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1949：中国共产党报刊实践与新闻宣传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成文胜 刘 畅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机关、部队、团体等先后创办了4500余种报刊。①在逐渐成熟的报刊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宣传思想。这些新闻宣传思想，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具有深远意义，也对我们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具有深刻的启示借鉴意义。

《向导》周报

1.建党初期：初步形成党的报刊网络和党的新闻思想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报刊事业的萌芽时期，也是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理论，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党急需有自己阶级的新闻舆论工具，也由此应运而生了党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种类并不少，在组织级别上有中央报刊，也有地方组织报刊，逐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网络。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自8卷1号起实际改组成为中共上海组织的机关刊物。作为早期党刊，它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1921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后，《新青年》曾经一度被改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1920年11月7日，作为上海早期党组织出版的半公开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由李达负责主编。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宣传在中国建立一个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

中共二大之后，随着民主革命的日益高涨，各地纷纷建立党团地方组织，党团报刊迅速发展。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的第一份全国政治性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它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成为在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斗争中“黑暗中国的一盏明灯”。1922年1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份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创刊。此后，中央机关刊物《前锋》《中国青年》等先后创刊，北京地委的《政治生活》周刊、广东区委的《人民周刊》、豫陕区委的《中州评论》、湖南区委的《战士》周报、湖北区委的《群众》周报等都是党在这一时期陆续创办的省级报刊，地方宣传阵地的建设进一步壮大了早期党报的规模。

相比较党组织早期创办的小型无产阶级报刊，这一时期的党报汲取了近代中外民主进步新闻思想，承传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并结合我党早期政治家报刊活动的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新闻思想，成为当代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源头。

《红色中华》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中共政权下的办报经验，奠定新闻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发展期。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经历了由恢复、发展到消失的过程。虽然《向导》等革命报刊几乎全部被迫停刊，但我党又先后秘密创办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报刊，如《布尔塞维克》《红旗》《上海报》《红旗日报》《红旗周报》《党的建设》等等。遗憾的是，党内“左”倾错误使得党创办的地下报刊先后被国民党查禁、破坏，最终停刊。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成立。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开幕。为满足宣传上的需要，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同日宣告成立。党报党刊也随之从城市转向农村，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到其他革命根据地，创办了许多报刊，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逐渐繁荣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在红军长征之前，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刊有160余种，有图文并茂的多版大报，也有传单式的小报，形成了地下出版、农村出版的宣传格局。1931年12月，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党中央在江西瑞金创办了第一张铅印大报《红色中华》，积极组织和指导苏区人民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这张报纸在革命根据地有着很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成为苏维埃政权运转的枢纽和传通机构。1937年1月，为适应新的形势，《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之后被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抗战爆发前夕，它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

土地革命时期，在各个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首次在自己的政权下创办党报，共产党有了独立的宣传工作，这对于共产党人对报刊作用的认识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党在新闻体制、工作方法和人才培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抗日战争时期：进行新闻改革，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党报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成熟发展期。这一时期，我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受到国民党的钳制，但党在敌后根据地办了大量抗日报刊，1927年至1939年之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报刊达700多种，办报规模逐渐壮大起来。

1937年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中央决定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博古任社长。此外，1937年创刊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抗敌报》，1940年改组为《晋察冀日报》；
1939年，中共山东分局创办迄今为止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机关党报《大众日报》；
1939年，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创刊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也是敌后根据地第一份铅印的抗日报纸等。

1941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创刊，这是党在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中央机关报。1942年春，在全党整风运动的背景下，《解放日报》带头改革，发起了著名的延安《解放日报》改版。这次改版使《解放日报》从“不完全的党报”成功转变为“完全的真正的党中央机关报”。②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中心，党的一些重要新闻思想走向了成熟，一些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新闻思想，如党的新闻工作的真实性、战斗性、党性和群众性等原则，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在理论上得到充分阐释，从实践上升为较为系统的党报理论，形成一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报理论。

4.解放战争时期：为社会主义时期新闻工作发展奠定了实践与理论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经历了发展、收缩与再发展的曲折过程。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更好地发挥新闻宣传机构在战争中的作用，1946年5月，《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人员进行大改组，实现了以通讯社为主的新闻宣传运行体制。改组后的编委会将领导的重心和主要精力由《解放日报》转到新华社。不少地方的机关报也扩版或改版为大型日报。如于1945年9月12日迁至张家口市出版的《晋察冀日报》，成为解放区第一份在城市出版的大型日报；
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报《人民日报》1946年在邯郸市创刊。

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在这个战略防御阶段，部分报纸被迫从城市迁回农村出版，《解放日报》等被迫停刊。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没有再办机关报，新华社成为党中央报道和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无以替代的舆论机关。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党报党刊在真正意义上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三大战役”后各地新解放城市中逐渐创办了多种中央和地方报刊。这其中，1948年6月15日，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改组而成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最具权威性的报纸，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第一大报。

这一时期，围绕着党的“反内战、促和平、民主建国”的中心工作，党的新闻宣传工作重心转为军事宣传和土地宣传。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新闻宣传工作的实际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决议、指示、领导同志讲话和在报刊上刊发文章等形式，在指导、运用和总结新闻媒介开展思想宣传斗争成功实践的过程中，对党报、通讯社等新闻宣传机构在这一时期的使命、任务、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等问题作了阐释和说明，如1948年，毛泽东发表的其新闻思想的代表之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些都集中反映和体现了党在这一时期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些基本观点，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新闻思想。

1921—1949年间，在党的报刊创办和发展的曲折过程中，随着实践经验不断增多，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宣传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并逐渐摸索出行之有效的党报模式，新闻宣传思想理论开始成型、逐渐成熟。

1.党管新闻原则的确立

《新青年》季刊创办之时宣称：它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向导》周报同样宣告：“《向导》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报”，也是“中国民众的喉舌”。中国共产党在新闻事业发展之初就确立了党管新闻的原则，明确指出作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武器，党报是党的报纸，新闻宣传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

在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对出版党报的原则性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③

中共二大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承认《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包括其中有关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如：“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一切定期的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彻底的党的政策”。会上专门讨论了党报宣传的问题，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党性原则为指导，中共中央创办了自己的各类报刊，并先后成立了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中央报纸编辑委员会，从组织上思想上加强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

此后，“党管新闻”的原则在党的宣传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深化。为了有效管理解放区的几百种报纸，中国共产党先后设立了党报工作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各级党委对所属党报负有指导、审查的责任。委员会负责审查党报社论、专论和重要新闻报道，并定期讨论党报工作。1942年中宣部下达的改造党报通知中提到：“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④教育全党要建立起对党报重要性的认识，党委要担负对报纸通讯社的领导责任，并明确强调党对党报这一重要事业的领导地位。

2.对党报功能、作用与任务的认识与再认识

作为一种媒介工具，报刊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中，对报纸功能的认识曾经有“喉舌论”“工具论”“武器论”等不少表述，如：1923年，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写道：“《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1930年5月10日《红旗》刊登文章《党员对党报的责任》，文中指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前锋军，党报就是前锋军的旗号，是全党的一座灯塔。”1930年8月15日《〈红旗日报〉发刊词——我们的任务》中最早提出：“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1930年8月18日的《红旗日报》社论《拥护工农阶级自己的报纸呵！》表明：“本报不仅是广大劳苦群众的喉舌，而且是广大劳苦群众争取解放与自由的武装（器）。”1931年，毛泽东在《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一文中首次提出《时事简报》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报刊承担着不同的政治任务，从这些表述里，我们也看到党的报刊功能逐步演变和丰富起来。

在这些关于党报功能与作用的阐释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遵行了列宁关于党报作用的重要新闻思想，把这一理论作为认识、重新认识党报功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列宁曾在《怎么办》一书中阐述道，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党报理论20世纪2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

其实，《向导》最初出版的时候即宣称：“本报是有组织的活动的表征。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蔡和森也曾强调指出：“《向导》是统一我党的思想工具”和“组织工具”。

1929年9月1日，《布尔塞维克》刊载文章《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战线——列宁论党的组织》，其中第一节“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就阐释了列宁的这一党报思想。

1930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红旗》发表文章《党员对党报的责任》，开头一句话称赞：“从列宁这句话便可以知道，党报的作用是多么伟大。”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新闻宣传领域形成了一条重要的思想路线，就是党报必须成为“争取广大群众的重要工具”。党中央曾明确提出，党报是党中央指导具体工作的工具，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必须经常给党报写文章。1931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以后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并且决定“改用党报方式加强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
之后的3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党报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列宁关于党报作用的理论在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中得到了真正的贯彻落实。

1933年8月《红色中华》出刊百期，在博古、李富春、邓颖超等众人的纪念文章中，都祝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报刊功能观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性的思想。⑤

3.“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提出

为办好党报，使党报能够出色地担当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党办报”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全党办报”思想的产生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土地革命时期全党办报思想初步形成，延安整风时期确立“全党办报”的方针。

“全党办报”的核心内容，就是加强党对党报的领导，全体党员都要关心和支持党报工作。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都强调“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⑥要求各支部、各党员不但要认真学习党报，还要负责推销党报。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第四号通告《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指出：“党的出版物之分配和传播，各级党部应该认明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1928年，党报的编者撰文提出：“中央党报不是几个作者私人所编的杂志，乃是我们整个党对外的刊物。”“因此，同志们对于中央刊物都有必不可少的两种义务：一种是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另一种是帮助他的发行，使我们的影响达到群众中去。”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明确指出：要使党的宣传能扩大深入群众，必须每个党员，乃至每个赤色工会会员，都能切实负宣传工作的责任，反对党内流行的以为宣传工作是擅长文字与理论的一部分干部分子的专责之错误意见，这里就蕴含了全党办报的思想。

1930年5月，李立三最早也是最明确地论述了“全党办报”这一问题。他在《党报》一文中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全党办报”主张：党报是要整个党的整个组织来办的，单只靠分配办党报的少数同志来，不只是做不好，而且就失掉了党报的意义！所以每个党的组织以及每个党员都有他对于党报的严重的任务：第一读党报，第二发行党报，第三替党报做文章，特别是供给党报以群众斗争的实际情形和教训，这绝不是少数管理党报工作的同志的任务，而是每个同志的任务，而且是比之纳党费、参加党的会议，还更重要十倍的必须尽的义务。

1930年5月10日《红旗》发表的《党员对于党报的责任》一文中，具体详细地阐述了为什么“做党报的通讯员”“发行党报”“读党报”是党员对党报的责任。

事实上，“全党办报”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已初步形成，成了全党的共识。

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的形势下，党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应当重视党报，读党报，讨论党报上的重要论文”，并规定今后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方针来研究”。

《新华日报》创刊后，党中央发布指示，“每个同志应尽可能定一份《新华日报》，并帮助推销和发行”。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时，党中央也明确规定该报社论均由党的重要干部执笔，对该报的重要文章，各地除转载外，还“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党与党报》，具体阐述了全党办报的思想。之后，各地党委纷纷拿出了学习党报和帮助党报的具体办法，并且卓有成绩。1944年2月，《解放日报》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指出：“我们的主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

作为全党办报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依靠群众办报。一方面，中央要求从中央到各区委、地委设有专职宣传员，规定各区委和地委应定期给中央机关报供应政治的、理论的和工农的通信报告。《向导》刊发的大量地方通信和工农通信，就是依靠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人亲自撰写的。另一方面，创设工农通信员制度，十分重视报刊宣传队伍的培养建设。1926年，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委会决议强调提出：“我们的党……必须在宣传工作上亟亟实行工农通信的决议”，由宣传部通过四个办法领导组织工农通信员，有的地方还设立宣传员养成所，培养急需的宣传人才。

土地革命时期，当时的党报继续贯彻党的群众办报路线，不仅把争取群众作为自己的工作方针，而且大力发展工农群众通讯员、建立群众性的通讯网。如《红色中华》的通报员有400多人，《红星报》的通讯员有500多人。《解放日报》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也培训了大批通讯员，其中工农通讯员达到1100余人，在采写工作中贯彻了党报的群众路线。⑦

张闻天提出的把党的政治口号同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的宣传主张，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宣传工作中的具体落实。他首次将党的宣传工作中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概括为“党八股”，提出把党的口号具体化的宝贵思想。1932年11月18日他在所撰写的《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中提出：“用许多具体的事实来说出我们所要说的话”，“把群众的切身的问题，同党的基本口号密切联系起来”。他的这一思想与毛泽东1934年1月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

在党的群众路线具体实践中，《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报刊重视读者来信，普遍设有《读者之声》《通信》《读者论坛》《本报与读者》等栏目，开展读者调查，努力了解和适应读者的要求。《向导》呼吁读者以订阅、宣传推广和筹款的方式赞助办报，它的《读者之声》栏目，5年中刊出读者信稿120件左右。《中国青年》通过读者搜集和投寄有关青工、学徒和农民生活状况的各项调查材料，让更多读者了解民间真实情况。

4.践行思想理论的宣传报道方法创新

为实现革命报刊作为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的功能与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活动家在实践中创造了行之有效、独具特色的宣传报道方法。如，主张以事实为新闻宣传的基础。针对《向导》太重于分析和论述的问题，中共中央要求该报多报道事实，增加对各地工农运动的宣传，务使每一地方重大事件都不空放过。

再如，要加强舆论导向。《新青年》季刊宣布办刊的重要一条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研究、解决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本着这一观点，《新青年》《向导》《热血日报》等，都以评论为报纸的战斗旗帜，刊发了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大钊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政论家撰写的大量政论、时评，为党制定革命策略提供依据，为革命读者指出努力方向。

还如，要面向工农大众读者群体，提倡大众化、通俗化文风。与近代报刊长期以来主要以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或城市商人为读者对象不同，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报刊面向工农大众，主张马克思主义宣传要中国化，党报要通俗化，新闻要大众化，重视读者工作，扩大读者群体，借以加强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唤起工农大众团结奋斗。为此，1922年，中共中央在《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规定，《新青年》《向导》《前锋》等党报党刊对工农宣讲党报材料时，要“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
1925年1月，党的四大要求《向导》“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通俗化方面对党报编辑有了更多更具指导性和针对性的要求。瞿秋白首次提出“普罗新闻学运动”的口号，“脸向着群众”；
中央在党的六大《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明确提出：“报纸的文字、内容、价格要十分适合于广大群众的能力、程度”；
《热血日报》副刊曾编发一批用喜闻乐见的民间曲调改写的通俗革命歌词。

特别是，不做空头文章，反对党八股，要与群众的实际生活相联系，努力从工农的日常生活中抓取事实材料。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要求：“一切的宣传必须普遍的深入，通俗简明，改正过去一些高谈阔论使人厌烦的宣传”，像这样强调联系“工农群众实际生活”的论述在党的六大以前的文件中，是少见的。

党的六大以后，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宣传工作中重要的指导思想。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提出，“必须要充分利用工农群众实际生活中的每个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鼓动他们为直接的要求而斗争。”而联系实际做宣传，围绕群众生活写新闻，是毛泽东土地革命时期重要的新闻思想。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兴国调查〉前言》和《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新闻宣传的联系实际问题又作了深刻的阐述。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这一新闻宣传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如1942年写的《反对党八股》中提出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进一步发展。

5.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坚守

在1921—1949年间的不同革命时期，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是我党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真实地报道评论事实，是基于对反动新闻宣传歪曲事实、造谣欺骗本质的批驳与揭露。李大钊提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
恽代英把求“真”列为办好报纸的重要要求；
毛泽东接受了其新闻学导师徐宝璜关于“新闻的定义”的观点，主张报纸要根据事实说话，提出《政治周报》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

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实践中，也曾出现夸大宣传、不符事实的问题。《红色中华》上有关战功的报道，就明显存在数据模糊、有意夸大的问题。1933年，针对“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空洞的浮面的记载”的问题，张闻天在其《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中提出了“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我们不需要在我们的真实上加以什么粉饰”的口号，他告诫党报工作者，新闻报道要记载活的具体的事实，少一些“空洞的议论与叫喊”，多一些“具体的材料”。

抗日战争时期，新闻真实性原则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对于新闻失实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主要是主观主义作祟，危害甚大。《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报纸和新的文风》《本报创刊一千期》等文章和相关党的文件都强调，所有的新闻工作者要与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作坚决的斗争，并将新闻打假作为根据地报纸整风运动中改版的一项主要内容，虚假新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止。

针对某些新闻消息中存在着分寸上的夸大“提高一步的报道”，《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号召党的新闻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深入运动，发掘问题、研究问题，“要建立新闻事业对社会对人类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对党对人民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

这篇社论发表后，各级党委所属新闻单位在学习精神的基础上，纷纷采取措施，以使新闻完全真实。1943年记者节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鼓励新闻工作者要有说真话的勇气，正确处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正确处理新闻真实性与写作技巧的关系，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讲究写作的技巧、新闻的表现形式，领导把关，集体审查，由领导或集体对新闻稿件的真实性负责。

《解放日报》第4版则刊登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提出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著名新闻定义，即“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⑧这篇文章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党的新闻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6年，土改工作在进行到分配土地时，新闻思想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报喜不报忧”，忽视土地改革的复杂性，无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在此背景下，1947年《晋绥日报》刊载苏联话剧剧本，以剧中捕风捉影的记者“客里空”为反面形象，开展反“客里空”运动，对党报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批评和纠正，重申明确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1921—1949年这一历史时段，从建党到建国的28年间，中国共产党在生存与斗争中形成与发展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闻宣传理念。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新闻实践样态，以及由此确立发展的党管新闻、党性原则、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新闻真实性原则等新闻思想理念，对于当下的主流媒体提升影响力、传播力无疑仍具有现代启示意义，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实践具有长久的镜鉴意义。

注释：

①钱承军：《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②转引自王润泽、余玉：《群众：从“教育”、“反映”到“学习”的对象——党报群众性原则嬗变轨迹解读》，《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2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④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1942年3月16日。

⑤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⑦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⑧陆定一：《我们关于新闻事业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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