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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重大贡献

    时间:2023-03-01 12:0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刘靖北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 201204)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涵“十个明确”的首位,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的成就列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13个方面历史性成就的首位,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党百年奋斗十条历史经验的第一条,将“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百年奋斗五方面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条。这些都充分说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根本前提,更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命题,习近平进行了深邃思考,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提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要着力从制度安排上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制度优势,着力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等等。这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新思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学说,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科学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底层逻辑思考,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1]6这是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后来,他在许多重要会议、重要场合反复强调并深入阐述了这一论断。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明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并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郑重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018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被历史性地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揭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深刻理论逻辑。

    我们知道,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发现了实现未来美好社会理想的社会力量,这个社会力量就是工人阶级。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深入考察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不仅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从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阶级特性出发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历史使命。他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是最先进、最有组织、最有前途的阶级;
    同时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已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2]385因此,他们最大公无私,最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列宁高度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3]1,2马克思还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4]173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组成了先进政党并在其领导下才能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任务。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够肩负起这个重大历史使命。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实现人类解放,“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4]103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不懈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她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偏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这是历史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哪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上台或下台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共产党垮了,丧失了执政地位,就会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危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颠覆性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内在同一性,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重大论断,第一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决定性作用,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角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不仅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上阐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在必然性,而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上阐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往往是连在一起出现的。他强调:“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1]22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其现实性上必然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一)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凝练概括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在这些显著优势之中,坚持党的领导是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优势。其他优势也都体现着这一根本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都是这一根本优势的展开。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1]9人大、政府、政协、监委、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支撑,党是贯穿其中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可见,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从根本上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特征的体现。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起统领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划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这个制度体系中,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具有不同地位,起着不同作用。其中,根本制度具有支配地位,起着决定作用。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5]显然,党的领导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相对于其他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而言具有统领地位和统领作用,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基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都离不开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其鲜明特征就是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各级党委必须负起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关键是完善党委领导下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其中首要的也是坚持党的领导;
    等等。可以说,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根”和“本”,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会枝荣。

    (三)党的组织有机嵌入各种非党组织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

    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上下贯通一致的独立的组织机构和组织体系。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中设立党组和基层组织,这是党的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组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按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经济文化组织等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有党员领导成员3人以上的都可以设立党组,其成员一般由本单位行政领导团队中的党员干部担任。党组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全面履行对本单位的领导责任,服从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领导。除了在非党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党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中设立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任务,在社会基层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5日,全国从中央到市县一级的各类非党组织中共设有12.5万个党组,而党的基层组织有486.4万个。党通过设立党组和基层组织的方式,将党的领导内嵌于各行业各领域非党组织的治理结构之中。同时,分布于各行各业的9500多万名党员都被编入基层支部,并以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纽带作用,将党组织的意图、主张和影响力传输到各自的工作领域、社会网络之中。这些嵌入非党组织的党组织和在各行各业非党组织中的共产党员,成为这些组织和机构的细胞、经络和筋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这一中国最大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显。例如,打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把十四亿中国人民整体带进小康社会;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疫情防控效果;
    等等。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最大的制度优势,是不可能创造这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领导地位学说,总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一重大论断,准确定位了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和担当,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一)这一论断蕴含深刻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

    这一论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基本原则,又继承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探索得来的基本经验,更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奠定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一重大论断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413因此,党“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2]558列宁更是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6]160,1092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6]369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则是这个体系的中心,负有统一领导其他组织的使命。

    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长期探索,为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供了历史根据。建党初期,由于力量相对弱小和政治上不够成熟,中国共产党一度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缺乏正确认识,这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全面抗战初期,王明主张放弃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一右倾错误给党带来消极影响。1942年,党中央明确提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7]42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把中国共产党定位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8]350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规定:“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它必须努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反对任何降低党的作用和削弱党的统一的分散主义倾向。”[9]150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写入了党章。[10]91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把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历史实践证明,对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否正确和到位,直接影响党的领导地位是否巩固、党的事业能否顺利发展。

    从现实逻辑看,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今天已成为拥有九千五百多万名党员、领导着十四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1]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创造了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保持强大执政力、领导力和旺盛生命力,正领导中国人民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1]8-9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一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必然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成为空想。

    (二)这一论断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明特征

    “一个政党,就是围绕自己的政治纲领、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12]360政治属性是政党的根本属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以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领导力量,在各种政治力量中具有最高政治领导地位,发挥最高政治领导作用。

    从横向上看,党组织在同级组织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在中央一级,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其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决不允许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地方党委在本地区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级人大、政府、政协、各人民团体、经济文化组织等都要自觉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党的基层组织,要根据不同类型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在同级社会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党组织要发挥作用。各方面党组织应该对党委负责、向党委报告工作”。[5]

    从纵向上看,党中央具有最高政治权威,对全党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13]12其中,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第一方阵”和“最初一公里”,必须建设成为落实党的领导的模范机关,不能出现“拦路虎”;
    党的地方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中间段”,必须建设成为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的坚强组织,不能出现“中梗阻”;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必须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不能出现“断头路”。

    总之,党的各级各类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纵横交织、严密有序,气血相通、运行顺畅,执行有力、充满活力的组织体系,将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政府社会市场各领域有机有效联结起来,使党成为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强大政治领导力量。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1]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两个确立”是内在统一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是公认的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实践家、革命家。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36他们亲自领导和指导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人国际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伟大领袖,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才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和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根据帝国主义阶段的俄国国情,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实践上创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如果没有列宁这样“成功地把优秀实践家的经验同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14]136的领袖,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就中国的情况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遵义会议前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党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这成为中国革命在早期阶段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遵义会议尤其是党的七大后,正是因为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理论的指导地位,党才领导人民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作为党的领导核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并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才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经验证明,党的领导核心的确立和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世界百年变局和民族复兴全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非凡勇气和智慧,对关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指引。实践充分证明,正是因为有了习近平作为党的领导核心,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正确方向,党才领导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并将不可逆转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两个维护”是内在统一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15]这一表述准确阐明了“两个维护”的内在统一关系。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两个维护”是内在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同时,也肯定杰出人物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关键作用。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定的集团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16]前言Ⅲ-Ⅳ他强调:“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7]336可见,“两个维护”的内在统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从民主集中制根本原则看,“两个维护”是内在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四个服从”基本内容,正确定位了党内各个行为主体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18]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发挥着关键作用。可见,“两个维护”的内在统一,是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有核心,党中央才有权威;
    全党有核心,党才有力量。维护核心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但是,“党的领导核心并不意味着无限权力、任性决策,而是担负着为大党大国掌舵领航的重大职责”,“党的领导核心也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挥作用,遵守集体领导制度,遵守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19]43-44只有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正确认识“两个维护”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才能真正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从而彻底避免庸俗化的“低级红”“高级黑”。

    (三)“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重大意义

    “两个确立”是“两个维护”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前提,“两个维护”是“两个确立”的政治责任和实践要求。在当下的中国,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关键就在于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从现实意义看,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俄乌冲突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党要统揽“四个伟大”,统筹“两大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尤其需要稳定的具有强大凝聚力、号召力和动员力的领导核心与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导,否则就无法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考验,就无法完成自身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从理论意义看,“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提出,实现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与坚持党的指导思想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和贡献。

    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1]229从提出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到提出党的一元化领导,从党的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10]97到党的十九大党章规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8]再到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领导内涵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跃升。①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但党的十三大报告将党的领导仅仅规定为政治领导,随即导致了党的领导被削弱的现象。因此,党的十四大重新恢复了党的十二大关于“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的表述。这一表述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九大对党章作出修改前。

    (一)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

    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就是说党的领导的范围和内容是全面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地方都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全面领导既包括党对自身建设的全面领导,又包括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领导。党对自身建设的全面领导,主要是指党中央对党的自身建设进行顶层设计、战略谋划,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总布局,以及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对党自身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进行全面领导。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领导,就是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各方面。不论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党的领导,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

    (二)党的领导必须是系统的

    党的领导必须是系统的,就是说要把握党的领导的各要素、各方面的内在联系,将党的领导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谋划和推进,增强党的领导的整体效果。比如,加强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就是要强化系统观念、坚持一体推进,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从而使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比如,健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是按照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要求,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改革,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体现到国家政权的机构、体制、制度等的设计、安排、运行之中,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比如,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就是把党的自我革命和治国理政紧密结合起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将监督、处置、治理有机结合,贯通协调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各类监督,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对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强大保障作用。

    (三)党的领导必须是整体的

    党的领导必须是整体的,就是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是整体的、不能分割的。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有着960多万平方公里、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保证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就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是不可分割的。”[1]231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政关系。要充分认识到,党政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支持国家机构和其他非党组织履行职能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不能简单讲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而是要适应不同领域特点和基础条件,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处理好党政关系,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个大前提下才是各有分工,而且无论怎么分工,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1]231把一些党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设在政府部门,比如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司法部、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农村部、把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设在教育部等,目的就在于打破所谓的党政界限,既增强党的领导力,又提高政府执行力,产生1+1>2的效果。

    习近平关于“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重要论述,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部历史,反映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求,大大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过去对于党的领导尤其是党政关系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水平,廓清了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种种思想迷雾,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0]333习近平强调:“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21]18-19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健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把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推进党的领导法治化建设

    习近平指出:“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1]267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1982年宪法已在序言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在条文中没有对党的领导作出明确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这对于发展完善国家根本制度,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贯彻落实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的规定,就要推动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组织法和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国有企业、高等学校及有关社会组织的章程,都明确载入坚持党的领导的要求,以保证党对这些组织实施领导,确保国家机构和其他非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各项工作。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把党内法规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推进,形成了覆盖党的各方面工作的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了管党治党、执政治国有规可依、有章可循,确保党的各项工作沿着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稳步运行。

    (二)健全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习近平强调:“紧紧把握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构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反映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这一主线,着力从制度安排上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体制优势,统筹考虑党和国家各类机构设置,协调好并发挥出各类机构职能作用,完善科学领导和决策、有效管理和执行的体制机制,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22]90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为着力点,全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得到了全面重构。特别是加强党政机构职能统筹,进一步理顺了党政机构职责关系,强化了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保证党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其他机构协同联动,形成了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比如,将国家公务员管理部门并入党的组织部门,由党的组织部门归口管理机构编制工作,加强了党对公务员队伍和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由党的统战部门归口管理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加强了党对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等等。

    (三)建立健全党领导重大工作的体制机制

    在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都曾专门设立过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对重大工作的领导。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不断调整优化领导重大工作的体制机制,在对原有议事协调机构进行调整优化的同时,新组建了深化改革、国家安全、依法治国、教育、网信、审计等领域的一系列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等。这些委员会和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负责相关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地方和部门党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其设立和调整同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和调整相衔接。党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调整优化,对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健全完善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

    请示报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制度,也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效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请示报告工作。习近平强调:“各方面党组织应该对党委负责、向党委报告工作。有的同志习惯于把分管工作当成自己的禁脔,觉得既然分管就没有必要报告了,也不希望其他人来过问,有的甚至不愿意党委过问,不然就是党政不分了。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加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这也是一个规矩。”[1]7党中央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健全规范了请示报告制度。按照相关规定,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
    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其党组织要定期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及时向党委报告工作,已经成为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党的领导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党的领导与国家制度结合得如此紧密和完美,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运行得如此顺畅和高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伟大创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新境界。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现实性上必须体现在和落实到提高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能力上来。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能力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领导能力。习近平指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政治领导。”[1]204“在领导干部的所有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1]221对全党和各级党委来说,提高党的政治能力,最主要的就是“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23]

    (一)提高把方向的能力和定力

    把方向的能力和定力涉及根本、关系全局、决定长远。习近平指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22]93离开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22]93提高把方向的能力和定力,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提高谋大局的能力和定力

    大局就是政治,善谋大局是重要政治能力。习近平反复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自觉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谋划,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要善于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中去把握,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划统一起来,把解决具体问题与解决深层问题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

    (三)提高定政策的能力和定力

    政策反映了党治国理政的水平,也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来实现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使政策决策、方案举措体现人民要求、符合现实情况、遵循客观规律,特别是要紧紧抓住决策这个重中之重,增强法治意识,完善决策程序,努力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四)提高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改革是深刻的自我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习近平强调,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之路无坦途。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不失时机、蹄疾步稳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高改革综合效能”。[24]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大力弘扬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精神,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要求,科学确定改革发展思路、制定改革发展措施,凝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习近平关于“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重要论述,从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上为各级党委和其他党组织指明了能力建设的方向和重点。同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也有赖于其他各种能力建设的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既从宏观上、从党的整体执政能力上,又从微观上、从领导干部个体领导能力上,对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比如,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力建设,提出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提出提高新时代干部治理能力的重大任务;
    针对领导干部的本领恐慌,提出全面增强“八大执政本领”;
    聚焦中青年干部的能力素质,对年轻干部提出锤炼“七种能力”的重大要求;
    聚焦新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提出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习近平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立足“两个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把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融入到全面加强党的执政和领导能力建设中,形成党的各种能力本领提升的良性循环,才能实现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的整体性提升。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维度揭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度揭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从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维度揭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现实要求;
    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从最高政治原则维度揭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决定性因素;
    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从党的领导内涵维度揭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实践进路;
    健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从制度安排维度明确了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保证;
    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从党的能力水平维度揭示了实现党的领导的方法和途径。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统领性的重要内容,把我们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为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了重大时代性、系统性、原创性贡献,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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