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表达与表意：徽州民居装饰建构逻辑探析

寿焘

刘芳

程啸

装饰，在建筑空间与建造中往往是难以被明确定义的一项内容。大到一座雕花精美的门楼，小至简单的涂层油漆，都体现着不同层面的“装饰”（decoration/ornament）①思维。既往研究中，装饰常被解读为建筑的一种“文化符号”，长期徘徊于空间、结构、功能等建筑本体讨论边缘。

在传统建筑中，装饰通常被认为是最能彰显地方工艺性和文化性的组成部分之一。但随着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发展，它却一度被贴上了“表面性”“附加性”乃至“符号化”等浅表性标签，“去装饰化”更成为现代建筑某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尤其在“建构”（tectonics）理论形成并传播之后，装饰在建筑中的“身份”和“地位”愈发式微。部分建筑师甚至有意避谈装饰，认为它与侧重表达结构理性和建造逻辑的“建构”概念“无关”。

对于装饰，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曾提出具象表皮（figurative masking）的概念，亨德里克·贝尔拉赫（Hendrik Berlage）将此划分为本体性装饰（surface ornamentation）与再现性装饰（surface decoration）②，两者与结构和非结构作用的差异表现有关。可见，“结构性与否”成为定义装饰与建构关联的一项重要指标。据此，可将建筑中侧重结构属性的三维构件装饰和侧重非结构属性的二维面层装饰加以区分。倘若引入传统民居中，则大致可以得到：斗栱、斜撑等构件属于前者；
屏风、隔扇等饰面归于后者。但若深究，这一二元对立的装饰观点却难以自圆，比如，地面铺装是民居空间景观营造的铺陈，难以结构性与否界定；
再如，斜撑这一构件的受力原型仅为一根斜向杆件，起力学作用的也并非其装饰部分。

肯 尼 斯· 弗 兰 姆 普 敦（Kenneth Frampton）意识到纯粹以“结构性与否”来讨论装饰建构性的危险，但他的“本体与再现”思维却恰有加剧装饰脱离建筑本体的趋势。相较来说，亨利·格拉塞尔（Henry Glassie）所言更为精准，他认为，当建筑内外被差别对待时，装饰则在建造层面创造了一种“极具张力的形式”去连接建筑。

有别于当下建筑建造过程与装饰环节普遍相分离的状况，传统民居装饰工艺并未脱离房屋建造体系而独立存在，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装饰的建构属性。徽州民居作为中国乡土建筑臻典，其装饰依托内外迥异的围护与构架系统而设，透过表层形象在空间、结构、功能乃至环境体验等多个层面延伸，展现出连续贯穿的形式表征、建造表达和空间表意逻辑，彰显装饰系统在建筑本体语境中清晰而稳定的建构秩序（图1）。

图1：
歙县徽商大宅院东进组团外（入口）、中（天井）、内（厅堂）三层级装饰形态

乡土建筑装饰首先是以原生材料为基础的一套民间形式语汇，材料的选取、加工、连接与呈现往往诚实地（sincerely）表征形式建造的脉络。森佩尔曾基于材性及构筑方式将建造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厚重元素砌筑形成的砌体结构；
另一种则是由轻质线状构件组合成的构架体系③。它们分别对应着以砖石等实体材料砌筑而成的围护形式和以木竹等轻质材料连接所成的构架形式。

徽州民居正是这样一类由实虚两套材料组成的“包裹型”结构，外墙封闭厚重，以砖石砌筑；
内壁开敞轻盈，用木材编织。石、砖、木三种材料及其雕刻构成了民居装饰的主干，轻重选择和硬软技法的不同呼应着内外形式与空间部位的差异，拓展了房屋建造的构形潜能（图2）。

图2：
石、砖、木三种材料在建筑中的整体分布与运用

1.围护形式

不同于当下某些乡村建筑中装饰拼贴做法，徽州传统民居外墙装饰通常真实地参与围护结构的实体建造。配合石与砖的材性及尺度特征，装饰工艺在最大程度上丰富着这层厚实墙体的形式细部。

民居中，石材基本应用于围护结构中下段，构成建筑的“形式基底”，其外承砖墙，内托木架，囊括台基部件、门窗构件和附属物件三大部分。台基处，为减少磨损，石材大都以浅浮雕勾勒墙基、勒脚等处线脚，或刻画柱础及通风口等重点构件（图3-1）；
由此向上，外墙门窗较之台基处渐显工艺之精细，透雕花窗与拼雕门洞是常见搭配（图3-2）；
而位于各类入口处的抱鼓石、石敢当等镇宅物件则更为精致，常选用质软的黟县青石，成为空间转换处的标识；
石栏、石椅等则多以圆雕、面雕技法配合院落景观的营造（图3-3）。可见，石材在这三个部位构成围护形式下重上轻、下纹浅上纹深的建造规律，材料优劣与工艺精疏则暗合空间主次及身体感知的强弱。

图3：
石的运用及其装饰类型

相较于布局受限的石材，砖在围护结构中分布最广。上至屋脊墙檐，下达勒脚裙边；
大到门罩岩壁，小至门楣窗檐，尺寸多样、质地柔软的徽州青砖不但以多种砌筑、拼接方式形塑围护结构的主体，也经由细密雕艺限定外部形式的边界，着重装饰于屋顶、墙檐和门窗罩。屋顶檐部、脊部的瓦雕在工艺上是砖的极小化呈现，架设其上的鸱吻等构件则常采用整雕技法④，具有遮蔽风雨、传达视觉形象和文化意涵等多重属性（图4-1）；
转至马头墙檐，此处是砖瓦交叠的重点部位，格纹砖的连续拼接，进一步强化界面由下至上的材料尺度渐变，精彩雕琢立面收边形态（图4-2）；
而外墙各类门窗罩则是砖装饰的集聚处，青砖表面以浮雕展现，背侧嵌于墙体内部，层叠咬合实现结构外挑与跨越（图4-3，图16）。

图4：
砖的运用及其装饰类型

与石装饰下重上轻、下繁上简的特征不同，砖装饰整体呈现上重下轻、上繁下简的形式规律。石与砖严谨的分层搭配使民居围护界面上、中、下三段式装饰结构，以两种实体材料在上下和轻重间的交错编织，维持着界面形态的整体匀称。

2.构架形式

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认为，每种材料都有其自身的形式语言，没有什么材料会声称其具有其他材料的形式。与外部敦实的砖石界面截然相反，徽州民居内部几乎均由轻盈的木材覆盖。而线性恰是木材材性最坦诚的形式表征，杆件与板片的编织共同完成结构跨越和空间围合，弥补着砖石所难以企及的弹性及亲和度。

在民居内部，木装饰集中装点梁枋椽架、连接构造和板壁界面三个部分。通常情况下，木柱主干不作雕饰，柱上梁枋附以雕花，体现静力传递和形象视觉原则。其中月梁、穿枋、斜梁等承重梁会于构件中段或尽端等显著位置采用浮雕或圆雕手法，以引领视线，柔化空间硬度（图5-1）；
斜撑、梁托和斗栱等连接构件通常为整木圆雕，也是建筑中形态雕琢最为精彩的部位（图5-2）。而由杆件与板片连续拼接组成的板壁界面，成为线与面交叠编译的极致诠释，形态各异的深浅浮雕、镂空雕等多应用于环天井界面，在屏风、隔扇等处尽显木材的形式张力和空间通透性，与外界面的封闭产生鲜明对比（图5-3）。

图5：
木的运用及其装饰类型

当硬软材料布局成章，彩绘楹联这一徽州传统民间工艺可弥补建筑形式在视觉色彩和文化意涵表征上的局限，成为民居重要构件与特殊空间的点睛之笔。水墨壁画配合围护界面素雅的特点，用于勾勒外墙的转角；
祠堂空间包袱等主要构件底部纵向包裹和贴附彩绘楹联，以一种优雅的方式镌刻建筑历史与典故传说，突显构架几何张力，也喻示着结构主次、空间强弱，以及身体对方位的感知（图6）。

图6：
连接建筑内外的彩绘楹联

石、砖、木等乡土材料的差异化分布与层级式运用不但表征了形式逻辑，也内在地决定了与此相适应的建造方式。森佩尔从建构的类型视角进一步界定了建筑原型状态下的“四个要素”⑤（Four Elements），在此指引下，徽州民居可相应地被划分成围护、构架、台基及天井这四个建造层级（图7）。各层级之中及其之间的连接构造与构件成为装饰建造呈现的主要载体，含蓄而艺术地传达着民居空间、结构乃至环境体验等层面的建构特性，组成一套建造表达系统。

图7：
徽州民居装饰的建造类型

1.空间引导

徽州民居装饰在空间中虽不承担具体的功能，但其节点形式及连接方式却暗含对空间的识别与导向，调控着人们生活的节奏、尺度和感知。此时，地面铺装与板壁饰面组成对象空间的二维包裹，侧重以虚实不同、纹路各异的“界面”引导空间有序组织。

通常，地面铺装覆于基础垫层之上，是房屋水平承重的“围护表皮”，于无声处掌控空间的频率。溪头三槐堂的铺装是徽州民居中经典之作，设计中带有鲜明的空间应变规律，青石与仄砖铺砌的地面呼应着木柱粗细与排布密度，铺装形式自天井向四周呈现发散状；
空间高度随地形起伏，空间氛围与功能分配也依循铺装由大至小的变化对应形成由公共到私密的转换（图8）。

图8：
休宁溪头三槐堂中随空间变换的铺装形式

如果说徽州民居的围护结构有着清晰的领域性，那么地面铺饰则试图打破这一限定，连接内外、串联各单元。它们从门外便已开始，在庭院、廊庑、厅堂三级空间中层层铺陈。外院铺装以排砌的青石板暗指中心轴向，卵石、碎石和青砖铺面相互搭配，组成偏院或中轴侧翼的“院中园”（图9-1）；
步入仪门，铺装继续延展，环明堂组织纹理，条石、方石与弹石等自中心发散（图9-2）；
至堂内，地面以大尺寸方砖和条石斜砌为主，偏厅则常用小尺寸花砖铺砌（图9-3）。在整个铺装系统中，雕刻技法的运用相对有限，但在阶沿、勒脚中的些许勾勒则恰如其分地划分出空间的边界。

图9：
空间引导型地面铺装类型

在空间引导秩序中，与地面铺装交相辉映的是木板壁界面。由于徽州民居主体承重结构由木构架承担，这一轻质屏帘便在空间构形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⑥，通过几何形式与图案的变化调控空间节奏，丈量人居尺度（图10）。界面系统可划分为门罩、挂落与插角三个梯度，围合度依次递减。门罩型界面沿厅堂两侧纵向设置，依据偏厅私密程度可分为圆光罩、落地罩及飞罩三种屏帘形式，三者围合度逐次降低，密度依次升高，围合出有别于中心厅堂的茶歇活动辅厅（图11-1）；
挂落型界面近似飞罩，横纵交织于板壁系统的次级功能转折处，是次要空间的界面分际（图11-2）；
尺度最小的插角型界面，通常会与主体柱梁相连，产生梁垫型插角、格纹/软景插角及雕花插角等形式，点缀于廊道、屋室转折处，是卧室、厢房等过渡性空间的精彩妙笔（图11-3）。

图10：
呈坎宝纶阁木构架与木板壁的空间关系

图11：
空间引导型木板壁界面类型

2.结构暗示

诗意暧昧的木饰面编织空间纵深，其面域交接点和构架连接件则暗含结构指向。传达受力可读，传递力的感知，优化力的表现形式是装饰要素在徽州民居中独特的建构目标，彰显木材构造形式与受力关系之间双向可逆的透明度⑦，于梁枋和梁柱节点这两个重点部位呈现。

房屋内部，木构架虽是装饰的重点，但大件雕饰基本仅见于梁枋等横向承重构件。月梁、包袱、穿枋等构件上，装饰会在“中、底、节、尾”四段交替出现，雕刻手法会因装饰部位受力类型不同而异，梁身一般采用阴刻深浅浮雕，梁头则采用圆雕方式，以暗示横向构件中段厚重、两端轻盈的支撑形式（图12）。

图12：
梁架装饰部位及其做法示例

装饰重点区域与结构连接部位产生高度重叠是建构逻辑的极致呈现。依据受力特征和建造部位的不同，侧重结构表现的装饰构件可被划分为承托型、悬挑型和连接型三类。柱础通过方、圆、八角等几何变换及雕艺繁简衬托柱子的稳固体态，凸显台基承重力道，并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空间主次与动静的划分；
较之柱础、梁托等柱下装饰的厚重，梁托、蜀柱等梁下构件则是轻灵而闪躲的，上大下小的木雕形态有逆向表达重力的趋势（图13-1）。与之类似的装饰手法更多出现于悬挑型构件中，梁柱间的斜撑、梁垫极尽展现纤细体态与镂空雕法，企图突破弯矩的制约；
斗栱则以出挑数不同控制装饰形态，仅于坐斗施以雕饰，暗示力的弹性层叠（图13-2）。在连接型构件中，轩梁作为次级木柱间的连接件，粗壮短小，雕饰敦厚，与主体结构形成对比；
而衔接屋面梁架的叉手、眉川等部件，则向纤细化发展，衬托主体构架的同时创造屋顶结构的空灵之势（图13-3）。

图13：
结构表现型构造类型

3.环境隐喻

在空间与结构背后，装饰还巧妙隐喻着建筑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经由民居建造体系中“实与虚”“厚与薄”“闭与开”“遮与透”等多重对立关系的塑造，演绎“建筑环境的诗意建构”⑧（图14）。

图14：
潜口方文泰宅楼层转换处性能隐喻型装饰界面与节点

依据建筑气候适应特征，天井院形体可自然地被切分为底、中、顶三段环境区域，天井成为内外气候交换的中心腔层。底部石筑台基架空首层楼板，以隔离湿气，勒脚镂空镶嵌刻有“卍”字、盘长等形象的点状石块，纹路缝隙暗合气流及排水的通道，巧妙化解装饰与性能间的矛盾（图15-1）；
建筑中段是上下层气候转换的核心区域，楼板下檐的冰裂纹上悬窗和其上方密排的木雕孔洞组成连续透气界面，角部勾丝纹插角在锚固结构的同时暗示雨水顺落（图15-2）；
升至屋顶区域，多彩斗栱中的天然孔隙、檐下梁托间的格纹长窗等在相当程度上完善了建筑顶部的热平衡；
而架设于天井屋面檐部的止水坎，常经精美雕刻与彩绘，角部留出瓦当，形成雨水排导通道，将视觉美感和排水性能巧妙融合；
而那些精美的脊瓦、滴水、勾头等，则成为实现民居水环境调控的建造细部（图15-3）。可见，徽州民居上、中、下三段的装饰构成有序配合环境舒适度的营造，精妙控制通风、采光和排导雨水的同时，也彰显自身的形象、技法和寓意。

图15：
性能隐喻型构造类型

从前述逻辑可以看出，徽州民居装饰的形式建造与空间塑造是同步的。点、线、面的构造与构件不仅具有独立的建构特性，更在外部场景、轴向序列及核心区域等重点空间中交织叠合，组成连续而整体的空间表意逻辑。该逻辑将形式建造背后的文化语意激活且整合，实现空间性与叙事性的建构协同。

1.外景铺陈

大门是徽州民居外部场景中装饰最为集中的部位，某些时候，它的装饰意涵甚至代言了此栋建筑的等级、功能和历史，乃至主人的身份与品位。徽州典型宅门包含门罩、梁枋、字牌、门楣、门框及台阶等六个建造部位，形成以砖石结构模仿木构屋顶的层叠型三段式装饰结构。门罩及其檐下部分是视线的焦点，因而也成为装饰的重点，继而经由字牌区上下叠涩砖雕、檐部瓦雕和压顶脊兽等装饰组合透露家宅文化倾向（图16）。

图16：
典型民居宅门装饰要素解析（渔梁宜振堂大门）

整体上，融合空间表意属性的外部装饰可被划分为底、中、顶三个段落。入口石狮、抱鼓石等景观构筑，石门槛、石勒脚等附属构件组成底段装饰，配合烘托宅第主旨，饱含镇宅辟邪、祈福吉祥之寓意；
地面青石板环台阶铺砌，凸显宅门中心性与厚重感，常组成“日”字形状，意指家族“如日中天”（图17-1）；
民居中段装饰多为环绕各级牌匾设置的典故类浮雕，从故事题材和雕刻形式便可判断该户艺术取向（图17-2）；
而顶部装饰则以脊兽、鳌鱼等仿动植物造型统领，配以屋面边界处的吉祥文字和精致花鸟类雕饰，表达主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图17-3）。

图17：
外部场景装饰类型

2.序列营造

从外部转入内部，徽州民居在“大门—仪厅—天井—厅堂—后堂”等组成的轴向空间中连续展开，构建表意序列。作为“徽州民居最为活跃的元素”，天井是连接轴线和识别方位的定义性空间。宅内主要雕饰环绕天井界面组织，形成极富文化意涵的 “十”字形纵横结构，串联各个主题单元（图18）。

图18：
潜口诚仁堂天井串联的空间序列

主序列沿纵轴展开，装饰醒目且严谨；
次轴为横向，装饰主题及手法相对松快，为主序列平添灵韵和意趣。例如，宏村承志堂主进落中，宅门为言志类题材，以宝瓶、兰花为形象载体，确立家风基调；
进入屋内，映入眼帘的是经典“福”字仪门，以两侧金箔元宝梁衬托轴线致正之位，其上“三国志”人物组图，表达家宅人文传统；
随即进入天井，装饰序列进入高潮，月梁正中一幅平向展开的“唐肃宗宴官图”是该建筑乃至徽州装饰工艺的经典，整个画面以四桌琴棋书画聚乐场面塑造“君臣同乐”的朝堂气氛，凸显主人身份（图19-1）。横向次轴线上，“渔樵耕读”“闹元宵”“金钩钓鱼”等轻松主题营造亲和氛围，装饰范围较主轴线有所减少，增设的屏门、隔扇、挂落等木雕饰面，有强化主轴线之意，兼具美化与气候调节之用（图19-2）。

图19：
宏村承志堂主次序列装饰规律

此外，徽州一些公建和大户宅邸的前院或偏院还会出现另一类表意序列，经由景观门洞的造型变化传达不同意境。有别于宅门装饰的繁复，景观门洞多以简单几何形或仿物类形式增添空间隔漏意趣，是园林体验的转折与取景要素。徽州府衙中连续的圆形月洞门，组成前院横向轴线，为庄重的主轴线补充灵活要素；
徽商宅院后进落中宝瓶形廊门则寓意“商贾平安、财源广进”；
普通民宅的景观门洞多位于长廊入口及廊庑分隔处，形制更为自由，多以莲花、柳叶等造型拟就，希冀家宅“人丁兴旺、幸福安康”（图20）。

图20：
徽州院落典型景观门洞类型

3.核心刻画

装饰轴线在内外构架与围护间穿梭，天井成为多条流线交叠转换的“枢纽”，空间叙事在此处达至高潮。这一复合型核心空间⑨是民居中装饰形式、题材与意涵最为集中的区域，浓缩了皖南地区鲜活的民间生活图景和文化情境（图21）。

图21：
呈坎燕翼堂天井空间限定（左）、宏村承志堂天井竖向氛围（中）以及呈坎罗润坤宅天井生活场景（右）

天井边界受四周构架与界面共同限定，其形态由底层梁柱、上层悬挑和顶部檐口三段控制，装饰题材与手法呼应空间收分，呈现竖向通透性渐变的梯度组合，形成由下至上逐渐“升华”的表意规律，形塑这一纵深型空间的精神属性。以承志堂为例，民居首层装饰以梁架、连接构造和门扇为依托，刻画人物、风景和场景类现实主义情景（图22-1）；
随着空间上升，上层结构与界面向外悬挑，四角牛腿、斜撑等部件渐转为神仙与神兽题材，仿若神灵立于空中，俯瞰人世（图22-2）；
伴随空间进一步升至屋顶，装饰形态更为飘逸，“嫦娥奔月”“瑞彩祥云”等主题雕琢檐部叉手与瓦头，完成由底层具象到顶层抽象的竖向转换，达至由“现实场景”向“理想世界”的空间表意升华（图22-3）。

图22：
承志堂主天井竖向空间装饰表意类型

经层级剖析可见，徽州民居装饰以围护和构架两套系统为构形基础，于外通过由石到砖的材料层叠转换重点塑造“底部勒脚—中段门楣—顶部墙檐”三段式围护形式，于内则由木材侧重刻画“横向杆件—连接构件—转换界面”三层级构架形式，塑造外闭内敞、外实内虚、外重内轻的“围域型”民居形态；
进而透过“空间引导型—结构暗示型—环境隐喻型”三种构造类型深度表达装饰的建造内涵与指向；
最终在“外景点线铺陈—轴向主次营造—天井竖向刻画”三层次空间叙事脉络中将单一装饰要素联结，实现从形式表征至建造表达，再到空间表意的建构跨越。

容纳于建筑本体语境中的徽州民居装饰，不再仅停留于既往认知中的“样式”或“符号”概念，而是贯穿营建始末和建筑表里，形成一套“韧性系统”，及时补充和优化房屋建造的呈现形式、方式与仪式，起到美化形式比例、捕捉空间感知、调控环境体验和深化文化认知等作用，呈现出形式、建造与空间的一体化建构秩序。

引申而言，当代社会疾速更迭，乡村人居结构和生活模式的变迁带来乡土建筑营造的诸多变化。但传统民居中扎根自然和续写文化的建构基因理应散发逻辑相承的光芒。徽州民居装饰中所蕴藏的形式与材料理性对应、构造与建造协同表达、空间与意涵交互对仗等建构特质，可为新时代乡村建设提供根植地域的设计支撑，更可成为在乡土建筑研究与实践领域建立并发扬文化自信的逻辑源泉。

注释

①通常，英文decoration和ornament在中文里都译为装饰，相比之下，在西方语境中，前者多与结构相关，后者则多与功能、使用、礼仪有关。参见文献[4]。

②“本体性装饰”与“再现性装饰”更多被解读为前者是“结构性”的忠实呈现，后者为“象征性”的指代，进而被发展为装饰中的“结构性”和“附加性”概念。参见文献[4]。

③参见并总结自参考文献[4]。

④除青砖整雕技法外，一些脊兽等构件也常采用小石块圆雕技法。

⑤森佩尔基于加勒比茅屋建造系统，提出反映人类建造活动的4 种基本动机，即汇聚（gathering）、遮蔽（roofing）、围合（enclosing）与抬升（mounding），其背后蕴含这4 种动机下的4个建造要素（elements），即炉灶（hearth）、屋顶（roof）、墙壁（enclosure）与台基（mound）。参见参考文献[9]。

⑥徽州民居中木结构与木界面通常并不一定重合，当木界面脱离木结构存在时，界面中的木框则成为锚固界面的二级结构。

⑦当由材料组织的体与面，其表面的感知质量，清晰地反映出内部的构造方式；
而连接材料的构造又诚实表达了材性诉求，这时候，材料的材性、连接与再现在建构的逻辑深度上便具有了双向可逆的透明度。引自参考文献[7]。

⑧迪恩·霍克斯（Dean Hawkes）将空间、形式、构造等建筑要素与风、光、热等环境要素之间所演绎出有如装置般的性能互动机制，定义为一种“建筑环境的建构诗学”（technics and poetics of the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参见参考文献[2]。

⑨该空间由天井露天区域和对其敞开的厅堂、廊庑、檐下等部分共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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