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性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自尊的调节作用
时间：2023-02-27 18:0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杜绪玟
（西南大学音乐学院）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行为决策，在Finucane等人(2000)的“情绪启发式”中指出情绪在决策中会作为一种信息线索的作用。且情绪也影响人们的风险偏好，例如愉悦情绪会促使个体去进行高风险的决策(刘永芳，毕玉芳，&王怀勇，2010)，而愤怒情绪会使人高估风险的出现概率并做出悲观的判断(庄锦英&陈明燕，2005)，这是由于愤怒情绪会使个体产生认知偏差，进而影响决策时的权衡利弊(郁林瀚，肖凯文，&段锦云，2018)。生活中我们也会因为各种情绪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无论是环境诱发或内在诱发的情绪都对我们的生活决策带来着很大影响。音乐常伴随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它在情绪诱发的强度、持续度、有效性上都有明显的优势(蒋军，陈雪飞，&陈安涛，2011；
何娟，2016；
侯建成&刘昌，2010；
马谐，白学军，&陶云，2013；
王超慧&董京飞，2013)。音乐的音响组合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进而唤醒个体的情绪(Peretz，Aubé，&Armony，2010)。音响运动与情绪唤起的高低、急缓、强弱、张弛等有着对应关系，所以我们总会觉得音乐仿佛在诉说自我内心的情绪和情感(周海宏，1990)。物质丰腴的现代人寻求在音乐中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和慰藉，音乐也不经意地影响个体行为决策(侯玮婷，2016；
邱慧燕&甘雅琴，2018；
肖凤秋，郑志伟，&陈英和，2014；
郁林瀚et al.，2018)。音乐会刺激整合音乐认知和情绪信息的前额叶脑区(孙亚楠，刘源，&南云，2009)，除此之外前额叶脑区也承担记忆和认知处理等加工，那音乐和认知之间就有着一定的通路，例如“莫扎特效应”(郁林瀚et al.，2018)。“音乐情绪协同化理论”表明个体在音乐加工中会和作曲家实现共鸣，进而与音乐表达同样的情绪起伏，以此来减少两者情感状态不拟合的不适感(Overy & Molnar-Szakacs，2009)，比如我们听悲伤音乐后也会自感难过，至此音乐也通过情绪来影响决策。后疫情时代，人们在互联网中会接收到很多未经检验的信息，尤其是以碎片化的短视频为主。这些短视频往往会配以紧张、急促、尖锐的背景音乐，以此渲染一种紧张氛围。人们倾向于关注负性情绪的信息是有研究支持的，聆听悲伤音乐的人的原始脑电波涨落节奏会改变，个体对悲伤的感知力会更强更稳定(王超慧&董京飞，2013)。ERP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在聆听悲伤音乐的时脑区激活程度稳定且持续时间久，所以能较长时间且较为稳定地处于悲伤音乐所带来的情绪当中(王昕 &关涛，2019)。综上为本实验选取悲伤音乐作为负性情绪诱发材料的原因。
早期行为决策研究更多和经济、风险相关，但个体对社会的适应性也伴随着许多社会决策。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越来越多人脱离传统社群进入个体化程度高的城市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与信任，且许多社会事件也冲击着人们的认知和理智。那么在当今背景下，呼吁人与人之间重塑信任关系很有必要的。当个体做出有益于关系的行为时，我们称之为亲社会行为，这是一种有益于他人或促进他人关系和谐的自愿行为，是社会决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Bergin，Talley，&Hamer，2003)。Dickert等人(2011)发现个体处于他人求助环境中，自身情绪会影响最初的社会决策。比如说人们在社交媒体的片面宣传以及群体评论的情绪渲染下，会过度接收了对“帮助他人”的负面印象，那当其面对真实求助情境时，极有可能产生犹豫或忽略的行为。当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和认知资源匮乏时，负性情绪也极容易促其更多的攻击行为(刘宇平，周冰涛，&杨波，2022)，可见负性情绪在个体和社会无法准确控制时，是极可能引导人们产生负面行为。由此提出假设1：相比于中性情绪组，负性情绪组的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水平更低。
上述表明情绪对亲社会行为会有影响，艾森伯格提出的亲社会行为理论中也指出个体人格因素和认知因素会影响个体的助人想法的倾向。自尊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个人特质，在亲社会行为也影响着个体的助人意图或决策(王美芳&庞维国，1997；
孟欢蕾，朱海东，贾晓珊，&冯雪，2021)。自 尊(self-esteem)是构建自我的重要成分之一，常指人们感受或评价他们自己的特定方式(申自力&蔡太生，2007)。自尊可以对亲社会行为起到预测作用，低自尊者更容易自卑、对他人防卫并不善与人交往；
高自尊者对亲社会行为的态度更积极(郑庆友&卢宁，2016)。但也有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高自尊者都会有较多的亲社会行为(张潮&张佳楠，2015)，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高自尊者借助自我肯定把自我和他人的关系维持在同一水平，从而不加区别、合乎情理的做出行为决策；
而低自尊个体伴随的社会焦虑会让他们对拒绝他人后的预期进行过度感知和反应(Jong，2002)，从而难以对他人表达拒绝(孙晓玲&吴明证，2011)，也可能是采用更细致的加工方式来面对他人的求助，从而使行为决策与自我否定的认知相符合(胡发稳&丁颢，2011)。那么是否意味着处于某种情绪状态下时，低自尊的个体相比于高自尊的个体可能更加倾向于做出亲社会行为，由此提出假设2:相比于中性情绪组，负性情绪组的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水平更低，这个关系会受到个体自尊水平的调节作用。
（一）被试
共招募参与者60人，其中4人不纳入数据分析（因操纵检测题错误）。纳入分析的数据共有56份(中性情绪组27人，负性情绪组29人)。男性19人，女性37人，平均年龄20.39±1.17。所有参与者均为非音乐专业和非心理学专业学生，听力均正常。
（二）实验设计
采用2(情绪类型：中性情绪、负性情绪)×2(自尊水平：高、低)的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
（三）实验材料
1.PANAS情绪量表
本研究采用PANAS量表作为情绪前后测量表(Watson，Clark，&Tellegen，1988)。因音乐诱发的悲伤情绪有一定的时间进程(谢韵梓&阳泽，2016)，故 本 研 究 保 留10个条目，正性情绪5题，负性情绪5题。在本实验中Cronbach’s α(前测正性)=0.89，Cronbach’s α(前测负性)=0.88，Cronbach’s α(后 测 正 性)= 0.71，Cronbach’s α(后测负性) =0.64。
2.情绪诱发材料
从音乐熟悉度、唤醒度、愉悦度评估音乐诱发的情绪类型及其效果，筛选有效诱发中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音乐作为实验材料。依据以往研究，选择五首音乐作为负性情绪筛选材料，三首白噪音作为中性情绪诱发材料。所选音频通过网络下载，后期剪辑为4分钟以内的音频，MP3格式。并请5名同学对材料的情绪诱发进行评估，最后选取了《杰奎琳之泪》(时长为3’40’’)和《雨 声 和 雷 声》(时 长 为3’30’’)分别作为负性情绪和中性情绪的诱发材料。
3.Rosenberg自尊量表
采用杨烨和王登峰(2007)翻译修订的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简 称SES)(Rosenberg，1965)。用5点计分方式，1表示“完全同意”、5代表“完全不同意”。得分越高自尊水平越高 (Cronbach’s α=0.73)。
4.亲社会情境
亲社会行为倾向采用亲社会情境6个条目进行测量。指导语为“接下来我们将向您呈现几个场景，请您带入自己到这个情景中进行想象，尽量想象这个场景真实地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对随后的问题作出回答”。例题之一为：“你此时正在乘坐公交车，且你坐在靠车门处。这时突然上来了一位抱小孩的人，但车厢里的座位也都坐满了人”。题目为：“你觉得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帮助这位同学？”(1=“非常不愿意”，7=“非常愿意”)，Cronbach’s α=0.62。
（四）实验程序
本次实验采用线上进行，参与者自备电脑、耳机，系统随机分配到负性和中性情绪组。实验开始前屏幕上呈现指导语：“实验过程中请保证环境安静、周边无人走动，并保持网络畅通稳定。为保证实验过程中的专注度，请打开摄像头。现在请戴上耳机，音量调至舒适的程度，点开链接进入实验”。参与者进入实验后，主试告知：“请阅读本实验的知情同意书。特别提醒在实验开始后，请一次性完成，中途不要退出”。实验开始后，参与者首先完成人口统计学信息的填写，紧接着进行前测的PANAS情绪量表和Rosenberg自尊量表，接下来聆听一段音频。聆听完毕后再次使用PANAS量表进行情绪状态后测，随后立即填写亲社会行为情境的问卷，实验结束发放实验酬劳。
（一）负性情绪诱发
白噪音组正性情绪前后测为3.35±.71，3.23±.52；
负 性情绪前后测为1.73±.60，2.04 ±.43。消极音乐组正性情绪前后测为3.25±.73，2.43 ±.72；
负性情绪前后测为2.00 ±.87，2.39±.79。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白噪音组和消极音乐组的正性情绪前测，F(1，54) =.23，p=0.631，=.004，和负性情绪前测，F(1，54)=1.87，p= 0.178，=.033，得分均无显著差异。白噪音组比消极音乐组的后测正性情绪得分显著较高，F(1，54)=22.62，p＜.001，=.295，白噪音组比消极音乐组的后测负性情绪得分显著较低，F(1，54)=4.30，p=.043，=.074。以上结果均表明消极音乐组的研究参与者所体验到的负面情绪水平显著高于白噪音组，意味着音乐材料对于情绪的诱发是有效的。
（二）亲社会行为中自尊与情绪的交互作用
采用分层线性回归的方式进行结果分析，结果显示组别(B =-.09，t=-.66，p=.51)和自尊(B =-.03，t=-.21，p=.83)的主效应均不显著，组别和自尊的交互效应显著，B=-.29，t=-2.10，p＜.05。
结果表明情绪组别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故假设1不成立。虽然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主效应检验不显著，但这并不表明负性情绪对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没有影响，从表1可以看到，情绪和自尊两个因素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由图1可知，自尊会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对亲社会行为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白噪音诱发的中性情绪下，高自尊者和低自尊者在亲社会行为是无显著差异；
但在负性音乐诱发的负性情绪下，高自尊的个体相比于低自尊的个体更不倾向做出亲社会行为。
表1 分层线性回归变量系数
图1 情绪类型与自尊水平对于亲社会行为的交互作用
假设1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证实，可能原因是个体会因为不同的音乐经验、音乐偏好、音乐期待等因素而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这种情绪程度的不同也可能造成亲社会行为程度有差异。也有可能是因为影响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共同作用来决定，例如共情水平、道德感、自我效能感和情绪状态等，所以在考虑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可能需要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影响。目前已有研究证明自尊水平和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有关(李娇娇，徐碧波，陈晓云，尹锡杨 & 陈梅，2022)，本实验的假设2也证明了情绪影响亲社会行为过程中自尊水平的作用，高自尊者相较于低自尊者会更受负性情绪的影响，进而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这也许是高自尊者对自己有着更积极的情感和评价，所以更会通过亲社会行为中他人的认可来强化对自己价值的肯定。但当这种稳定状态受到负性情绪的刺激后，可能会产生比低自尊个体更强的情绪体验，进而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打破个体原有的一种社会维持模式。但高自尊者亲社会行为的减少也有可能是因为自我情绪调节强，以此来理智的看待亲社会行为是否应该实施 (Smith & Petty，1995；
申自力 & 蔡太生，2007)。另一方面，低自尊者往往会对负性情绪的材料有更高程度的注意偏向(胡笑羽，吴洁，李思莹，叶宝娟，& 沈璐，2016)，所以这也有可能是本实验中低自尊者在负性情绪下亲社会行为比高自尊者高的原因。且低自尊者会更容易诱发出与负性情绪相一致的回忆，从而更感性的做出决策。综上，这个结果可能是由于不同自尊个体在情绪智力上的区别，情绪智力指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察觉，并识别和利用这些情绪信息去指导自我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徐小燕，2003)。所以当个体知觉到处于负性情绪时，高自尊者会倾向采取调节情绪的策略来稳定自我情绪，而低自尊者较容易被负性情绪影响从而对他人的困难处境更加的感同身受，进而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Sillick & Com，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