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现代之间——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困境及其价值
时间：2023-02-28 08:2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陈新华
1872年，李鸿章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谈及当时情势，直言“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所谓“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究其根本，是中西两种文化传统、文明体系激烈碰撞，中国一方“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1]陷入前所未有的“亡天下”的危机。也正是在“三千年未有”的语境之下，国人逐渐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这一过程，经历了由器物而制度而文化的嬗变，众声喧哗，革故鼎新，西潮渐次成为时代主流，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学节节败退衰落，以传统为依据的文艺复兴成为暗潮。
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型，始终在西潮与中学的紧张关系中艰难前行。百余年间，虽不断有关于激活传统以挹注现代危机的思考，然而总体说来，在向现代而行的大变、快变、全变中，在改良与革命中，传统终不可避免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国人渐渐习惯于一种将中国文化推入历史深处的叙事思路，以为传统就是陈旧、落后、阻碍进步的。这种理解，看似清晰明了，实则落入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二元对立的窠臼，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独特性、多样性、复杂性的自觉意识，现实中，既无法辩证性地把握文化的内在张力，亦难以恰当处理本土与外来文化体系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笔者以为，在进行任何关于文化的叙事之前，先要具备一种更具反思意识的语境，避免此类对于传统文化僵化的理解：即传统并非永恒不变。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可能同时内涵 “内部与外部” “核心与边缘”“延续与断裂”“统一与多样”等同时并存的内在张力。在历史的演进中，这些张力既可为动力，推动文化的发展，亦有可能使文化传统陷入困境。这样一种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状态，才是文化发展的常态。
有鉴于此，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澄清一种“古与今”的时间上的断裂。如同费孝通所言，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的共同经验，其存在的意义，正是建立在“过去”的投影之上。每个人的“当前”，都包含了个体乃至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2]由此而言，文化是绵延迂回的，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可以清晰切割的“古与今”。[3]只有回归到时间的河流中探寻中国文化，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中国”所内涵的绵延性——实质上，所谓“三千年未有”的断语，也是在时间的河流当中，它上承西周以来的古典中国，下启百年激荡中的现代中国，直至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不同时段的中国的合力，重塑了“当代中国”。即便今天，当代中国也是一个尚在进行，并未完成的历史过程。在时间河流的跌宕起伏中，一个纯粹的古典意义的中国虽然已不复存在，却依旧还是构成当代中国的“投影”，依旧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对当前中国发生着影响。
其次，避免“东与西”的空间的断裂。自晚清变局以至今日，以“中国”为名的文化实践，在大到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小至衣冠服饰、饮食起居等几乎所有层面，都和“西方”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换言之，在文化实践中， “西方”已经内在于“中国”，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部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就此失去价值。恰相反，相对比不是东方的，就是西方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东西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碰撞、互动乃至融合，才更接近文化和历史的真相——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当代中国是在古典中国的自我更新与现代化浪潮的西学东渐中被塑造出来的。源自本土的、古典社会的传统文化因素，和源自西方的多元的思想理念，共同构成了我们文化实践的地平线。[4]客观上，这是造成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复杂性以及紧张性的根源所在。同时也说明，对内涵有“东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当代中国文化而言，任何单一向度的描述，都有可能陷入片面和盲目。
总而言之，关于传统的困境，笔者试图想要表达的是，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也并不存在一种与当代对立，尘封在时间深处，不被接纳，也无法再产生影响的传统。当代中国实际上是处于古典中国的延长线上、古今中西交汇的历史时空中。在这个历史时空中，“传统”实际上仍然在支撑中国人关于秩序、意义、自我乃至家国认同的整体建构。
当然，虽然我们相信传统文化永远是当下和鲜活的。但在现实中也要看到，近代以来曾极大困扰过晚清、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至今日，仍是当代中国人知识与精神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人和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实属同一代人。缘此，回到历史语境中，回到中国人的精神现场，重新梳理危机与困境之所以形成的复杂脉络，永远是必要的。
（一）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造成的文化认同危机
关于中国文化的认同危机，历史学家雷海宗曾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虽受北方游牧民族、印度佛教的影响，但在整体上仍保持了中国文化的个性。就民族而言，胡人血统融入华夏民族，并没有改变华夏的主体，而是被华夏民族所同化。就文化意识而言，佛教同样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主体，而是逐步中国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也仍然能保持。[5]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受西洋文化的武力与文化双重入侵，无疑是“传统文化总崩溃的时代”。[6]
这一涉及文化根本的危机，王国维称之为“道出于二”， “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7]罗振玉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亦有类似表达 ：“海禁未开以前，学说统一，周、孔以外，无他学也。自西学东渐，学术乃歧为二。”[8]“道出于二”，正是对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进一步解释，其意在表达：鸦片战争以来，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不再是中国唯一之道，不仅如此，伴随武力汹涌而来的西方之“道”还占据了上风——从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的引进西方，经戊戌变法在制度层面的效法西方，到新文化运动在观念层面的学习西方，国人在不间断的民族危机中逐渐接受了“以强弱定文野”的标准，[9]即作为强者的西方文化是现代和先进的，被打败的中国文化是传统和落后的。这种对自我文化体系的认同危机到辛亥革命，伴随着儒家文化失去作为载体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再经过新文化运动百罪归于一身的激烈的反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贺麟描述“在当时全盘西化、许多人宣言立誓不读线装书、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环境下，大家对于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10]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思虑。其影响既深且久，一直延续至今，这就是何以今日我们重提传统文化时，思虑和疑问仍然可以成为主流的原因。说到底，今日国人仍然处在现代化的转型期，仍处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体系遭遇以来的碰撞、融汇期，仍处在以西方文化为他者，对自我文化传统的审视、自觉期，文化的转型、重建仍未完成。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任何伟大的文化传统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如同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言：“‘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相……世界上重要的宗教，没有一个不是经过一次次经历改革，才发展而成其面貌：任何论述体系，都需要因时、因地的修正，才能适用于当时当地人心的需求，解答当时当地人所面临的疑惑。”[11]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会在《启蒙运动》里说，“启蒙运动为了确认自身，必须把宗教当做迷信和谬误……只有当年的论战者以偏执的态度对待基督教的千年统治从而使自己挣脱出来，以后的学者才可能公正地对待这段历史时期。”实际上，不仅是启蒙运动，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等，无一不带有反传统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晚清到“五四”乃至于当下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对西学的引进，对传统的质疑乃至于与传统的决裂、脱隼，其实更是一种基于文化自觉前提下的自我寻找和建设，期待驱逐愚昧以改造传统，而不是彻底否决、瓦解传统。可以说，对传统的省察和改造永远在路上。
（二）近代历史记忆的塑造和书写带来的陌生与隔阂
中西之间的碰撞冲突带来深重的文化认同危机，也影响到近代中国关于历史记忆的书写与塑造。后者在现实中反过来又推动并且强化了一种对抗传统的思路。回顾历史，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沉重的国难与耻辱。晚清以降的历史进程中，举凡大的转折性事件，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五四运动等等，无一不是和民族危机有关。故此，李泽厚有“救亡压倒启蒙”的总结。以此故，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关于近代史的历史书写，也多以侵略和反抗为核心，胸中常有一股不平之气，基本是“国耻压倒国粹”，对于传统急欲去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此日积月累，最终就是 “数千年之文教，因数十年贫弱而淡忘”，[12]自然也就鲜少对于传统 “文艺复兴”式的自我观照。
（三）以现代性裁量传统的偏见
从历史延续进现实，对传统的焦虑与疑问实质上还源自于 “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紧张。1500年以后，由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演化而来的西方文明迅速向全球扩张，这场以全球化为其形式的现代化潮流，几乎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裹挟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由于长久以来的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现代性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然的进步性和正当性。我们普遍接受了现代是普适的、传统是特殊的、现代是先进的、传统是落后的观念。在这样一种优胜劣汰的历史进化论的视野里，我们一方面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传统，为实现现代化和富国强民的理想，希望摒弃我们以为不适用现代化的那一部分传统，又担心由此而失去自我的文化认同，进退失据，患得患失，其结果就是以现代性作为裁量传统的依据和标准。
只是，我们在用现代性取舍传统文化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现代性自身可能有的种种问题。不必说20世纪的一战、二战、冷战、核危机、经济危机，21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亦出现了很多新危机：“黑天鹅”与“灰犀牛”，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伊斯兰国”的阴影与反恐战争，能源危机与俄乌战争，凡此种种，都在加深全球范围内以现代性为依归的价值撕裂。历史的发展证明，现代性远远不是检验一切文化体系的万能公式。在中国从富强走向文明的探索中，我们该做的是开放胸襟，同时终结对西方思想的盲从，探索、建立、发展一种能够超克现代性危机，对全球发展具有文明示范力量的中国模式，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大的时代命题，无疑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传统，认识传统在中国的现代化的建设、在当下乃至未来的意义。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需求
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曾经感慨，现代化成为一个无可逃避的宿命。如果现代化是无可逃避的宿命，那么，这个宿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沿着这个思路，不难发现，现代化自发端以来，至少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富强意义上的现代性，主要以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制度层面的理性化秩序、非人格化的科层管理以及精神层面永不满足的世俗化追求也就是资本主义精神为核心，它无关价值，不信神灵，所到之处，摧枯拉朽，大破大立，营造出了一个个 “普遍同质化的国家”以及程式化的社会——例如大工业的流水线作业、标准化生产以及大数据管理，人们期待通过科学的工具理性的计算，达成资源以及发展的最优化。然而在现实中，工具理性也许能实现富强，却无法实现人的尊严和情感，后者往往需要价值和意义，需要文化来完成。因此，当富强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就发生了重大转型，由普适性社会转变为独异性社会。人们想要的不再是标准化的流水线，而是对“真实自我”的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这无疑是一个更高层面的现代化，文明意义的现代化。这一转型自1970年代开始酝酿至今，逐渐成为时代的潮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现代化首先意味着文明的主体自觉，以及对于自身活泼泼的精神传统的挖掘。任何一个走向真正的现代化的文明体系，最终其实都和自己的传统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自洽，甚至于，都是在不同程度地回向自己的传统和精神资源，譬如西方之回到古希腊，日本之于儒家与神道教。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我们要实现“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文明意义的现代化[13]，同样需要直面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个性，以“古代之良药”医治“现代之顽疾”。
（二）全球化时代的自我认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经历一个走向世界的艰难曲折的历程。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并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而恰恰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之后，关于中国的自我认知这一问题就变得格外突出。换言之，就是需要认知到，全球化里的中国到底是谁，如何认知自己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因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全球化的真正意义其实都不是很多人误以为的世界的同质化、统一化，而恰恰在于价值体系的多元一体。真正的全球化，只有在不同民族国家和而不同的差异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和价值。无论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还是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关注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警惕一个普遍同质化的世界，才是值得称道的文化努力。
就此而言，中国融入世界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同质化，而是普遍的文明规则中的差异化，是“认识你自己”基础上的“讲好中国故事”，是“文化自觉”以后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对全球化中的中国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三）民族复兴愿景里的必要支撑
关于传统文化之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理解的是，任何时候，所谓中国的发展都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在这个大前提下，民族文化传统与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显然是相辅相成，停留在古今中西非此即彼的窠臼当中的任何想法都是缺乏理论自信的表现。
可以看到的是，过去一百七十年间中国的现代化在器物、制度乃至思想观念层面都从西方汲取了营养，在此背景下，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历了无比的艰难，蜕变成现代型的中国。我们今天处于乾隆朝末期以来最良好的国际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晚清以来富国强民的理想。但“富强”的现代化并不等于“文明的现代化”，如果我们仅扮演西方主流文明追随者的角色，即便成功也谈不上“中华民族的复兴”。民族的复兴归根结底还在于文化的复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4]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5]因此，如果未来几十年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有能力、有机会输出自身价值的历史时期，那么，这个价值的根基一定是在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叙述体系中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和思想资源。换言之，如果中国人要具备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输出能力，显然是来自传统的现代化，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现代社会主义传统和西方启蒙主义传统的有机结合，而不是西方的中国化之后的再西方化或再全球化，那只是二次模仿，不是输出，更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
（四）身为中国人的生活以及情感需求
从宏大叙事回归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体，在全球化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实际上都处在远超本土性的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性文化之中。但无论如何为，不能否认的是，作为支撑中国传统社会近两千年的伦理共同体的关键的内核价值，以儒释道为代表的经典的大传统乃至以血缘、地缘、信缘为联结的民间社会的小传统仍然是中国人自我认同、伦理生活的根基，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16]这是一种浸润于日常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情感和精神需求，不是某个阶段的政治或者社会发展可以改变的。就此而言，保持一种文化的自觉，从社会的层面、从国家制度的层面弘扬、挖掘传统文化，无疑有助于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解决，而这本身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重心所在。
当然，笔者在本文所说的弘扬和发掘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回到传统，而是在当代的生活和社会挑战中找到传统的活力与现代形态，说到底，传统文化的当代化，也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是根本的出路所在。
一百年前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大责任”，不是将自己国家搞到富强便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的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因此，中国有一个“绝大责任”，就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17]关于传统文化，任公的回答，他一生欲拉平中西的诉求，放到今日，仍不过时。只有跳出粗陋框架里的中西之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使中华文明成为真正世界性的文明，参与全球文明秩序的建构，进而，为人类文明赋予一种新的可能性,如此，方可称得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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