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骅与抗战时期中德秘密往来

王文隆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在两国敌对状态下,如何与敌方联系,传递怎样的讯息,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重点,聚焦的是抗战时期的中德关系。1941 年7 月1 日,纳粹德国承认汪精卫政府为代表中国的政权,迫使重庆方面不再隐忍,于次日宣布对德断交。重庆国民政府下令驻德使领全数撤离,驻德大使陈介转任驻阿根廷大使。国统区内的德国驻华使领,也因国交中断,转往租界或是其他第三地。从1941 年7月2 日至同年12 月9 日重庆国民政府对德宣战期间,这段中德并无国交的半年岁月,失却了官方渠道,但仍有“民间渠道”维系着对德关系。对德宣战后,中国国民党在朱家骅的指示之下,仍在党务系统所能触及的范围内维系与德国的往来。这一细节掩藏在官方资料之外,存藏于《朱家骅档案》之中,是重庆当局与作为轴心国之德国秘密往来的特殊渠道。

关于抗战时期的中德关系,通论性的名作不少(1)通论式的研究成果如: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周惠民:《德国对华政策研究》,台北:三民书局,1995 年；
马振犊、戚如高:《友乎? 敌乎? 德国与中国抗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马振犊:《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战时德国对华政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张北根:《国民党与德国的关系(1912-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另有论文如易豪精:《从“蜜月”到断交——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5 期。。较为人注意的是中德间的军事合作与军事交流,尤其是德国军事顾问团与“合步楼”(Hapro)公司最受瞩目(2)如吴景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德军事和经贸合作关系的若干史事述评》,《民国档案》2006 年第4 期；
罗永明:《德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兵工事业的影响(1928-1938)》,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李兰琴:《试论20 世纪30 年代德国对华政策》,《历史研究》1989 年第1 期；
李乐曾:《赛克特在华活动述评》,《世界历史》1994 年第1 期；
孙红国、陈世阳:《纳粹德国外交决策体制与驻华军事顾问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 年第6 期；
徐康:《论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中国整军与抗日战略设计的贡献》,《民国档案》2017 年第1 期,等等。。此外,亦有讨论中德贸易、中德文化交流的相关作品(3)如陈谦平:《抗战初期的中德钨砂贸易》,《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3 期；
杨捷论:《论20 世纪30 年代中期的中德“易货贸易”》,《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4 期,等等。。关于抗战时期中德断交,前述通论性的著作都有谈及,此外,左双文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研究》中,也针对中德断交做了些许讨论,并还原了重庆国民政府对德、意宣战的决策过程(4)左双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研究》,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年,第155-161 页。。然而,上述作品中,除了马振犊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战时德国对华政策》一书中,谈及中德断交后,在德国政府的要求下,仍维持与合步楼驻渝代表韦尔纳(Ludwing Werner)的联系,认为这是刻意保留的特殊通道,其他各书对于中德断交到中德宣战的半年甚至是其后,仅是一笔带过,并未着墨(5)马振犊:《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战时德国对华政策》,第416-418 页。。德国学者舒欣(Astrid Freyeisen)所撰《上海与第三帝国的政治》(ShanghaiunddiePolitikdesDrittenReiches),以德国档案为主,搭配美国资料探讨纳粹利用上海为据点的政治运作,谈及外交人员、情报人员以及媒体宣传等,然因未利用中方资料,并未掌握中德间秘密接触的细节(6)Astrid Freyeisen,Shanghai und die 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Würzburg: Königshausen &Neumann,2000.。陈郴所撰《德国在华军事情报机关(1941—1945)》利用德国与美国档案,梳理中德绝交前后德国在华情报机构的布建与作用,该文侧重德方在华情形,可供本文搭配参考,了解德方的思路与背景(7)陈郴:《德国在华军事情报机关(1941-1945)》,《台大历史学报》2009 年总第44 期。。与本文最为相关的,要属李乐曾的几篇论文,他以藏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朱家骅档案》为主,完成《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德政策——以朱家骅使德计划为中心》《欧战爆发后朱家骅的对德立场与联德活动》与《抗战中后期朱家骅的对德活动——以国民党的对德舆论及敌后对德工作为中心》等一系列论文,触及中德绝交之后的中德关系,并点到朱家骅利用沦陷区敌后党部与德方的接触,对本文深具启发(8)李乐曾:《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德政策——以朱家骅使德计划为中心》,《德国研究》2009 年第3 期；
李乐曾:《欧战爆发后朱家骅的对德立场与联德活动》,《民国档案》2010 年第1 期；
李乐曾:《抗战中后期朱家骅的对德活动——以国民党的对德舆论及敌后对德工作为中心》,《民国档案》2011 年第2 期。。然或因限于篇幅,李乐曾所论未能旁及中德文化协会居间的角色,以及敌后党务所传讯息的脉络,使得本文有再探的空间,梳理朱家骅处理对德关系的动念、布局与安排。

本文因日方资料所获甚微,而德方史料在出版的部分亦未涉及,故将利用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朱家骅档案》《外交部档案》,和“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日本亚细亚资料中心所藏等资料,搭配相关的报刊、公报与时人的回忆,以朱家骅与中方视角为主建构全文。

朱家骅虽非外交官,但中德关系的维系却少不了他,这得从朱家骅与中德关系之所以紧密开始谈起。

(一)中德关系的拉近

对国民政府而言,中德之间的关系代表着友好、互助与商贸等多重含义。这不仅表现在留德之中山大学教授朱家骅牵线,推动德国派遣军事顾问来华协助训练国军、输入德制军火装备国军,也表现在德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被迫放弃在华特权,以平等姿态在华贸商,接触广涵从民间贸易到政府合作等多重层面(9)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ⅱ页。。

20 世纪30 年代初期,从中国进口原料,再出口军火到中国,成为德国相当重要的贸易模式。德国自中国进口金属与矿沙所占比重,从1932 年的2.2%升至1937 年的22.5%。1936 年,中国还成为德国军火最大进口国,占当年度德国军火销售份额的28.8%(10)萧李居:《国民政府对德日“防共协定”的因应》,《“国史馆”馆刊》2018 年总第58 期,第90-91 页。。国民政府向德国订购的军火,从野战部队需要的枪支弹药,到防毒面具、探照灯、飞机与高射炮,甚至还曾向德国订购潜艇,准备防卫沿海地区(11)《我国向德合步楼公司订造潜艇》,“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020-042304-0005；
关于订购项目,可参考:马振犊、戚如皋:《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167-169 页。。中德之间的渠道,通过官方主导或监督,以外交及军事渠道为主,民间或是伪装之民间渠道为辅。

20 世纪30 年代,朱家骅在政治体制内升转得很快,1930 年9 月就任中山大学校长,两个月后便离开广州转任中央大学校长,次年9 月就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2 月改任教育部长,1932 年10 月又转任交通部长,1936 年春开始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同年12 月至次年11 月间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在党务系统方面,朱家骅自1931 年11 月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且进入中央政治会议、担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1932 年3 月7日起,自民众指导委员转任宣传委员。朱家骅虽没有进入外交系统,然因接近党内核心,且与德国关系密切,成为能对德联系的一员,布置了异于外交系统的第二渠道——中德文化协会。

(二)中德文化协会的成立

中德文化协会于1935 年5 月4 日在南京成立,是一个以加强中德文化交流为宗旨的民间团体。此与1933 年5 月以郑寿麟主导的德国研究会为基础,于北平所建的中德文化协会(后改为中德学会)同名但不同源,彼此没有关联。中德文化协会与南京当局党政要员关系颇为密切,由朱家骅、厉家祥(厉麟似)、蒋复璁、滕固等留德归国人士组成,以既有的德奥瑞同学会为班底,会址设于南京平仓巷41 号德奥瑞同学会中。成立之初,外交部与教育部每月分别给予200 元及100 元的经费补助,除有交通部津贴、德奥瑞同学会津贴等不定期收入和银行账户孳息外,还有德国驻华使馆捐助的资金,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的捐款。章程明定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与德、奥、瑞三国驻华公使任名誉会长,由于奥、瑞两国并未派遣公使驻华,因此实际上仅有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与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为名誉会长,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朱家骅任理事长,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厉麟似、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德国驻华使馆代表劳德士参事 (Lautenschlager)、德国驻沪总领事克利拜(Oberstleutnant a.D.H.Kriebel)、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福根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等任理事,下设出版委员会、交换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协理会务,出版《中德文化协会专刊》一种(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德文化协会第一届会务报告》,《民国档案》1999 年第3 期；
《中德文化协会,推定朱家骅为理事长,并推商承祖草理事会细则,明年秋在京开德国美展会》,《中央日报》1935 年5 月18 日,第8 版；
中德文化协会编:《中德文化协会工作报告书(1934 年5 月)》,第7 页。。该会多举办送往迎来的交流活动、外宾接待与学术报告等活动,另也有茶会、美展等艺文活动(13)《柏林博物院主任莱登梅斯特来华游历,中德文化协会昨开茶会招待》,《中央日报》1935 年5 月18 日,第8 版；
《中德文化协会昨请德经济考察团员讲演,中德两国实有互助必要,开一经济合作之新途径》,《中央日报》1935 年12 月21 日,第8版；
《中德文化两团体昨欢迎,德国经济考察团,到克朴公使等六十余人,朱家骅致欢迎词》,《中央日报》1936 年2 月14 日,第8 版；
《余施冰兰夫人,朗吟中德诗歌,应中德文化协会之请,首都文艺界尚属创举》,《中央日报》1936 年5 月10 日,第7版；
《朱契等影展今日起在中德文化会》,《中央日报》1936 年10 月8 日,第7 版；
等等。。此外,为了提振中德间的学术交流,该协会亦建请教育部同意大学设立德文系,并将德文纳为中学第二外国语、提供赴德留学奖助,以增加双边往来与认识(14)《中德文化协会决选送留德学生,购定基地九亩建筑会所,定期开一届年会》,《中央日报》1936 年7 月7 日,第8 版；
《中德文化协会决呈请教部,大学添设德文系,中学以德文为第二外国语,同济大学增德国文哲讲座,推朱家骅为理事长》,《中央日报》1936 年8 月21 日,第8 版。。中德文化协会成了官方外交渠道之外与德国往来的第二渠道,而朱家骅也在其间扮演了关键角色。

(三)朱家骅使德的规划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德关系变得微妙。对德国而言,中日和平共存,德商得以在东亚自由商贸,才是最大利益所在。此外,为避免中国因对日冲突转与苏联亲近,要试着拉住国民政府,对德国来说也是不得不做的决定,这都是希特勒授意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的根本原因。然而,日军在中国战场攻势不断,到了1937 年11 月,在华北不仅拿下了平津,也取得了太原,在华中不仅占领了上海,也持续向南京进军。自认胜利在握的日本,所提“和平条件”越来越苛刻,不仅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还要“日满华”合作与支付赔偿。这近乎屈辱的条件,让蒋介石难以接受,使得陶德曼居间的调停破了局,而日方也于1938 年1 月明确表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务实的德国,于此着手调整东亚政策,在中苏走近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情况下,从原本的中立转为向日本示好,并于1938 年2 月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国民政府虽通过外交系统对德表达不满,但大致还算克制(15)郭恒钰、罗梅君编:《德国外交密档:1928-1938 年间之中德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年,第61-63页。。或因中德关系在此时越发困难,遂有1938 年2 月5 日国防最高会议中,以对德熟悉之党国大员朱家骅,取代驻德大使程天放的讨论(16)《国防最高会议第41-50 次常会纪录》(1938 年2 月5 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00.9/6。。

朱家骅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经济建设设计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兼代理秘书长,党政地位逐渐重要,以其受党政重任且深知中德军事合作的身份,派使德国确是不错的选择(17)关德懋对此的回忆称,因朱家骅为党政要员,且已经担任过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中央与地方要职,因而要求以特使身份受派。详见关德懋:《关德懋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年,第39-40 页。。奉此,外交部着手规划朱家骅往使德国商议中德经济文化及技术合作事宜,希望中德关系不再恶化,且使德国持续供应中方军火。朱家骅于1938 年3 月28 日呈报依蒋介石指示草拟的访德计划,拟与德方陈述: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抗日,日本绝难使中国屈服,并提醒德方在东亚之利基为经济,德日实具竞争关系,合作不易,另也将建议德方缓派驻“满洲国”大使。就中德合作方面,除加紧双边在哲学与科学教育方面的交流,由双边政府拨经费办理外,亦规划增加商货进口、吸引德资来华投资以及成立中德合资企业等,并允诺为受聘来华德籍专家提供便利(18)《抄朱家骅签呈》(1938 年3 月28 日),“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020-042302-0001。。朱家骅以经贸发展为基础,对于德日在东亚实具竞争关系,由是中国得以有发展对德关系之空间的假定,成为朱家骅日后处理对德关系的信念。

然而不久后,为应对抗战全局,中国国民党于1938 年4 月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调整党政结构,受任为中国国民党秘书长的朱家骅因责任重大,支走不开,无法衔命赴德。而1938年5 月德国复以对中日冲突严守中立为托词,一则宣布停止对华军售,二则要求解除以私人名义在华服务的德国军事顾问之契约(19)《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在外交部长官舍陶德曼大使会晤王部长谈话记录》(1938 年5 月21 日),“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020-042302-0022。。蒋介石被迫于同年6 月14 日约见陶德曼,同意德国在华顾问返国(20)《委员长接见德大使陶德曼谈话记录》(1938 年6 月14 日),“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020-042302-0022；
《蒋介石日记》(1938 年6 月14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此事之后,陶德曼与程天放双双去职,国民政府改派时任外交部次长的陈介,于1938年6 月任驻德大使,德国就此不再派任驻华大使,仅以一名代办办理馆务,形式上降低了对华交涉的层级。此时,朱家骅担任理事长的中德文化协会,就成了传递讯息的第二渠道。

(四)通过中德文化协会的传递

西迁的中德文化协会,因会员受战乱影响而分散,自1937 年末以后几乎没有运作,到了1939年1 月15 日,在朱家骅的号召下,在渝会员开会员大会,会中推举会务委员十余人,协助理事推动会务。朱家骅发言时提到,中德邦交年来颇多变化,然而这都是一时的,文化事业是永久的,希望协会诸君一同努力。德方由驻渝领事慨普(Kempe)代表致辞,表达持续支持与参加中德文化协会之意(21)《中德文化协会今开会员大会》,《中央日报》1939 年1 月15 日,第4 版；
《中德文化协会,昨举行茶会》,《中央日报》1939 年1 月16 日,第4 版。。这可以说是中德文化协会在重庆恢复活动的起点。

中德关系出现转折的关键在于欧战局面的变化。历经“假战”之后,德军于1940 年6 月横扫法国,西欧战局大有一改对峙局面的可能。与此同时,中德文化协会于1940 年6 月7 日在重庆嘉陵宾馆扩大召开第五届年会,中德双方共130 余人参加。朱家骅在致辞时期许德国能为世界和平做出更多贡献,并呼吁德国政治家们能注意到中德两国自17 世纪以来关系日密的实况,加强两国文化的沟通与发扬(22)《中德文协第五届年会,朱会长开会词,大会宣言》,《中央日报》1940 年6 月9 日,第3 版。。朱家骅此言现时看来突兀,但若置放在朱家骅预定使德时主张欧战结束后德日将于东亚冲突的假设中来看,就不难理解朱家骅在第五次大会的宣言中,以日本侵华将独霸远东,再度呼吁德国重新考虑远东政策的言谈。

1940 年6 月11 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评中德协会宣言》的社论。该份社论呼应朱家骅所言,寄许条顿民族的哲学天性,能在重要关头发挥文化遗传的智慧,替欧洲创造一个荣誉的和平,为世界奠定一个永久安全的局面；
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例提醒德国,相信德国必定十分鄙视日本军阀的贪婪,希望德国疏远日本,及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重新考虑远东政策(23)《评中德协会宣言》,《中央日报》1940 年6 月11 日,第3 版。。驻德大使陈介于1940 年6 月16 日拍给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张群的电报,也指陈英国一但失败,欧战结束,局面将大为改观(24)《陈介电张群欧战趋势与德日关系及中国谋实际外交意见》(1940 年6 月16 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44-059。。

自1940 年7 月1 日起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讨论了外交政策调整的问题(25)《五届七中全会第二次大会记录》(1940 年7 月2 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5.2/54.3.1。。参与五届七中全会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秘书长王子壮,在他的日记中谈到,在五届七中第二次会议上,外交部长王宠惠受邀报告外交政策,提及德国在欧洲已操胜券,吾人应派特使前往,除外交外,应发生党的关系,英国在欧洲已无能力,必将失败,众人报以掌声。王子壮认为,此或为外交方面将有变动之趋势(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王子壮日记》第6 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第184 页。。

几天后,蒋介石在五届七中全会中发表了外交谈话,一则向会众称,德国将允许法国派兵保护安南,日方不受德国的支持,将在国际上被孤立；
二则称目前国际局势有变,但将一本原定外交政策,以仁厚精神尽可能地帮助新败之英法,接着言及与德国的关系始终保持友好,虽德国对我不起,但我方仍派大使进驻,并忆及欧战爆发时,曾有建言要对德绝交,可是事实证明维持关系才是正确的,目前德国在战争状态,无法援助我国,还是要以太平洋上的主要国家来拟定我国的外交方针云云(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王子壮日记》第6 册,第380-382 页。。话虽是这么说,但蒋介石经过深虑,为避免英、美、苏之顾忌,在7 月10 日拿定了主意,与德国外交要以经济和军学文化入手,不用正面外交,亦不积极(28)《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 年7 月10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这个决定,算是定了中德关系的调。隔天,陈介拍给张群的电报中,提到已奉谕在德接洽经济合作,亲华之军部、经济署、大本营与经济部对此都表欢迎,已着手收集资料并倡言,欧战战后拟先提供中国军火,并帮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惟仍须希特勒同意后才能进行(29)《陈介电张群对德国相机进行并拟具体步骤及办法》(1940 年7 月11 日),“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20300-00044-063。。

重庆当局对德关系采用非正式渠道,要以经贸与军学文化为主发展的规划构思得美好,然在1940 年9 月27 日日德意三方签署盟约结为轴心国的打击下,以经贸打开中德关系局面的尝试顿失意义,加上日军封锁中国东南沿海及北越,英国掌握印缅、苏联掌握中亚,中德在战时没有适当的交通渠道为凭,实际上也没能推动经贸往来。然而,预设日德在东亚为竞争态势的前提,以及对于发展中德关系、制衡日德关系的期待,仍在朱家骅的萦怀里。

朱家骅在以中德文化协会发展国统区之对德往来外,亦利用控制党务系统、布建敌后党务的机会,建立对德联系。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德人在华分布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之后,跟着一起移迁至重庆的德国人主要有几类。一是政府人员,这包括了德国驻华大使馆人员以及“海通社”(Transocean)记者。二是抗命不愿返国的德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成员,如斯坦因(Baron Von Stein)上校、史脱次纳(E.Stölzner)上校等滞华德人及其家眷。此外,多半是原本就在国统区活动、经商的德国人及其眷属。德国驻华大使馆虽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但在上海、天津、济南、青岛、汉口、广州都保留了领事馆(30)The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Chinese Year Book,1940-1941,Chungking: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41,pp.800-803.。其中,德人在沪人数最多,依据日本外务省所做统计,1941 年4 月间,德人在华人数有3 762 人,分布如下表1 所示:

表1 1941 年德人在华分布情况

此外,滞留上海的还有约25 000 名自德奥出逃的犹太人(31)人数统计均转引自房建昌:《民国时期德国在华外交机构、宗教势力及侨民情况》,《德国研究》2001 年第3 期。。因此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较为重要,由德国在华代办兼上海总领事飞锡尔(Martin Fischer)负责,总领事馆所在地在上海法租界内的古神父路(Route Pere Huc,今永福路)。

(二)上海:接触的开始

上海陷敌后,中国国民党上海党部利用公共租界庇护持续活动。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后,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奉命潜赴上海租界负责该地党务,与上海市党部主委吴绍澍、蒋伯诚、杜月笙等人一同布建,这使得中德间多了一个以上海为据的接触点。德国于1940 年6 月横扫法国之时,朱家骅便有去电国民党上海党部,通过吴开先转知飞锡尔,祝贺德军战胜的记录(32)《朱家骅致吴开先转飞希尔》(1940 年6 月2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2；
《吴开先致朱家骅第611 号电》(1940 年7 月11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这是重庆当局顾虑英美感受,不便通过外交系统向德国驻华大使馆直接祝贺的变通,由党务系统作为对德交涉窗口,这与中德文化协会恰为一明一暗的搭配。

无论战争变化如何,上海终究是海内外交通枢纽,租界依旧发挥着重要的转运功能,即便要穿越沦陷区进入国统区,多仍选择途经上海。吴开先与蒋伯诚是与德方接触的联系人,就在中德关系因日德意三方结盟而趋于淡薄时,1940 年10 月15 日,吴开先宴请飞锡尔、德国外交部媒体主任发氏(Fürst Albrecht von Urach,Graf von Württemberg)以及海通社远东区主事美最时(Hans Melchers),找了蒋伯诚与中央社驻沪记者冯有真作陪。席间,吴开先等借此打探日方在华规划与对汪精卫的看法,并就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向德方释疑,而德方建议中日在第三国的保证下议和,由日方给予中方优遇以息兵(33)《吴开先、蒋伯诚致朱家骅特字第966 号电》(1940 年10 月21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54。。朱家骅此时的态度是,中国毕竟为大国,不必对德过谦,以免受到轻视,指示除了普通酬酢之外,针对德方所提中日议和的部分,或将招致亡国之祸,毋须多与商洽(34)《朱家骅致吴开先电》(1940 年10 月22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54。。此后陆续有报端传出德国要重启中日调停,但都未果。

东亚局面因1941 年4 月13 日《日苏中立条约》签署有了变化,恰逢美最时与德国驻华使馆参赞自德返华,途经上海,吴开先与蒋伯诚于1941 年5 月中设宴款待。宴中德方反映几事。第一,重庆当局驻德大使馆活动频仍,未受压抑,但相应地德国在渝并没有同等优遇。第二,德国媒体对于中国抗战颇多同情,但重庆当局治下的媒体,却常偏袒英国,希望改正。第三,德国明白中国在抗战过程中不得不与英美接近,然德国也为了对抗英国不得不利用日本,这都是外交运用。中德之间并无利害,盼彼此体谅。第四,德方重申无意承认伪组织。吴开先针对德方所提,立时回应,先以德人在渝数量不多,因此活动不若英美为繁,澄清重庆并未刻意压缩德人在渝之活动,接着谈到官方媒体多采公允立场,然民营报纸言论可能对英美有所偏斜,允将劝告改正。最后重申中德友谊,体谅彼此难处,盼双方没有任何误会(35)《吴开先、蒋伯诚致朱家骅特字第1819 号电》(1941 年5 月1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朱家骅收到吴开先所报后,上呈蒋介石并建议道,各地军警对德侨常以间谍视之,报刊语气又常过分,甚至攻讦德人,凡此种种都对我方外交不利,且易落为德人口实。德国在欧洲之地位不容忽视,请敕令有关单位注意,如遇上述情况应加以纠正(36)《签呈松字第120 号》(1941 年5 月19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蒋介石不数日回复,同意朱家骅所请,可知吴开先在上海与德人的接触,能经过朱家骅直通蒋介石(37)《蒋介石致朱家骅侍密川字第523 号代电》(1941 年5 月22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亦可见重庆方面不愿开罪德国,着实顾虑德方感受。

德国最在意的是迟迟未能击败的英国,这也就是德方希望中日息兵的根本原因,如此可使日本留有余力调兵南进。发氏于1941 年5 月间衔命以视察日德媒体合作为名访日,就是要劝说日本在北方无虞的情况下,尽早发起对东南亚英属地的攻击(38)《驻上海总领事掘内干城致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电》(1941 年5 月3 日),亚细亚资料中心,B02030607600；
Gordon W.Prange,Donald M.Goldstein,Katherine V.Dillon,Target Tokyo: The Story of the Sorge Spy Ring,New York: McGraw-Hill,1984,pp.344-348.。此刻,重庆当局也盼探悉日苏签署协议后的虚实,吴开先亦呈报,曾与经沪转船的发氏见面,然发氏并未透漏赴日细节(39)《吴开先致朱家骅特字第1823 号电》(1941 年5 月22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

朱家骅为求保持与德人的往来,于1941 年5 月31 日另电嘱吴绍澍,以当前世界陷入混战,前途莫测,对德应在不失我国立场与不引起英美误会之原则下多事活动与往还,委由精通德语之同志密取联络(40)《朱家骅复吴绍澍电》(1941 年5 月31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上海党部铺垫的布局,在中德绝交之后发挥了作用。

(三)中德绝交后的联系

1941 年6 月22 日德苏开仗后不久,德、意在日方的推促下,于1941 年7 月1 日承认汪精卫政权,并派任大使,这使得蒋介石决心对德断交,撤走驻德大使馆所有人员,驻德大使陈介转任驻阿根廷大使(41)《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 年7 月1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陈介电蒋介石德承认汪伪事官报发表内容》(1941 年7 月11 日) ,“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0011-225；
周惠民:《德国对“满洲国”及“汪政权”的外交态度》,《政大历史学报》总第23 期,第164 页。。1941 年7 月2 日下午7 时半,外交部秘书凌其瀚奉命抵达德国驻华大使馆,面递断交照会,与秘书诺德尔(Heinrich Northe)谈及德国侨民撤离问题。诺德尔称,在国统区昆渝两地商人各18 人,加上使领人员不出50 人,都会撤离,惟传教士皆自愿留下(42)《凌其瀚致朱家骅函》(1941 年7 月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关于德、意在国统区人士撤离的规划,参考:《凌其瀚拟德意驻渝使馆人员撤退办法大纲》(1941 年7 月9 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编委会:《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 第9 卷:中德外交1》,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年,第73-75 页。。大多数的德国人,还集中于京津、上海等通商口岸。

中德绝交,德国在国统区的政府人员自当撤离,德籍平民成为无约国人民,虽不能视为敌侨,但处境艰辛,部分德人乃决定离开,有的先前往上海租界观望,有的直接从上海离境。纳粹机关报《国民观察者》 (DerVölkischeBeobachter) 记者沈克(Wolfgang Schencke)也在这一波撤离中自渝转沪。实际上,沈克是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情报人员,受派于德国军情局陆军情报科,负责周旋于重庆政要之间,刺探军情。在他呈给柏林的报告中曾提到,重庆当局在日德意结盟之后,立场持续亲德,研判德国将能结束欧战,因此建议柏林加强对重庆的宣传,而德苏交火之后,德方也曾考虑利用重庆建立起与英美间的联系,表达和平共存的希望(43)陈郴:《德国在华军事情报机关(1941-1945)》,《台大历史学报》2009 年总第44 期。。活跃的沈克离渝前,朱家骅还特别设宴送别。

朱家骅不想断了沈克这条线,他致电吴绍澍,告以德国虽一再见负,但仍应保留余地,以利抗战,提到自渝赴沪之沈克在柏林具有地位,且与纳粹党有深切关联,为在华德人之有力者,彼等对华抗日深具同情,嘱咐通过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居间与沈克一见(44)《朱家骅致吴绍澍申梗电》(1941 年9 月23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未几,因德国在东线进展迅速,夺下乌克兰与高加索,朱家骅认为苏联行将崩溃,这势必影响远东平衡,必须加速对德宣传,乃再电吴绍澍,催促速与沈克见面,并设法策动在沪德人(45)《朱家骅致吴绍澍酉东电》(1941 年10 月1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

吴绍澍承朱家骅指示,找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所雇焦姓华籍秘书安排,于1941 年10 月13日于法租界的民居中会面,与会的除了吴绍澍、沈克之外,仅有协助联系的赵志游、甫自东京乘船到上海的前德国驻华参事毕德(Bidder),与民居主人和受邀的黄君共七人,会中对德国所面临之国际局势有所讨论。会罢,沈克于别室与吴绍澍密谈,称在他离开重庆前,朱家骅曾设宴送行,于宴中称欢迎彼等于短期内返渝。沈克乃将此意转报德国最高当局,获得同意,惟担心英美误会,打算不以记者身份,而以同情中国、反对日本之个人身份返渝。沈克特别强调,此事不可让外交部或其他单位知悉,以免泄漏(46)《吴绍澍致朱家骅酉文电》(1941 年10 月14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事关重大,朱家骅获讯后立即签呈蒋介石,建议由军警暗中保护,准许沈克返渝。该呈内容极为机密,朱家骅于呈誊后亲自递送,减少途中外泄风险(47)《签呈松字第134 号》(1941 年10 月1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然蒋介石认为不便,此议乃罢,朱家骅只得命令吴绍澍,以沈克在渝熟人甚多有所不便,婉覆沈克(48)《陈布雷致朱家骅便条》(1941 年11 月8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
《朱家骅致吴绍澍电》(1941 年11 月1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

朱家骅经过吴绍澍居间,希望通过沈克搭建中德高层在渝秘密渠道的尝试失败后,依旧通过上海党部建立的渠道,维持与德方的接触(49)《朱家骅复吴绍澍电》(1941 年11 月2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待珍珠港事变爆发,美国参战,重庆当局也随之对日、德、意宣战,上海公共租界遭日军强行接管,局面顿生变化。

重庆当局对德宣战后,朱家骅以中德文化协会会长与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持续发展对德关系,在空间上能区分为国统区与沦陷区两个范围,前者以维持友善关系为主,后者以传递消息与刺探情报为要。

(一)国统区

在朱家骅的带领下,中德文化协会所承担的是国统区德人的交流与扶助。重庆当局对德绝交后,中德之间失去可以沟通的官方渠道,对德宣战后,德国籍民一变为敌侨,依照国际法惯例,重庆当局得驱逐或关押德人,其资产亦可以敌产名义管收(50)《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敌国人民处理条例及敌产处理条例》(1941 年1 月1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12100-00001-002。。然基于凌其瀚递送断交照会时的默契,德籍传教士仍得自由于国统区活动,不受阻碍(51)《凌其瀚致朱家骅函》(1941 年7 月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
《谢寿康报部电第71 号》(1943 年12 月21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020-042306-0032。。

中德文化协会持续协助宣战之后仍留在国统区之德国籍民,一方面能提供传译服务,协助德侨在敌侨收容所中进行行李检查、厘清间谍嫌疑；
另一方面能出面保释部分德侨,或是具有犹太血统的德籍人士,免在收容所受押之苦(52)《外交部致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代电欧(31)字第3504 号》(1942 年7 月9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020-990600-2590；
《外交部致中德文化协会代电欧(31)字第4126 号》(1942 年9 月11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020-990600-2591。。如西南联大地质系德籍教授密士枢(Peter Hans Misch),便在中德文化协会的协助与保释下,脱离敌侨收容所重返校园(53)《军事委员会致外交部、内政部快邮代电》(1942 年7 月2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020-990600-2590。。而部分不愿投向纳粹的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成员,如担任税警教官的斯坦因上校、史脱次纳上校,以及滞华德人及其家眷,也在中德文化协会总干事李虞杰的协助下,每月获得重庆当局30 000 元资助,助其渡过难关(54)中德文化经济协会编:《中德文化经济协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特刊》,参见https:/ /www.cdkwv.org.tw/561,访问时间:2022年1 月1 日。。

中德宣战之后,中国留学生仍有逾百人在德求学,并未归国,部分学成之后留德工作,亦未被视为敌侨,这或许是中德间的默契(55)《朱家骅致于复生(王若僖)电第1951 号》(1942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也或许是德国此时仍与“中华民国”维持邦谊,唯承认的是汪精卫主政的南京当局,因而在德华侨仍被视为其盟国国民使然。由是,基于善意,中德文化协会也尽可能地接济滞留国统区之德人,这是朱家骅保留余地的出发点,所着眼的是战后中德间的外交利用。

(二)以上海党部为据的联系

如要和沦陷区与租界居留的德人接触,就必须通过潜伏的党部为之,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藏身公共租界的上海党部失去所依,国民党中央一度要求该处人员全数撤离。吴绍澍于1942年2 月调派为监察院江苏监察区监察使,转往溧阳(56)《国民政府令:特派吴绍澍监察院江苏监察区监察使》(1942 年2 月25 日),《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443 期。。吴开先则化妆续留上海。

突袭的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期屡有斩获,日本海军一度试着利用德国为渠道,向重庆喊话诱和。美最时于1942 年2 月间数度往见化妆藏身的吴开先,代日本海军提及五点:(1)日本承认中国尚未被击败,但终究难逃失败命运,希望重庆接受日方所倡和平,避免流血；
(2)希望重庆投身东亚新秩序,中日将成为“亚洲人之亚洲”中的平等国家；
(3)海军期待中国毋须坚持某省某地为谈判基础,应寻求根本解决,避免十年后再战之可能；
(4)重庆方面毋须与其他渠道接触,海军保证能掌握东京最核心之二三名领袖；
(5)海军认为此次机会稍纵即逝,请尽速决定。吴开先很明白地回应,以重庆当局已经签署了于1942 年元旦发表的《联合国宣言》,许诺绝不单独媾和为词回绝(57)《吴开先致朱家骅电》(1942 年2 月23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54。。美最时所传是日本海军何人,并未能知,但或能揣测日方对于德国与重庆的秘密联系多少有些掌握。

吴开先以此事关系重大,去电建议朱家骅呈请蒋介石裁夺,但朱家骅认为抗战至此,绝无中途言和之理,虽日方获得初期胜利,但深信最终胜利必将归于盟军,而如将德人建议呈报,蒋介石必将震怒,因此不报为妥。最后复叮嘱,为了工作起见,与德人维持私人友好关系,使彼为我所用,接触是求掩护,然态度必须严正,往来亦须谨慎(58)《朱家骅致吴开先电》(1942 年2 月24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54。。不久后,吴开先于同年3 月18 日被捕,这不仅使得上海党务无人负责,也断了通过上海党部与德人接触的联络线(59)《吴开先在上海被日军逮捕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9/39.3。。吴开先被捕后,同仁或是同难,或是外逃,上海党务形同停顿,电台亦没能运作,加以浙江金华失陷之后,渝沪邮递停摆,更难以沟通(60)《关于联络北方德侨工作》(无日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86。。

上海这条线断了,朱家骅仍望保持与德国的接触。此时,他能想得到、信得过,语言能力也能胜任的,就只有留德同学了。朱家骅先找上了关德懋,此人是同济大学肄业、留德学生,曾奉派在驻德使馆工作,中德绝交时,陈介一度希望关德懋能潜伏在德国继续工作,但因重庆当局不同意,乃返国转赴西北服务,供职于工矿调整处西安办事处(61)关德懋:《关德懋先生访问记录》,第54-55 页。。朱家骅去信征询他是否愿意担任上海党部负责对德人联络的中间人,借以取得德方消息并侦察敌伪确实情报(62)《朱家骅致关德茂电》(1942 年4 月1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档案中没有关德懋的回信,或许未及应允。积极想要恢复对德联系的朱家骅,转而找上了在天津法租界内潜伏的天津党部。

(三)以平津为据的尝试

天津党部负责人王若僖是朱家骅熟人,出身浙江杭县,同济大学机械电机系毕业,德国柏林大学土木系肄业,罗威工科大学机械电工管理科毕业,在朱家骅担任交通部长期间派往天津任电报局长(63)《朱家骅致飞锡尔电》(1940 年7 月8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88。。1937 年8 月平津陷落之后,王若僖依凭法租界,续留天津,通过身为电报局长保管之电台与朱家骅直接联系。1938 年夏,王若僖受派为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兼天津党部主委,负责华北敌后党务,并于同年10 月经中常会追认(64)《改组天津市党部并以王若僖为主委苏吉亨为书记长案》(1938 年10 月27 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会议记录,会5.3/98.35。。隔了约莫一年,王若僖的行踪暴露,于1939 年9月28 日天津大水期间,遭日本宪兵队偕同法国工部局抓捕,然惠于法租界的保护与监视,以及法国驻华大使戈斯默(Henri Cosme)所做的安全担保,虽有日方派员不断地骚扰与接触,仍密取工作,指挥党务同仁与重庆保持联系(65)《朱家骅上蒋总裁松字第104 号报告》(1940 年12 月24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88。。

朱家骅于1942 年6 月26 日电示王若僖,提到德国在欧洲霸权并未动摇,日本在美国的压制下必然失败,当前重庆当局虽已对德国宣战,但仍须处处留下余地,中德文化协会在重庆全力援助集中该地德人,亦盼王若僖策动华北留德同学,在严守国家立场的情况下,增加与德人间的私谊(66)《朱家骅致王若僖电》(1942 年6 月2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隔天,又发去一电,以吴开先被捕后上海党务形同停滞,与德人之间的联系孔道已失,基于上海为德国人汇聚之地,南京为德国驻华大使馆驻地,在此刺探德国情报与收集日方情报较易,希望派遣忠诚同志负责,以利将来外交(67)《朱家骅致于复生(王若僖)电》(1942 年6 月27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或因朱家骅心中着急,不待回复,也同步发电给在北平的董洗凡。

董洗凡出身河北完县,自同济大学附中毕业升入同济大学医科,学业未完便转往德国入科隆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取得德国国家文凭后,返国后于中法大学、北平女子大学任教。他在抗战期间滞留北平,任教于辅仁大学经济系,并曾代理文学院院长,负责北平敌伪内线工作(68)《英千里(宋宗玄)致朱家骅电》(1942 年2 月14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94。。1942 年4月23 日,潜伏北平、亦在辅仁大学任教的沈兼士致电朱家骅,推荐董洗凡担任北平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家骅于5 月中同意派充。这也就是朱家骅找上董洗凡的原因(69)《沈兼士致朱家骅电》(1942 年4 月23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94。。朱家骅在1942 年9 月25日交代董洗凡拓增与在平德人联系,还特别嘱咐勿往他处,留在北平(70)《朱家骅致董洗凡电》(1942 年9 月2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
《朱家骅复于复生(王若僖)电》(1942 年9 月2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

要向德人传递怎样的消息,朱家骅也有交代。他希望向在平德人透露重庆当局利用中德文化协会对滞留国统区之德人的友善与接济,并宣达中德间毫无利害,仍望在外交敌视情况下,维持民间感情,保留余地(71)《朱家骅致于复生(王若僖)电第1951 号》(1942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

王若僖承命,找了项致和、董洗凡二人负责。王若僖拍回的电报称,项致和与德国驻天津领事怀特满、党代表魏采与巨商联络甚好,并义务担任德文报中国古事译述；
董洗凡亦着手推进工作。但上海方面则想不到适切人选,不过他谈到,德国大使馆驻沪办事处处长为前驻天津总领事师讬莱(Stoller),适为旧识,能加以联系(72)《于复生(王若僖)致朱家骅电》(1942 年11 月3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朱家骅的惦记,能从1942 年12 月3 日致王若僖电文中感觉得到,他在电文中称德军势力受挫,德人气焰将会稍杀,工作较容易推进,而沪宁一带现在没有据点,此前党部之渠道中断已经一年,希望设法进行(73)《朱家骅致于复生(王若僖)电》(1942 年12 月3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

或是因为津沪距离遥远,联系不易,王若僖与朱家骅往来电文数封讨论人选,才决定了通过前上海党部医师沈衔书居间,联系与朱家骅一同赴德留学之侨商黄江泉与黄伯樵的模式。王若僖于1942 年12 月初回电同意(74)《于复生(王若僖)致朱家骅电》(1942 年12 月28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1943 年1 月底,朱家骅又回头找上了在溧阳的吴绍澍,指示在沪与德人之联系,能托交住在法租界赵主教路上的沈衔书医师进行(75)《朱家骅复吴绍澍电》(1943 年1 月2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17-010；
《朱家骅上蒋总裁松字第227 号签呈》(1943 年5 月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90。。

就在上海准备着手恢复联系时,华北的对德联系有了新的进展。董洗凡在1942 年12 月底自北平往见王若僖,报称已与德国驻北平参事毕德见了面,此人与朱家骅认识并同情中国,之后因中德宣战为避嫌而断绝往来,然现在调往上海,或许能加强联系,从中宣传,并建议尔后以德国在华代办阿尔登堡(Felix Altenburg)、毕德、拉曼三人为联络中心,再伺机拉拢中德学会成员(76)《于复生(王若僖)致朱家骅电》(1942 年12 月23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90。。

曙光才现不久,局面又有顿挫。一是外在环境的变迁,二是日伪盯梢的影响。关于前者,是维希法国在日本的压迫下,“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特权,与汪精卫政府交涉平等新约,王若僖藏身的天津法租界失去存续的法源,被汪精卫政权回收,不能不考虑离津他去。至于后者,国民党在北平的据点华北文化教育协会被日伪盯上,负责人沈兼士与英千里等人逃离北平,沈兼士顺利抵达洛阳,英千里却遭拦截,被押返北平(77)《于复生(王若僖)致朱家骅电》(1943 年1 月14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90。。为营救英千里,董洗凡从北平前往天津,于1943 年1 月24 日与王若僖见了面,称辅大校内的德国人请托德国使馆协助营救(78)《于复生(王若僖)致朱家骅电》(1943 年1 月2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90。。或因北平亦有其他重庆所派人员遭捕,董洗凡乃请求调派返渝,但朱家骅仍命董洗凡续留北平负责对德联系(79)《朱家骅致于复生(王若僖)电》(1943 年1 月3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90。,董洗凡只得奉命回到北平。

王若僖原定与董洗凡在1943 年2 月1 日在津碰面,但董洗凡失约了,王若僖等了一星期都没消息,遂萌生离津之意(80)《于复生(王若僖)致朱家骅电》(1943 年2 月8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90。。法方以保护为名,持续监视王若僖,而日方对王若僖仍以中央大员相待,默许王若僖离津返渝,盼他作为和重庆当局沟通的渠道(81)《于复生(王若僖)致朱家骅电》(1943 年2 月13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90。。王若僖因此得离津南下,于1943 年3 月3 日抵达国统区的安徽界首脱险(82)《张子奇致朱家骅电》(1943 年3 月3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90。,于5 月初抵达重庆(83)《朱家骅上蒋总裁松字第227 号签呈》(1943 年5 月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90。。

通过沦陷区党部与德国联系的渠道遭受打击,加以上海电台于1943 年5 月初遭破坏,十余人遭捕关押,工作推展十分困难(84)《吴绍澍致朱家骅电》(1943 年5 月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55；
《蒋伯诚致朱家骅电》(1943 年5 月14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55。。然吴绍澍仍勉力活动,他于同年8 月13 日秘密应邀与德国驻华大使馆人员聚餐,席间德方谈及德国情况,以及德意关系,并提及日本寄望德意失败,促成英美诱使日本和谈之结果。电报中虽未明言为何人所言,但提到是朱家骅之老友(85)《吴绍澍致朱家骅电》(1943 年8 月14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55。。尔后,还有吴绍澍拍回汇报德人提及日军在缅有60 万人以上的情报。吴绍澍于1943 年12 月21日抵达西安,转往重庆述职(86)《章梅直致朱家骅电》(1943 年12 月22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6-155。。英千里与董洗凡在1944 年春天在平遭捕,受审监押(87)《敌在华北各地逮捕教授学生》,《中央日报》1944 年5 月24 日,第3 版。。几个对德联系的窗口人物纷纷离开平津、京沪,或是遭到关押,朱家骅对德联系渠道全断,与德国恢复接触就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之后了。

中德关系是20 世纪30 年代国民政府极为重视的涉外关系,朱家骅居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当日德越趋接近,中德关系要如何维系,且在双方敌意渐升时又应该如何互动,成为朱家骅的难题。朱家骅对德国的判断,一是在中德绝交之前,认为德国将在欧战全胜后,于东亚与日本产生利益冲突,因而寄望发展中德关系,制衡日德关系。二是中德绝交之后,在德国实力坚强,即使战败亦仍有实力的预想下,盼望对德保留余地,持续接触,表达善意,也寄望借此刺探情报,获取讯息。这就是即便在德国承认了汪精卫政权,并互派大使,迫使重庆当局斩断中德邦谊时,朱家骅仍尽力维系与轴心国要角——德国之间关系的原因。他依凭的是两条渠道。

一是德奥瑞同学会与衍生自该会的中德文化协会。这是朱家骅用于国统区活动的替代机构,可以在顾虑英美等国感受的情况下,从事中德间的深入交往。而在中德绝交之后,也仍可以维持民间文化交流的包装,继续中德之间的往来,为滞留国统区德人提供庇护,甚至拨经费维持彼等生活,维持好感。

二是利用身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以及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得以指挥沦陷区、租界区之敌后党部,并可直通蒋介石,构建一条隐蔽的通道。中国国民党名义上是一个民间团体,然作为执政党,且在训政结构下有着特殊权力,使得国民党的党务系统成为官方外交之外一条有效的涉外渠道,不仅能作为刺探日德情报的触手,也成为日方试着向重庆传递消息的孔道。然而,或许也能说中德关系的维系有着朱家骅对德友善的私心,面对同样是轴心国,且在华派有使领,甚至在天津仍保有租界的意大利,却找不到任何联系的记录。

此外,由朱家骅主导的对德联系,除了与德国军情局秘密派遣的沈克有所联络外,并未找到与德国军情局派驻上海的艾尔哈特(Ludwig Ehrhardt)中校在华布建之情报网——“艾尔哈特机关”(Ehrhardt Bureau)接触的痕迹。这或许与艾尔哈特机关与日本在华特务机构有合作关系,且不和德国在华外交系统配合所致,而在蒋介石的拒绝下,中德绝交后沈克亦无法回到重庆,因此仅有外交系统与媒体仍与重庆方面保有接触。此外,既有日本海军希望通过滞沪德人诱和,那么日方对于朱家骅布建的渠道掌握了多少,是否刻意保留而不加破坏,使其成为与重庆高层传递消息的另一渠道,则值得再加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遭盟军分区占领,在尚未恢复主权之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中德之间由于邦谊未复,仅能以中华民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以及中德文化协会保持接触。中德恢复邦谊,要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与东德建立外交关系之时；
而西德迟迟未与中国建交。朱家骅在战时积极为德国留下余地,建立秘密渠道往来,在大局的动荡之下,未及发挥预期效应,但通过政党居间的特殊处置,仍为战时复杂的局面创造了一种与敌对国家接触的特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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