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文人申靖夏的诗学理念

罗春兰，王超凡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申靖夏（1681—1716），字正甫，号恕庵，又号反观居士，朝鲜肃宗朝文臣、诗人。靖夏少通经史，颇有文才。曾拜金昌协（1651—1708，号农岩）为师，学文章之术，对农岩素所服膺，农岩亦十分赏识靖夏才学。其平生所好，唯山水与文章，又广交士子，交游唱和。挚友后人裒其诗文，编为《恕庵集》十六卷。申靖夏虽曾任职馆阁，勤于政务，亦执教乡里，有教化之志，然素来心向山水，颇显隐世放浪之姿。其诗多写于闲居之时，时人评其诗风“清和遒丽”（尹凤九《屏溪集》卷五十四）[1]，“成一家则”（郑来侨《浣岩集》卷四）[2]561。此外，申靖夏浸淫于好论诗文的时风，因以留下卷帙颇丰的品评文字，或可视为其诗学理念之呈现。

朝鲜肃宗年间（1674—1720），诗坛因袭前代之风，明代复古派诗论颇受尊崇，以致模拟之诗风普遍。当此时，白岳诗坛推举“性情”“真诗”之说，以示对当时诗风的不满与抗衡。其诗坛盟主金昌协《农岩集》卷三十四有言：“夫诗之作，贵在抒写性情，牢笼事物，随所感触，无乎不可。事之精粗，言之雅俗，犹不当拣择，况于古今之别乎？于鳞辈学古，初无神解妙悟，而徒以言语摸拟……若用唐以后事，则疑其语之不似唐，故相与戒禁如此，此岂复有真文章哉？”[3]376昌协明确提出“性情”诗论，用以驳斥模拟蹈袭之辈。而且，在白岳诗家看来，只有发“性情”于肺腑，而非汲汲于言辞章句，才能创作出饱含真情实意的所谓“真诗”。这种诗学理念在当时形成了一定声势。

申靖夏作为白岳诗坛的中坚人物与金昌协的得意门生，其诗学理念与“白岳”诸家有相合之处，却也极具个人特色。一方面，申靖夏受到“性情”说的感染，对“真诗”创作亦行推重。其《恕庵集》卷十曰：“余尝见世所谓能诗者矣，尖新以为巧，组织以为工，时花美女以为丽，牛鬼蛇神以为怪。至急于取悦人目者，如傀儡之登场，而惟恐观者之不笑，如此而岂复有真诗哉？”[4]362批驳当时一些诗人刻意矫揉、好为奇巧的做法，从反面立论以提倡“真诗”，与乃师桴鼓相应。另一方面，申靖夏在前论统摄之下，又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

（一）陶潜：开“冲和简淡”之一脉

东晋陶潜作诗力求“平淡”，影响了不少诗人，唐代如韦应物、白居易等。在宋代，梅尧臣则开“平淡”风气之先，他认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 （《读邵不疑学士诗卷》）①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四十六，影印本，上海涵芬楼藏明万历间梅氏祠堂刻本。，刻意追求诗歌的平淡美。这种思想在宋代诗坛弥漫开来，影响深远。朝鲜诗坛不少诗人、诗论家亦接受并内化“平淡”论。

申靖夏对陶潜无比倾慕，甚至在走向人生终点之时，吟诵的也是陶潜的自挽诗。安锡儆《霅桥集》卷五载：“近者申学士靖夏临死，诵渊明自挽诗曰：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5]究其原因，当在于申靖夏“冲和简淡”的诗风追求与平淡自然的陶诗颇为投合。

申靖夏讲论诗风，尤以“冲和简淡”为尊。所谓“冲和简淡”，自有平淡之意。申靖夏本就主张“真诗”创作以反拨强为“尖新组织”之诗，因而对发于性情、不事工巧而力求简淡的诗风颇为推崇。其《恕庵集》卷六云：“粗知诗人风旨，贵在于冲和简淡……长公之纵逸奇变，非颖②应为“颍”。滨之所可仿佛，而独爱其淡甚……（金昌业）以不工自处，而其或发于吟咏者，自然有萧散简淡之趣……盖执事之不工，颖滨之淡也。”[4]284申靖夏对六朝时期关乎“平淡”的诗歌、诗论有所关切，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陶诗的论述，《恕庵集》卷十六云：“渊明之诗，平淡出于自然，其初不倚拟模仿，明矣。而钟嵘以为出于应璩，陋哉嵘也。”[4]475以对钟嵘《诗品》的反拨突出陶诗的平淡自然之风。《恕庵集》卷十六又言：“梁吴均有‘雁足印黄沙’之句，沈约谓‘语太险’，古人为诗之不欲险异如此。此自常语耳，而犹以为险，况其他乎？”[4]475赞同沈约不欲为“险语”的论调。这都可以视为申靖夏对平淡诗风的一种肯定。于宋诗，申靖夏偏爱苏辙诗之“淡”，即冲和简淡的诗歌风格，更青睐陆游诗中写山水风物、隐逸闲居的作品，这部分诗大体都有萧散平淡之风。

对于平淡诗风，申靖夏不仅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而且也向后辈予以推广。其《恕庵集》卷七言：“来诗得细看，其词意之悲伤不自得……盖吾侄（申昉）胸中，秋冬之凓冽严凝太多，春夏之和荣舒畅不足，此前书所以勉其着工于和平二字也。”[4]303劝导后生为诗少一些冷峭悲飒，而要走“和平”的路子。这与申靖夏对宋诗“平淡”风的受容不可分割。

陶潜向来被认为对宋诗面貌的形成具有典范意义。申靖夏对宋诗的尊崇，沿波讨源，与其对陶诗平淡诗风的推重一脉相承。

（二）杜甫：得“忠厚”之致

朝鲜一朝，杜诗在文人心中的地位素来极高③关于杜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情况，参见张伯伟：《典范之形成：东亚文学中的杜诗》，《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63—188、209页。。申靖夏《恕庵集》卷十六对当时的宗杜风气就有论述：“子美、青莲各有能事，历代题品亦不一。至于近世，爱杜者多于爱青莲，然要当以杜为今文，而以青莲为古文尔。”[4]476申靖夏认为，肃宗时期朝鲜文人多爱杜诗，其原因在于杜诗偏向“今文”，即近体诗。而众所周知，杜甫长于律诗。就体裁而言，朝鲜时代的汉诗创作本就近体居多，其中律诗则更受青睐。可见至少在肃宗时期，杜甫的近体诗创作，尤其是律诗成为了朝鲜诗家接受杜诗的先导因素。

申靖夏与时人相同，也特别看重杜诗的“忠厚”品格，其《恕庵集》卷十六言曰：“古今诗人，唯子美、务观两人而已，何也？诗本忠厚也。”[4]478以“忠厚”之旨推举杜、陆二家诗，这体现出其诗学理念的鲜明“诗教”色彩，而且与他的儒家立场是相符的。

中国诗家多以“温柔敦厚”的标准来评判诗歌，朝鲜诗家亦复如是。《东文选》所收无名氏《八家诗选序》对此有过论述，文中以为李、杜、韦、柳、欧、王、苏、黄八家诗虽各具风神，而皆得“风雅”，若能“体之以性情之正，用之以言行之和”则“自得夫温柔敦厚之风矣”①徐居正等：《东文选》，金属活字本，朝鲜肃宗三十九年（1713）刊行。。此为朝鲜诗家对“温柔敦厚之风”的普遍理解，可以视为大多数朝鲜文人论诗的典型性概括。申靖夏将杜甫视作第一流诗家，就是看重杜诗中所具有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诗教”底色。

“忠厚”的另一层含义是忠诚仁厚，亦属于性情的一种。申靖夏乃文人清流，一生秉持尊周思明、忠于王室之大义，无论是为王世子读书讲经，还是入台谏为官，其立场坚守如一。任职地方之时，他亦勤勉务政，又乐于提点后学，始终保持着奉上忠诚、待事仁厚的儒士清操。正是基于这样的为人处世原则，他十分重视杜诗中充溢着的爱国忠君、仁民厚生之性情。就申靖夏的诗歌创作而言，其存世之诗就有十数首为次杜、拟杜之作，有些诗题则直言为次杜诗，如《元日病眼独坐次老杜腊日韵》《九日共家兄车起夫次老杜九日韵》等。申靖夏对杜诗的推崇可见一斑。

自宋而下，中国诗论多以为杜诗乃唐诗之变，不少朝鲜诗论家对此也予以认同。申靖夏《恕庵集》卷十六有言：“沧浪洪世泰少日为唐，晚乃学杜，其格颇变。”[4]480近世朴汉永（1870—1948）《石林随笔》亦载：“是以朴贞蕤有云：近日所谓学杜者，诗之下品。学唐者，诗之次上。”[6]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学唐”与“学杜”路数不同，杜诗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唐诗。而杜诗于宋诗而言，则有开辟之功。有宋一代，诗人不仅欣赏杜诗胸怀天下、干预现实的精神内涵与纵逸多变、包罗万千的创作风格，而且深入细致地学习了杜诗的艺术手法。最典型的莫过于黄庭坚对杜诗炼字、造语、谋篇、声韵、格律等手法的借鉴。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山之宗，黄庭坚的学杜经验对后来的宋代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以后的中国诗论又往往将宗杜的诗人归于宗宋之流，宗杜与宗宋已然合为一脉。于朝鲜诗人而言，宗杜者也多宗宋诗，有类中国。

（三）韩愈：“吾诗”中有“近韩”者

与杜诗相比，韩愈诗歌对朝鲜诗坛的影响相对较弱。不过，不少朝鲜文人往往将韩诗视为李、杜之外的“第三家”，评价不可谓不高。肃宗朝前后，朝鲜文人对韩诗的正面品评尤多，如当时的大儒宋时烈、白岳诗家洪重圣等。总体而言，朝鲜文人对韩诗的接受，多侧重于其中所展现的“诗教”理念及“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法。②关于韩愈诗歌在朝鲜时代的传播与影响情况，以及朝鲜文人接受韩愈诗歌的侧重点所在，参见安生：《朝鲜时代韩愈诗学的诗学史意义》，《浙江学刊》2021年第3期，第187—195页。

申靖夏对韩诗亦有推崇，其《恕庵集》卷十六有三处“记吾诗”的夫子自道，其中两处与韩诗相较，其一，“余尝在湖舍有《泛湖》诗曰：‘归来卧虚楼，梦境皆波涛。’……今见退之《游湘西寺》诗云：‘犹疑在波涛，怵惕梦成魇。’……意思之偶合如此，不觉自喜”[4]480，诗相埒等。①相关深入研究，参见赵睿才：《朝鲜李朝正宗李祘所纂中国文献类考》，《图书馆杂志》2010第6期，第72—77页。自此，陆诗经由王室的宣扬而影响渐广。

在唐宋诸位诗家之中，申靖夏最是推崇陆游。这首先表现于他特为拣编的陆诗选本—《放翁律钞》，此书虽无传世之本，但从申靖夏所撰《放翁律钞跋》一文来看，其编书缘由可知。其《恕庵集》卷十二言道：“余尝谓古今诗人，杜子美以后，惟陆务观一人。……余自小酷嗜其诗，至忘寝饭，盖非特为其诗之工而已，爱其言之切于我也。……（务观）诗之得于渔歌菱唱者为多，而余又水居，故其言之种种着题如此。”[4]390申靖夏明确表示对陆游的钟爱主要在于“爱其言之切于我”，即陆游山水诗的创作经历与自己颇为契合，因而对这类陆诗偏爱有加。

申靖夏对陆诗的推崇，还体现在仿效一法。其效法陆诗的七律《书同游乐事》收于《恕庵集》卷二。其《恕庵集》卷十六载：“余尝在湖舍效放翁为诗曰：‘葛巾渌酒乌藤杖，木几蒲团白竹扉。僧因汲水晨犹往，客为看花暮不归。饮弱尚能夸量大，诗荒也道赏音稀。颇知我辈疏狂甚，莫遣傍人惹是非。’诗翁沧浪子以为陆家还魂。”[4]480他将《书同游乐事》一诗完整抄录于诗文评中，又借友人洪世泰之口点出其与陆诗之神似，言语间不无自矜之意。而且这首诗从风格上来看，颇得陆诗记游之作的平易自然或萧散平淡。与此诗相类的近体诗还能在申靖夏的别集中找到不少。无怪许多同申靖夏交游唱和的文人都将其诗风与陆游并举，如李器之（1690—1722）称赞他“其诗剑南”②李器之：《一庵集》卷二，木活字本，朝鲜英祖四十四年（1768）刊行。，郑来侨（1681—1757）评其诗文有“黄陆骨格”[2]561。可见申靖夏与陆诗的渊源十分深厚，而这也成为当时申靖夏交游圈中的共识。

清初的“唐宋诗之争”历来引人瞩目，诗论家围绕唐宋诗争辩不休。朝鲜诗坛也经历了类似论争。上文提到，“白岳”诸家欲写性情、作真诗，以反拨当时一味“宗唐”的风气，其具体做法便是主张向宋诗学习。主盟坛坫的金昌协即大力导入宋风，其《农岩集》卷三十四云：“（宋诗）问学之所蓄积，志意之所蕴结，感激触发，喷薄输写，不为格调所拘，不为途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之真也。”[3]375明确提出向陈与义、陆游等宋代诗人学习。《农岩集》卷三十四又称：“简斋虽气稍诎，而得少陵之音节；
放翁虽格稍卑，而极诗人之风致。……无宁取简斋、放翁，以其去诗道犹近尔。”[3]375农岩门生李宜显（1669—1745）亦为之助阵，其《陶谷集》卷二十七云：“宋人虽自出机轴，亦各不失其性情，犹有真意之洋溢者。”[8]429他们都期望朝鲜诗人通过学习宋诗，抒发性情与真意，从而激发诗坛新的活力。

不过，金昌协虽推举“宋风”却也不废唐诗，其《农岩集》卷三十四道出了原因：“唐人之诗，主于性情兴寄，而不事故实议论，此其可法也。”[3]375在他看来，无论学宋或学唐，关键在于是否能写出真性情；
若学唐者强求形似而无真性情，便无足可观。这显示出金昌协兼采唐、宋而超然于唐、宋的诗学观，而且这种观念在肃宗年间很有代表性。③李丽秋在《韩国古代诗坛的唐风与宋风—第二次交替：朝鲜中期至朝鲜后期》（《韩国研究论丛》2020年第2期，第53—67页）一文中指出金昌协非是批判唐诗本身，但仍将其归于“批唐主宋”一类，显然有些笼统。金昌协虽有批唐言论，综而观之是肯定唐诗的，只不过由于金昌协主张导入宋风以批判当时诗坛的“主唐”论调，因而往往有学人将之归入“宗宋”一派。事实上，金昌协论诗倾向于唐宋兼取，融二者之长以批驳“专主盛唐”的论调与模拟习气。这同后来诗家评判钱谦益诗论的逻辑是相同的。但金昌协的诗作风格的确更偏向宋诗。肃宗时著名诗人洪世泰（1653—1725）虽好学唐诗，却积极参与金昌协等人主持的白岳诗坛唱和，其诗风亦向宋诗靠近。这都说明当时不少朝鲜文人有意无意地受到了出唐入宋之风的影响。

在宗唐与宗宋之论交相融浸的时风之下，申靖夏亦并隶唐宋，主张广泛地向唐宋诗人学习，唐宋诗家皆是其师法对象，并无宗唐或宗宋的门户之见。他在《恕庵集》卷十六中多有阐述：推崇韩愈，却也以为其诗“多让于宗元”[4]476；
举白居易《秋池》诗，感叹其“费却许多思虑，写得许多光景”[4]476的苦心经营；
他还引欧阳修诗并以之自况，得其中诗家趣味，等等。而在明代诗人之中，他更是直言“最爱唐顺之”[4]479。虽只言片语，亦可见其融通。

总的来看，申靖夏论诗并不强分诗家门户，而是上溯六朝，折衷唐宋，兼及“皇明”，正所谓不拘一家。不过，从他主要宗尚杜甫、韩愈、苏轼以及陆游的诗学法度来看，确乎是偏向推举宋调的。这大体合于“白岳”诸家力主学宋、兼而法唐的理念。

朝鲜文坛的风尚变化与中国文坛密切相关。金万重（1637—1692）《西浦漫笔》评论朝鲜一代诗体变化时说：“本朝诗体，不啻四五变。”[9]其间或学宋诗，推崇苏、黄；
或转学唐调，再尚明风，多以中国诗坛风向为标的，但学习、接受、创作并非亦步亦趋，而是“相类之中又有不相类”。创作如此，诗学观亦然。申靖夏与“白岳”诸家的诗学宗尚存有异同，他吸收了当时白岳诗坛所倡举的性情与真诗之论，并据此加以通变，颇具才识与胆力。他主张兼采各家之长，有宗派意识，却无门户之限，所持为通达调和的诗学观。

早在朝鲜初年，其文人就萌生出建立本朝一代文学的自觉意识。徐居正（1420—1488）所撰《东文选序》云：“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泯焉而无传也哉……吾东方之文，始于三国，盛于丽朝，极于盛朝，其关于天地气运之盛衰者，因亦可考矣。”①徐居正等：《东文选》。徐氏有传道继圣的担当与自立开辟的气概。但那时的朝鲜文坛尚不足以匹敌中国，名家、名作还较少，习汉字的士子们对中国诗文仍是凛凛踵武。不过，经由科举制度的仿效、文学典籍的传播、官方民间的往来等形式，朝鲜文人的汉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时至肃宗朝，历经宗国更迭与社会文化转型，此时的朝鲜自视为存续中华正统之“小华”，至少在文化心态上有了同中原王朝抗衡的底气，其文化自信已见端倪。申靖夏论诗，也往往表露出基于本国文化自信的强烈思辨意识。

（一）对中国诗论的思考与论辩

申靖夏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诗论，且多有不同于中国诗论家的评判。其《恕庵集》卷十六针对欧阳修《庐山高》批评道：“欧公作《庐山高》，自以为得意，而梅圣俞亦甚许之，以为‘使我更作诗，三十年不能道得其中一句’。以今观之，词格极冗长，无一语可采，不知欧公何以为得意，而圣俞老于诗者，亦何以推服至此也。”[4]477其以锐利之言批驳欧阳修的自矜态度，并对梅尧臣的诗评提出质疑。又言道：“王荆公次《四家诗》，以青莲编于其末，曰‘其诗言酒色者十居八九’，此论非知青莲者。黄山谷云：‘青莲诗语如生长富贵人，宁于醉中作无义语，不作寒乞声。’必如此论，然后乃可。”[4]475-476宋人重杜轻李由来已久，申靖夏以王安石、黄庭坚二人对李白诗的不同评价作为对比，激赏青莲诗歌多“富贵”之语。将前人评语互为比较，更增几分可信力。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对宋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上，申靖夏也有其独特思辨。中国诗论家受传统思潮影响，多将宋诗与唐诗相较，未免任意轩轾。而申靖夏的看法反比中国明清时期的很多论者更为通达，持论平正，能兼及诸家诗派，如他盛赞苏洵诗“雄杰浑深，非二子之比”（《恕庵集》卷十六）[4]477，可谓独具慧眼。

由此可见，朝鲜文人对于中国诗论并非无条件地听随，而是根据自己对于汉文典籍的阅读经验作出独立裁断，甚至时有对中国诗论的颠覆。朝鲜诗家脱离了中国诗学派别的束缚，相对客观地审视诗歌之优劣，秉持通达的批评态度而较少顾忌地表达个人观点。

（二）对中国诗话的利用与新变

申靖夏的诗论明显受到以宋诗话为主的中国古典诗话的影响，而论及本国诗人、诗歌时又有所创新，呈现出与中国诗话“学而不同”的形态。朝鲜时代，文坛向来有编撰诗话以讲论诗歌的传统。远及徐居正《东人诗话》，为朝鲜时代专著论诗之嚆矢。至朝鲜后期，诗学大盛，文人好论诗歌，因而诗话类作品层出不穷。这些诗话或记载本事，或品评诗句，或自成理论，总之是一派繁荣的景象。申靖夏自然也参与其中，其别集中就专列有“评诗文”的门类，从文集中别裁而出，后世均视其为“诗话”。

考察《恕庵集》中“评诗文”一门，其条目多有出于《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林广记》等宋代诗话典籍者，或录其文字略加品评，或以为参照独抒己见。例如：

《诗话》云：“子美《羌村》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此句，人尝过骊山，梦明皇称美云。后人以为子美此诗有‘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之语，则致世之乱者谁耶？明皇岂得不耻而犹诵其语乎？”余以为明皇因重色而致乱，固不可矣，然以护前而失名句，尤不可。[4]476

此条出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杜少陵一”条引，并申以自己的见解，认为尽管唐明皇荒淫无道，却不可因其行而“失名句”。《恕庵集》卷十六又记：

李肇谓：“退之游华山，穷极幽险，不能下，至发狂恸哭。”沈颜辨之以“阮籍穷途之哭”为喻。肇固陋矣，而颜亦不知退之者也，唯谢无逸辨之最合理。今以其诗观之，有“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镌铭”之语，谓恸哭者，以此傅会。然其上句有“下袖拂天星”之语，则此诗极言华山之高，而其云“悔狂咋指”者，亦自夸其穷高远之览尔，而世俗不知，反以为真有是事者，甚可笑也。[4]477

此条前半部分李、沈、谢三人对韩愈“游华山”诗的论述出于《诗林广记》卷五“韩退之”条，申靖夏引出自己对三人评语的判断，意在比对各方观点进而凸显自身理念。

从上述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人诗话对申靖夏的诗论有着极深的影响。不过，我们对此并不能一概而论。文人论诗，无非记诗人或诗歌本事、摘章句或诗论以批评、辨证考异、理论批评等几种类别。《东人诗话》作为朝鲜诗话中评价本国诗人诗歌的典范，其中记诗人本事者颇多，又“每每以宋人诗话记录中国诗人之事者为引发”[10]，后世论东人诗者多有仿效。申靖夏讲论本国诗时也参考这样的做法。其《恕庵集》卷十六云：

欧公守滁，筑醒心、醉翁两亭于琅琊山谷中，命幕客谢判官杂种花卉，谢以状问名品，公以一绝书纸尾答曰：“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花不开。”古今传以为韵事。仆在湖舍，家兄寄书与诗问归期，仆不作书，只次韵答曰：“日为湖上舟游去，直到林中花尽归。”亦庶几于欧公事耳。[4]477

欧公事出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六一居士上”条，借欧阳修答谢判官诗一事自比以诗酬答家兄事，认为颇得欧公之趣。但申靖夏论诗又不全然如此。《恕庵集》卷十六言道：

余有诗友曰金君山，有独绝才。尝曰：“诗之于人，正如貌之不能废眉。”其论如此。尝有“时危百虑听江声”之句，诗老洪世泰闻而方食失箸，其为人所推服亦如此。然其苍老太早，且过于悲伤，而和平者绝少。爱君山才者兼以为忧，今果入鬼录。悲夫！[4]480

此条独记友人金君山言行及他人对君山诗的推许，为专论本国诗人的条目。

如上而知，宋代诗话典籍对申靖夏的影响实在举足轻重。他既吸收宋人诗话的论诗经验，又能以之为本国诗评之用。这些条目从专评中国诗到杂记中朝两国诗，再到唯论本国诗，可见申靖夏的诗学思想中依稀蕴涵着“去中国化”的自立自新的精神与理性思辨的意识。

（三）诗论中高扬的民族意识

申靖夏诗论中具有一股强烈的标举“我东”的民族意识，显示出对本国诗人、诗歌的高度自信。一个诗学群体自信与否，常在于是否能毫不愧怍地称颂群体之内的诗家贤哲。于朝鲜诗人而言，中国诗歌如同一座大山横亘在前，难以逾越。与申靖夏同时的李宜显在《陶谷集》卷二十七中言道：“我东虽称右文之国，于文章效法不高，识见甚陋。……（农岩诗）亦苏、黄也。”[8]430对本国诗文评价并不很高，即使其业师金昌协于肃宗朝诗名大盛，也不过以为是步踵苏、黄之诗。可见李宜显并无足够的自信，以为朝鲜汉诗优于中国。

反观申靖夏，他时将本民族的诗人提升到与中国诗学大家同等的地位，甚至认为前者更高一筹，实属难能可贵。金昌协《农岩集》卷五有组诗《赋梅》，《赋梅》其六于林逋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得“清”字五言四韵，诗曰：“仲举叹鄙吝，谓不见黄生。况我惭古人，安可少此兄。并立虽不言，饮人以和清。但恐零落去，坐使尘虑婴。”[11]此诗沿用了《山园小梅》一诗的题材与格律，同写隐逸之思而能翻空易奇，无怪乎申靖夏盛赞颈联曰：“此句出而古今咏梅诗尽废。”（《恕庵集》卷十六》）[4]479文学作品当然不会因形式的沿袭而妨害自身的价值体现，相反，如果能超越前人，则更能说明作者文才之出众。申靖夏深谙其中道理，将这句诗推高到他诗“尽废”的地步，虽不免过誉之嫌，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多半出于对业师农岩的崇敬及其诗才的推许，亦表露出一种对本国诗歌的自信。

更为明确地展现出这种自信的，在于申靖夏对朝鲜前期著名诗人朴訚的评价。朴訚诗文历来为朝鲜文坛所称道。孝宗年间（1649—1659），当时名士郑斗卿（1597—1673）即称：“（朴訚）诗气格放逸，可与黄太史雁行。”[12]是为比拟其诗于中原诗人之肇始，但用词颇为谨慎。时至肃宗一朝，申靖夏则于《恕庵集》卷十六中放言：“翠轩之诗，出于苏、黄而其高过之，其神仙俊逸，天以与之，非区区学唐者所可企及。”[4]479比之前者，将朴訚之诗又抬高一格，认为已然超苏轶黄。苏、黄之诗向来为朝鲜文人所看重，足见靖夏对朴訚评价之高。

可以看到，申靖夏评点本国优秀诗人、诗歌，常有十分之自信。在他心目中，朝鲜诗坛英杰辈出，汉诗于中国亦不遑多让，甚至时有超越。这种标举“我东”的鲜明论调，正是出于对本国诗学水平的高度自信，也愈发彰显其诗论中自立求新的精神。

由清而上，朝鲜半岛文学素有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惯性，但随着朝鲜文人汉文化水平的提高与思辨意识的强化，其本土诗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异质性”。在朝鲜文人眼中，中国诗学固然丰华卓秀，足资取法，却也并非不可指摘。申靖夏的诗学理念就呈现出脱胎于中国诗论而有所变异的状态，他汲取中国诗学的深厚营养，又基于个人的、本民族的立场发为议论，其诗学观自具一种特立的“我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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