算工作量的这种思维模式。当然，前提是使用翻译的人员和单位应该充分考虑到译员额外付出的时间、心血和贡献。另一个是我们期待更多的人能够具备国际化的思维，提供更适合对外沟通的中文稿件。

秦、陶：一般来说，在翻译项目中，术语管理可以为协作内容和翻译质量的一致性提供保障(王华树、张政，2014)。时政话语外译，在策略方法上可不可以考虑用术语建库作为一个支撑？之前您提到时政话语的数据库建设相对来说比较弱，才导致做的可能不是很到位，那么我们时政话语的外译策略方法当中，能不能把数据库建设囊括进来？

黄：非常需要，因为时政翻译不是少数几十个人在做，而是散布在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在做。我们经常说时政翻译要组建“国家翻译队”，有的人理解“国家翻译队”是指在北京中央机构里工作的几十个人，我认为这远远无法满足翻译的需要。国家翻译队应该由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机构、不同专业、语种众多的一大批译员组成，形成一支强大的翻译力量。做时政翻译的人多，就需要有能够协助他们工作的工具，语料库的作用不可或缺。

另外，刚才谈到了培养年轻人和翻译专业学生，他们进入这一领域需要知道具体的术语应该怎么翻译，对于这批新入行的翻译，语料库更为需要。从中文到外文怎么翻译还要考虑到语境。比如说“守底线”，经济上表示“保证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政治上则表示“不能违反党的基本原则”，都是“守底线”，中文字虽然相同，但用外语表达则完全不同。再比如“新时代”，不是只有“new era”一种说法。英文排斥重复用词，如果每次都用“new era”，译文质量就太低了。只有知道上下文，才能找出符合语境的说法。

由此看来，数据库不仅要有基本的条目，还要给大家提供多种语境下的术语选择，这对我们正确翻译时政类文献十分必要。新的表述、新的话语在不断出现。比如建党100周年时，出现了“红色基因”一词，很多情况下用“red gene”来表述并不合适，语料库需要在做好最基本的内容上不断充实。语料库和数据库要有充足的例句和背景。众所周知，中国翻译研究院现在有多个在线的专题语料库，比如“中国重要政治词汇对外翻译标准化专题库”、“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等。另外，全国名词委的“术语在线”也方便了大家的检索与学习。大家都可以去摸索、借鉴，供翻译和研究之用。

秦、陶：黄局长参与过很多政治文献的翻译和审定工作，比如像《习近平治国理政》，您能否分享一些您的经验和体会，给我们以后的翻译做一个指导？

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到三卷每卷都是二三十万字。每卷都分十七到十九个章节，是按照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的大事分类的，比如经济、党建、国际关系、外交政策、扶贫等等；
覆盖了我们国家各个领域的现实生活。

领导人讲话以大政方针为主，我们翻译可能对相关内容没有足够的了解。比如说对扶贫的各项政策，包括产业扶贫、搬迁扶贫、生态扶贫、补偿扶贫等，不一定都懂其真正含义和确切指向是什么。所以翻《治国理政》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领导讲话高屋建瓴，国家政策覆盖各个领域，而我们只是普通译者，我们接触的面没那么多，因此翻译什么就得首先学习什么，翻译经济需要了解经济的基本理念，翻译生态保护需要了解生态保护的基本理念，顺便掌握具体的词汇。有时候为了翻译好领导的某一句话，译者就要看很多背景资料。一个基本规律是，在翻译时政类文章之前需要先了解形势，扩充自己的知识范围，这是第一点。

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二点是我们的译文外国人是否真正看得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把新中国翻译成“New China”。我问过外籍人士是否知道“New China”的确切含义，第一个人认为是指习近平时代的中国；
第二个说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第三个人觉得是21世纪的中国。外国人没学过中国近代史，自然不懂“新中国”这个概念的具体指向。于是在翻译时，至少第一次“新中国”三个字出现时，我们翻译成“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in 1949”(在英语中稍作解释，即“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几遍以后外国人知道了，再说“New China”他们就不会理解错了。

第三点是我们自己的外国语言认知和语言使用能力有局限性。“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翻译成“China’s reform has entered the deep water zone”，而外国读者认为这是暗示改革失败，我们觉得深水区就是“困难”多，而外国读者的理解是“If somebody’s in deep water， he’s pretty much finished”，他们认为我们这句英文是暗示我们自己承认改革失败。这种情况是我们必须警觉的，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不能想当然地去用某个词汇。再比如2020年抗击疫情时，文章涉及到中医的汤药，我们过去有两个常用的词“concoction”和“decoction”。除去少数研究中药的外国人，多数外国人几乎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们解释说是医生把不同的中草药，根据不同的配方来一起熬汤，用于治疗不同的疾病。对方认为这种情况下，应该用“preparation”更容易被普通受众理解。这也提醒我们，中译外不能中国人单打独斗，一定要中外结合。外语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的主要长项是了解中国国情，但是具体用哪个英文词更合适，则是母语者的专长。

《治国理政》英文版是给谁看的？是给外国政要、智库、研究机构、报道国际问题的记者、和中国经商的人看的，不是给一般的老百姓看的。它的受众主要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文字水平高，那么我们使用的英文就要特别精准。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中译外不能离开外国人的原因之一。时政类稿件的翻译以中国人为主，但不等于中国人自己一包到底。

秦、陶：有学者指出，现在能够做外宣翻译的实践性人才异常短缺(朱义华，2019)。从安徽省来看，能够胜任外宣翻译的人还是寥寥无几的。请问外宣翻译人才应该怎么去培养，有哪些路径或者方法？

黄：站在整个翻译行业角度看，高层次外宣翻译人才全国都缺乏。道理很简单，翻译应该是把外语转换为母语，按照翻译专业的自身逻辑，把中文翻成外文本来应该由外国人来完成。而我们现在相当于是在逆流而上。因为中国国际地位的突然变化，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做大量的对外翻译。而我们与欧洲国家不一样，我们的外援翻译太少。英国会法语的人很多，法国人上学都学英文，且不说这两种语言比较接近，相对而言翻译起来容易的多。但是，能把中文翻译成欧洲语言的外国人就太少了。若干年前，国际译联在欧洲开会，论坛的题目就是“把母语翻译成外语是错误的选择”。当时我是唯一来自欧洲之外的译者，他们就问我的看法。我回答说对你们欧洲人来说可能是错误的选择，但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据现场调研，会上200多名欧美的国际一流翻译家，没有一位会做中译外。

中国这种特殊的情况在世界上很少见，但不是唯一。我举个例子，芬兰的语言与英文、法文、德文、西文的字根不一样。这就导致很少有欧洲人会说芬兰语。其结果芬兰人就得和我们中国人一样，需要自己主动把母语芬兰语翻成其他欧洲语言。虽然现在世界上有几千万人在学中文，但学中文不等于会做翻译，所以外国会做中译外人少的现象还会长期存在。鉴于这种情况，中译外的重担只好由中国人自己承担。

那么中译外的人才在哪？中央外宣外事部门有一批，这些人在数量上还不能满足今天的现实需求，主要是现在对外翻译任务多了，翻译人数就不够了。各个省市区中译外的人才也有限，在当地旅游系统里多一些，省市区外办有一些，各个高校里有一批。过去中译外的问题不突出，因为工作量不大，特别是很多领域和很多地方也不需要主动对外介绍；
而现在对外翻译任务重了，翻译人才缺乏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特别是出现了高层次中译外的人才荒。这种局面已经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中央三部委去年6月份下发了一个文件，提出了中译外翻译人才的培养规划。

中译外人才的培养要从多方面入手。你们几位是在大学工作，高校的翻译人才培养需要创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关注外译中了，更需要培养学生的中译外能力，这是时代的需求，历史的使命。当然这对老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中译外的教材各地都需要编写，比如对外介绍安徽的教材，只能由安徽的老师去编写。现在，中央抓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项目，比如中宣部和教育部一起抓治国理政进课堂的教材，而各省市区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教材。第二，翻译是靠练出来，所以得有大量的实习实训。实习怎么落实？这个文件里也提到了，为了培养中译外人才，大学要跟外事外宣部门密切结合，老师到外事外宣机构亲自实习挂职。老师需要了解各个部门翻译什么东西，流程如何，回来教学生的时候就有依据了。文件里还提到老师自己得做翻译，不做翻译就不知道其难点要点在哪里。这又涉及到教师的评价体系，对于实践型教师的晋升，不能靠学术论文，首先要看实践能力。要鼓励教授副教授参评翻译职称。在医学界，很多医生既是主任医师，又是大学教授，既做临床实践，也带研究生做研究。我们的外语教授为什么不能既做教授同时又是译审呢？

还需要指出，相比之下中译英翻译队伍还比较强大，其他语种的翻译力量更加薄弱。按照三部委的文件，包括英语、俄语、德语、法语、乌尔都语等三十多个语种被称作“一带一路关键语种”。就是我们国家对外交往特别需要的语种，现在这些语言在新的文件里都叫“一带一路关键语种”，而不是“小语种”或“非通用语种”。“一带一路”是一项基本国策，提出培养“一带一路关键语种”就顺理成章了。

秦、陶：一方面，时政话语外译目前取得了一定成就，比如说您和团队，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3卷)，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可能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以及怎么样改进，这个方面的话题，请问您怎么看？

黄：说到改进，我想到当前的困难之处有几点，第一是缺人，这是最大的问题，高校培养高层次的中译外人才刻不容缓。新中国成立72年来中央专门为翻译人才发文件，说明这个问题非常迫切。第二是时政类翻译内容对译员的要求高，政策性强，敏感性的东西多。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么翻译，翻译成“Chinese Marxism”就是错的。世界上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Chinese Marxism”、“Vietnamese Marxism”等等。这不是我们翻译人员特别熟悉的领域，译者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多看、多学、多问。比如说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用“Chinese Marxism”，就问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顶级理论家，他们告诉我们绝对不能这样翻译，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了，而是各国五花八门的理论了。处理这类问题对我们翻译人员的文化思想素质要求特别高。

我们经常说翻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的译文完成后，经常主动收集外国受众的反馈。语言在变化，受众在变化，翻译的水平在变化，有些译文现在这样，几年后出现了变化，往往是吸收了新的受众反馈，提出更加精准的表述。既然语言是活的，少数译文在表述上出现调整，这是很正常的。

至于发展趋势，首先是时政对外翻译越来越受重视，既受国家的重视，也受外国受众的重视。国家重视是因为有需求，中国越发展，国外对中国的信息越需要，而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歪曲和污化越严重，我们提供精准译文的任务就越迫切。

在冷战的年代，美国研究出一种传播策略：
强调十遍自己如何好不如说一遍对方如何坏。这是他们的传播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起研究出来的结论，所以美国就抓住说苏联多坏，说苏联经济不行，制度不行，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等等。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自己不注重外宣，不主动讲好自己的故事，没有人会替我们发声，其他人听到的都是他们对我们的批评，甚至攻击。因此我们必须要主动讲，这就涉及长期的、巨大的时政类翻译需求。时政类翻译是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他翻译内容还包括生活、经济、旅游、教育、科技、军事、休闲、婚姻方方面面。对外传播要求真实、立体、全面，不仅仅是时政，不仅仅是外交。因此中译外的需求量很大，颇受重视。

第二，外方也很重视，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外国政党肯定也都想把国家治理好，因此发展中国家想学中国的国家治理，学习如何长期执政，如何让社会发展能够持续稳定。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去年说要每年拨款2 000万美元，把中国的各类信息翻译成英文，他们研究中国，可能是想找到打压中国的领域。所以，我们的朋友和对手都想进一步了解中国，都需要中译外，毋庸置疑，研究中国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时政类文献。比如我们提出“大健康”的概念，欧美国家就很关心，因为中国是个极具潜力的市场，对于外国人能不能来办疗养院，外国的新药能不能在中国落地，外资医院能不能在中国每个城市都开办，中国官方有哪些政策规定，这些都是他们所关心的内容，而这些方面需要我们自己主动多讲，也就是需要加强对外翻译。

展望未来，我认为当前的这种趋势会继续发展。中国会继续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会越来越大，中国会愈加受到关注。仅凭这一点，中译外工作量就会增大。过去的外宣只有中央机构在做，现在各地各行业都得做。所以对外翻译量自然要大。时政翻译的策略研究、人才培养等也都是长期的需求。

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奋发向上的现代中国，方方面面都有值得与世界和国际社会分享的故事，而时政话语翻译举足轻重，是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黄友义先生就相关问题展开论述，为业界和学界提供了学术营养和成功经验。期待业界、学界同仁们一起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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