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有关“二七”纪念的抗日话语研究
时间：2023-03-02 17:55: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卢 鹏 俞祖华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烟台， 264025）
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
但它最终以失败告终，表明工人阶级孤军奋战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从“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制定了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严峻考验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结合“二七”纪念，一方面宣传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增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决心；
另一方面结合“二七”大罢工的经验教训，强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阐明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新华日报》充分发挥其作为党报的喉舌作用，通过发表社论、纪念文章等形式对“二七”罢工精神进行宣传纪念，强化了全国民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新华日报》的“二七”纪念，致力于传承“二七”大罢工的反帝反封建与革命统一战线两大遗产，突出了全面抗战话语与民族统一战线话语。本文以全面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为考察对象，对“二七”纪念的抗日话语进行研究，分析抗日话语体系的构建。日前后刊发一系列纪念文章。如1938年2月7日，《新华日报》第四版的《二七——民族解放的前哨站》；
1940年2月7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节选出的《“二七”惨案的经过》；
1942年2月7日，《新华日报》接连两个版面刊登了《“二七”纪念》与《二七惨案经过》；
1944年2月7日，《新华日报》在第四版设立纪念“二七”专栏，刊发了李挺的《从十二年长工到模范区长》、唐蕨的《工人与文化》和张帆的《死人仓库》，等等。
此外，《新华日报》还报道了一些地区的纪念盛况。1938年与1939年的2月8日，均对平汉铁路工人的“二七”纪念情景进行了报道；
1940年、1941年的2月8日，报道了印刷工会与内部职工召开纪念大会的盛况；
1943年2月8日，第二版刊登《“二七”二十周年》，报道了劳动协会开会纪念“二七”的盛况。
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每年都以各种形式纪念“二七”，且相关社论都刊于头版。如1938年2月7日，《新华日报》第一版刊发社论《纪念二七要争取抗战胜利》。此外，《新华日报》还在“二七”纪念
除常规纪念文体，还有图画、诗歌等纪念形式。1940年2月7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刊登了张锷的绘画作品《工人阶级目前中心的任务》，画面描述的是一个工人（身下有无数的工人）拿着锤头敲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1944年2月7日，《新华日报》第四版纪念“二七”专栏刊登了张企所作的诗歌《老虎钳》。
《新华日报》创刊之时，正处于全面抗战初期，日本疯狂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全面抗战背景下，《新华日报》将“二七”纪念的宣传与民族抗争精神紧密联系起来，凸显了全面抗战的诉求。《新华日报》在创刊后的首个“二七”刊登的纪念文本，其核心话语即围绕全面抗战展开。1938年2月7日，《新华日报》在第一版刊登社论指出，“凶恶的日本强盗正以疯狂的侵略战争想要灭亡中国”“现在的抗日救国正是以新的斗争方式来完成‘二七’以来的历史任务”，向着我们的最大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实行神圣的抗战，为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创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1］同时指出，“帝国主义和残余的封建势力，依然支配着中国，尤其是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2］1941年2月8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二七”十八周年纪念大会盛况，董必武报告“二七”事件经过及其经验教训，“希望各位同志秉承‘二七’烈士奋斗精神，不屈不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3］。1943年2月6日，阿卫的纪念文章指出“为了打退日本强盗，我们必须发扬‘二七’烈士的这种英勇坚决的精神”。［4］纪念日宣传能够“通过纪念过去‘事业’养成国民之爱国心”［5］，在“二七”纪念文章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话语屡次出现，表明这一时期全面抗战已经成为“二七”的时代内涵。在民族危机严重的背景下，《新华日报》“二七”纪念文章中的全面抗战话语凸显。
《新华日报》通过“二七”纪念，向民众传递出目前纪念“二七”的现实意义远远大于其历史意义的信号。“纪念活动中的抗战动员，对于塑造中共形象、提升中共抗战动员影响力、整合各方力量赢得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6］《新华日报》呼吁全国民众，“为着彻底的抗击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扫卖国汉奸”“走向民族解放战的最前线来完成二七京汉工人所遗留给我们的事业”。［7］在全面抗战话语建构下，全国民众在内心产生共鸣，即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继承“二七”光荣传统，承继“二七”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将其化作打败侵略者的力量，激励民众走上抗战的道路。
“二七”是“中国劳动者第一次在政治斗争中愿当雄伟的头角”，表现了他们是“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战斗中实最勇敢，最有力，最可靠的队伍”。［8］在《新华日报》刊登的“二七”纪念文章中，工人和工人运动的纪念话语都以抗日为主题，号召工人继承和发扬“二七”精神，坚定抗战的信念，并借助“二七”纪念，强调工人是民族解放的主力。1938年2月7日，《新华日报》社论指出，“综观‘二七’大罢工及流血之经过，可以想见当日工人之奋斗精神，实不愧为反抗军阀争自由之先锋”。［9］
1940年2月7日的《新华日报》社论指出，“中国工人到处和任何时候，都是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与敌人肉搏，他们保持和发扬了京汉铁路工人的优良传统”，说明了“中国工人是如何的英勇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对劳动阶级、中华民族的忠实”。［10］1938年2月7日，《新华日报》刊登纪念文章指出，“二七烈士的血警醒了全中国的劳动者，使他们在自己的身上，发现了潜在的无限的威力”。［11］1942年2月7日，《新华日报》刊登纪念文章指出，“我们缅怀当时烈士的壮志成仁，目睹今日中国工人在民族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使我们充满着中国独立自由前途光明的信心。我们要研究‘二七’的教训经验，发挥工人在抗战中的作用，来纪念今年的‘二七’”。［12］
1938年2月7日，《新华日报》社论指出，“二七”斗争“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工人大众团结”［13］的精神。“二七”团结精神在纪念文章中被进一步传播和强化，突出了工人与组织的团结，阐述了工人是抗日中坚力量。1940年2月7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吴敏的纪念文章指出，“在工人的手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组织是工人群众发挥力量的唯一的源泉”“组织，由个别的，集合为统一的，由地方的，集合为全国的，然后才能发出重大的作用”“‘二七’惨案所流的鲜血，也就是为了争取组织的自由而流的”。［14］1943年2月6日，《新华日报》刊登纪念文章指出，“‘二七惨案’就是京汉路的工人为成立京汉路总工会，而惨遭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摧残屠杀的流血的纪念日”，说明了“二七”斗争中工人大众已经明白了“团结的必要”。［15］1944年2月5日，刊登了于刚的纪念文章，指出林祥谦“充分认识组织的力量，要巩固作战部队，要得到胜利，就非依靠组织的铁的纪律不可”，“把他自己的命运和全路三万工人的前途结合在一道，把自己的生命溶（融）合在工人的解放事业中，所以他才能在生死之间毫无犹豫地以三万工人的利益为依归”，目前“要求我们从‘林祥谦精神’里体会那种非常严肃的组织观念”。［16］1945年2月7日，《新华日报》第三版刊登的纪念文章指出，“工人应继续二七的精神，团结努力”“同时一切有远见的实业家也应当帮助和培养”这一“建设新中国的主力”“只有工人和厂家民主的合作”，才能“创造繁荣幸福的新中国”。［17］
工人是抗战的中坚力量，昭示了其阶级性，中共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在抗战中不断壮大起来。抗战胜利后，中共极力谋求成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1946年2月7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改组政府，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与修改宪草原则”“现在的问题就是要不折不扣地在全中国实现它”“现时中国工人的任务，就是用和平的方法牢固这个胜利，争取已经通过的国家民主化方案的完全实现”。［18］其时政协会议已通过和平建国纲领，中共借助“二七”纪念号召民众督促国民政府实行民主建国。
“二七”之后不久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而面对日军大举侵犯国土的危机，仍需要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统一战线。《新华日报》凸显抗日话语，旨在号召广大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醒民众’四个字。”［19］为了集中全国抗日力量，需要号召全国各个党派、各个阶层的人民，结束内斗，齐聚在抗日旗帜之下。
1938年2月7日，《新华日报》第四版的“二七”纪念文章指出，“中国的劳动者及全国人民，应该追忆这光荣的历史的教训，学取京汉工人坚强不屈的精神，加紧全国上下的一致团结”。［20］1940年2月7日，吴敏在纪念文章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成反帝反封建残余的任务，完成今天的反日反汉奸反投降，坚持抗战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只有这种联合，才能使我国人民产生伟大的力量。只有这种联合，才能以工人的彻底性、坚决性，克服小资产者的散漫性，和富有者的妥协性。只有这种联合，才能把我国人民从目前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使我国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走上成功的道路”。［21］
结成和巩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获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二七”纪念文章中的主要纪念话语之一。“中国是否能从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22］但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对于抗日呈现出消极态度，并积极实行反共政策，甚至有一部分亲日派主张对日妥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统一战线的纪念话语也逐渐变少。
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二七”纪念文章建构的抗日话语体系，并非从单一政党的角度来纪念“二七”，而是将“二七”与抗日结合在一起，赋予“二七”新的时代内涵，建构了以抗日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新华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大型机关报，利用“二七”纪念向国统区广大民众展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及结成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坚定了国统区民众坚持抗战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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