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姚霜：《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与实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238页。*
时间：2023-03-02 09:35: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郝岚，天津师范大学
19世纪语文学的殿堂之中存在着“两大分支”，一支是语言学、另一支是文学研究，后者迅速进行学科细分，当中“最合宜的宫室”（desirable rooms）由比较文学和最新的文学理论占据，其余留给了区域或者民族语文学。这是美国的南亚语文学家谢尔顿·波洛克在《语文学与自由》一文中对古老语文学发展流变梳理后的判断。该文收入沈卫荣、姚霜主编新出版的《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与实践》（下文简称《何谓语文学》）中。1沈卫荣、姚霜：《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与实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452页。［SHEN Weirong，YAO Shuang，He wei yuwen xue：xiandai ren‐wen kexue de fangfa yu Shijian（What is Philology？The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Humanities），Shanghai：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21，452.］
沈卫荣教授继专著《回归语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之后，再次引介语文学这个“现代人文学科被遗忘的起源”。2James Turner，Philology：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1.这次编辑的文选收集了当代相关领域学者讨论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的19篇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学术文章。尽管该书主标题看似是一个设问，但它为读者提供的并非是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而在于为人文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种思考进路：为何古老的语文学借由比较文学重新回到了国际学术话题的中心？对于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它的核心与价值何为？
并非众所周知的是，语文学是现代人文学的源头，是“学问的女皇”，3沈卫荣、姚霜：《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与实践》，第10页。［SHEN Weirong，YAO Shuang，He wei yuwen xue：xiandai renwen kexue de fangfa yu Shijian（What is Philology？The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Humanities），10.］它不仅有着古老而坚实的古希腊起源，枝繁叶茂的学术分化，而且蕴含着静水深流的当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界“回归语文学”的呼声不断，“即使在21世纪的开端，至少在美国，对语文学的呼吁充斥于人文学科的各个角落，这些以及其他很多作品用语文学的视角重新考察了这些学科的当下状态、回顾语文学在不同领域的历史、讨论关键人物并为学科的未来重新定义语文学”。4同上，第74页。［Ibid.，74.］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引介西方语文学的最新发展，就具有国际学术前沿意味。
该书开端用6篇的篇幅，先以倒叙的方式溯源了语文学的复兴——值得关注的是它正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重燃”的。文选第一篇开宗明义、与书同题——《何谓语文学？》。哈佛大学古典系专治中世纪拉丁语文献教授扬·茨奥科夫斯基（Jan Ziolkowski）记录了1988年哈佛大学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资助召开了名为“何谓语文学？”的主题会议。《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以特刊的形式收录了学者们所发表的演讲，1990年出版。会议议题的深度与广度前所未见。作者一上来就“希望能够澄清该主题何以与比较文学家（以及推动编纂《比较文学研究》）有关”，他说也许“将探讨语文学含义的论文收入一本文集本身即是比较，因为这样的文集是在探究比较文学生长的根基”，鉴于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已经纠缠在一起，无论你承认与否，所有文献之间，“不比较就不能说明问题”。5同上，第46页。［Ibid.，46.］相信茨奥科夫斯基指的正是本文开端的学术史：在经过了18世纪末—19世纪的德国改造之后语文学才更具有全球性，特别是梵语的发现、印欧语系的构拟、对世界上语言多样性关系的研究，产生了语文学的最高成就：历史比较语言学，而正是它的方法和观念启发了比较文学。
但语文学集合了西方传统中“学问”最高贵与最邪恶的部分。《何谓语文学》同样选取了两篇批判文章，都聚焦于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代表的19世纪语文学被种族主义利用的“黑历史”。杰弗里·哈芬《根源、种族与回归语文学》和马库斯·麦思林《文本与决定——十九世纪欧洲语文学中的种族主义》，都分析了语文学中对语言唯一根源性追溯的价值与危险。哈芬敏锐地注意到了德·曼与萨义德虽然使用了同样的标题，但是“德·曼根本无视了历史与阐释推断的维度，而当萨义德大力批判勒南等可被指控陷于东方主义的学者时，则将这些人的作品一概视作对真正语文学的歪曲。因此，他们作品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学术研究是否能够凭借‘回归语文学’来完善自我，更提出：人们是否能从切实的历史实践中发现并抢救出一种真正核心、本质的语文学。”6同上，第356页。［Ibid.，356.］哈芬在分析语文学与现代学术的持续影响上提出三点，其中最后一条请我们关注近期的文学研究趋势，“认为当下尤其在文学研究者之间对于文化的兴趣只不过是从前人们对于种族的兴趣的重新编码。这证实当代学术找到了回归语文学的另一条路径”。7同上，第374页。［Ibid.，374.］这让我们想到，当代比较文学中，弗朗哥·莫莱蒂对以现代小说为核心的“世界文学猜想”树状理论，正是来源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根源性追溯模式，它所蕴含的深意，值得我们再度审慎考察。
美国纽约大学英语系教授门马晴子（Haruko Momma）的文章《语文学在何处》从词汇学（lexicology）入手，钩沉了如今看似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词汇研究的历史意识。她回溯对应的应该是语文学分化出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方言地理学，为对抗青年语法学派而提出的“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尽管该文从语言、语法、语文学的成就角度，一直谈到1777年4月8日“现代德国语文学的开端，但门马教授的论述重点在语文学与英语研究（English Studies）兴起的关系，不过那是她的专著《从语文学到英语研究：十九世纪的语言与文化》（From Philology to English Studies：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其他章节的内容了”8同上，第92页。［Ibid.，92.］。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德语文学系教授克里斯托弗•孔妮格2009年的文章《语文学实践的智慧——以里尔克十四行诗〈哦，来了又去〉的解释为中心》。紧紧围绕该诗德语原文与英文译本之间的微妙差别，讨论语文学家在理解困难文本上的难点和用以解决这类解释性问题的方法。令人颇具启发的是孔妮格努力对抗理论热，强调语文学方法的文学研究所预设的前提：“历史地看，文学研究是一门自19世纪末在语文学和反对语文学中发展的年轻学科”，“语文学学科主题与方法的基础不是通过理论的推导显现出来”，正如题目所言，这是一种“实践智慧”：将语文学限制在语文学实践的理论框架内，语文学“必定表现为双重相异的学科——首先与文学研究相异，其次与一种避忌方法论反思的语文学传统相异。”9同上，第300页。［Ibid.，300.］孔妮格警示的正是语文学不仅是“实践的”同时也是“智慧的”，文学研究既不能如新批评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那样“封闭”文本与世界的一切联系，也不能如同理论，见林不见“木”，这必须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看似《何谓语文学》与文学研究关系密切，但本书的目标是将语文学的根基地位凸显出来，没有这个基础，就不能深入到我们目前的任何社会历史批判研究，包括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等。文选选取了六篇语文学实践的文章，事实上只有孔妮格一篇文学（诗歌）研究，其他为：《何谓梵文语文学？》《佛教与语文学》《佛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与理论的角色》《古兰经研究与历史批判语文学——古兰经对圣经传统的演绎、渗透和遮蔽》。为何如此呢？
语文学要慢读，是一门“金匠的艺术”（尼采语）。那是旧时代，一个相信本质主义的时代。今天看上去，古老时代的语文学“门槛”很高：她需要多语言能力、跨学科、高度的技术性、经验化、费时间、回报低……当然是在世俗意义上，如果有信念就会不同！语文学的黄金时代曾是一个本质主义的世界：相信真理、相信世上所有自然中的有机物都有共通性：经历出生、成长与消亡——这种类比我们会在早期谱系语文学与生物进化论、历史比较语言学与植物形态学等理论之间的互惠中得到证明。那时候的语文学家也相信全人类的语言、文本、文字的多样性，可以被追溯到某些共同起源，可以被认知并绘入一个清晰的网络；
那些古卷青灯、孜孜矻矻的学者相信精神价值、相信古胜于今，古老文明的遗存有其高贵的部分，他们还没有被当代政治批评和解构理论“洗礼”。这些学院派学者还敢下判断，敢说文化有高下之分，认定经典有其内在的价值：这些“经典”既包括古希腊、罗马、拉丁意义上的classics，也包括如《圣经》《古兰经》、佛经或者用“众神之语”梵语写就的古老而宗教意味更强的canons。正因如此，《何谓语文学》文选特别收录了几篇语文学实践领域的典范，多与宗教文本相关就不奇怪了。
这并非是说：好的语文学实践只局限于是，当然并非如此！但在阅读本书时，你会得到一种强烈的感受：语文学带来的精神愉悦，一定来自于一种信念、一种对人类累积起来的学问（learning）和所处理、阅读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价值的坚信——这些价值并非仅仅来自某些刻意人为的建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不过，如果旧世界那本质主义的线性因果论和决定论思想底色不再被认为政治正确呢？文本的意义如同“剥洋葱”：进入内核也空无一物，我们用什么来吸引全球“学术劳工”在面临实用主义和KPI考核的压力，肯用“金匠的手艺”一般面对文本和语言呢？
谢尔顿·波洛克在《语文学的三个维度》中提出的定义颇具创生性，因为他很清楚，经历了理论的解构和不确定性的洗礼，让学者们重回“人类的童真”已经不可能了。波洛克的答案是：语文学是“使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the discipline of making sense of texts）”，10同上，第428页。［Ibid.，428.］请注意他使用了making，没有使用discovering（发现）。在我眼里，他堪比威廉·琼斯和尼采，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重塑语文学的人物，前者开启了语文学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向，后者让古典语文学克服了古板与僵化的“见木不见林”，进入了现代语文学的哲学化阶段。波洛克对当代语文学的意义也一定会被重新认真定义。
尽管语文学与多个现代学科相关，但无疑，它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值得深论：因为19世纪对印欧语系的构拟，也来自于种系发生学的同源论假设，这也是后来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注重事实联系的学理基础之一。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比较文学学者第一身份都是语文学家：在比较文学学科史中，要谈到主题学、题材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它们的兴起首先来自于对“活的语言”，而非文献语言的语文学调查，也和语文学家、历史哲学家赫尔德对每一个“民族”（volk）都具有自身价值的阐释密切相关。早期比较文学奠基者如施莱格尔兄弟，都是著名的日耳曼梵语研究专家，是掌握多种语言的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是第一本介绍印度语言到德国的书；
著名的童话搜集者格林兄弟也更多是语文学者，语言学上一个重要的格林法则（Grimm’s law）以之命名，是判断印欧语系语音递变的重要定律。因此可以大胆假设，某种意义上很多比较文学的成果，或许都是语文学的副产品。
最后谈一些奢望。本书在国内人文学科理论界具有重要的开创性，因此这片田地其实需要首先厘清。对于主编这样资深的汉藏语文学家来说不是问题的专名汉译，对普通读者仍有迷惑，期待有一个专业名词汉译附录如《语文学基本词汇与专有名词对照表》。因为语文学在中文学界散落于古典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研究中，译名可能“各自为战”。例如：版本学（ecdotics）、古文书学（paleography）、考据校勘（textual criticism）等等，在本书个别地方对应的外文分别是什么呢？如《古典与文学之过去与现在》一文“注疏集书写”“金石学”“古文字学”11同上，第97页。［Ibid.，97.］非常考验读者跨学科知识和外文水准。
作为一本由多人合作翻译的大部头文选，书中难免在翻译的统一上仍有小瑕疵，在“信”与“达”之间难以兼顾。首先是名著汉译最好随既成汉译，且必须统一：在杰弗里·哈芬的《根源、种族与回归语文学》一文中乔治·艾略特的小说Middlemarch翻译为《米德尔马契》12同上，第355页。［Ibid.，355.］，书名是一个虚构的地名，汉译小说早有不少译本，这是通行名字。但是在萨义德《回归语文学》中却译为《米德尔镇的春天》13同上，第329页。［Ibid.，329.］，尽管后者也有依据，它来自1994年英国安东尼·佩吉导演的同名系列剧的中文翻译，但是毕竟文章谈及的还是小说文本。不过，瑕不掩瑜，坦白讲这篇萨义德《回归语文学》仍然是目前萨义德这篇名文的多个汉译本中最晓畅的版本之一，看得出译者非常懂得西方批评的思想理路。
此外对典故和俚语的翻译历来难倒方家。文选多采用了直译，虽然无可厚非，但由于此书多是理论文章，本身就较为艰深，直译仍然造成了一些阅读障碍。比如保罗·德曼的《回归语文学》结尾：“既然批判之猫已经从袋子里露出头，人们就无法再对其视而不见了”14同上，第328页。［Ibid.，328.］，其中的“猫从袋子露头”是改写了英文的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意思是类似“走漏风声”之意，因此德曼这里是呼应了文本开端所言学界针对文学教学争论中常将问题归罪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出现，他通过回溯历史、分析现状，表明理论并不无情，它只是用批判思维，深刻分析了文学面对着“从未被解决的循环哲学困境”15同上，第327页。［Ibid.，327.］。因此，此处意为“批评已经泄露天机，无法再对它视而不见”之意。另外，《古典语文学之过去与将来》一文98页页下注5，有“语文学的目的就是避免选择如此稻草人谬误的论证方式”也是谈及逻辑辩论中的“稻草人谬误”straw man fallacy，指在论辩中歪曲对方的观点，然后再加以攻击，犹如扎一个“稻草人”假想为对方。此处不如翻译成“语文学的目的就是避免曲解或假想出敌人做出判断”，似乎更明确。
自然，作为读者求全责备是容易的，作为译者和编者总有苦衷。他们无论如何都做了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何况还是这样一部如此前沿、具有引领作用的方向性文选，不仅对研究者，对我们的研究生教学也是很好的参考文献。《何谓语文学》对现代人文科学综合方法与实践的选编，大大开启了我们的理论视野，没有它对西方当代“语文学转向”16同上，第70页。［Ibid.，70.］的介绍，我们还无法深刻意识到比较文学的思考进路和古老语文学的方法之间的密切关联。虽然在当代讨论中，语文学涉及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关系的理论文章还有很多，《何谓语文学》并未收录，但那或许正是下一本语文学文选的好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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