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在柬埔寨的译介
时间：2023-03-01 15:2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罗 恒
(天津外国语大学 亚非语学院，天津 300204)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在东方国家乃至西方国家都具有广泛影响力。柬埔寨作为《三国演义》的域外传播的重要场域之一，自传入到柬埔寨后，便成为柬埔寨最受读者喜爱、拥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中国文学作品。当地群众对《三国演义》中的关键人物和主要故事情节耳熟能详，译本数量最多[1]。《三国演义》传入柬埔寨时间较早且版本多，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为译本类，包括努肯(Nou Kan)版译本《三国故事》和金建那(Kim Channa)版译本《三国》；
第二类为柬埔寨语配音的中国影视改编作品；
第三类是广播节选本，包括由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宋春奔(Sum Chhum Bun)博士选译并由“高棉之声”广播播送的《三国》、由中央电视总台柬籍主播陈世龙(SY Leng)选译并由“中柬友谊台”广播播送的《三国演义》、由广西北部湾之声与柬埔寨国家广播电台联合译制的《三国演义》。在各类版本的译介和推广下，柬埔寨掀起了“三国热”[2]和“三国再创作热”，以《三国》中的故事情节和核心人物再创作的文学作品和漫画类文本层出不穷。
当前，学界对于《三国演义》在柬埔寨的传播研究，成果鲜少，仅有黄瑜、莫源源两位学者从词汇空缺角度对努肯版译本《三国故事》和原作中官制词汇进行了比较，其他学者仅在其成果中简略提及。文章以努肯版《三国故事》和金建那版《三国》为研究对象，尝试从正副文本的角度，解读努肯版译本《三国故事》和金建那版译本《三国》的生成过程、影响因素和翻译现状，以此看《三国演义》在柬埔寨异域空间中的译介与推广。
副文本是相对于正文本而言提出的概念，由法国叙事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指的是存在于文本周边的辅助性文本要素，副文本按照空间位置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内副文本包括标题、副标题、前言、献词、后记、注释、插图等类型，外副文本包括作者通信、访谈、日记、评论等[3]。副文本作为正文本的补充性信息，对正文本起到了丰富和阐释的作用，通过副文本的考察可以明确译者身份、译者翻译动机、翻译策略以及影响译本诞生、出版和传播的因素。
《三国故事》是《三国演义》在柬埔寨的首个译本，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柬文译本，由柬埔寨著名作家、政治家努肯于1933年翻译而来，并于1948年开始通过《柬埔寨太阳》杂志陆续刊登问世。
(一)《三国故事》的副文本元素
非成书出版的《三国故事》副文本元素较为单一，内副文本仅为译者自我署名的两页《前言》，努肯通过《前言》传达了故事背景、翻译原因和对故事主题的理解。其中，翻译原因极具研究价值，努肯表示：“想要将《三国故事》传播到柬埔寨，《三国故事》是历史题材的作品，能让人明智、善言辞、知人心、懂善恶，教化人们为人正直、善良”[4]。努肯开宗明义指出故事中蕴含的哲理和思想内涵是翻译《三国故事》的主要动机。
操纵主体是《三国故事》最为典型的外副文本元素，影响着《三国故事》的出版和传播。《柬埔寨太阳》杂志作为《三国故事》的刊登载体，创立于1926年，是柬埔寨历史上首本高棉文杂志，主要包含“宗教、文学、历史研究”三个栏目。《柬埔寨太阳》杂志于1948年第二期开始刊登《三国故事》，直至1973年第五期刊登完结。在刊登《三国故事》前，杂志刊登了一篇由时任主编纽泰姆(Nhok Tham)撰文的《三国故事初评》，该文长达九页，从刊登原因、故事梗概和读者期待等方面为《三国故事》进行推介。在刊登正文内容前，每期均附有一个醒目的文本框，内容为“三国故事是智者权谋，阅读者便能善权谋、爱国”，杂志通过这一醒目的方式宣传《三国故事》。《柬埔寨太阳》杂志和主编纽泰姆凭借自身的影响力为《三国故事》进行推介，赢得不少追随者的关注。
(二)首译本重译的必要性
首译本《三国故事》是努肯文学生涯中唯一一部译著，由努肯借助泰文译本《三国》转译而来。转译，又称为间接翻译，是指并非直接译自源文而是通过某种中介语译本进行的翻译现象[5]。在转译过程中，当译者无法直接接触原作时，中介译本中的翻译硬伤一定程度会被继续承袭，同时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多种语言参与转换，不可避免产生新的翻译问题。转译现象带来的各种弊端与不足，导致其翻译效果备受学界所诟病，“只被视为翻译活动中的过渡形态，在翻译的忠实、等值和等效等问题上缺乏研究价值。”[6]因此，当转译作品完成原作在异域空间延续的使命后，新的译本产生显得尤为必要。
《三国故事》的中介译本是由泰国曼谷王朝大臣昭帕耶帕康(洪)(Chaopraya Phrakhlang Hon)组织翻译的《三国》。昭帕耶帕康(洪)版《三国》的诞生过程颇为复杂，先经由福建籍华人译成质朴的泰文，再由泰国宫廷文人重新进行整理，中介译本在翻译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转换，与原作呈现出较大差异，学者金勇总结了中介译本与原作之间的差异“一是简化了原作的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具体体现为删去了大量韵文诗词、重新调整和划分章节、简化人物出场的处理方式；
二是专有名词的误译和错译，其中人名、地名、官职称谓的错译最为突出；
三是用本土的文化语境的表达方式取代原著原有的表达方式，如用相似的事物代替原作的事物；
四是翻译错误，如对话和叙述的互换、人物关系的混乱。”[7]努肯版《三国故事》将中介译本中的译文形式一脉相承。在篇章结构方面，努肯按照中介译本省略了原作标题，对每章内容重新进行了调整和划分，将原作120回压缩至78章，并省略了说书形式。在典故方面，努肯版译本按照中介译本将大多不影响故事进展的典故进行了删减，对于推动故事情节的典故则用大篇幅扩展叙述，如原作第三十九回中“公子岂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原作中一句简短典故，译文(第三十五回)用三页篇幅将晋献公、骊姬、申生和重耳之间的故事来龙去脉进行详细描述。在诗词歌赋方面，努肯版《三国故事》同样将大量诗词歌赋进行省译，仅保留吟诵汉高祖和汉光武帝定都长安和洛阳的童谣、暗示董卓气数已尽的童谣、刺激董卓弑帝的诗、赞美貂蝉的诗、蔡瑁题于墙壁的诗、徐庶出场吟唱的歌、刘备三顾茅庐后孔明吟作的诗、孔明的《铜雀台赋》、周瑜在“群英会”上作的歌、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七步诗》和曹髦的《潜龙诗》等推动故事情节的诗歌，保留的诗歌与原诗行和词义对应度相差甚远。中介译本的翻译硬伤在努肯版《三国故事》中同样继续被承袭，且努肯在《前言》中直言：“译文采用白话文进行翻译，语言没有古文优美，暹罗语也不精通，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努肯将宫廷语版的中介译本再度进行口语化翻译，译文在中介译本的基础上再次发生变形，并产生了新的翻译问题，如音译的专有名词与原作读音有很大出入、文化意象词汇的误译、缺失和替换、中国农历替换为佛历、官职词汇的错译和省译、数字和度量的误译等翻译问题比比皆是，与中介译本相比，其误译、错译、省译的程度更深，可供改善的空间极大。
重译本是相对于前译本提出的概念，《中国译学大辞典》对于重译有三层定义：“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
译者自己对旧译在较大程度上的润色修订；
非直接译自原著语言的翻译”[10]。重译本《三国》与首译本《三国故事》属于同一语言内的不同译本。重译本《三国》是由柬埔寨作家金建那翻译而来，于2012至2015年四年时间中先后通过金建那自己创办的Mindbooks出版社出版了四册(内容只译到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 占长江孙氏报仇”)。
(一)重译本《三国》的副文本元素
相对于首译本而言，重译本《三国》的副文本元素丰富，内副文本信息包括封面、扉页、出版说明、前言、插图、注释、分析和参考资料等。重译本的内副文本最大的特色是凸显以读者为中心。封面由专业画家根据故事核心人物设计漫画图，第一册封面上印有“结合分析的详细版”的字样和中英柬三语文字书名，通过醒目的封面激发读者对译本的最初兴趣。重译本的封底和扉页分别印有一段文字，封底为“延续了1700年的名著，读三遍，道德会升华三次，并将成为受人爱戴的人”，扉页为“成大事者，需先阅读《三国》，《三国》能助人明智，认识人的本质”[11]，译者通过采用“广告式”的句式强调作品的价值，赋予读者对译本的期待。译本中包含一篇两页长的《前言》，内容包括原作产生的背景、重译原因、重译本变化以及故事蕴含的哲理，金建那在《前言》中强调：“译文增添了详细的注解和分析，方便读者深入理解故事情节”，译文增添了大量注释，通过注释辅助读者理解，为读者服务。正文前附有一篇根据毛宗岗批评本中的《出版说明》翻译而来的文章，前后总长四页多，通过该文向读者介绍原作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正文中每章回均附有一系列插图，仅第一册便有110张，通过插图推动剧情走向，增强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译者身份、媒体访谈和译者评论是重译本《三国》最为主要的外副文本元素。金建那，柬埔寨当代著名作家、Mindbooks出版社创始人，其中国文学译著成果包括《三国演义》《孔子》和《孙子兵法》，并编著了《中国说话之道》和《古代中国的智慧》等以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物为蓝本的作品。可见，金建那具备一定的翻译中国文学经验。金建那曾接受访谈表示：“在瞬息万变的世界潮流中，不会多门语言、不懂他国思想，似乎难以与世界接轨”[12]，通过文学让柬埔寨读者了解中国是金建那热衷于翻译和再创作中国文学的创作动机。对于重译本出版情况，金建那在2018年通过社交媒体公开说明由于时间限制导致重译本《三国》未能继续出版，但后续仍会出版第5册到第12册。
(二)重译本《三国》的创新
重译现象同样备受学界争议，“无效重译”“重译是画蛇添足”“伪重译现象”等批评重译现象的观点层出叠见。重译不同于首译本的评价体系，重译本一旦出版，重译本与原作、前译本之间便产生联系。其评价模式立足于前译本基础上，考察对原作的忠实程度和对前译本的超越程度。为避免无效重译现象，提升重译的水平和质量，刘晓丽认为：“名著重译的意义在于超越。译不出新意，没有过人之处，复译也就失去了意义。”[13]孙致礼也认为：“名著重译贵在精益求精”[14]。可见，是否超越旧译本成为评价重译的首要标准和要求。
重译本《三国》的另一创新之处在于保证篇章结构和译文内容的完整性。重译本《三国》保留了原作章回体小说的形式，用较为简洁的句子结构译出原作各章回标题，与原作章回数和篇章结构保持一致，章回末保留原作的说书形式。为最大程度保证译文内容的完整性，重译本将首译本《三国故事》中省译的典故、诗词歌赋和省译的内容尽可能译出。如：
原文：均曰：“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15]
通过本例可见，相较于首译本而言，重译本译文更加全面和完整，译文更贴近于原作。
重译本《三国》最大创新之处在于译文增添了大量的注释。在正文前，重译本通过不同的符号强调译文中增添了两类注释，一类是译者翻译金圣叹的注释，另一类是译者自我补充注释，第一册中金圣叹的注释便有461处、译者补充注释有261处，注释是重译本内容的丰富和补充，内容涵盖全面，包括对经典人物的背景介绍、时代背景的介绍、概念的厘清、故事内容和情节的理解等。如：
原文1：其人曰：“吾姓关名羽，字寿长，后改为云长，河东解良人也”
首译本：那人回答：“我名叫Kunuu，一些人叫我Houn Tieng，住在河东解良县。”(
重译本：“我名Kunii，外号Chv Chaŋ，最初我住在河东县解良村河东方向”。(
在本例中，重译本增添了对“字”的解释，以帮助读者理解文中一个人物角色出现多个名称的现象。
原文2：牧童曰：“吾师复姓司马，名徽，字德操，颍川人也。道号‘水镜先生’。”
在本例中，译文对“水镜先生”进行直译，并增添了对“水镜先生”的解释。
重译本《三国》相较于努肯版《三国故事》具有一定进步和创新之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努肯版《三国故事》中的篇章结构问题和翻译硬伤问题。
(三)重译本的翻译问题
金建那在翻译《三国》时同样采用意译方法，通过上述例句可以看出。重译本中把“字”错译为“外号”，注释中对于中国人名字的解释不全面。同时，译者把“河东”一词理解为两个概念，一是把“河东”当作县级行政单位，二是把“河东”当作地理方向。重译本省译了“字德操”，注释对“水镜先生”的解释也存在误解。重译本《三国》中译文和注释出现新的误译、错译和省译问题，并出现于首译本与相似的翻译问题。如：
原文：因问诸葛均曰：“闻令兄卧龙先生熟谙韬略，日看兵书，可得闻乎？”均曰：“不知。”
重译本《三国》中出现的翻译问题在内、外副文本中得到解释。从内副文本来看，金建那虽在《三国故事诞生历程》一文中表明其译本根据金圣叹评本翻译而来，且在“出版信息”一页中注有“中文校对”的姓名，但在译文末尾“翻译资料和参考文献”一栏中，先后提及了英国汉学家邓罗(Brewitt Taylor)版《三国演义》(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泰国威瓦·巴查冷威(Vivath Pracharoeungvith)版《三国》(Samkok)、泰国万威·帕塔诺泰(Vanvai Panthonai)版《三国》(Samkok)、泰国昭帕耶帕康(洪)版《三国》(Samkok)，未见有中文原作和中文参考资料的字眼。可见，重译本《三国》仍由金建那通过借助英文译本和泰文译本转译而来。从外副文本来看，金建那的译著《孔子》和《孙子兵法》皆根据英译本转译而来，可见，金建那虽热衷于翻译中国文学，但英译本、泰译本是其所能直接接触到的文本。因此，转译现象一定程度上会将中介译本中的翻译问题继续承袭。
通过正副文本信息的考察，发现《三国演义》在不同时期译入到柬埔寨，译者动机和倾向各有不同。从首译本到重译本，柬埔寨本土译者通过借助媒介语转译《三国演义》是《三国演义》译入到柬埔寨的主要模式。对首译本《三国故事》而言，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限制，译者直接接触到原作的难度大，转译现象让文本在异域空间诞生和传播，其意义大于翻译效果，首译本虽在翻译上的谬误，但瑕不掩瑜，首译本仍不失为一部经典的文学译著[16]。但对于重译本《三国》而言，时代的进步和中柬两国日趋紧密的关系，直接接触到原作并非一件难事，随着社会对翻译质量和规范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学转译现象作为具有明显的翻译缺点逐渐被趋于边缘化，且新时期我国对于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通过媒介语转译中国文学难以向读者传播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因此，新时期的《三国演义》柬文重译由中国译者或中柬两国译者联合阐释更具积极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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