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旧式里弄住宅本土演绎独立性初探

刘妍捷， 郑 颖

（1.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代尔夫特 2628BL；

2.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 300072）

作为我国近代最主要的城市住宅类型之一，里弄住宅代表着中国居住建筑从传统的合院住宅演变为现代集合住宅的重要过渡阶段[1]。在天津，由北方本土合院住宅演变而来的合院式里弄住宅，即旧式里弄住宅是上述中国城市与建筑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与例证。但受其建筑艺术价值影响，相比于广受关注的上海里弄住宅，一直以来天津旧式里弄受到的关注甚微，其类型和演变研究极为欠缺。

天津旧式里弄住宅研究中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两点困境。其一，过往研究多忽略天津与上海的差异，均在上海里弄住宅的发展框架下解读天津里弄住宅。由此将天津旧式里弄住宅看作新式里弄住宅发展的前奏，仅为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这20年间短暂发展的一个整体，以“来源于北方传统合院，组合上采用集中建造的联排列式”笼统地概括所有的特征。同时，虽然旧式里弄建设规模极大，但在研究中被选取的案例极少，多数研究只集中关注了三合院东兴里[2]①，对旧式里弄住宅中其他类型，如四合院、二合院和单排式的形态特征并未进行更具体的区分和探讨。上述情况极易以偏概全，忽视了天津旧式里弄本身的独特性，导致其概念不清晰，研究成果较为片面与混乱，在旧式与新式里弄住宅的演变关系研究上也仍存在很多空白之处，天津近代住宅的整体发展脉络至今尚未厘清。

其二，天津旧式里弄研究极其匮乏，其重要价值亟待挖掘。由于旧式里弄艺术价值普遍较低，相关案例现存数量极少，文献中天津旧式里弄记载数量也一直较少。加上现存的天津旧式里弄群多被拆迁，天津西沽、河北区等典型旧式里弄区保存较少，其独特的传统院落形态和传承价值尚未得到清晰记录和论证。因而厘清天津旧式里弄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迫在眉睫。

由此，文章通过历史文献研究和实地案例调研测绘，力图阐释天津近代旧式里弄住宅的历史发展特征，挖掘城市变迁中天津旧式里弄的价值，填补近代中国北方本土合院住宅的类型演绎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学界对于里弄住宅的分类一直存在两种分歧。一种是较为权威的1987年王绍周等所著的《里弄建筑》中提出按照天津里弄的发展过程分为四类：旧式里弄住宅、新式里弄住宅、花园里弄住宅、公寓里弄住 宅[1]25。这种方法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和沿用。另一种则是杨秉德在《里弄住宅初探》中提出，应依据里弄住宅的来源将里弄住宅划分为两种类型，旧式里弄住宅和新式里弄住宅[3]。出于研究的整体性考虑，本文沿用第二种分类方法，将天津里弄住宅分为旧式里弄（即合院式与锁头式，见图1、图2）和新式里弄（新式、花园式和公寓式）。在进行讨论前，应就合院式里弄与锁头式里弄、合院式里弄与传统合院的定义进行两点区分。首先，由于天津旧式里弄住宅中的锁头式里弄数量极少，在平面布局上与上海的三间式新式石库门住宅几乎类似，其狭长的天井并不适合北方气候，不具有中国北方里弄住宅的典型代表性，因此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所指的天津旧式里弄住宅皆为天津合院式里弄。其次，中国传统的合院住宅和早期的合院式里弄住宅在建筑平面形态、居住模式与形态等方面较混淆，没有明晰的界定标准。考虑到近代里弄住宅“商品化”“中国最早的商品房产”[4]等固有属性，笔者认为旧式合院里弄住宅与中国传统合院住宅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由房地产商统一开发和建筑，是否采取统一设计和施工的标准化建造[5]。因此，本文论述的合院式里弄住宅，以是否由房地产商统一开发、建设为标准，与中国传统合院住宅进行区分。

图1 合院式里弄

图2 锁头式里弄

通过对现有图纸资料和现存实地案例测绘的整理和筛选，笔者共选取了26个旧式里弄案例，并将这些研究资料进行二维电子图像化整理和绘制②，共获得了30个建筑平面案例③，归纳为具体情况统计表（见表1）和平面类型汇总表（见表2）。

表1 天津旧式里弄住宅案例基本情况统计

表2 天津旧式里弄案例平面类型汇总

在地理位置的分布上，这些旧式里弄主要集中分布于河北新区（今河北区），南市区（今和平区西北部），日租界与南市交接处（今和平区西北部）。可以说这是目前关于天津旧式里弄住宅较为完整和全面的案例研究成果，本文也将基于这些案例和文献资料，尝试从城市社会历史发展、平面类型对比辨析两个方面厘清天津旧式里弄的发展特性。

续表1

续表2

1.地理空间的独立性——北洋政权下的河北新区

天津旧式里弄住宅的发展与近代天津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自古以来，作为门户的天津，因特殊的地域性导致建造活动大多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求[7]，近代早期半殖民地的面貌也是在政治和经济双重干预下形成的。自1860年，西方列强把天津当做“足以威胁京城的基地”，清政府则视天津为护卫京城的重要海港和防御阵地。此情此景下，天津市内先后有九个国家（英、法、日、俄、意、比、奥、美、德）设立独立租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超殖民地”[8]，同时也成为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活动集中的城市。在被迫开埠、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社会变革下，天津开始了从传统向近代的剧变，传统的合院住宅已经不能满足城市飞速发展、人口密度急速提高的需求，居住建筑密集化、集居化的倾向已经显现。天津旧式里弄的第一次大规模发展即源于中国地产商对河北新区的开发[9]。

1901至1907年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实施新政，天津逐渐成为北洋军阀的发展地。此时老城区东南部的租界区大肆扩张，旧城区受战乱影响逐渐衰落。为了与租界抗衡，袁世凯在新开河一带开发河北新区，规划建设了大量学堂、工厂和政府办公场所，军阀官僚和一些华商开始在这一带经营私宅。新区中新建成的火车站（今天津北站）与北洋通商衙门之间开辟大经路（今中山路）并与旧城区相连，自南至北开辟若干条与经路垂直的纬路，形成河北新区规整的道路网[10]。1912年后，河北新区正式成为北洋政府所在地，诸多实业家在此设厂发展轻工业，再加上铁路运输事业的蓬勃发展，居住在此的铁路职工和政府机关职员逐渐增多，河北新区的住宅建设从此进入全面繁荣阶段[11]。军阀官僚纷纷在这一带购地皮投资经营房地产，建设了大量旧式合院式里弄住宅，其租赁对象多是城市普通居民，还附带建设了一些产业工人居住的简陋工房，如在当时的河东、河西地区工厂周边建成的面向工人的出租型平房里弄[12]。

直到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前，河北新区的住宅建设一直迅速发展。同一时期，在南市一带（今红桥区、南开区、和平区周边部分区域）同样有少量从上海引进的锁头式里弄住宅和简易平房里弄住宅，主要目的是租给普通职工。而老城厢内多为三合院、四合院等传统住宅和极少数合院里弄住宅[5]。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军阀、官僚买办以及富商大贾等的需求，租界区域内自建独立花园洋房日渐兴起，中小资本家、中上层职员也多数租房居住于此，可以说新式里弄住宅即是为了适应这些人的要求。其后随着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由于租界的居住环境较好，原来居住在河北新区、劝业场一带的买办资本家和军阀官僚等纷纷迁入英租界第三次扩张的推广界，整个租界逐渐形成以新式里弄住宅为主的所谓的“高级住宅区”，即“洋界”。

至此，天津里弄住宅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分离特性基本形成：以合院式里弄住宅为代表的旧式里弄主要分布于当时的河北新区、南市区及周边区域（“华界”）；
以新式里弄为代表的里弄住宅主要分布在租界区（“洋界”）。两者的经营主体也相差甚远，“华界”内多为军阀为主的中国开发商，建设风格和形式主要是延续传统合院住宅；
租界区早期开发商为洋商，直接引进西方联排住宅再加以改造。两地之间同时期的住宅类型整体排布差异很大（见图3），互相独立且相互影响较弱，最终形成了两种相对独立的住宅区域。

图3 “华界”合院式里弄与“洋界”新式里弄街道平面布局对比

2.居住人群阶层的分离性

天津里弄住宅的另一大特征，是居住人群显著的阶层差异性。早期的天津老城阶层划分清晰，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划分出了最早的城市居住格局，并因阶层差异、资产占有量的不同而逐渐形成了人为社会属性的区域划分，有着“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贱，西门贫”的说法[11]。近代随着人口迁移，天津的人口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差异性愈发突出。与上海工人阶级占到大多数的社会背景情况不同的是，近代天津市内各种社会形态混杂，官僚、商人、知识分子等各个社会阶层混杂居住，出现了所谓的“五方杂处”[13]的社会景象，再加上工业转型期工人阶级大量出现，人口构成愈发复杂。

从近代天津人口变迁情况也可看出其社会阶层分离性的加剧过程。作为近代典型的移民城市，天津近代增加的主要人口为迁移人口，其来源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为灾民，大多来自于华北地区；
第二种为工人，因天津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明显增多；
第三类是一些避难的官僚政客、买办资本家、有资产的下野军阀、遗老遗少、清廷皇室近臣、满族与蒙古族官员以及黄河以南的地方大员，此类人群虽然数量上占比较少，但因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对天津里弄住宅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这三类人在阶层上区分明显，前两者为平民工人，后者为官僚家眷，居住区域和居住建筑形制上需求区别很大，随之带来的是地理性分离性加剧。除了官僚政客、买办资本家以及有资产的下野军阀和遗老遗少，普通市民很难进入租界区，大多集居在“华界”（见表3）[14]。

表3 天津近代人口类型变化

住宅分布区域地理空间上分离、人群阶层差异使不同类型住宅融合较少，进而天津里弄住宅的“华洋分居”现象十分明显，在分布范围上人为的形成了以租界为起点，到南市区域，再到“华界”的“由富到贫”的居住人群分布特征。相比近代上海的“华洋混居”，天津的新旧两种里弄住宅在同一时间地理位置上分区十分明显，经营主体和居住人群等都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现象。以官僚政客、军阀买办、职员等为代表的社会阶层主要居住于“洋界”，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代表的人群主要居住于“华界”。以旧式里弄为主的住宅区“华界”，与以新式里弄住宅为主的高级住宅区“洋界”差异显著，其中的旧式和新式里弄住宅相互独立，在地理空间和社会阶层上形成明显对比。

从城市历史环境的角度看，天津旧式里弄住宅的近代化类型的演绎是与政府军阀力量密不可分的。河北新区与租界的“竞跑式”建设不仅影响了城市形态的发展，也影响了新旧里弄整体的建设过程，可以说这是导致天津旧式里弄住宅能够独立于新式里弄住宅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回顾前文所罗列的诸多旧式里弄案例，其建设与经营主体基本上为军阀买办或本土实业买办，与上海存在大量洋商开发的旧式里弄的情况略有不同，这也是不应在上海里弄住宅的发展模式下解读天津旧式里弄住宅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天津旧式里弄住宅的发展时间和进程，现有研究部分认为旧式里弄的发展时间为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8]，旧式合院里弄脱胎于传统合院住宅，逐渐演变为锁头式里弄，继而形成新式里弄[11]，但多数研究对于天津旧式里弄住宅的发展进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束时间点。然而，在考证了大量案例后，本文对前面两种结论存疑。

由于已过近百年，再加上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破坏和市区旧城棚户区拆除，曾经的大片天津旧式里弄住宅已所剩无几，这给调研取证带来了一定难度。据笔者实地调研，天津原南市区旧式里弄住宅拆迁较为严重，保存较好的建筑体所剩无几；
原河北区所剩的可考证的民国时期旧式里弄住宅3个：丰厚里，交邑里，庆记东里（部分拆迁）；
唐山地震后原址上原拆原建，保留1949年解放后原住宅形态和平面的平房住宅4个（见图4）：全顺里（大部分拆迁），集才里（大部分拆迁），公诚新村（南区），建善里。将这4个案例的平面图，分别与王邵周《里弄建筑》中所记载的二合院和单排式，孙震《中国近代里式住宅比较研究》中所记载的单排式和二合院式，《天津里弄住宅调查报告（初稿）》中所记载的余善里（二合院式）、福成里（单排式）和敦厚里（单排式），《天津城市建设志略》[15]中所记载的河北新区某里（二合院式）平面图进行对比（见表4）。可以明显看出，1949年解放后所建的全顺里、集才里、公诚新村（南区）和建善里在平面形态中院落的围合形态和开间的构成与文献记载的单排式和二合院式十分相似。尤其在二合院式这一类型中，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建善里、全顺里和建于20世纪20年代河北新区的工人新村建设平面存在极高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四开间八户的构成一致，院落尽端杂间（一般用作厕所或厨房）位置相同，院落形态类似。再考虑到全顺里、集才里、公诚新村（南区）和建善里都为1949年解放后由政府或单位集中建设和开发，租借给工厂作为工人宿舍居多，满足商品化的性质，因此本文将这些平房住宅也归入旧式里弄住宅的范畴，并推测在1949年解放后旧式里弄仍有大量建设，其中主要建设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的工人新村。

表4 旧式里弄住宅平面形态对比

图4 建筑单体平面示意图

需要注意的是，1976年唐山地震后大量里弄住宅受到破坏，部分里弄住宅是在原址之上进行原拆原建，基本复原了旧式里弄住宅建筑主体。现在所看到的实际存在案例，大多也是那时重建的。因此本文并未将这时期的这一重建过程纳入旧式里弄的发展时间。本文认为，天津旧式里弄的发展时间至少为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中间虽一度受战争打断，但仍在独立的继续发展和建设。

续表4

综上可见，天津旧式里弄住宅的发展从地理区位、居住人群及历史时期上均不同于主要建设于近代租界区内的新式里弄，同时在建筑形式上也更多保留了其原型的北方传统合院的空间特征，如单层建筑、由建筑围合封闭式院落或里巷等，这与源自西方联排住宅的新式里弄在住宅类型上体现出了明确的差异。如果说天津的新式里弄是西方住宅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天津的旧式里弄则是中国北方传统住宅在近代城市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源自本土的近代化住宅类型，因此天津旧式里弄的演变过程也是我国传统住宅近代化历程的重要例证之一，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同时，相比于近代上海，天津更多受到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如设置河北新区抗衡租界，军阀、官僚买办等多在此经营地产等，导致其新旧两种里弄住宅在地理位置上就开始分区明显，也没有明显的交融关系。从天津近代里弄住宅的地理空间的差异性、主要居住人群的阶层分离性、类型发展时间的重叠性三个方面来看，天津里弄住宅发展具有显著的独特性：旧式里弄住宅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延续性，旧式和新式里弄住宅在同一时期各自发展和延续，不存在必然的线性继承或融合关系。由此可见，天津旧式里弄作为中国北方本土合院住宅，是以不同于新式里弄的自主近代化方式进行的住宅类型演变，这与以上海为主的南方近代里弄发展极大不同。因此过往研究中多忽略天津与上海的差异，均在上海里弄住宅的发展框架下解读天津里弄住宅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进一步看，相比于上海里弄住宅在发展过程中旧式里弄住宅发展演变近50年后，后期石库门里弄与新式里弄并行发展进而融合，走向全面融合中西方住宅优势的住宅发展时代[7]，天津旧式里弄住宅更倾向于延续中国北方本土合院住宅模式并加以发展。旧式和新式里弄住宅长期并存，各自独立发展，并没有明显的继承或是融合关系。天津旧式里弄住宅发展时间约为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新式里弄发展时间约为20世纪1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见图5）。

图5 天津、上海里弄住宅发展脉络对比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上海的里弄住宅发展比天津早了约30年，期间上海旧式里弄住宅经历了从早期石库门到后期石库门的演变；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天津与上海两地同时进入新式里弄住宅的大量建设中。虽然里弄发展开始的时间间隔约30年，但是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两地出现新式里弄的爆发式发展，这也有力地佐证了孙震、金可武提出的观点，新式里弄是直接地引进西方住宅的形式后，再根据中国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实际环境进行改造[5，16]。

再次审视天津的旧式里弄住宅，在演变中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由独立合院向联排里院的发展。如果以意大利类型学派“延续”观点来解读，整个城市的演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城市住宅演变中每一类型并不是切片式的独立发展。虽历经战乱和外来文化的冲击等外在作用力，里弄住宅的建设者则在发展中自发性或潜意识地受到北方本土传统合院类型的影响，仍延续了传统合院的部分特征，这也恰恰是天津旧式里弄住宅的独特性。相较于上海引进西方住宅的形式与本土融合成为一体后进行发展，天津旧式里弄的发展演变本质上仍旧是中国北方本土合院住宅进行的本土演绎和持续性发展。

注 释：

①位于天津市河北区黄纬路中段西侧，1976年震损，1979年改建楼房居民区，现名胜天里。

②关于图像数字化的精度问题，本研究着眼于旧式里弄住宅建筑的演变趋势和形态特征，因此一些建筑细部和构建不在讨论范围内，这部分在分户单元平面图的数字化过程中予以简化。同样，由于较多的案例年代过于久远，原址已不复存在，所保留的基础资料也仅限于没有记录尺寸的简单手绘图纸，因此所列案例皆为平面示意图。

③其中8个平面案例图纸来源于无文献记载的现存实地旧式里弄住宅，为实地测绘所得；
20个案例来源于《天津里弄住宅调查报告（初稿）》；
1个案例来源于《天津城市建设志略》，1个案例来源于《天津近代建筑》（高仲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里弄名及地址来源于《天津市河北区地名志》，1987年版。其中《天津里弄住宅调查报告（初稿）》是1963年6月至10月由国家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天津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天津大学、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天津市建筑设计院五个单位组成调查工作组，协作进行调查工作，最终编写的调查报告初稿。此书只有手稿，并未出版。

④在《天津市河北区地名志》中全顺里初始建设时间为1912年，但书中有交代“解放后，政府在这里进行了治理改造，兴建住宅，新开辟了全顺里”，且据现场调研和访谈，现存的全顺里为工人住宅，推测建设时间为20世纪50年代左右。

⑤公诚新村（北区）出现不同于旧式里弄住宅的新类型：里巷。本文暂时不进行讨论。

⑥在《天津市河北区地名志》中公诚新村（南区）初始建设时间为1914年，但据现场调研和访谈，现存的公诚新村（南区）为原国营天津无线电厂（712厂）工人家属住宅，推测建设时间为20世纪50年代左右。

⑦公诚新村和公德里都曾用名树德里，在1982年天津地名普查时改名，据《天津市河北区地名志》等资料考证，公诚新村在1914至1945年名为树德里，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公诚新邨，1982年后更名为公诚新村；
公德里1920至1982年名为树德里，1982年更名为公德里，因《天津里弄住宅调查报告（初稿）》调查和成稿为1963年，因此推测此树德里即今公德里。

⑧余善里地名查无此处，据推测应为今裕善里。

⑨鼎康里，1982年天津地名普查更名为宏康里。

⑩据资料显示兴张西里建于1878年，无法确定《天津里弄住宅调查报告（初稿）》中所调查测绘的兴张西里的四合院是否为1878年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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