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学的“三观”教育智慧及其当代资鉴*——以明清滨州杜氏家学为例
时间：2023-02-25 08:4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付春梅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众所周知，家学文化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通常认为其滥觞于“五帝三代”之时的“畴人之学”。对此裴骃《史记集解》引如淳注：“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律，年二十三传之畴官，各从其父学。”[1](P1259)从此之后，家学文化历经数千年之演进，迄至明清而不衰。对于我国古代的家学文化，学界已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相关研究既有涉及有关古代文化、政治名家家学的内容、传承、影响等的个案探索①，亦有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或整个古代家学之表现、特征、理论体系及现代借鉴意义等的综合性考察②。然而，虽然学界探讨已多，但由于我国古代家学文化的内容异常丰富，故仍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如古代家学中对家族成员“人生观”“价值观”“处世观”等“三观”的教育，是关系家族成员发展成败的关键问题，但对此教育智慧，学界却缺乏阐发，而这些思想对当今的资鉴意义也无有论及，非常遗憾。因之，今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以明清时期曾经成就“父子五翰林”“一门十二进士”的滨州杜氏家学为例，对此问题试做探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明清时期的滨州杜氏家族，可谓我国古代若干“士族”之一。在明初大遗民的背景下，洪武二年(1369)杜氏始祖杜雄飞移居山东滨州，“杜雄飞颇善于持家理财，其家庭慢慢殷实起来。随着家庭经济情况的不断好转，他的儿孙们不仅继承了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也开始顾及后代的教育，特别是读书学习，文化方面的教育”，“至少从五世起，杜家的子孙已开始读书并且不断有优秀子弟取得功名。此后，杜氏后人很好地秉承了耕读传家的传统，家族逐渐走向兴盛”。[2](P60)最终，杜氏家族发展为明清时期著名的官宦世家、文学世家、书画世家。迄至清末，滨州杜氏家族共走出12名进士、18名举人、327名秀才，为官者多达188人，其中杜堮、杜授田、杜翰等父子五人，在清代同入翰林，成为一代之佳话。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在明清500年间，杜氏家族不仅保持了长盛不衰，且为官者中未出现一个贪官污吏，所有子孙中，更无一人留下斑斑劣迹。对此“奇迹”，咸丰《滨州志》道出了其中之缘由：“世族言家法者，以杜氏为称首焉。教诸子先实行而后文章，言皆可为世法。”[3](P336)此处所言之“家法”，即为其“家学”，杜氏家族在子孙培养中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实得益于此也。另外，陈寅恪先生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指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4](P259)可以说，明清滨州杜氏与我国古代其他一些士族相似，其家族相关成就的取得，多有赖于良好“家学”的传承。
而明清滨州杜氏家学的精髓，主要集中体现在第十四世孙，官至内阁学士的杜堮所撰《杜氏述训》《家塾绪语》等作品之中。已有的研究表明，杜氏家学的主要内容涉及“文化知识的传授”“艺术陶冶”“德育教育”“为人处世的教导”“为官之道的传承”等多个方面[2](P64-81)，而杜氏家学的传承形式则包括“启蒙教育”“家训”“家谱、年谱”“教子诗、教子文”“家塾”“身教”“实践锻炼”等多种[5]。同时，研究还可发现，杜氏家学中还包含若干“和谐”的思想[6]。不难得见，明清杜氏家学作为我国古代家学之一种，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传承形式，对其子孙具有良好的“家法”之效，且对于当今时代仍具有良多的借鉴意义，有“可为世法”的重要价值。
培养子弟形成正确的“三观”，是我国古代家学的根本任务之一。下面即以明清滨州杜氏家学为中心，透过其家学，探索我国古代家学中有关“人生观”“价值观”“处世观”的培育方法及其思想光芒。
(一)关于人生观的教育
杜氏家学之中对于如何培养子弟的人生观，培养怎样的人生观，有一些比较独到的思想智慧，具体如下。
首先，立志为先，培养习惯。
在杜氏家学看来，人的志向是决定一个人人生走向的重要因素，因此非常重视对子弟进行“立志”的教育。如杜堮在《杜氏述训》之《书后五条》第一条中言及其家训时云：“大抵赠公之训首在志气，有志气而后有心胸，有心胸而后有识见，有识见而后有谋献。”[2](P160)另外，杜堮在《家塾绪语》中又有告诫其子弟“志者大，所见者远”[2](P213)等语。不难看出，在杜氏家学中，“志气”被认为是决定一个人的“心胸”“识见”“谋献”等的先决条件。也即是说，“志气”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眼界，也决定了其将来所能做出的贡献。所以，对子弟人生观的培养，首要者是对其进行“立志”的教育。
另外，杜氏家学认为，一个人仅仅有“志气”是不够的，要培养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还需令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如《杜氏述训》第二则即云：“《家语》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此为人第一关头。”[2](P131)杜氏家学认为做人的“第一关头”是养成如“自然”般的“习惯”。而这一习惯的培养，要从孩子最小的时候开始，“教不于此时，亦将如子之渐长而不复可变矣”[2](P131)。那么，如何才能让“习惯”成为“自然”呢？这就需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同时还要激发孩子的“兴趣”。如以引导孩子读书为例，可令其“自六七岁，即当亲师傅，就义理，浅近处，日为讲解，渐进渐加，至二十岁，不可一日旷闲”，当“彼既得其旨趣”之后，便“自不能已”[2](P137)。
其次，仁信存心，家国在怀。
明清杜氏家学与我国古代其他家学相似，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如其将“仁”“信”等品行作为子弟人生观的主要培养目标。《书后五条》曾云：“问家风，曰：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大端也”，“为人不可一端指言，然大要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而忠信为之主，兢兢焉，唯恐或失而已”。[2](P161)可以看出，杜氏家学要子弟形成的正是要具有仁爱、礼仪、忠信之心的人生观。而此人生观的建立与否，对人的行为影响至深。如《家塾绪语》第一三〇条中指出，凡不具“爱众”“亲仁”之心的子弟，往往会因“学才小，了辄不邂长老，雌黄信口，喜憎任情”，以至于“为乡党所恶，父老所嫌”[2](P223)。一个人若不知爱憎和礼敬，必然会为他人所恶。因此，在对人的培养中，使其做到“仁信存心”非常重要。
若“仁信”是对人生观中的品行要求，则“家国天下”就是对人生观中“情怀”的观照。这一点又与儒家思想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理念不谋而合。如《杜氏述训》第二十四则指出，培养子弟读书的目标应是为了求得“家国天下之道”，而非世人所追逐的“科第梯梁”，且认为只有让子弟树立“化民成俗尽职报国”的人生理想，才不至于造成“其人才尽坏”[2](P141)的恶果。
最后，知足常乐，张弛有度。
在杜氏家学中，还注意培养子弟树立“知足常乐”“张弛有度”的人生理念。如《杜氏述训》第三十九则载道：“日日而忧不足，是终身无足之日也；
日日而以足为乐，是无日非足之时也。”[2](P151)该则即是说，若一个人天天忧患不足，则一生都无满足之日，反之，若天天以足为乐，就没有不满足的时候。而只有有满足感，人才会感受到生活的快乐。所以，要“以寡欲为本，常令心志淡泊，则纷华可损，思虑可省，感慨可消”[2](P175)。
同时，在杜氏家学看来，人不仅要保持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心态，还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做到“张弛有度”。如《家塾绪语》第四〇条中有载：“日方过午，疾忙收敛，以蓄明日之光华；
岁方迂夏，疾忙收敛，以养来年之发育。天地且然，而况乎人。”[2](P181)这里即以“日”“岁”为例，阐明人在生存过程中也要懂得“收敛”的道理，而只有懂得适时的“收敛”，才能为将来的进一步发展蓄积力量。反之，若不知及时收敛，如“世有禀赋强盛，少年恣意纵情，甫及三十而已亡者，不胜可数”[2](P181)。所以，“张弛有度”在杜氏家学中并非指消极的处世原则，而是为了着眼于人的更长远发展所做出的谋划。
(二)关于价值观的教育
杜氏家学中关于价值观的教育，也不乏可资借鉴的思想智慧，具体如下。
首先，不逐名利，不汲富贵。
对于“功名利禄”“荣华财富”，杜氏家学不仅持有非常冷静的态度，且反对对此加以追逐的行为。如《杜氏述训》第三十八则云：“吾见世之求仕者，多为其途奔走风尘，需迟岁月，迨其半通甫绾，而华发盈头矣。”对于这种“奔走风尘”以逐功名的行为，以及“以有官为荣、无官为辱”世俗人情，杜氏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功名，而应是为“功施社稷、泽被生民”。同时，他们也看清了“无官反荣、有官反辱者，比比而是”的现实。[2](P150)因此，对于仕宦功名的态度，他们认为“但当听其自至”而已。[2](P176)故在此价值观念的指导下，杜氏家族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学而优则仕，不优则不仕，优亦不必仕”的仕宦观。[2](P150)
此外，对于世人所秉持的“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的富贵观，杜氏家族反则其言而提出了“贫贱有余乐，富贵不堪忧”的思想[2](P151)。之所以有此认识，主要是因为杜氏成员认识到了“鲜衣美食与人兢胜，朝酣暮乐恣意养安，盖奢与怠常相因，懒与贫恒相附”[2](P212)的道理。所以，对于“今人于名利所系，不得则以为憾”的现象，杜堮则告诫其子孙要保持“超然于得失之间”[2](P207)的平常心态。
在明清之际，所有的杜氏为官者都能做到清廉奉公，其原因之一，当是受到了这种淡泊功名与富贵、超然于得失之间的价值观的指引。
其次，获益磨折，受害奢糜。
磨难与挫折在常人眼中往往被视作厄运或痛苦的经历，但在杜氏家学中却被视为个人成长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如《家塾绪语》第七十五条云：“人少年多受磨折，后来便得多少便宜。盖视世间不如意事皆属寻常，而不以动于中也。不动于中则不妨其应为之事，古人大本领，多从此出。”[2](P197)在杜氏看来，人在少年之时经历挫折和磨砺在所难免，但只要不为其所动，并能坚守初衷，必能在将来成就大的本领。由此思想不难发现，在杜氏家学中实则倡导子孙要形成积极应对“磨折”的价值观念。
而对于生活中的“奢靡”之气，我国古代的其他家学多有涉及。如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就告诫其子：“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7](P28)在这里诸葛亮对其子强调，人只有通过节俭才能抵御“奢靡”的诱惑，培养自己的道德节操。而杜氏家学则与之相似，也认为“奢侈”和“浮糜”有百害而无一利。如《家塾绪语》有云：“餍膏粱者易生昏怠，饰文绣者易长浮靡。昏怠、浮靡则志气与骨力皆无有矣，虽策之以严亲，督之以良师，犹无与也。”[2](P215)在杜氏看来，奢靡的生活，往往会蚕食人的心智和身体，既使有再严厉的亲人和再好的师傅也无法将其培育成才。因之，杜堮提出了“饮食宜素，衣服宜朴，不独取俭而已也”[2](P215)的观点。由此思想可以看出，杜氏家学又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节俭”美德做了更进一步的阐发。
最后，破除自是，摒弃私欲。
对于自我的价值认识和判断，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方面，杜氏家学一则告诫子弟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自以为是，要善于突破自己；
再则，要求子弟要摒弃自私自利之念。如《杜氏述训》第一则开篇即云：“自见之谓明，自听之谓聪，自胜之谓强。人惟不自见、自闻而后自是。既自是矣，益怠长傲，强于何有？乃所谓大愚也。”[2](P130)这里提出，若人不能认识自我，而是自以为是，不仅不会使自己变得强大，反而使自己变得非常愚蠢。在《家塾绪语》中对这一思想又进一步重申：“心思智力一有所囿，反来复去总不出此圈子，一旦跳出其外，乃见天地之圆方。”[2](P188)所以，在自我的认知上，杜氏家学强调要正确的看待自己，不以自我为中心，不刚愎而自用，而只有善于突破自我的人，才能使自己拥有更广阔的天地。
杜氏家学要求子弟不要以“自我”为中心的另一个理念，即是要“摒弃私欲”。如《杜氏述训》云：“小儿嬉戏，每指某物曰‘是我有也’，曾宜以怒色诃之。盖恐长自私自利之心而渐离其天性也。防微杜渐，斯虑之早矣。”[2](P132)杜氏要求，从“小儿”开始即要防止其萌生“自私自利之心”。杜氏家学还认为“私欲”是个人成长的羁绊，如《杜氏述训》第二〇则曾云：“人只为自己，先有私意牵制，所以见理不明，虽其明者，亦行之不力，不便于己故也。痛治此心，去之务尽，自然光明正大，超出万物之表。”[2](P139)在杜氏看来，若一个人做事仅以自我为中心，其就会受“私意牵制”，对于事理的理解，对处事行为的选择都会因之大受所限。反之，只有去此“私心”“私欲”，人才能光明正大地做事，才能有所作为。
(三)关于处世观的教育
对于家族成员处世观的教育，杜氏家学中也有很多可资借鉴的思想。前人的研究虽已涉及其中的部分内容，但更多的教育智慧仍待发覆，具体如下。
首先，低调谨慎，守拙守默。
“低调谨慎”与“守拙守默”既是明清滨州杜氏家族为人处世的写照，也是其家学中对子弟“处世观”教育的重要内容。如在重修世族谱序时，杜氏第十世孙的杜漺曾告诫子孙：“勿以族大人众为可恃，而以凭藉骄溢为可虞。”[8](P290)杜漺借助修谱的时机提醒子孙，要低调处世，不要骄溢。杜堮又在《石画龛论述·梦余因话录》中教育后代：“为人要气局阔大，志意高远，然不可错认放荡、狂易为阔大高远也，要知惟其阔大，是以谨慎，惟其高远，是以规矩，须从源头辨认。”[9](P613)这里提到，为人不仅要低调，还须懂得“谨慎”之理。另外，杜氏家学在对子孙进行低调与谨慎的处世观教育的同时，又进一步告诫子孙处世中还需做到“守拙守默”，即尽可能地内敛，不于众取宠，不求知于人。如《家塾绪语》第一二七条即载：“守拙守默无地不宜”，要做到“独喻而不求众喻，自知而不必人知”。[2](P221-222)
杜氏第十五氏孙杜受田，其处世之道正是其家学中“低调谨慎”“守拙守默”的最好体现。如在其年谱《杜文端公年谱》中曾对其这一处世原则有所记载：“府君以潜邸旧学，时承顾问，益自谨毖，故于家庭讠燕语从不及禁中事，平日献替，翰等益弗得闻，而年姻故旧颇有以无所建白为言者，颔之而已。”[10](P33)杜受田曾为咸丰帝师，官至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其对家人保持守口如瓶、谨言慎行、低调行事的态度，对外人更是如此，以至于最亲近的年姻故旧们竟认为其为官期间无所事事。
其次，不争不抢，能让得让。
杜氏家学中对子弟处世观教育的另一内容，即是教育子弟在与他人的相处中，要遵循“不争不抢”“能让得让”的原则。在生活中与他人相处，彼此之间产生一些摩擦甚至矛盾，实所难免，而遇到此种情况之时，杜氏家学要求子弟一方面要“以义胜私，化其忮忿之情，求合于惇睦之意”，即要用仁义而不是私心，以求得与他人关系的和睦。另一方面，则要求子弟“即有不合而争，然争而不胜其让也”[2](P135)。亦即是说，既使必须要去“争”，但也不是为了去“争胜”，而是要做出让步。
同时，《家塾绪语》又载：“凡功皆可以让人，凡名皆可以让人，以至一切聪明才辩光耀一时者，无不可以让人。”且而若以这种方式处世，则“此其所存者大矣，而其所期者远矣”[2](P214)。可以说，在杜氏家学之中，不仅“功名”可以“让”，甚至连一切能“让”者都可以让之于人。而在家族的思想认识中，这种“让”，是一种有远见、有格局的表现。相反，若“尺寸不肯让，人当其时，亦自觉得意”，而“时势既移，同声渐寡，而非之者乃数倍于曩之、和之也”。[2](P221-222)
最后，知爱知敬，乐助于人。
杜氏家学在处世观的教育中，还强调与人相处之时要做到“知爱知敬”。《杜氏述训》第三则曾载：“知爱知敬，始家邦终四海，即由此充之，非有加也。”[2](P132)同时，前文也已提及，当一个人“了辄不邂长老，雌黄信口，喜憎任情”之时，往往会令人嫌弃。因此，对人尊敬且心存仁爱之心，是与他人友好相处，并能够获得他人认可的重要处世原则。
此外，在与他人交往中，杜氏家学还进一步要求子弟要树立“乐助于人”的处世观。在杜氏看来，凡是能够对他人加以关照和帮助、对他人宽厚相待者，将来多能促进自身的发展，自己会因之得到更多的回报。反之，则不然。所以，《杜氏述训》在第四十一则云：“凡能照管他人者，其后多能全自己”，“所薄者厚而所厚者薄，亦未之有也，更宜反转观之”。[2](P152)
总之，由以上不难看出，无论是对于“人生观”“价值观”还是关于“处世观”的教育，杜氏家学在吸取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以及古代家学文化思想的同时，又提出了一系列非常独到的见解，这些既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又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教育思想，为培养其子弟形成良好的“三观”，铸就明清时期的望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我国古代家学之一的杜氏家学，其在子弟“人生观”“价值观”“处世观”的培养过程中，总结出了丰富的思想智慧，而这些教育思想对当今青少年的“三观”培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首先，从杜氏家学对于人生观的培养中可以发现，“立志向”“养习惯”与“激发兴趣”，也即是“唤醒自我”的教育，实则是杜氏家族培养子弟形成正确“人生观”的有效实施方案。其中，“志向”可视作“人生观”培养的“目标”，而“习惯”则是确保“目标”能够实现的行为“规范”，“唤醒自我”则又是前两者得以实现的“动力源泉”。由杜氏家学来看，此三者在人生观的培养中缺一不可。这一点对当前的青少年人生观培养很有启发意义。现在看来，一些人生观存在问题的青少年，究其原因，往往是在人生观的培养中缺少其中的一环或多环所致。有的可能是因为在家庭教育中缺乏人生“目标”的正确引导，最终导其致走向迷途；
有的则可能是因为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没有形成正确的行为规范，造成人生的走向与“目标”出现偏差；
还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自身缺乏应有的动力，导致其人生“目标”和“规范”等流于形式，正确的人生观难以实现。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应借鉴杜氏家学的相关经验智慧，三管齐下，以确保青少年正确人生观的养成。
另外，还可以发现，在杜氏家学中，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是其子弟“人生观”培养的主要思想来源。显然，杜氏家族对子弟的“人生观”培育，主要是来自主流的传统文化思想，可以说，杜氏家族用儒家的思想来塑造子弟的品行和胸怀，以促其成长为社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而用道家的思想，令子弟来保持良好的心态、调整生活的节奏，以期达到自身持久发展的目标。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并发展，这两个方面实则都不能偏废。杜氏家学的这一思想智慧对于当今青少年的人生观教育，也颇有借鉴意义。
此外还要看到，当前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留洋潮”“移民潮”等所展现的以“西方”为“至上”的观念仍炙手可热，都在很大程度上对青少年人生观的塑造产生了诸多不良的影响。因此，在此情形之下，倡导借鉴古代家学文化，继续秉承和弘扬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忠信、礼敬、节俭、勤奋、心怀天下等思想文化精髓，培养青少年形成相关品行和家国情怀的人生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同时，加强对青少年心理的引导和梳理，让其明白“张弛有度”的人生哲理，也必然会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健康的身心基础。
其次，关于“价值观”的培养，杜氏家学中的很多思想也值得参考。如关于如何看待功名利禄的问题。在当今世界，这依然是广大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直面的问题。通过杜氏家学的人才培养经验来看，若能够抵御名利与物质的诱惑，“超然于得失之间”，则会有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而杜氏家学对于“挫折”“磨难”正面价值的教育，对于今天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也深有启发。在生活、学习、事业上遇到挫折和坎坷，人人都无法避免，若借鉴杜氏家学的思想，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能够实现“福祸”的相互转换。
另外，对于自我价值的判断，也可以从杜氏家学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由此可以得到启发，一个人若想实现自身的更大价值，就必须突破自我的既有格局，放弃一些既得的个人利益，只有这样，才可能赢得更大的人生舞台。
最后，在人的“三观”教育中，“处世观”往往是在当前家庭教育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而明清杜氏家族的成功，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子弟“处世观”教育的重视。杜氏家学中关于“处世观”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非常值得当下参考和借鉴。目前，很多青少年或因缺乏与兄弟姐妹相处的经验，或因未在家庭接受处世原则、方法的教育等，导致他们不太了解与他人交往的方式、方法，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仅仅造成他们有可能会产生人际交往的障碍，且往往会阻碍其获得友谊及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进而影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通过杜氏家学中关于处世观的教育思想可知，在处世中，只要放低个人的姿态，保持谨慎低调、谦虚忍让、尊敬礼貌的态度，就会容易获得他人的理解、支持和尊敬。而多把他人放在心上，多注意去帮助他人，少关注自己，就会收获他人更多的帮助。汲取这些思想智慧，必然会使得一些青少年的“处世”窘境有所改观。
注释
① 王钧林《孔氏家学中的〈尚书〉学——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2期；
颜以琳《颜真卿书风与家学传承》，《中国书法》 2016年第7期；
崔宏艳《李白家学渊源考论》，《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李久学《家学对曾国藩理学思想形成的影响》，《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等。
② 陈利娜《魏晋南北朝家学兴盛的表现及其影响》，《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汪超《宋代士人家学、主客与师承关系析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蒋明宏《略论明清苏南望族家学》，《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郝云红、陆建猷《中国家学哲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王伟《中古家风家学与家族文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1-11；
陆建猷《中国传统家学的现代参鉴价值》，《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