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疆学院的文艺活动*
时间：2023-02-24 16:20: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潘 丽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从 “九·一八” 事变爆发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战争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疆虽远离中日战场的硝烟炮火，但也与抗战紧密相连。抗战成为新疆现代文艺发展的重要契机，作为新疆唯一高等学府的新疆学院，始终坚持以红色文化教育立校的基本方针，以其丰富的文艺活动，为新疆社会的启蒙和抗战时的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别样风景。
新疆学院的红色文化教育及其后的文艺热潮，与中共和苏共在当地的工作密切相关。
盛世才掌权后奉行亲苏政策，1934年8月1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总会在迪化成立，率先在国内打出反帝抗日的旗帜。第二年，新疆学院便在此氛围内正式宣告成立。该年11月，联共党员俞秀松（化名王寿成）就任院长。俞提出要学习苏联经验，确定了 “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主义为内容”[1]3的办学方针，并兼任《马列主义》《六大政策》等课程， “学生每听一次报告，就是接受一次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2]150。
1938年4月，刚到新疆的林基路（化名林为樑）就任学院教务长并主持工作（院长一职由新疆教育厅副厅长孟一鸣兼任，孟亦为中共党员）。林基路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大力整顿校风，号召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①参见余骏升《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四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同期在校任职的，还有中共党员祁天民（秘书兼教育系主任）、杨梅生（军事教官）、许亮（教员）、白大方（教员）等人。虽然这批中共党员遵照延安的指示，不公开身份、不建立组织、不举行党内活动，但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战、发展和巩固党的统一战线无疑是他们实际工作的核心。红色教育在新疆学院整体教育结构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新疆学院的课程设置及各类讲座，都注重对国内外形势的介绍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如林基路本人讲授《政治经济学》《国际形势和时事政治》，祁天民讲授《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地理》《教育发展史》，杨梅生讲授《统一战线的哲学》，孟一鸣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许亮讲授《中国历史》……
1939年杜重远就任院长后延续了林基路的办学方针，他不仅聘请了共产党员郭慎先（原名郭春则）继任教务长、白大方（化名刘伯珩）兼任教授，并亲自给政治经济系学生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在每周一上午，杜重远还会向全校师生作 “精神讲话”[2]187，系统介绍国内外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
新疆学院汇集的是新疆当地最优秀的一批青年学子，接受红色教育在他们学习中具有和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同等重要的地位，持之不懈的红色教育对学生的思想认识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原政经系学生赵明回忆，他在校期间就和同学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反帝小组会上热衷于讨论中国革命运动史、游击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话题，为了专心学习《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曾邀同学高希林、好友孙哲一起暂住在南山，为此甚至放弃了去伊犁旅行的机会……①参见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合编《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资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年,第405-408页。1944年下半年，毕业后的赵明、张志远等组织成立了进步组织 “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 （ “战斗社” ），成为此后新疆革命运动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②参见余骏升《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四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新疆学院的红色教育并非 “孤岛” 。自1934年开始，大批共产党人受共产国际和中共委派赴新工作，他们散布于当地的机关、学校和新疆日报社中，与新疆学院的工作遥相呼应。如1935至1942年间，共产党人（包括苏共、中共党员）借助《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媒介的领导权，打造出一条调动民众力量、积极支持抗战的文艺战线：及时发布国内外文艺动态，预告当地的影片放映、戏剧演出、刊物目录、音乐会、舞蹈晚会、画展等文化信息；
对抗日活动第一时间响应，刊发募捐启事，发起 “募寒衣” “慰劳信” “献金” 等运动，③《新疆日报》于1938年10月18日开设了 “募集寒衣运动特辑” ，发出征稿启事；
10月22日编者在《每日小言》呼吁发起一个慰劳信运动；
11月29日编者在《每日小言》倡议做好献金的宣传工作。组织讨论 “持久抗战” 方针④《新疆日报》于1938年11月10日至25日在文艺副刊版面全文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策划了关于持久战的讨论。；
李何（笔名小黎）、李宗林（化名李啸平）等编辑均创作了大量抗战题材作品，编创一体也可视为新疆现代文学发展的特色之一。
新疆的红色文化中也包含有浓重的苏联色彩。苏联文艺的译介在《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报刊广为刊载，其中既有纯粹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如《文学理论基础》《高尔基论普希金》等），也有对苏联文坛活动的介绍。新疆学院院刊《新芒》曾出版高尔基纪念特辑，学生也热衷于阅读苏俄作品，如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和《夜店》《奸细》，果戈里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并通过高尔基的《给青年作家》、伊凡·布宁的《我怎样写作》等创作谈论学习写作的技巧。⑤参见新芒社《新芒》（第1卷第2期）,乌鲁木齐：新华印刷厂,1940年,第56-57页。新疆学院专门成立了俄文研究组，从苏联译介社会科学理论，如《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国际》《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等经典著作均被翻译过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达尔文主义在旧俄与在苏联》《怎样研究列宁》等苏联的马列研究论文也被广泛关注（赵普琳译）。在此基础上，学院学生尝试自己动手写作科普文章，如笃从《黑格尔哲学的 “核心” 》、郝永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核心是什么？马恩怎样发展了它？》⑥参见新芒社《新芒》（第1卷第2期）,乌鲁木齐：新华印刷厂,1940年,第14-18页。等，充分展示了新疆学院学生对马列主义原理的热情和理解的深度。
在新疆浓重的红色文化背景下，茅盾等人的新疆之行成为点燃当地文坛的契机。
1938年杜重远抵达新疆后，茅盾、赵丹等进步人士在其邀请下陆续入新。茅盾、张仲实、高滔、涂治、史枚等人先后到新疆学院任教、讲学，如茅盾和张仲实分任教育系和政治经济系主任，开设的课程以中外历史和思想史为主；
高滔抵新后，又增设了文学课。张仲实是马列文论的权威翻译家，课程方面驾轻就熟。而茅盾在课程讲授上也花费了大量心思，如他开设了《中国学术思想概论》，专门着手编订讲义，谈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时代背景时，茅盾说：
这一切 “家” 的蜂起，都因为那时候社会经济的大变动产生了 “思想的解放” ，人人各就所见，建立了思想体系与学说，遂造成了空前的学术思想的活跃。然而在当时最有势力的，除旧有的孔墨而外，当推道家与法家；
而孔墨二派又有了新的补充。[2]21
此种讲述将先秦的学术发展和时代精神的走向密切结合在一起，为当地学生提供了极为鲜活的马列主义原理在现实中的应用个案。茅盾等人的课程极大地提升了新疆学院教学工作的学术水准。留新的一年中，新疆学院的授课几乎占去了茅盾的一半时间。①参见陆维天《茅盾在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0页。
茅盾在新疆期间的文艺活动也和新疆学院多有关联。他在当地实际投入文艺的精力有限，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过分介入盛世才统治下的政治纠纷，另一方面则受制于新疆新文艺的发展程度和汉语写作圈的狭小，但新疆学院学生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准和文艺热情，为他提供坚守本业的契机。②参见陆维天《茅盾在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1页。如他在担任新疆文化协会会长期间所做的《五四运动之检讨》等讲演，新疆学院的学生在听众中实际占了相当的比例。茅盾对新疆学院的文艺活动期许有加：前面提到的政经系学生赵明，茅盾对他颇为称赞，称其为 “笔杆子” ，支持赵明创办校刊《新芒》，并将《五四运动之检讨》《学习与创作》等文章交由他发表以示支持；
赵明、乔国仁、党固等人集体创作了四幕剧《新新疆进行曲》，茅盾亲自为之修改润色，在演出后写了剧评《为〈新新疆进行曲〉的公演告亲爱的观众》，介绍剧本产生的原委和主要内容，向社会各界加以推荐。③参见陆维天《茅盾在新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
在诸多文体中，戏剧最有利于文化启蒙和宣传鼓动，被赴新工作的文化人士充分加以关注和运用。茅盾等人来新疆之前，《新疆日报》的共产党人便着力普及和推广戏剧知识，刊发过徐韬的《戏剧讲话》、于村的《救亡戏剧的重要性》、刘伯珩的《新中国的戏剧与戏剧工作者》、白大方的《剧本琐谈》等文章。林基路在新疆学院工作期间，将剧本油印分发给演员，讲解剧情，并要求演员讲普通话（当时称北京话），耐心地校正发音，对舞台调度、服装道具、化妆造型都予以指导，挑选了乔国仁、韩绍宗、郭文华、党固、张树明、吴任文、张克非等学生参加排演，这些工作为新疆学院抗战戏剧运动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新疆文化史料》（第二辑）,乌鲁木齐：新疆农科院印刷厂,1990年,第207页。
赵丹、徐韬、王为一等戏剧界人士1939年8月来到新疆后，戏剧运动迅速达到高潮。赵丹等人建立了实验剧团，并为新疆学院主讲《戏剧史》等课程，而在排演《战斗》《新新疆进行曲》等剧的过程中，新疆学院的学生占据了主要位置。他们本来就有一定的戏剧表演基础，而在政治上又始终受红色文化的浸染熏陶，被茅盾、赵丹等进步文化人士所信赖和倚重。作为30年代最受欢迎的影视艺术家之一的赵丹，对新疆学院的学生在艺术表演、化妆技巧、舞台设置等各方面都给予专业性的指导和示范，他的工作极为严谨，在话剧排练时 “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动作，每一句台词，有错必纠，一丝不苟”[3]45。正如赵丹自己所说， “不严不成才”[4]，党固、乔国仁、张志远、乔润松、邓嘉宏等学生演员正是在此基础上脱颖而出，成为新疆戏剧运动的骨干力量。学院也建立起了业余剧团，这个剧团同样成为赵丹等专业演员在迪化进行公演时最为重要的合作者，比如赵丹等人排演三幕国防话剧《战斗》时，新疆学院学生魏国栋、张志远、乔国仁饰演日本兵、老农等，党固负责舞台管理，周健桐负责灯光。⑤关于新疆学院学生参演《战斗》情况，参见杜重远《介绍〈战斗〉的演出》,《新疆日报》,1939年9月17日,第4版。对此，茅盾曾做出高度评价：
“此次排演《战斗》……如果没有新疆学院许多同学们的帮助，恐怕这次的演出便不可能。”[5]这批学生算得上是新疆话剧运动的 “星星之火” ，他们在寒暑假返乡时把自己学习到的舞台经验付诸实践，帮助哈密等区县的剧团排演了《凤凰城》《战斗》等剧，真正将新文化的影响和抗战建国的理念散布于新疆各地、呈现于各族民众的眼前。⑥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新疆文化史料》（第三辑）,乌鲁木齐：新疆农科院印刷厂,1990年,第163页。
总之，各界文化名人的赴新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对于当地优秀青年汇集地的新疆学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诚如林基路本人所记述的，能够看得出 “同学们的起劲，他们的学习、生活，都日益向上了” ，而这些散播下的火种，无论对于当时，还是此后盛世才恐怖清洗后的岁月，他们都意味着 “整个新疆文化战线上的曙光”[6]。
多年的红色 “熔炉” 的锻造和文化人士的悉心指导，使新疆学院迅速成为抗战时期新疆文艺运动的佼佼者，也成为《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报刊的关注对象和重要参与者。其文艺活动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其一，创办 “一刊二栏” 。新疆学院创办了综合性院刊《新芒》①《新芒月刊》1939年5月创刊，7月创刊号出版后即停刊，1940年6月复刊，更名为《新芒》，1941年1月出版第四期后终刊。，并在《新疆日报》上开辟《文艺园地》和《皞星》两个文艺专栏。
《新芒》偏重理论，有关马列主义、统一战线、苏联建设和国际时事的文章占到半数以上。前两期多有茅盾等人的稿件支持，此后过渡为学生习作。创作虽不多，但颇有特色，如邓嘉宏的短篇小说《匪乱》②参见新芒社《新芒》（第1卷第2期）,乌鲁木齐：新华印刷厂,1940年,第29-34页。描述了1933年冬夜，马仲英、张培元部逼近县城，张胖子一家和街坊紧张失措地躲藏在房中，听着街上枪声、马蹄声不绝。待到第二天得到乡约通告，义勇军已经平息 “匪乱” 。民众走上街头，欢迎义勇军队伍——用侧笔去呈现新疆政治的波诡云谲，虽纤弱但不失灵巧；
卢衡的散文《学院同学的片段生活》③参见新芒月刊社《新芒月刊》（第1卷第1期）,乌鲁木齐：新华印刷厂,1939年,第37页。可视为校园生活的素描，知识青年除了刻苦学习六大政策和抗战知识，还积极参加学生会、反帝会的活动，在学校的熔炉中接受着锻炼，成长为巩固后方、支援前线的青年战士；
萧如谦的新诗《五月的血债》④参见新芒月刊社《新芒月刊》（第1卷第1期）,乌鲁木齐：新华印刷厂,1939年,第23-24页。则有左翼文学标语口号化创作的特色，痛斥日本侵略者的 “铁链” “血口” 使祖国 “束缚得不能吐气” ， “棋布着被殴的创伤” ，热烈呼吁 “神州的孩子们” 要起来战斗、要向死敌发出吼叫，要把久欠的血债用血还清！《新芒》的问世受到了新疆高层的充分关注，督办盛世才、省政府主席李溶和主管文教的孟一鸣均给予题词，称其为 “新疆文化上很可庆幸的一件事情” ，是新疆各族青年的 “行为的指针” 和 “精神粮食”[7]。
《文艺园地》《皞星》则以 “专刊” 形式载于《新疆日报》的文艺副刊版面。前者由新疆学院文艺研究组主编，1941年10月12日首刊，12月14日终刊，共出五期，发刊词中宣称文艺 “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政治生活之具体形态” ，力图 “把文艺生活发展成为大众化现实化”[8]。此时新疆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巨变，杜重远、赵丹、王为一、徐韬等人被捕，但盛世才尚未和苏联全面决裂，因此《文艺园地》中仍译有较多的苏联抗战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如《英勇的哈特列也夫》《法西斯主义是人类的公敌》《斯大林的话》等，也刊发了若干学生习作，如《娜加底憧憬》《色都拉》《顽固的爸爸》等文学作品。
《皞星》出版更晚，1943年10月23日发刊，1944年1月5日出版第七号后停刊，由新疆学院皞星社主办。此时盛世才已经彻底转向国民政府，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人多被杀害，新疆境内所驻苏军亦撤离。⑤关于新疆此时社会状况，参见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1966)》,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7-75页。智效民《盛世才统治新疆始末》,《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第46页。文学中的政治热情在急速消退，创作转向曲折低徊，既执着于现实生活的表达，亦流露出对于人生选择的焦灼和苦闷。刊载作品尤以诗歌（新体、旧体皆有）、散文为特色，也有少量苏联文学的译作（如莱蒙托夫《晴空和明星》）和新疆少数民族民歌（《谁美丽》）。
从《新芒》到《文艺园地》再到《皞星》，可看出政治风云变幻在文学的译介和创作中的反应：文论的苏联及左翼色彩渐退，创作从纯净乐观转向现实低徊，从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到回归个人生活和自我情绪……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此前红色教育为新疆文坛所留下的深刻印记，在文学创作中有着极其坚韧顽强的延伸，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新疆新文学发展对政治的高度依赖性，其创作和阅读圈子实则都集中于政府高层的周边，内容受政治变更的影响极大。
其二，抗战演剧热潮迭起。
1933年3月，东北抗日义勇军抵达迪化后，该部学生连的战士们在街头演出活报剧，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新疆 “新戏剧的萌芽” 由此诞生。⑥新疆原有戏剧样式为地方性传统戏曲，直到东北抗日义勇军学生连的战士们走上迪化街头，演出活话剧，话剧才开始出现在新疆民众的生活之中。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新疆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页。此后中共及文化人士的进疆，更为抗战戏剧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疆学院是当地话剧发展的重镇，不仅如前所言，学院师生积极参与反帝总会剧团和实验剧团的演出，他们还成立自己的业余剧团，自编自排抗战剧目。
据笔者资料统计①剧目系笔者根据如下资料整理而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新疆文化史料》（第三辑）,乌鲁木齐：新疆农科院印刷所,1990年；
1935—1945年间《新疆日报》；
《新疆大学大事记》编辑委员会《新疆大学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年。，仅1938至1942年间，新疆学院学生在专业剧场演出的抗战剧至少有22部，包括：《前哨》《飘扬》《死里求生》《呼号》《哨声》《游击队之子》《民族魂》《放下你的鞭子》《死里求生》《扬子江暴风雨》《太平年》《新新疆进行曲》《航空学校的田家巷之战》《台儿庄》《三江好》《边城故事》《固执的爸爸》《魔窟》《棋局未终》《狗马春秋》《大惊小怪》《代用品》等。此外，他们还编排了《抓叛徒》《判处日本魔鬼死刑》《游击队员的气魄》等街头剧，利用节假日到迪化街头进行演出，向各族民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在迪化各类抗战戏剧比赛和文艺演出中，新疆学院多次荣获佳绩。1938年，林基路任教务长期间组织学生排演的《呼号》在迪化市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话剧比赛中荣获冠军；
1938年10月，学院演出的《死里求生》在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即三全大会）晚会上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②参见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资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年,第419页。1940年11月，学院在迪化市戏剧比赛中获高级组第二名；
1941年6月5日，反帝总会组织举行第一届戏剧比赛，新疆学院获学生分会团体成绩第一名，学生李元辰、乔润松分获个人成绩的第一、二名。
此后，新疆学院1944年3月又成立了 “新剧团”[1]13，演出过老舍的四幕剧《谁先到了重庆》和《金指环》；
同年11月成立了景星剧团，公演《黑字二十八》时动员了半数以上学生200余人。学院的业余剧团集合了不同民族不同专业的学生，他们的自治与合作，不仅推动了当地新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也极大地增进了各民族知识青年间的团结与认同。
其三，开展歌咏运动。
1938至1940年是新疆歌咏运动的鼎盛时期，演唱抗战歌曲蔚然成风：林基路等人给学生教唱《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救亡歌曲；
学院专门印制了抗战歌本，组织成立了歌咏队，倪恩选、张克非组织学生练习，二人亦是反帝会1938、1939年举办的三期歌咏训练班中表现最突出的积极分子。1939年5月上旬，新疆学院还与女子中学、一中等学校举行了歌咏比赛，演唱曲目包括《庆祝抗日军》《黑龙江上》《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为祖国而战》等。1941年4月，反帝总会在迪化市开展歌咏比赛，新疆学院荣获学生分会第三名。③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新疆文化史料》（第三辑）,乌鲁木齐：新疆农科院印刷厂,1990年,第115-118页。
新疆学院学生还利用寒暑假返乡之际，在各县乡镇广泛教唱，以激发各族民众的抗战爱国激情，其工作正如林基路所作《新疆学院院歌》中所言：
“民族的命运担在双肩，努力莫延迟。团结、紧张、质朴、活泼，争当抗战教育的模范，锻炼建设新新疆的骨干……时代的青年，勇敢向前……”[2]194
其四，送文艺下乡。
动员广大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基本策略。与内地文艺界提出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9]一样，新疆学院也十分重视把抗战文艺宣传推广到新疆偏远地区，为此，新疆学院曾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工作团活动，送文艺下乡。1939年7月17日，新疆学院学生暑期赴伊（犁）工作团从迪化出发，共计120人参加，杜重远、张仲实分任正副团长。工作团途经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乌苏、精河、绥定、惠远、伊宁、独山子油矿等地，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一千多里。每到一地，工作团即举行讲演会，进行抗战宣传，教唱抗战歌曲，举办文娱晚会，演出文艺节目。工作团在呼图壁发现失学儿童较多，经调查原来是一些父母不重视、对失学的危害认识不够所致，于是杜重远召集学院学生编演了《送子上学》一剧，由于剧情切合实际生活，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④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史志编辑室《新疆文化史料》（第二辑）,乌鲁木齐：新疆农科院印刷厂,1990年,第191页。新疆学院持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艺宣传活动，同时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中宣传抗日、宣传六大政策，发挥了增强各族人民抗日意识、巩固南疆、推进南疆建设的积极作用。1940年9月，新疆学院语文系30多名学生和部分教工又参加了新疆政治干部人员训练班（第二期）组织的 “南疆冬季旅行团” ，①关于南疆冬季旅行团组成及工作情况，参见朱杨桂《新疆学院语文系学生赴南疆冬季旅行团活动纪实》,《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16-20页；
《新疆大学大事记》编辑委员会《新疆大学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工作团最远到达南疆喀什、和田和阿克苏地区，历时达八个多月。随团的新疆学院学生做了大量的文艺宣传工作，其中乔国仁、张树明、周健桐、吴仁文、王尧、肖如宾等更是戏剧队主力。乔国仁被指定为导演，负责排练演出工作和提高演剧质量。戏剧队演出了《战斗》《新新疆进行曲》《台儿庄》《热血冰心》《抗日英雄》等抗日话剧一二十场，尤以《战斗》演出场次最多。为提高演剧效果，语文系同学还曾把《战斗》译成维语以方便民众理解。
此外，学院学生还多次参加由反帝总会组织的回乡宣传队，回乡的学院学生自备抗战英雄事迹、毛泽东的《抗战言论选集》《新哲学读本》等材料，开展入户宣传、为群众读书读报等活动，正如1940年6月24日，王宝乾在反帝会组织的暑期学生返乡工作报告大会中所说的那样：
“全体返乡宣传队员把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形势与政府的政策带到农村、牧区，宣传到院落和毡房。”[3]99
鉴于新疆现代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联，从事现代文学创作和评论者也往往身兼多职：或是《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报刊的编辑，或是新疆政府各部门、机关、军队人员，或是新疆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就学生群体而言，新疆学院学生的作品数量最多、质量最佳。
抗战戏剧的创作最为引人注目。丁克昌、党固、乔国仁、杨忠、张承斌、张克非、张志远、藏尔铨集体创作了四幕报告剧《新新疆进行曲》②《新新疆进行曲》的第一、二幕刊载于1939年《新芒月刊》第1卷第1期，第三、四幕刊载于1940年《新芒》第1卷2期。，这是新疆最早的本地剧本创作。剧本构思类似日后老舍的《茶馆》，选择不同时期的历史片段加以勾连，以呈现新疆当地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第一幕《革命前夕》描述了1933年4月初金树仁治新末期，政治黑暗、官府腐败，迪化街头不幸的众生之相；
第二幕《新时代降临了！》再现1933年4月12日盛世才指挥东北义勇军和归化军，驱逐了金树仁这一事件；
第三幕《六大政策的胜利》则设置在1936年，迪化城街道洁净，杂货铺苏联杂货丰富，昔日的瘾君子李维新戒了大烟，政府给农民发了籽种和牛犊，众人受六大政策胜利的鼓舞，在盛督办的领导下建设新新疆的幸福生活；
第四幕《拥护抗战》具体生动地描绘了1938年各族各界市民在献金台前积极、踊跃地拿出金钱物品，援助前方抗战将士的热烈场面：维吾尔族市民捐了自家的羊，老妇人献出了自己的嫁妆金镯子，小苦工将积攒的工钱捐出，小贩、卖玩具的老人也倾尽所有，甚至一个无赖也被献金群众争先恐后的热情所感染，扔了吸食多年的烟棒，捐出了自己所有。在剧末，献金民众更是热烈高呼：
“拥护抗战！巩固抗战后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胜利万岁！”[10]这部剧作选取了 “报告剧” 而非 “历史剧” 的模式，避开了青年学生尚无力负担的历史考证与资料收集，只是以盛世才夺取政权的 “四一二事变” 为中心，展现前后两个时期新疆社会面貌的差异。人物形象虽相对单薄，但 “事” 的线索清晰，非常便于配合当时以六大政策为中心的宣传基调，也便于较少话剧观看经验的民众理解，容易达到教育和宣传抗战的目的。在实际演出中，该剧又被进一步压缩为三幕。这种以 “最大多数的观众”[11]的接受理解为核心的实用倾向，也为此后当地戏剧创作奠定了基调。
报告剧在现代话剧史上是一个相对冷僻的分支。清末民初的文明新戏曾有过利用时事素材、直接面向观众宣讲的尝试，但此后话剧的发展很快便聚焦于 “戏剧性” 和 “舞台性” 这两大关键点，强调剧本的精密度和表演的高度细节化，将舞台直接变为宣讲台的做法往往为剧作家所不取。战时的时政宣讲工作，则多由街头剧——如大名鼎鼎的《放下你的鞭子》——等小剧来承担，亦极注意对生活场景的融入程度。如新疆剧坛这样，利用正规剧场来表演时事题材改编的报告剧，相对直白地阐释六大政策和抗战理念、又能场场爆满的，应该算是现代话剧史上较为独特的景观。从正面说，它也提供了若干用戏剧进行时政宣讲的经验，对于当下的文艺宣传工作亦不无借鉴意义。
应提及的戏剧创作，还有政经系学生王翰章的歌剧《万众一心》，展现了新疆社会各界万众一心支援抗战、建设新疆乐园的图景：农民扩大耕地、积谷备荒，工人举锤打洋刀，商人不卖日货、不高抬私价，学生拿起笔杆、教育大众，士兵 “不怕雪花涌，不怕朔风狂，炮衣退下，刺刀装上”[12]；
韩瑞孙有独幕剧《六大政策胜利曲》①参见韩瑞孙《六大政策胜利曲》,《新疆日报》,1939年8月1日,第4版。，使用了如 “哭长城” 等传统剧的曲牌，借新疆鄯善乡下一位农民的回忆，痛斥马仲英带来的战乱，歌颂反帝军的丰功伟业——从台词和形式看，这两个作品也是报告剧的模式，只是较之于《新新疆进行曲》规模较小。
小说创作多与盛世才和 “四一二事变” 及新新疆的建设紧密相连，着力展现普通民众的生活在此历史转折时代的变化，以及他们思想上的抉择与提升。如明述的《曙光》②参见新芒社《新芒》（第1卷第2期）,乌鲁木齐：新华印刷厂,1940年,第35-36页。，呈现太平村民在马仲英事件前后迥然不同的生活状态。任万钧的《姚老五》③参见新芒社《新芒》（第1卷第4期）,乌鲁木齐：新华印刷厂,1941年,第16-19页。描述小商人如何经历几番心理斗争才决定把200元积蓄入股银行，以帮助政府建设新新疆，事虽琐细，但切近普通人的现实考量，有生活气息。傅诚的《顽固的爸爸》④参见傅诚《顽固的爸爸》,《新疆日报》,1941年11月11日,第4版。讲青年学生忠文反复劝说无效后，只好抛弃父子情感，向平价委员会报告了阎掌柜囤积货物、投机倒卖的事实。情节虽突兀，但技巧却值得称道，作品以闫掌柜的视角展开，相对 “客观” 地呈现出他与儿子的分歧中既有政治进步与否的差异，也有两代人对于生活不同的理解与关切和对家国孰先孰后的取舍，读来别有一番复杂体味。类似的还有发表在《皞星》上的《迟疑者》⑤参见啸先《迟疑者》,《新疆日报》,1943年12月12日,第4版。，写主人公经过一番内心挣扎，终于决定告别新婚的妻子赴南疆工作——上述作品虽然单薄，议论往往多于描写，亦紧守盛世才治下的宣传口径，但所呈现的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命运，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读来，都别有一种动人的力量。
写得极有意思的，还有《娜加底憧憬》⑥云霓所作《娜加底憧憬》，分两期刊载于1941年10月12日、14日的《新疆日报》第四版，其中12日系新疆学院文艺研究组主编 “文艺园地” ，14日系《新疆日报》文艺副刊版面。，分两期连载于《新疆日报》的《文艺园地》。娜加是蒙古族的牧羊姑娘，已经18岁了，性情开朗活泼，是当地热心的好向导，亦学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新时代的到来，给她开启了一种新的人生，在县城的学校，她成为一名小学生，还被选为掷球手前往省城参赛：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在汽车上，大家调笑怔怔出神的娜加一定是在想念她的羊群。作品特意选择了新疆的蒙古族少女为主人公，新新疆的建设给她提供一种通向未知生活的可能，所经历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惊喜和惶惑——相似的文字，相似的感受，在苏联文学中常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创作中也多有展示。
相对剧作的 “剑走偏锋” ，小说创作实际展现出某种 “前瞻性” ，这是苏俄文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分支，在小范围内演绎了1949年后文学对政治图景的诠释策略：
“新” 是作者对于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未来生活的设定，而 “浅” 则意味着过滤掉一切发展进程中的杂质，这批作品普遍清丽可观，但缺少文学与现实人生的纠葛和反思。
新诗的发展趋向性更为明显。由于新疆文坛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早期左翼文学中以标语口号入诗的情况，在新疆新诗创作中同样普遍。新疆学院的学生尝试新诗者，除藏尔铨外，多是将政治表述直接转化为诗句，如 “我是时代的青年，我有建设的思想，我有反帝的志愿，我有牺牲的精神”[13]，又如 “残无人道的帝国主义，给我们底那些野蛮教训，怒火燃烧了我们的心灵”[14]，以及 “今年的肉孜节，我祝福着：六大政策的光芒普照人间，伟人领袖的万寿无疆”[15]（畹筠《色都拉》）……兹不一一列举。即使文化名人纷纷赴新时的文艺黄金岁月，标语口号化写作仍是新疆诗坛的主流，如《新芒》上所发的萧如谦《五月的血债》，⑦参见新芒月刊社《新芒月刊》（第1卷第1期）,乌鲁木齐：新华印刷厂,1939年,第23-24页。几乎是20年代普罗诗歌的摹写。茅盾曾受《新疆日报》副刊的委托，写作过一篇 “命题作文” 《关于诗》。茅盾本人并非诗人，文章也近乎知识的普及之作，但某些部分对于草创的新疆新诗界，尤其是开始学习诗歌创作的青年学生颇有意味，如他谈抒情诗的抒情性质时，解说到——
一方面用了直接的，声诉的，浓郁的感情的口吻，而又一方面则要富于 “含蓄” …… “含蓄” 是靠了艺术手段使得你的思想情绪在 “字面” 的表征，——即由直接传达来的明快与有力而外，尚保有强烈而确然的 “暗示” ，使读者愈咀嚼其味愈深长，使读者的联想扩大，从一首诗中所写的生活的一角，生发出无数的多方面的 “启示” 。[16]
此后，新疆新诗长久在政治性的直白和私人性的含蓄之间徘徊，1941年的《新芒》上，尚在讨论新诗 “写什么” 和 “如何写” 的问题，作者一方面提出要写 “熟悉的生活” ，另一方面又强调并非一切生活都值得写，诗作须是 “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正确认识积极感触，再经过主观情感的激动这个综合的历程而产生”[17]，而所谓正确认识，最终则落实到盛世才提出的六大政策之上。此一时期，《文艺园地》《皞星》上的诗作，多数仍是如熊《辉煌的太阳》①参见熊《辉煌的太阳》,《新疆日报》,1941年11月11日,第4版。式的对革命的诵诗，或者如昉《西北青年》②参见昉《西北青年》,《新疆日报》,1943年11月27日,第4版。中直抒胸臆的表达，但也有某些创作虽稚嫩，却能唤起人们对那段岁月复杂的情愫，如瑜的《夜梦》，诗人梦见自己身着戎装，准备奔赴战场，但却又爱上了一位女郎，无法割舍，是赴战场，还是伴女郎？诗作写到：
当我走出梦乡清醒的时候。
所留迹给我的——
不是戎装和长枪，
也不是女郎。
而是一腔：
失意的心肠；
和满怀的惆怅。[18]
此时新疆政局的急遽变化，使得此前积极追求进步的青年产生思想上的惶惑，赴战场、伴女郎的犹豫，正是对政治发展忧虑的含蓄表达，意象虽简单，却耐回味——茅盾的指导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人生际遇中获得了理解与回应。
散文创作③所列作品，系笔者根据《新疆日报》《新芒》整理而成。则侧重于描写学院的生活百态：或是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活动剪影（《学校是一座锻炼炉》《每人在每日必须要作的一件事》《学院同学的片段生活》《晨练场上的一瞥》《学院展开了竞赛》）；
或分享读书感悟（《读书经验琐谈》《〈给青年作家〉读后感》）；
或文艺研究的试笔（《学习鲁迅——文艺青年要学习鲁迅的战斗 “文体” 》《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关于 “倾向文学” 》）；
或对会议、下乡宣传等纪实（《报告会》《一个战斗的大会》《访问——到南山宣传记》）……此类作品大多较浅显，如今看来，它的史料价值远胜于艺术价值，相对直接地为我们呈现出新疆学院生活的情景。
对新疆学院文艺活动的一番匆匆巡礼后，我们不难发现新疆新文学发展的特殊之处：这里其实并没有文学或文化新变的自然趋向，新文学的发展实则完全从属于现实政治的需要，特殊的国际形势以及盛世才的政治选择，共同促成了新文学的萌生和发展。对于新疆学院的学生而言， “抗战建新”[19]30和 “六大政策”[19]9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人生发展的契机，新奇但又脆弱，辉煌中潜伏着重重危机。在此过程中，他们接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很多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而内地文化人士的赴新，则带给他们某种高水准的专业性指导，在极短的时间中，使得新疆新文学模仿内地左翼文学发展的轨迹，迅速达到了一定的创作水准。他们也正是在左翼人士的带领下，致力于文艺的宣传工作，使得迪化等政治中心活跃一时；
同时，对于边疆的区县乡村的文化启蒙和政治鼓动也有积极的推动。新疆学院的莘莘学子在民族救亡的伟大时代精神感召下，迸发出一代青年的爱国激情，与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精神相结合，成为这一时期新疆学院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这一可贵经验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他们的文字虽然稚嫩，但所记录的种种生活景象和情感，无论是相对成熟的政治报告剧，还是试笔中的小说、诗歌与散文，确实紧紧捕捉住了时代的脉动，不管出于纪实还是想象，都为时代变动中的新疆民众和青年学子留下了一份极为宝贵的文学剪影，也为我们思考现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恒久命题，提供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