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与员工持股计划：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分析

林 川,赵艳秋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重庆 400031)

自2014年员工持股计划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试行后，便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与支持，越来越多的公司相继实施该制度[1]。作为一项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制度安排，员工持股计划能为企业职工谋求福利，也能够帮助企业留住关键人才[2]。然而，员工持股的早期实践结果却并不让人满意，暴露出企业对员工持股重要意义的理解缺失，以及法律规范和正确引导的缺位[3]。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进共同富裕成为国有企业的应尽之责。国有企业作为发展生产力与财富创造的主力军，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4]。面临新时代制度环境，正确推行员工持股计划无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佳制度安排[5]。员工持股计划是人力要素资本化的积累，也是企业层面收入再分配的有利手段，是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向更高标准、更高质量迈进，将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6]。发展数字经济被认为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动能[7]，而国有企业则是推行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是国有企业的新业态，帮助国有企业将数字技术与持续创新嵌入企业组织结构，让数据要素在企业内充分活跃并增加产出[8]。我国扎实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目的之一是早日实现共同富裕，而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经济发展均衡、发展成果共享的数字经济战略远景[9]。另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层面上，都承担着更多推进共同富裕的责任[10]。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因其对所在地区经济社会了解程度更深，承担的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也更重，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所在地区共同富裕。加之地方国有企业也承担着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做到收入再分配、企业利润由员工共享的主体责任，承担着扩大当地就业、保障当地民生等兜底任务的社会责任，因此，推动员工持股计划，就成为地方国企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之一。

国内外学者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了充分研究。员工持股计划最早在美国盛行[11]，因此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且多数文献对员工持股计划持积极态度。早期国外研究主要围绕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员工持股计划问题进行分析，将员工持股的实施动机划分为激励动机和非激励动机[12]，其后则多开展针对员工持股经济后果的研究，相关学者认为员工持股将有效提高企业销售业绩与技术创新[13]、降低公司风险与产生股权激励[14]、改善公司估值与股利支付政策等[15]，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资本成本、促进员工职业发展[16-18]。然而，也有学者注意到不同规模企业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也会造成股东价值的损害[12]。国内针对员工持股计划激励有效性的研究结论也存在一定分歧。黄慧群等[19]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逐渐形成了范式研究。部分文献认为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20-21]，有助于产生提升公司市值、改善业绩等一系列良好的经济效益[22]，或是对企业违规行为有显著的治理作用[23]，能够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做公司的“主人翁”。但也有部分文献认为员工持股计划的长期激励导向较弱[2]，并且早期员工持股呈现无计划状态，从而实施效果不佳[24]。从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动机角度，郑志刚等[25]认为员工持股计划或成为大股东获取控制权的手段。高榴等[26]也指出目前我国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存在股东权利保障机制不够完善、信息披露不达要求等问题。

近年来，数字中国推进成果显著，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当下最具发展潜力的新经济形态[27]，为更好运用数字化技术重塑企业战略与业务流程等企业核心，数字化转型战略运营而生[28]。数字经济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数字经济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成为企业更好释放数字经济动能的着力点，为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发展作出调整，重新出发。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中起到了“桥梁”作用[29-30]，是赋能数字经济在国有企业中起作用的落脚点。现有研究已经注意到数字化转型能助力共同富裕，有利于抑制收入不平等[31]，例如，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企业营业总收入[7]，数字经济与农业经济融合发展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32]，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助力乡村振兴等[33]。可见对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讨论应与数字经济背景相结合，以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切入点，探究员工持股计划在共同富裕中扮演的角色便具有现实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2014—2021年A股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从共同富裕的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影响。具体而言，通过构建Tobit回归模型检验发现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推动共同富裕。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验证，本文结论依然成立。在稳健性检验中，利用劳动收入份额、人均薪酬、总薪酬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共同富裕，并进一步分析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通过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地方国企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更高的地区、地方国有企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时，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在理论方面，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探索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的作用，结合数字经济背景探究地方国企实施共同富裕的新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切入点；
在现实方面，以地方国企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到共同富裕的本质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但目前与共同富裕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故以地方国企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地方国企在提高总体收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对共同富裕的诠释。同时，本文也为地方国企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给予新的思路，有利于开拓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视野，丰富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推进共同富裕的愿景将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员工持股计划联系了起来。数字化转型将帮助地方国有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帮助企业促进资本积累、降低成本，促进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弥补企业在实行初次分配时的差距。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关系：

其一，在降低成本与提升公平效率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地方国企区域内平衡发展并推进共同富裕。数字化转型将降低地方国有企业的粘性成本、创新成本与沟通成本[34]，促进技术进步，并有利于加快融合传统生产要素与数据要素，最终改善区域不平衡发展，从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数据要素为技术共享提供了便捷性，有利于将国有企业数字新兴产业纳入未来发展[35]。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智能化，能够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有效推进国企员工持股。地方国有企业在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同时能够促进共同富裕迈上新台阶。数字化转型使企业信息更加透明，有助于通过员工持股计划解决更多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优化企业的产权结构。数字化转型赋能组织发展，让员工职能权责的界定更加清晰；
并且数字信息的实时传递与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组织的内部边界，让组织内部更具包容性，更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便是对上述员工职能发展的肯定，从而推进共同富裕。

其二，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利益驱动下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的可能性上升，同时收入再分配的基数扩大也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推动宏观经济一般性增长将“蛋糕”做大，同时数字治理效应促进区域产业分散化、城乡协调化，从而有助于在宏观层面上分好“蛋糕”[36]。企业是微观层面的主要承载者，是员工收入的主要来源主体，如何高效分配“蛋糕”，降低贫富差距，地方国有企业大有可为。与此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地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积累与市场一体化，将“蛋糕”做大的同时，员工持股计划便是分配“蛋糕”的最好制度安排，既不违反现代产权制度，又能达到由员工共享发展成果的目的。再者，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让传统收入分配体系的某些制度不再是最优安排，因此在坚持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当考虑协调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制定与之匹配的收入二次分配制度，员工持股计划便可充当这一角色。

其三，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引进数字技术与改变组织的外部力量，往往忽略了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尤其是员工[37]。而数字化转型为地方国企培养了一批“数字员工”，他们是掌握多重技术深入融合创造并运用到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新型工作人员，员工持股计划就是留住这些“数字员工”的好方法。一方面，股权激励比短暂的津贴更能产生长久的正向激励，员工与实施持股计划的企业在利益上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员工将恪尽职守并监督企业内部治理。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将让该企业的股价短期上升[38]，并且员工的参与感与信任度都有所提高，积极的心理抚慰作用减少了企业关键员工的流失，为企业留住了更多的人力资本[39]。可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员工起到了激励作用，而员工持股计划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与推进共同富裕紧密联系起来。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有助于推进共同富裕。

(一)数据来源

国有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更具担当，并且在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有卓越作用。地方国有企业分支多、带动就业广。为此，选取2014—2021年A股上市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参照现有做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在全部A股数据中剔除央企的数据样本，将研究范围细化到地方国有企业；
第二，因为金融行业企业财务计量方法与一般行业上市公司不同，因此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
第三，因为特殊处理的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亏损状况，且也会受到中国股票市场的交易影响，因此剔除特殊处理的上市公司样本；
第四，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最终得到5 95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样本。A股上市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规模与治理结构等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而员工持股计划的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员工持股计划(ESOP)。推行员工持股计划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之一。员工持股计划不仅是公司实行资本积累的方法，也是实现公司股权向员工转移、提供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积极性、提高生产力的良策。参照孙即等[22]和方明月等[7]的做法，本文以A股上市地方国企发布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日为起点，在样本期间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当年及之后的年份，除停止实施的样本，均设为1；
而公告日年份之前则记为0，同时整个样本期内均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样本记为0。

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igital)。本文构建“数字化转型”(Digital_1)与“数字化转型力度”(Digital_2)两个指标对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度量。在现有文献中，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逐渐从数字信息相关资产、数字处理相关员工信息[40]到问卷收集企业数字化信息[41]，目前普遍认同的衡量方法是构建企业数字化信息词典。有鉴于此，参照袁淳等[42]、谭志东等[43]的做法，本文利用2014—2021年A股地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年报，抓取年报中披露的“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应用”五大指标分类以及下设的71个具体指标名称为关键词，统计各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出现的频次越大则说明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力度越大。Digital_1关注该地方国有企业当年是否发生数字化转型，如果该企业当年年报中有以上关键词则记为1，否则记为0。Digital_2则关注数字化转型程度，是一个相对全面的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指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衡量。

控制变量：参照马巾英等[44]和张孝梅[3]的做法，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选取了二职合一(C&G)、董事会规模(Board)、董事会持股比例(Share)和股权集中度(H10)作为控制变量；
在公司经营方面选取了企业规模(Size)、净资产收益率(Roe)和资产负债率(Lev)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说明

(三)模型构建

由于样本在部分观测年限中存在没有实行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况，即被解释变量部分为0，属于受限制变量，故为了得到无偏和一致的估计，本文采用Tob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对模型中的主要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以此规避个别极端值与异常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ESOPi,t=β0+β1Digitali,t+β2Controlsi,t+∑Industry+∑Year+εi,t(1)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全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分位数统计来看，约75%的地方国企观测年度内没有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并且从样本量与均值来看，地方国企观测年度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数量也不多。从主要的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描述性结果发现，超过50%的地方国有企业在观测年度内都开展了数字化转型，并且超过25%的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力度相对较大。从标准差来看，全样本的标准差均较小，说明每个变量存在较小差异、数据偏误较小。

表2 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全样本相关性结果。总体来看，变量间相关系数值较小，并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此外，变量ESOP与变量Digital间的相关系数值均为正，这验证了数字化转型与员工持股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

(三)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研究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与员工持股的关系，探究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本文利用模型(1)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回归结果

表4列(1)和列(2)报告了在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只考虑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影响。主要解释变量Digital_1和Digital_2的系数分别为0.033和0.029，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列(3)和列(4)报告了在进行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将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经营状况两方面选取的控制变量也一同考虑在内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加入控制变量后，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保持正相关。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地方国有企业促进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有助于地方国有企业利用股权激励的方式减少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假设1得以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1.被解释变量滞后

为检验主要变量互为因果的关系而产生回归结果的偏误，本文采用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方法，即t期被解释变量与t+1期解释变量对模型(1)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5所示，列(1)和列(2)为只考虑控制年度行业固定效应时滞后一期的员工持股计划与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列(3)、列(4)则在此基础上将控制变量考虑在内。结果显示：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见互为因果对本研究结论的干扰较小，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5 被解释变量滞后回归结果

2.替换被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财富增加和人民收入增长与此密切相关[45]，为进一步探讨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参照方明月等[7]的做法选取劳动收入份数(Labor)，即样本企业工资薪酬与营业总收入的比例；
样本企业劳动报酬与总资产比值(Per_salary)；
样本企业人均薪酬的自然对数(Pay-assets)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检验。由于被解释变量均为连续变量，故采用OLS回归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

表6报告了基于共同富裕视角替换的被解释变量与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数、工资薪酬与营业总收入比值、企业人均薪酬，表明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财富增加、人均收入提升方面效果显著。可见，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与共同富裕相互融合发展，数字经济特征、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与共同富裕目标紧密相连，有望在实现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表6 替换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五)内生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为进一步消除因系统性差异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检验。首先，采取1对1方法进行匹配，将前述控制变量包含在匹配范围内，增加匹配的精确性。同时为直观考察匹配效果，将匹配前后控制组和处理组的样本密度变化情况进行了比对，如图1所示。图1展示了匹配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样本密度变化，匹配后较匹配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分布形态趋于重合、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均值在统计学意义上已经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匹配的效果较好，避免了直接计算时样本选择偏误造成的不正确估计。

图1 匹配前后组间密度

在确认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本文样本数据拥有较高的匹配度后，利用匹配后的数据对模型(1)进行Tobit回归，其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表明：在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内生性问题做初步处理后，利用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进一步查考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影响，数字化转型与员工持股计划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与前文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结论保持一致。

表7 PSM倾向得分匹配后回归结果

2.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为进一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减少模型误差带来的实证结果偏误，本文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假设1进行检验。首先，关于工具变量的选择，参照施炳展等[46]的做法，选取公司所在省份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Ports)和网页数(万个)(Webpage)作为工具变量，对以上两个变量的数据均进行取对数的处理，增加数据的平滑性。考虑到地方国有企业所在省份不同，差异的数字化背景影响着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例如，相对不发达的所在地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更困难，转型成本也更大，接触数字化的思潮与资源也相对有限。这表明了公司所在地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将正向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即预期第一阶段的回归系数应大于零。本文考虑到公司所在省份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Ports)和网页数(万个)(Webpage)正是当地数字化环境的一个缩影，并且与共同富裕的关联较小。因此，结合前文控制变量构建两阶段模型中第一阶段模型(2)与模型(3)，表8报告了两阶段回归结果。

Digitali,t=μ0+μ1Portsi,t+μ2Controlsi,t+εi,t

(2)

Digitali,t=θ0+θ1Webpagei,t+θ2Controlsi,t+εi,t

(3)

表8的列(1)至列(4)报告了地方国企所在省份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Ports)作为工具变量时的两阶段回归结果，列(5)至列(8)报告了地方国企所在省份的网页数(万个)(Webpage)作为工作变量时的两阶段回归结果。总体来看，在第一阶段μ1和θ1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公司所在省份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Ports)和网页数(万个)(Webpage)对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第二阶段中，分别引入Ports和Webpage这两个工具变量，Tobit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Digital)与员工持股计划(ESOP)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进一步说明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仍成立。同时，本文还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在第一阶段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下，F统计量都大于10，且对应P值显著接近0，则工具变量Ports和Webpage与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显著相关而无关于员工持股计划，满足了外生性要求。

表8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六)异质性分组检验

1.以公司所在省市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大小为分组标准

数字经济的大环境指导着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路径，并与企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故本文探究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性对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影响。本研究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披露的2021年中国16个数字经济规模突破1万亿元的省市区作为高数字经济发展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当样本公司所在地为以上16个省市区时便归为高数字经济发展组别，其余省市区记为低数字经济发展地区，回归结果见表9。

表9 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分组回归结果

表9报告了不同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的地方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差异性影响。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员工持股计划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国有企业更愿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可见数字经济发展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动能，提高了有限资源的普遍化水平。数字经济带动了各地区“富裕”，员工持股计划帮助经济成果惠及范围扩大，打破了地域发展阻碍，减少了区域间贫富差距。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地方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与员工持股计划呈现相反的结果。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地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方国有企业，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而非对员工实行股权激励；
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区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较高，且数字化转型的速度也相对较慢，故企业当前的任务是将资源集中在战略发展与转型升级上，而非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2.按公司所属行业的要素密集度为分组标准

企业生存发展与所属行业息息相关，对公司所属行业的要素密集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企业的内在经济规律，进一步预测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行业发展的趋势以及公司的行为表现。为此，本文参照郑雨稀等[47]的做法，将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的“A农林牧渔业、B采矿业、C13-C21包括食品、纺织、木材等行业以及D电力等、E建筑业、F批发零售、G交通、P教育、R文化、S综合”的公司记为劳动密集型，其余行业分类的公司则归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进一步探究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和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以行业要素密集度进行分组回归，其回归结果见表10。

表10报告了地方国有企业分别属于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其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影响。通过对比表10 结果可以发现，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员工持股之间显著正相关，而该结果在劳动密集型的地方国有企业中却并不成立，同时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可见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公司上没有体现。这可能是因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国有企业更容易进行数字化转型，从而通过数字化转型使员工持股以及其他有助于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或行为发生；
而相比之下，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公司其数字化转型的速度相对较慢，同时考虑到劳动密集型行业员工总数相对更多，其更看重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提高公司营业总收入的方式提升员工收入比部分员工股权激励政策更贴近实际。

数字经济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化转型也已成为企业助推共同富裕的有力工具。地方国有企业是推动地方共同富裕的主导力量，其作为数字经济成果共享的承载体，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助于其做到收入再分配。故本文以2014—2021年A股上市地方国企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影响，并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探析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原因。研究发现：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是推进共同富裕取得进展的新动能。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依然成立。本文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检验表明并无互为因果而导致的实证结果偏差；
同时基于共同富裕视角，选择劳动收入份额、工资薪酬与营业总收入比值、企业人均薪酬作为替换的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国企数字化转型推进了企业总收入、人均薪酬等上升，有助于共同富裕迈上新阶段。最后在异质性分组检验中，地方国有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其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而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不成立，原因可能在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地方国有企业的首要目标是将经济“蛋糕”做大，而非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归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地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公司中两者关系却并不成立，其原因可能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公司更容易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而促进员工持股计划及其他推进共同富裕的举措实施，而劳动密集型公司的特征决定了其更偏向于提高营业总收入与初次分配的比重，提升员工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深刻影响着传统产业和商业模式，成为了当下探讨最多的新经济形态。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载体，其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大有可为。同时地方国有企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推进共同富裕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对地方国有企业发展提供以下几点建议：(1)地方国有企业应当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在资源能力范围之内扩大数字化转型的力度。宏观上，数字经济降低社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做大经济“蛋糕”；
微观上，各类企业交易费用、粘性成本降低，为员工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2)地方国有企业应积极培训“数字员工”，并利用员工持股计划等股权激励方法留住关键员工。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培养综合职能型员工，有助于企业储备和积累人力资本、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增加产出。(3)地方国有企业应当立足企业具体情况与地区发展环境，积极稳妥地推进共同富裕。因为数字化转型与共同富裕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应当遵循发展规律，聚焦关键领域与重要环节，有条不紊地发挥数字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强大优势。(4)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地方国有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技术创新的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提升企业绩效，落实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激励政策；
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方国企应当利用数字化转型乘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东风，稳固营业总收入，提升职工薪酬。综上所述，地方国企应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先富带动后富，利用股权激励等方式实行收入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

在未来的研究中，地方国有企业对共同富裕的探讨还可以更加多元化。首先，可以探索除了员工持股计划，其他将数字化转型与共同富裕紧密联系起来的企业行为或政策，如企业高质量发展、地区GDP等与数字化转型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其次，可以拓宽研究对象的范围，将央企纳入研究样本中考虑，并比较央企与地方国企在数字化转型与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差异性以及带来的结果。最后，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数字经济的发展不能仅局限于企业内部组织或经营业务上的数字化转型，还包括从数字金融等方面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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