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调节
时间：2023-02-23 22:0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马一鸣，熊国保
(东华理工大学 a.经济与管理学院，b.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南昌 330013)
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跨国企业呈现出跨越式发展趋势。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 369.1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设厂4.4 万家，实现对外投资并购项目467 起，稳居全球第二位。尽管我国跨国企业发展迅速，但东道国与母国在民族文化、制度、历史以及管理模式、消费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也使企业国际化面对各种文化冲突，法律诉讼风险随之增加。企业国际化的发展使得学者们逐渐关注到了企业国际化的外部社会效应。Beddewela 通过定性研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妇女创业项目、贫困资助等社会责任履行的现状，发现总体上这些公司基于制度压力会选择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1]。少数学者针对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如潘镇等以中国制造业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可降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来源国劣势[2]。
综上，当前学者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经济后果研究较为丰富，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国际商务研究中的因变量受到的关注仍然有限。同时，在企业社会责任前置因素的研究中，大多基于本国制度环境条件[3]、公众关注[4]等方面，从全球一体化层面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依然较少。关于影响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研究更是罕见，有待进一步拓展。
(一)企业国际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
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把产品和服务的销售范围扩展到海外市场，超越地区和国家边界的过程。国际化有助于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带来诸多竞争优势，但身处同母国异质的制度、民族文化和客户需求大环境中，跨国企业也面临着合法性危机，而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合法性。综合来看，企业国际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可以从如下方面分析。第一，企业方面，企业国际化进程面临着各种进入障碍、贸易壁垒，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成为许多企业进入东道国的准入证。已有研究表明，企业产品从母国出口销售到海外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会受到更严格的环境质量认证要求，促使他们履行环境社会责任，提高环保性能，以满足经营的基本[5]。第二，全球经营环境方面，为促进全球化的竞争环境更加公平、合理，国际社会责任标准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成熟，从SA8000标准认证到ISO 认证，社会责任标准的权威性不断增强，也客观上促进跨国经营的企业按国际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第三，利益相关者方面，跨区域的经营环境造就了更多样的利益相关者需求。利益相关者环境越复杂，企业就越难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深入，跨国企业需要考虑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第四，资源和声誉方面，履行CSR 能为企业积累声誉资本，降低国际化企业的经营风险，为企业吸引更多投融资机会。研究发现，随着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深入，企业经营区域不断扩大，地域的分散不仅不会降低企业的知名度，反而会提高知名度和合法性外溢风险，而跨国企业面临经营风险时，他们更倾向于选择CSR 实践以避免不良声誉的负面溢出效应[6]。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公司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
(二)异质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机构投资者分为压力敏感型和压力抵制型两大类。其中，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是长期投资者，这种类型投资者有更多的时间和动机参与公司治理，并且能够利用自身信息发掘优势，收集更多企业信息，发挥监督者角色。因此，与压力敏感型投资者相比，压力抵制型投资者往往会从公司和个人的长远利益出发，支持企业开展利于长期发展的经营活动。在企业国际化经营情景下，这类投资者能发挥自身作用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一方面，国际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通过发挥自身作用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代理成本，从而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带来更稳定的资金来源。当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拥有充足、稳定和长期的资金来源时，就有更多闲置资源投入社会事业，从而促进跨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作为企业重要的外部监督者，通过发现和传递企业正面或者负面信息，能及时发现跨国企业不良行为并监督其整改，因此，这种监督者的身份会促使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履行社会责任以维护和建立声誉并获得投资者的认同。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大，会通过发挥资金优势和监督作用促进国际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是短期投资者，主要关注自身短期获利情况，当他们发觉公司经营不善或者无利可图时会果断选择卖出股票，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不仅不会参与公司治理，主动发挥监督作用，相反，出于自利动机，他们还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加剧股价崩盘风险，不利于资本市场稳定。研究表明，压力敏感型投资者并不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甚至通过与企业“合谋”，倾向减少社会责任履行[7]。而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作为短视投资者，通常与所在企业之间有一定的商业联系，具有强烈的自利动机，热衷频繁投机交易行为。因此，在企业国际化经营中，这类投资者仅以谋取短期利益的“旁观者”身份进行投机活动，当发现企业存在经营风险时往往倾向“用脚投票”，不会选择出谋划策和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本文认为，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不会促进国际化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正向调节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H2b: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不显著。
(三)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
管理者过度自信是指管理者对自己的判断和能力表现出的无理由的认知偏差[8]。研究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也不总是坏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敢于尝试新事物，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9]。根据已有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通过以下三方面影响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首先，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最大的特征是高估企业收益[10]，因此，他们存在高估企业国际化所带来的盈利的可能，而企业盈利又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11]，对跨国经营盈利的乐观估计会促使管理者认为企业有能力和资金投资社会责任活动。其次，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十分相信自身能力，风险承受能力更强。通常来说，理性管理者往往更加谨慎，不愿意追求风险性活动，而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更愿意冒险，从这个方面来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能避免“短视”行为，而选择对企业长期有利的高风险活动。因此，当面对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更不确定的经营环境时，过度自信的高管倾向于相信自己能够克服风险，并会以乐观的态度面对风险，更敢于进行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的社会责任活动投资。最后，过度自信管理者还存在“好于平均”的心理，往往对自身有更高要求，希望自己成为行业中的优秀者，对声誉和自我实现高度渴望，这种“功利心”激发了他们对建立企业和自身声誉的强烈需求，因此会促进国际化企业选择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以快速建立声誉，实现自我价值。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管理者过度自信正向调节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我国2012—2019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被ST、PT 样本，数据异常样本和资产负债率大于1 的样本，为降低异常值对数据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水平Winsorize 缩尾处理。经筛选处理后，最终得到一个包含522 家国际化公司的样本数据集和一个包含1 073 家公司的全样本数据集。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手工收集和讯网公布的社会责任评分，该评分从股东、员工、消费者、环境等方面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较为全面。公司国际化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数据来自Wind 数据库，管理者过度自信数据、公司财务和其他企业基本信息数据均来自CSMAR 经济金融数据库(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二)变量定义与测量
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参考学者们的研究，本文使用第三方机构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100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代理变量，数值越大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越好。
解释变量。公司国际化(CI)。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使用企业海外业务收入/总收入来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
调节变量。机构投资者持股(INS)。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做法，使用社保基金、其他机构持股数据和QFII 持股比例之和衡量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INS＿RE)；
使用基金、综合类券商和保险公司持股比例之和衡量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INS＿SE)。进一步，借鉴海本禄等[12]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使用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与高管薪酬总额比值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比值越大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
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企业规模、性质、企业绩效等都会对企业国际化和履行社会责任产生影响。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借鉴学者们的研究，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为控制变量: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债务杠杆(LEV)、总资产收益率(ROA)、公司成长性(GROWTH)、股权性质(SOE)、两职合一(DUAL)。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假设H1，本文构建如下模型M1:
为检验假设H2a、H2b本文构建模型M2、M3:
为检验假设H3，本文构建模型M4:
模型中，CSR 代表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I 代表解释变量企业国际化，CI＿INS＿RE 代表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国际化的交互项，CI＿INS＿E 代表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国际化的交互项，CI＿OC 代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互项，Controls 代表所有的控制变量，ε 代表随机误差项。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使用522 家国际化企业样本和1 073家全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及后续统计分析。其中，将具有海外业务收入的企业视为国际化企业样本，反之，则为非国际化企业。如表2 所示。单独国际化样本的522 家企业CSR 均值(0.250)高于全样本的均值(0.238)。无论是国际化样本还是全样本中，被解释变量CSR 的标准差均大于0.15，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在国际化样本中，解释变量企业国际化CI 的均值0.211、最大值0.997、最小值为0.000 021(下表中除个别数据，其他数据均保留了小数点后3位)，表明不同企业之间国际化程度差异较大。国际化样本中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最大值为0.968、最小值为0，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最大值为0.966、最小值为0，说明不同企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存在较大不同；
其中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均值为0.393、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均值为0.055，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均值明显大于压力敏感型，说明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存在明显差异；
全样本结果与国际化样本处数值上的不同，结果均一致。在国际化样本中，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126，说明不同企业管理者自信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均值为0.055，说明整体上企业管理者自信程度不高。
表2 描述性分析
续表2
(二)假设检验
内生性检验。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
PSM 需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和平行性假设两个前提条件。如图1 和图2 所示，是1:1 最近邻匹配下处理组和控制组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函数图，可以发现，匹配前两组的核密度函数形态存在显著差异，匹配后差异明显减小，重叠部分增多，较好地满足了共同支撑假设。平衡性假设要求匹配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表3 是平行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匹配完成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偏误大幅减小，都小于10%，且t 值的结果都不显著，满足了平行性假设。本文同时验证了协变量的联合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匹配前伪R2 值为0.058，LR 的P 值为0，标准化差异B 为56.6，而匹配后伪R2 值为0.001，LR 的P 值为0.338，标准化差异B 为5.7，表明匹配完成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匹配效果较好。
表3 平行性假设检验
表4 协变量联合检验结果
图1 匹配前核密度函数
图2 匹配后核密度函数
满足上述假设以后，计算进行国际化企业和未进行国际化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的平均差异，即ATT 平均处理效应。表5 报告了匹配前后的ATT 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匹配完成以后，进行国际化的企业社会责任均值为0.25，未进行国际化企业社会责任均值为0.232，ATT平均处理效应为0.018，t 值为3.84，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情况下，进行国际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更好，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表5 ATT 平均处理效应
回归分析。本文使用1 073 家全样本企业数据对模型1、2、3 和模型4 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进行了Hausman 检验，发现P 值为0，在1%的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因此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下表6 所示是本文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企业国际化CI 的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β ＝0.035，p<0.01)，验证了假设1，说明企业国际化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越好；
企业国际化与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交互项CI＿INS＿RE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β ＝0.01，p<0.01)，验证了假设H2a，说明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会促进国际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国际化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交互项CI＿INS＿SE 结果并不显著，验证了假设H2b，说明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不存在影响；
企业国际化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交互项CI＿OC 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下显著(β ＝0.162，p<0.05)，验证了假设3，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在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综合上述结果，H1、H2a、H2b和H3 均得到验证。
表6 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与CSR 存在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在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但存在异质性。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强化了跨国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对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管理者过度自信在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企业国际化对不同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存在差异，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以及慈善责任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促进效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与履行环境责任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而给企业带来的回报却存在不确定性和周期长有关。
(二)建议
首先，企业要立足于长远目标，努力做强做大，提高自己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在国际化过程中，不盲目追求国际化的速度，而要重视国际化的质量，提高企业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动态能力。其次，企业要建设开放、包容的组织文化，为企业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改善管理体制提供良好的基础保障。再次，建议企业增加引入机构投资者的比例，依法发挥机构投资者的监督、治理作用，借助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长期机构投资者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代理成本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促进企业长期发展。最后，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关注国际贫困问题、疾病问题，注重环境保护和员工权益保护，积极参与全球性慈善事业等方式，打造积极的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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