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碳”背景的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的耦合关联分析
时间：2023-03-04 09:50: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喇娟娟 郝旭召 努尔比姑丽·莫拉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47）
碳排放是引发 “温室效应”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流通领域，企业向低碳绿色的转型发展是助力我国 “双碳”目标加速达成的重要路径［1］。而与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相伴随，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形态加速渗透到商贸流通业的贸易模式和产业链发展中，商贸流通业流通主体、流通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等方面正在经历颠覆式的变化与重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与深化，对商贸流通业实现高效创新型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依靠技术创新赋能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俨然成为商贸流通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2］。
实际上，除了技术创新对流通业转型的推动之外，流通转型还能发挥出对技术创新的拉动与强化作用，打造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有利局面，对于加快实现各地区商贸流通业健康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可以说，流通经济增长及其转型与技术创新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研究两者的耦合关联非常重要，既能为我国流通产业创新及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技术创新速度加快、内需扩大等提供理论依据，又可对今后经济发展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
以往，学者们围绕流通与技术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但并未对其关系变化形成统一看法。张弘 （2009）［3］认为流通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特征诱使了技术创新的产生，技术创新也促使了流通产业结构优化。高峰 （2018）［4］基于PVAR模型发现技术进步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出一种倒 “U”型的动态关系，即先显著增加，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安然 （2020）［5］通过SVAR模型对技术进步与商贸流通业现代化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技术进步在第二阶段后能够有效降低商贸流通产业的运行成本。由此可见，要促使商贸流通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必须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速技术创新发展。
综上，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下，学者们针对流通业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所持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大多以从因果关系层面考察两者关系的变化为侧重点。本文从耦合视角出发，对流通转型同技术创新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对比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的地区差异，为流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技术的持续创新提供理论借鉴。
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该系统表现出多层次与高度复杂的特点，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与制约的关系。对于流通转型升级而言，技术创新能够将重要推动作用发挥出来。实际上，技术创新对流通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基于创新资源与创新主体的协同作用，流通产业通过知识创造以及成果转化等进行技术创新，在将新工艺与新产品研究出来之后对其进行推广及应用，这可实现对产品附加值的增加，发挥出对消费者新需求的刺激作用，由此而使市场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最终形成对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推动［6］；
（2）技术创新可以通过对生产效率的提升让生产要素流向更高的部门，消除资源要素的结构性短缺或过剩，以此为基础促进流通转型。
在内外部压力的综合影响下，流通企业会增加对创新资源的投入，并加快技术创造、转化及其应用进程，而这些会助力资源配置与利用率以及产品附加价值的提升，进一步实现对需求结构和供给系统的升级，产业竞争优势由此而得以提升，在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过程中为技术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支撑环境。
2.1 评价模型构建
容量耦合系统模型［7］能够从不同系统的发展角度对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进行评价。借鉴该模型，设f（x）为流通转型综合指数，g（y）为技术创新综合指数，可得：
式中各字母表示如下：
ai为流通转型指标的待定权数；
bj为技术创新指标的待定权数；
x′i为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流通转型指标值；
y′j为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技术创新指标值。
据此，可得到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的耦合度模型：
C为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两者之间的耦合程度，k为调节系数，由于此处只有流通与技术两个系统，故取k值为2，耦合度C取值范围为［0，1］，当C＝1时，系统之间协调状态最佳，而当C＝0时，系统无关。通常，根据C值的大小可判断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2个系统之间耦合度的高低。但是，该耦合度指标存在一定的漏洞，若流通与技术子系统的转型／创新水平都不高，所测耦合度依旧会比较高，这种低水平下的高耦合度很难对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给予真实的反映。所以，还需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客观评价，有：
式中各字母表示如下：
D为协调发展度；
α、β为待定权重。
由于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并不一致，且它们均处于多种要素与动力的综合作用中，彼此而言只是其中的一个动力。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对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访谈，最终将α、β取值分别定为0.58与0.42。
表1所示为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情况，用以直观反映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的具体状况，体现其所处时序空间。
当f（x）＞g（y）时，为技术创新滞后型， 而当f（x）＜g（y）时， 则是流通转型滞后型。
表1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对于流通转型指标的选取，在居民消费方式转变、消费需求扩大的背景下，流通经济面临的增长方式转型的市场压力越来越大，这以流通效率的改变为其直接体现。以经济增长质量为视角，流通效率的改变可以将流通资源的经济产出水平客观反映出来，这亦是对流通水平改变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此处结合学者研究［8，9］， 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10］测度我国流通水平的技术效率，在筛选技术效率投入产出指标时，以从业人员规模、固定资产存量以及流通部门财政支出为投入指标，以流通业经济效益（社会技术品零售总额）与社会效益（客运、货运总量与周转量）为产出指标。
对于技术创新指标的选取，技术创新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根据市场需求生产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创造和提高服务体验，通过运用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工艺，逐步占领市场，实现市场价值的过程［11］。对于技术创新指标的确定和选取，是评价一个地区或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前提。根据学者已有研究［12-14］，针对技术创新相关指标的选取以企业投入创新活动中的劳动力、资金等各种要素以及技术创新参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带来的研发成果以及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应用带来的经济效益为侧重点，其中，技术创新投入包括R＆D人员投入（R＆D人员／地区总人口）、R＆D经费投入（R＆D经费／占地区GDP）；
技术创新产出包括技术创新带来的研发成果（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区域GDP的比重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区域GDP的比重）与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择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区域GDP的比重）。
（2）数据来源与处理。为了保证规律总结的准确性与可说服性，同时，与数据可得性相结合，本文研究时间区间设定为2011～2020年，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3大经济区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的相互作用及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文中涉及的原始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域统计局官方网站、各省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笔者实地调研。针对部分难以直接获得的数据，在参考已有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插值法做赋值处理。
经计算，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3大地区2011～2020年流通转型综合指数f（x）、技术创新综合指数g（y）、两者耦合度C以及协调发展度D可由表2表示。
表2 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的发展评价及两者综合指数的耦合协调度
3.1 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综合指数分析结果
根据表2，我国流通转型综合指数大致表现出上升趋势，仅在2012年、2015年、2017年与2020年表现出短期下降，技术创新综合指数变化趋势比较平稳，总体缓慢上升。分地区来看，我国三大地区的流通转型综合指数与技术创新综合指数均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这与我国3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类似，东部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基于技术、资金、设备、人才等的优势有着较高的流通与技术水平，流通转型综合指数与技术创新综合指数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流通转型综合指数与技术创新综合指数最低。总的来说，我国流通转型情况同技术创新之间具有一定的时期关联性，但时期差异同样存在，且无论是东部、中部或西部地区，历年的流通转型综合指数均大于对应年份的技术创新综合指数，表明我国各地区甚至全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均相对滞后于流通转型水平。
3.2 耦合度分析结果
从耦合情况来看，2011～2020年间我国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二者之间关系的区域差异并不十分显著，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在测度期间内均处于耦合对抗阶段，此现象大致类似于我国的省际分布情况，表明我国流通转型同技术创新之间的耦合度在省际与区域之间没有太大的不同。分析不同地区耦合度的具体变化，东部、中部与西部耦合变化趋势表现出的区域特征是较为明显的，其中，东部与中部地区耦合度表现出大致类似的变化趋势，在2011～2020年间耦合度有着较为明显的波动，有多个峰值期存在，但自2015年以后，两地区耦合度在总体层面均呈现出上升发展态势；
西部地区耦合度的变化较为平稳，除了2012年、2016年、2018年、2020年有小幅度下降之外，其他年份全部缓慢上升。总体而言，近年来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耦合关系不断增强，虽然测度期间各地区正处于耦合对抗阶段，技术市场存在较难匹配流通供给的情况，但与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相伴随，各地区技术需求正在逐渐扩大，技术市场对流通经济的容纳能力正在加强，使得技术创新同流通转型的耦合关系向良性耦合阶段过渡，二者相对失衡状态趋于缓解。
3.3 协调度分析结果
从协调情况来看，我国各地区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协调度的变化趋势类似于耦合度变化趋势，总的来说，各地区均处于轻度协调或勉强协调阶段。分地区看，我国东部地区协调度波动最为明显，2012年出现测度期间最小值，2015年后又大幅度上升；
中部地区波动情况亦比较突出，但与东部不同的是，东部在2012年之后便表现出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于2019年达到最大协调度，2020年相应有所降低；
西部地区协调度的变化比较平缓，大致表现为0.6左右，除2012年、2015年、2020年出现短暂下降之外，其他年份协调度始终小幅增长。据此可知，我国各地区流通转型同技术创新之间的协调发展趋势比较明显，但不同地区之间也有一定变化差异，表明受到不同经济发展情况的影响，我国流通转型同技术创新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
双碳目标驱动之下，流通业经济增长方式同样需要探寻向低碳方向的转型。而技术创新推动着流通企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强化流通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同技术创新之间的耦合关联性，是实现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本文就我国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的耦合与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具有多样化流通功能、流通水平比较高的新型流通功能体，在对资源空间的集聚进行引导的过程中，助力商贸流通多级增长的实现，对商贸流通网点低碳活力进行充分释放，以此实现双碳目标。
（2）在商贸流通领域加大对新材料以及新能源等的应用，在商贸流通全过程贯穿数字化、高新化和低碳化的要求，从源头培育商贸流通产业格局创意化新业态和新模式。
（3）流通企业首先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加大研发投入，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进行开放式创新、原始创新和技术升级，进而通过技术创新改造传统落后的流通产业，推进传统商贸流通业功能延伸和生产方式变革，提升大数据应用水平和应用场景，将商贸流通业服务功能向农业、制造行业延伸，形成新的产业业态。
有一点需要强调，2020年我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虽然流通经济和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但是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疫情对流通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是十分明显。不过从整体层面来看，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环境在国际贸易保护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依旧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复苏增长难度也比较大［15］。在现如今复杂的国内外大环境之下，我国出台各项政策措施，为经济安全运行及平稳发展提供重要保证。在这一宏观形势下，我国商贸流通经济受到直接和全面的影响，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物流配送等经济业态需要进一步加速发展。基于当前国家政策导向以及产业发展形势，我国商贸流通经济领域有很多的热点问题持续涌现出来，包括全国商贸流通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数字基建对现代流通经济的赋能、高效通畅的现代物流体系的建立、农村商贸流通进入快速发展临界点等等，这些均从直接层面上对当前及今后流通产业经济的平稳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所以今后，相关学者还需作出进一步的探讨，在双碳这一大的目标驱动之下，将国际贸易保护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考虑其中，更加全面地把握商贸流通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探寻基于双碳要求的流通转型与技术创新更为协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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