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话故事在中国的间接译介及其影响

李文婕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安徒生作品是丹麦文学经典的一部分，面世不久就进入了丹麦中小学教育体系。根据相关学者的统计(Bom & de Muckadell, 2021:412)及笔者的追踪，19世纪收录安徒生作品的中小学生推荐书目包括1840年由Reiβel出版社出版的《儿童熟读诗歌选》(DigteogRiimforBrntilUdenadslsning)、1858年由Helsingr出版社出版的《学生诗歌30首》(30Skolesange)以及1859年由Erslev出版社出版的《学校童诗读本》(DigteforBrntilSkolebrug)。最初入选中小学必读书目的作品多为诗歌，这与安徒生在其本国的文学形象和解读有着密切联系。正如著名安徒生学者约翰·德·米留斯(de Mylius, 2006: 166)所说：“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甚至在德国、法国以及东欧，安徒生远不止是个儿童文学作家，他还是小说家，诗人和游记作家”①。

德·米留斯的评价符合安徒生对自己的定位。安徒生最初的文学尝试集中于诗歌、戏剧、小说，并凭借这些作品在丹麦文坛崭露头角；
直到1835年才创作出版了4篇童话，收录于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Eventyr,fortalteforBrn)。1835至1841年间，安徒生创作了六部以“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为题的童话集，共收录19篇童话；
1843年起将新创作的类似作品集命名为“新童话”(nye eventyr)，1952年改为“故事”(historier)；
后来又将两个名称并置，创作了多部“新童话和故事”和“童话和故事”集。然而，即使在《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系列获得丹麦读者的广泛认可，挚友物理学家奥斯特(Hans Christian Ørsted)高度评价安徒生“必将因其童话而不朽”时，其本人也并不认同，回应称“我并不这么认为”②。显然，安徒生从未将自己仅视为儿童文学作家或者童话作家。

然而，安徒生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常常以儿童文学作家的形象进入经典文学殿堂，许多国家的读者只知安徒生童话而不知其诗歌、小说。在中国，安徒生也被归入童话作家之列，那么是什么因素塑造了安徒生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形象呢？本研究将考察安徒生童话故事在中国的早期译介，重点分析1909至1929年间极具普遍性的间接翻译与间接解读两种译介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安徒生童话故事中国形象的建构因素。希望研究有助于揭示间接译介行为发生的环境因素，有助于解释间接译介行为对源语作品及作家在目的语文化中形象的影响，从而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剧烈变化，各种理论与学说经由翻译进入中国，成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思想工具。在文学和思想领域，现代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话题，以鲁迅、郑振铎为代表的知识领袖们纷纷呼吁“救救孩子”，希望以现代儿童文学滋养中国的未来。1909年，孙毓修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读欧美名家小说札记》，篇首便向国人介绍了童话作家安徒生，这是安徒生在中国的初次亮相。笔者利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以“安徒生”为主题词统计了1909至1949年间在我国主要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与安徒生及其作品相关的文章数量。统计结果表明，从安徒生首次被介绍到中国(1909年)直至新中国成立(1949年)的40年间，20年代是安徒生作品译介的第一个高潮，其中1925年作为安徒生诞辰120周年译介活动更是达到最高峰。笔者观察安徒生中文译介的整体历史进程，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及90年代分别出现了三次译介高峰(Li, 2017)，若结合中国近代至今的社会历史发展分期来看，1909至1929年可视作安徒生及其作品在中国译介的早期阶段。

除了孙毓修的首次介绍，安徒生及其作品在中国译介的早期阶段中几次重要的译介事件分别是：1918年，陈家麟、陈大镫合译的首个安徒生童话单行本《十之九》出版；
1919年，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文安徒生童话译文《卖火柴的女儿》；
1923年赵景深发表首个白话文安徒生童话单行本《安徒生童话集》；
1925年文学研究会三次在其旗下的《小说月报》及《文学周报》推出安徒生专刊。以这些重要译介事件为线索和场景，我们可以观察早期译介所涉及的人的因素与非人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交联互动。行动者网络理论(Latour & Woolgar, 1986:187-230)将社会活动中的人类行动者(human actor; Latour, 2005:4)与非人类行动者(non-human actor; 同上)都纳入研究视野，重视各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为深入观察分析译介活动所处的社会场景、所涉的动因以及动因交联机制提供了比较完善的描述框架。社会实践理论(Bourdieu & Wacquant, 1992)认为场域(field)是行动者的社会实践空间，其结构对行动者的活动带来影响和限制。行动者带有开放性、生成性、偏好性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habitus)，能够对场域施加影响。同时，行动者掌握各类资本(capital)，主要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即行动者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在社会场域中，各类行动者使用其掌握的各类资本通过博弈等方式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各类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互动或联合，呈现出不同的象征资本。下文将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及社会实践理论描述安徒生早期译介史的基本面貌。

首先，该时期内的重要译介事件涉及两类人类行动者，即包括孙毓修、陈家麟、陈大镫等在内的晚清知识分子和包括郑振铎、周作人、徐调孚、赵景深、顾均正等在内的五四新知识分子。由于学术背景的差异，两类行动者的文字主张不同。例如，陈家麟与陈大镫、孙毓修等人使用文言组织译文，而周作人、赵景深等人则坚持使用白话文进行翻译。周作人(1918:286)甚至专门撰文批评二陈的译本，斥其将安徒生作品译为班马文章，尽失其妙。由于翻译目的差异，两类行动者的翻译策略和介绍重点也有所不同。例如，陈家麟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任北洋政府官员，是林纾小说翻译活动的主要口译合作者(古二德, 2016)；
他翻译安徒生作品只属闲来之笔，多采用归化策略，根据中国的文化道德语境做了多处增删，安徒生的特色“不幸因此完全抹杀”(周作人, 1918:288)。孙毓修在清末民初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儿童读物《童话》丛书，其中收录的编译故事都使用文言；
出于道德教化目的，他常常在所编译的童话之前加上说教式的按语，甚至改动故事情节，其根据安徒生童话编译的《海公主》就属此例。而以周作人、赵景深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推崇在译文中保留安徒生童话原作中的口语化特征和儿童视角，以期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引入新的范式，同时改良中国社会的儿童观。从行动者人数和译介数量来看，这一时期译介安徒生的主力是拥护新文学运动的新知识分子，多数为文学研究会成员。

同时，安徒生作品早期译介中人类行动者的共同点也非常突出。首先，前文列举的主要译介人无一能读丹麦语却几乎都懂英语，且多数仅掌握英语一门外语，因此他们主要以英译文为底本翻译安徒生作品。其次，他们几乎都译介并举，不仅翻译作品也写介绍或评论文章。例如，孙毓修曾三次撰文介绍安徒生生平及其文学成就，同时也有译作《女人鱼》《海公主》发表于其主编的《童话》丛书(Li, 2017:102)；
周作人除撰写了数篇评介文章之外，也翻译了《卖火柴的女儿》《皇帝之新装》等几则童话故事(同上:103)；
而赵景深不仅翻译了约30则安徒生童话故事，也翻译了数篇介绍安徒生生平及艺术特点的评论文章(同上:111)。再次，有许多译介人兼有赞助人和出版人的身份。例如，文坛领袖周作人和郑振铎同时也是译介赞助人，而孙毓修、郑振铎、徐调孚还是当时著名的出版人。这些译介人在中国文坛和出版界的影响力和人脉为安徒生作品的译介提供了社会资本(Bourdieu, 1986:248)和象征资本(同上:254)。最后，多数译介人都属于文学研究会这个影响广泛的文学社团，有着相似的文学观和意识形态观念。上述四点人的因素使得早期安徒生译介在翻译规范和作品理解上趋同，形成了主流规范和解读。

在非人类行动者方面，这一时期对安徒生译介活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意识形态因素、诗学因素和翻译规范因素。首先，安徒生早期译介活动发生于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历史时期，文人政客期望通过译介西方强国的理论学说来改良国人思想并从中找到救国之途。自梁启超提出“小说救国”论后，文学被知识分子看作是宣传新观点和政论的最佳载体，于是晚清至民国初期，包括小说、戏剧及童话在内的大量新文类作品被译入中国。安徒生童话故事及其所代表的童话文类就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因素的推动下承载起译介人改造儿童观、颠覆儒家“文以载道”教育观的期许。其次，20世纪10年代末，白话文运动在我国兴起，除了创作白话文作品，以白话翻译外国作品也是白话文写作的重要实践。安徒生童话故事因其平如白话的语言风格得到了主张文字改革的知识分子的推崇，而以更贴近口语的白话文组织译文也逐渐成为安徒生作品的翻译规范。20年代创造社成员与文学研究会成员围绕文学“为艺术”还是“为人生”展开的一系列辩论也对翻译选材产生诗学影响。文学研究会成员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倡导“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译介来自“弱小民族”及“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以启发激励国人，而北欧国家文学就被归于此列(宋炳辉, 2002)，安徒生等北欧作家的作品也因此被文学研究会成员大量译介。此外，在翻译规范方面，间接翻译在这一时期是广受认同并被普遍采用的翻译路径。虽然文学界曾就间接翻译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过激烈论争(穆木天, 1934/2000; 鲁迅, 1934/2005)，但长年闭关锁国导致的多语种译者短缺的现实和引进外国文本及文类的急迫，让间接翻译成为译者和读者都能够接受的一种翻译方式。

在以上三个主要非人因素的作用下，早期安徒生译介活动被注入了强烈的现实考量，即引进新文类、学习欧洲儿童观以及推广白话文。然而，由于当时国内鲜有现代意义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更无成熟的儿童文学理论，对于安徒生童话故事的评价和解读仍需借助外国的视角和理论。

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建了译介活动的生产场域并交互联络，最终促成了安徒生作品在中国的第一次译介高潮。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早期译介活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间接性。这种间接性由译介人特质、主流翻译规范、本土儿童文学实践和理论空缺等因素共同导致，既体现在翻译路径上，也体现在对安徒生作品的解读中，决定了安徒生作品译介的选材原则、翻译规范、接受视角以及中国文学系统对安徒生个人和文学成就的评价，并进一步建构了安徒生及其作品在中国最初的形象。下文将详细介绍这种间接译介现象并分析其影响。

间接翻译是翻译活动中长期存在的现象，国内外学界都有对间接翻译的专门研究和讨论，从权力关系、翻译伦理、翻译效果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假设(St. André, 2003; Pięta, 2021;卢冬丽、邵宝, 2021)。对间接翻译本质的关注从早期的二手翻译(Toury, 1995/2012: 129)发展到其建构文化间性(Dollerup, 2014)乃至复合间性(李宏顺, 2019)的社会文化功能。然而，迄今为止多数研究聚焦于翻译过程中的间接现象，对解读中的间接现象着墨甚少。据笔者观察，仅有斯皮克(pirk, 2014)在研究捷克文学译介的论著中提出了间接接受(indirect reception; 同上: xii)的概念，将间接翻译与借助另一文化解读源语文本的行为都归于间接接受并讨论了这两类行为对目的语文化接受源语文本的影响(同上)。然而，斯皮克将间接翻译定位为间接接受的下义概念在学术逻辑上存在含混不清之处，因为在实践中翻译过程与译文接受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此外，他也未对间接解读包含的具体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无论如何，其研究率先提出了间接翻译往往伴随着间接解读的观点，值得学界关注，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两类行为对源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形象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文在斯皮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间接译介(indirect mediation)的概念，以之指代包括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和间接解读(indirect interpretation)在内的译介活动；
其中间接翻译是指借助其他中介语译本进行翻译，而间接解读是指通过阅读中介语译本、借助来自中介文化的理论和评论解读源语文本，类似斯皮克所言之“透过另一种文化的视角接受译作”(同上: 143)。下文将详细分析安徒生作品早期译介活动中的间接翻译和间接解读现象，从产生原因、译介路径和文本关系三个方面详尽深入地揭示它们的本质特征。

3.1 间接翻译

译者语言能力缺乏是采用间接翻译方式的主要原因。上文所述重要翻译事件所涉译介人都没有学习丹麦语的经历，不具备阅读丹麦语的能力，因此安徒生作品早期译介中的所有中译本均产自间接翻译。同时，这些译介人都通过各种途径学习过英文，陈家麟、顾均正、赵景深等人还长期从事英汉翻译工作，具备英译汉能力。查阅题名、署名、译者后记及评论等副文本，可确定该时期发表的安徒生作品中译文多是从英文间接翻译而来。那么究竟哪些英文译本被选作了中间译本呢？

首先，20世纪早期的安徒生作品中译文多数散见于《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妇女杂志》等各类报刊之中，也许是出于报刊体例要求，译者常常不注明源语文本。其次，部分译者可能在翻译时参考了多个中间译本。这些因素都为勘定中间译本带来了极大困难。然而在翻译研究中，勘定中间译本是明晰源语文本进入目的语文化的路径、分辨中间译本对目的语文本的影响的前提，因此研究者必须通过可靠的勘定程序尽力找到最可能的中间译本。笔者同意王剑(2022:104)的观点，认为“从历史上某一文本的副文本和元文本中发掘相应的身份标识”是一种可靠的中间译本勘定方法。据此，本研究采取的勘定程序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查找译者生平资料，特别是与其语言学习和翻译工作相关的史料，以此初步确定译者的外语能力。第二步需要搜集并分析与译本相关的副文本(paratext; Genette 1997: 2)，既包括如前言、后记、封面、插图、注释在内的内文本(peritext; 同上:5)也包括通信、日记、随笔在内的外文本(epitext; 同上)，这些副文本或许会包含中间译本信息。将译者生平资料与副文本信息结合起来，有时已经可以基本确定中间译本，有时只能得到数个疑似中间译本的选项。因此，还需要进行第三步勘定工作，即目的语译本、疑似中间译本与源文本之间的对比与分析。第三步分析工作需要仔细观察三类文本之间的关系，比如观察目的语译本中是否有和疑似中间译本完全一致的偏离源文本的现象。一旦在目的语译本中发现大量从某个疑似中间译本继承而来的文字偏离，就基本可以确定后者为间接翻译的中间译本。

经过以上三个步骤的勘定，我们发现，周作人的两篇译文《卖火柴的女儿》和《皇帝之新装》主要基于克雷吉夫妇(Craigie & Craigie, 1914)参与重译的安徒生童话及故事。《小说月报》1925年9月及10月两期专号中所登载的21则安徒生童话故事译文主要依据的是1899年由Dent & Dutton House出版的卢卡斯夫人(Mrs. Lucas)的译本FairytalesfromHansChristianAndersen、1867年由Warne出版的波尔夫人(Mrs. Paull)新译本HansAndersen’sFairyTales.ANewTranslationbyMrs.H.B.PaullWithaSpecialAdaptationandArrangementforYoungPeople以及1914年克雷吉夫妇重译本。赵景深1924年发表的《安徒生童话选集》、1928年发表的《安徒生童话新集》和1929年发表的《月的话》三本译文集所依据的中间译本是卡罗琳·皮奇(Peachey, 1908)的译本及克雷吉夫妇重译本。而陈家麟与陈大镫的《十之九》近乎译写，无法考证中间译本。对比分析中文译文与中间译本可知，中国译者大多奉行忠实的翻译原则；
即使是曾奉行“宁顺而不信”原则的赵景深，其译文也都基本忠实于中间译本，在语义与情节方面均无明显添删(Li, 2017:118)。这就使得中文译文能够较为完整详尽地反映出英文中间译文的特点。

3.2 间接解读

在安徒生作品的早期中文译介活动中，“透过另一种文化的视角接受译作”(pirk, 2014: 143)是普遍现象，首先是对安徒生作品的间接阅读和赏析。一方面，早期译介人不具备阅读丹麦语原文的能力，只能借助中间译本阅读、评析安徒生童话故事作品；
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仅有极少数中国人有机会学习外语或留学他国，普通读者中具备外语阅读能力的人稀少，更遑论掌握丹麦语。因此可以说，当时的中国读者主要通过英译文③或中译文来间接阅读安徒生作品。

其次是早期中文评介文本展现的间接解读现象，不论是以译介安徒生作品为工作内容的专业读者还是在闲暇之余将阅读安徒生作品作为消遣的大众读者，都在透过其它文化的视角了解安徒生的生平、艺术成就与作品特点。具体而言，由译介人、评论人、出版人等专业读者发表的安徒生作品评论文章大量引用欧洲学者的评价性观点。例如，周作人(1937:108)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博耶森(Boyesen, 1895)及勃兰兑斯(Brandes, 1886)对安徒生的评价对自己理解安徒生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他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周作人, 1913)一文中对安徒生作品的解读也与文中所引的戈斯(Gosse, 1900)、勃兰兑斯、博耶森等人对安徒生的评价高度一致。顾均正在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6卷第8期的《安徒生评传》文后列举了9条重要参考书目，其中8条都是欧洲学者署名的英文资料。显然，由于无法阅读丹麦语原文，加之当时我国没有成熟的现代儿童文学批评理论和安徒生研究成果，早期专业读者在解读安徒生作品时较多地依赖欧洲学者的观点。而通过阅读专业读者的评论文章，中国大众读者也接触到这些来自异国的观点，并最终将其内化为自身对安徒生作品的解读。

最后，除对安徒生作品的评介文章外，安徒生传记以及一些欧洲学者对安徒生的评论研究也在这一时期被译为中文，成为中国读者解读安徒生作品的重要依据。经过文本对比可以发现，这一阶段译入中文的安徒生传记主要有1908年由Gyldendalske Boghandel Nordisk Forlag出版的安徒生自传MitLivsEventyr节选，1921年由The Macmillan Company出版的汤姆逊(M. Pearson Thomson)所著Denmark一书中的安徒生生平介绍以及贝恩(Robert Nisbet Bain)所著安徒生传记，其中安徒生自传节选转译自1871年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出版的斯卡德尔(Horace Scudder)的英译本。译入中文的评论研究主要包括1870年Houghton Mifflin出版的斯卡德尔为安徒生童话故事英译本StoriesandTales所写的序言，1890年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出版的戈斯专著NorthernStudies中关于安徒生的章节及其(Gosse, 1990)为安徒生童话英译本所写的序言，博耶森专著(Boyesen, 1895)中对安徒生的评论以及勃兰兑斯专著(Grandes, 1886)中介绍安徒生的章节，其中勃兰兑斯著作的中文节译转译自英文译本。《小说月报》的两期安徒生专号及《文学周报》的安徒生专刊是这一时期集中刊发安徒生评介文章的期刊报纸，其中几乎所有介评都译自上述文献。总结此阶段翻译及引用传记和评论研究成果的情况不难发现，中国读者对安徒生的了解及对其作品的解读主要受到戈斯、勃兰兑斯、博耶森等外国学者的影响。

无论是通过阅读安徒生作品的译本，还是通过阅读外国学者对安徒生的介评来了解安徒生及其作品，都可看作是借助中介语视角解读安徒生的间接行为。经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对比不难发现，早期中国读者对安徒生的解读主要受到英文文献的影响，其中一部分是译自丹麦语的英文文献，另一部分直接以英文写就。而这一时期的间接翻译与间接解读行为将共同对安徒生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产生影响。

间接翻译使目的语文本无可避免地继承中间译本的特点，包括语言风格及增删、改译、误译等文本层面的改变。例如，周作人翻译的《卖火柴的女儿》继承了克雷吉夫妇在其英译本中增添的内容；
赵景深发表于《小说月报》安徒生专号的《锁眼阿来》和顾均正翻译的《飞箱》中都有很明显的皮奇英译本的痕迹。

例1：

原文：“Sulten og forfrossengikhun ogsaae saa forkuet ud, den lille Stakkel!...Ud fra alle Vinduer skinnede Lysene og saa lugtede der i Gaden saa deiligt af Gaasesteg; det var jo Nytaarsaften, ja det tænkte hun paa.”④

中间译文：“Shiveringwith cold and hunger shecrept along, a picture of misery,poor little girl! ... In all the windows lights were shining, and there was a glorious smell of Roast goose, for it was New Year’s Eve. Yes, she thought of that!”(Craigie & Craigie, 1914:343)

周译文：“冻饿的索索的抖着，向前奔走；
可怜的女儿！正是一幅穷苦生活的图画。……街上窗棂里，都明晃晃的点着灯火，发出烧鹅的香味；
因为今日正是大年夜了。咦，他女所想的正是这个。”(周作人, 1919:30)

例1中，安徒生的原文第一句只是平实地描述“她又冷又饿地走在路上，显得十分无助，可怜的小东西！”。周作人译本继承了克雷吉夫妇对原文本的添改，增加了安徒生文本中没有的“索索的”(shivering)一词，细化小女孩走路的样子为“奔走”(与英文“crept along”语意有所不同)，以及增加了原文中没有的语意“穷苦生活的图画”(a picture of misery)。这些增译突出了小女孩悲惨凄凉的形象，也使得对这种境遇并不陌生的中国读者对小女孩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事实上，这种共情绵延至今，使得《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国成为表现童年悲剧的作品，以至于安徒生原文所传递的另一种意蕴——宗教和死亡带来安慰与解脱——被遮蔽和减损。

例2：

原文：“Hankan rigtignok fortælle!”

中间译文：“Oh!Hisare delightful stories.”(Peachey, 1908: 49)

赵译文：“他的故事实在都是些很有趣的故事呢！”(赵景深, 1925: 104)

例3：

原文：“Saa sprøiter han Børnene sødMælkind i Øinene ...”

中间译文：“... and all on a sudden throwsdustinto the children’s eyes.”(Peachey, 1908: 49)

赵译文：“……忽然将一把沙子撒在孩子们的眼睛上。”(赵景深, 1925:104)

《锁眼阿来》译自英文译文“The Sandman”，丹麦语题名为“Ole Lukøje”，故事的主要内容是梦神奥列·路却埃(Ole Lukøie)为小男孩儿埃尔玛(Hjalmar)在一周里所讲的七个睡前故事。例2是故事开头安徒生对奥列·路却埃的评价“Han kan rigtignok fortælle!”(他真会讲故事！)，赵景深译文中评价的对象变成了路却埃讲的故事，显然是受到皮奇英译文的影响。这样的改动使中英译文都失掉了原文本的互动感和对话性，并且使中译文显得有些冗长。

安徒生笔下的奥列·路却埃原型为西方神话中的梦神(Sandman)。在英国及许多欧洲国家，梦神会在孩子的眼睛里撒一把有魔力的尘土(dust)，然后孩子就会进入梦乡。安徒生在自己的故事里将沙子改成了甜牛奶(sød Mælk)；
而也许是为英国读者考虑，皮奇将这个细节改回了尘土；
赵景深的译文则继承了皮奇的改动，将英国文化中的梦神形象传递给中国读者。

例4：

原文：“... hun var saa deilig, at Kjøbmandssønnen maattekysse hende;”

中间译文：“She was so beautiful that the merchant’s son could not helpkneeling down to kiss her hand...”(Peachey, 1908:310)

顾译文：“……她是这样的美丽，使商人底儿子忍不住跪下去吻她底手。”(顾均正, 1925:108)

《飞箱》译自英文译文“The Fly Trunk”，丹麦语题名为“Den flyvende Kuffert”，故事中商人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丰厚遗产之后开始与酒肉朋友们大肆挥霍，最终变得一文不名。一位朋友送他一口箱子装仅剩的衣物，他发现箱子有神奇的魔力，乘箱飞行时结识了公主。凭借讲故事的本事，他先是俘获了公主的芳心，后又获得了国王和王后的青睐，最终娶了公主为妻。在这一幕中，商人的儿子乘坐飞箱来到了公主的闺房。在安徒生的原文中，当商人的儿子看到熟睡中的公主时，他忍不住要亲吻她(kysse hende)，顾均正的译文将这个动作具体化为“跪下去吻她底手”，显然是依据了皮奇的译文。跪下去吻手的行动使得男主人公的举止更加符合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规范，却多少失去了些安徒生故事中的天真烂漫。

间接翻译行为使得中文译本呈现出某些与英文中间译本一致的特征，诸如此类的译例在早期中文译本中屡见不鲜。有学者评价，维多利亚时期一些安徒生童话故事的英文译本在语言风格上“追求文学化”(Bredsdorff, 1954:500)，略显“冗长浮夸”而“不太贴近儿童”(Pedersen, 2004:109, 186)；
在翻译方法上，对细节增译过多(同上:109)，而对不符合维多利亚儿童文学规范的文字和情节有明显的改动(同上: 104,186)。由于早期中译活动采用的底本多为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文译本，因此也不可避免的维多利亚化，最终使得中国读者读到的安徒生更加接近英国文学传统中儿童文学的样貌。

如果说间接翻译影响了中文版安徒生作品的面貌，那么对安徒生作品的间接解读则进一步加深了对这种面貌的印象。前文勘定的戈斯、勃兰兑斯及博耶森对中国读者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安徒生文学成就的评价，二是对安徒生童话故事写作风格和特点的评价。首先，中国读者普遍认为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代表了其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类似的按语在博耶森(Boyesen, 1895)、戈斯(Gosse, 1890)、勃兰兑斯(Brandes, 1886)的评论中均有出现，也出现在孙毓修(1913)、周作人(1913; 1918)、郑振铎(1925a)等人的评论中。其次，在体裁和写作风格方面，博耶森、戈斯以及勃兰兑斯比较一致地认为安徒生童话故事属于“文学童话”，与取材于民间传说的格林童话等传统童话故事相比具有更多的诗学美感(Boyesen, 1895:155)；
故事不以道德说教为要，有许多“离经叛道”的内容，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同上: 156)；
同时使用的是儿童的语言(Brandes, 1886:62; Boyesen, 1895:158)。以上观点在孙毓修(1909)、周作人(1913)、赵景深(1922/2005)、郑振铎(1925a; 1925b)等人的评论文章中也多次出现。此外，对安徒生自传英文译本的节译以及对安徒生英文传记的阅读也帮助中国读者构建了对于作家本人的最初印象。不论是安徒生的自传，还是贝恩(Bain, 1895)等人所著的安徒生英文传记都传达了安徒生生于困苦、天赋过人、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取得成功的形象，这一形象也广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赵景深在《安徒生评传》(1922/2005)里着重描述了以上三个特点，而在《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1925/2005)一文中，安徒生贫苦出身及抗击命运的生平背景被引作解读安徒生童话故事的根据。

综上所述，受到早期间接译介行为的影响，在中文语境中，安徒生本人是出身低微却天赋异禀的童话作家，他创作的童话故事充满同情心、想象力与诗意的美感，作家及其作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被消解。这些早期解读对安徒生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接受以及研究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使得安徒生译介鲜有童话故事之外的作品，安徒生研究也长期局限于童话研究。

在世界文学场域中，两个相距甚远且彼此陌生的文化往往通过间接的方式实现交流，而交流的枢纽往往是某种强势的中介语言和文化。许多曾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学作品都经由间接译介进入世界文学系统并实现经典化，安徒生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便是如此。不论间接译介受到怎样的质疑与诟病，其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的普遍存在不应被忽略，其促进文学交流及驱动文学创新的功用也不应被抹杀。当然，实践者和研究者应该注意间接译介可能为目的语文化对源语文本的解读带来第三方文化的视角和痕迹，这种双重折射可能使目的语读者获得与源语文本读者不同的阅读体会及文学印象。这种“偏差”一方面会让原作变形，使目的语读者对其产生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让源语作品获得世界文学的特性，使其更容易融入目的语文学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徒生童话故事在中国的早期译介和接受也许能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推广工作带来一些启发。

注释：

① 本文所有外文文献的中文直接引用均为笔者所译。

② 见安徒生1835年3月16日写给好友亨丽埃特·武尔夫(Henriette Wulff)的信，全信内容见https://andersen.sdu.dk/brevbase/brev.html?bid=880。

③ 周作人曾在《随感录(二十四)》(1918: 290)中提及两个他认为可靠的全译本，分别为克雷吉夫妇的英译本及威廉·曼哈特(Wilhelm Mannhardt)的德语译本，因此他可能也参考过曼哈特的德语译本。余祥森1923年在《文艺旬刊》上发表译文《无画的画贴》时曾给出外文题名“Bilderbuch ohne Bilder”，由此推断他所依据的中间译本为德语译本。除此之外，并无更多资料提示还有其他译者参考了英语之外的中间译本。

④ 本文所有举例中的文字加粗效果均为后加，例句原文均来自丹麦国家图书馆网站https://tekster.kb.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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