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郑振铎抢救中华文献事迹谈
时间：2023-03-04 15:1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高丽娜
（重庆图书馆 重庆 400037）
郑振铎(1898－1958年)，福建长乐人，字西谛，笔名宾芬、郭源新，别署纫秋、幽芳阁主、玄览居士等，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藏书家，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少年时，革命通俗读物便对郑振铎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曾在《文化正被扼杀着》中回忆说：“我们在少年时候，便以读《黄帝魂》《浙江潮》一类的书为乐。“雪夜读禁书”，公认为“人生一乐”[1]。虽然无法明证这些在其思想中留下了何种程度的印记，但无疑潜在培养了他朝向时事民生的热心与自觉[2]。1917年，郑振铎受到新文学运动影响，发愤写白话文，并勤读西洋文学名著。五四运动时郑振铎是学生代表之一，并认识了瞿秋白、许地山、瞿世英、耿继之等人[3]。在此之后，郑振铎先后担任《新社会》周刊、《人道》月刊、《文学旬刊》，《文学研究会丛书》 《儿童世界》周刊、《小说月报》《时事新报·鉴赏周刊》 《世界文库》等杂志的编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郑振铎创作了不少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诗歌和散文,参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创办《救亡日报》。在日军占领上海之际，我们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着摧毁和掠夺，郑振铎又冒着生命危险联合出版界人，着重开展小说、戏曲和有精美版画的稀见书籍古籍文献抢救行动，并编选影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 《玄览堂丛书》 《明季史料丛书》等。抗战胜利后，郑振铎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9年后，郑振铎长期从事文化、科研等工作，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自己又率先垂范并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不能购买和收藏文物，且陆续将自己购藏的文物精品、陶俑捐归国有。
1958年10月，他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终年60 岁。
郑振铎的学术和书籍收藏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五四”时代，为了催生新文学，颠覆旧文化，介绍和翻译国外作家和作品是中国文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现在传唱的 《国际歌》最早就是由郑振铎和耿济之合译的。除此之外，他还翻译过契诃夫的剧本，以及《俄国文学史略》 《莱森寓言》 《印度寓言》等[4]5。1923年至1926年间，他编撰文学史专著《文学大纲》，全书八十余万字、全面展示了世界各国文学概貌，该书被称为我国在世界文学史课题方面的“开山之作”。1932年底，北平朴社出版部出版发行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全书共六十章、七十余万字。全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民间戏曲(包括散典)、变文(包括所衍变的文体)等的评述。1938年8月，郑振铎又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部四十余万字的《中国俗文学》，推陈出新地梳理了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俗文学史。这三个“第一部”，足以奠定了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重量级学术泰斗的学术地位[4]6-10。
郑振铎在学术和收藏方面的兴趣爱好极为广泛。据统计，其诗歌、散文、小说、书简、日记等作品共计18 种，中国文学论著有9 种，世界文学论著有5 种，艺术史论著有7 种，目录学论著有6 种，翻译作品有25 种；
编辑出版本过报纸、期刊45 种，主持出版丛书有29 种，影印古籍有19种，编选出版图录有17 种，编校中国文学及外国文学书有29 种[5]。几经播迁，郑振铎的藏书现存戏曲667 种2 635 册，文言小说94 种451 册，通俗小说682 种4 514 册。其中戏曲中类别包括诸宫调、杂剧、传奇、京剧及其他戏曲、散曲、俗曲、曲选、曲谱曲律、曲韵、曲话、曲目等，甚至还藏有《承应戏单》《民初旧戏单》等剧场舞台资料；
通俗小说藏明刊本49 种，清刊本404 种，钞本17种，其他刊印本212 种，类别包括短篇、长篇及目录等[6]。此数据有所偏差，他本人的著作与藏书应当远不止这些。
战乱使当时江南一带的珍贵善本古籍源源不断流入上海书市，日本、美国、敌伪机关纷纷角逐竞购，最终这些珍贵的中华文献不是毁于战火就是漂泊散落异域。同时，上海的报纸时不时登出了中国图书流入美国的情形：“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 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美国哈佛曾以美金六万金，嘱托燕京代购古书，此亦一劲敌也。”[7]郑振铎是一位嗜书如命的学者和藏书家，他无法漠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遭受的巨创，他深知如果中华珍贵文献全部流失到西方列强手中，将来国人要研究中国自己的文化，也只能被迫去国外深造。他在给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的信中，就曾这样慨叹:“为子孙百世留点读书余地，乃我辈之素志。诚不愿将来研究国故朝章者，非赴国外留学不可。”[8]他更清楚的知道，记录着中华历史文化的珍贵典籍只要不灭亡，我们的国家民族就永远都不会丢。他在《明季史料丛书》序言中写道:“语云，亡人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其所自出，昧其已往之光荣，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然史果可亡乎?……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9]在国难当头，郑振铎抛弃个人安危，义无反顾的蛰居在上海这座孤岛为国家抢救中华文献，这不仅出于对书籍的热爱，更是彰显了赤忱的爱国之心。他曾说过，“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10]，“我是得到并且保存一部好书了!更兴奋的是，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绝不放下……。”[11]上海《周报》“烧书记”一文中，郑振铎这样写道：“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字不存。……这是兵火之劫；
未被劫的还安全的被保存着。所遭劫的还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敌兵占领了旧租界后，那情形却是大同了……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把什么书全都付之一炬；
只要是有字的，无不投到了火炉里去。……这个书劫，实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12]5书籍是郑振铎一生中最珍视的物品，这段烧书的经历对于一位爱书之人，应当是一段惨痛的、无法言语的记忆吧!如果没有郑先生竭力抢救，许多珍贵的中华文献将如废纸般投入火炉之中化为灰烬。
在《蛰居散记》序言中，他还这样写道：“然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夫保存国家文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竟，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惟得之维艰，乃好之益切。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13]这段话也印证了郑振铎不遗余力抢救中华珍贵文献的决心。
为国家抢救中华文献应该是郑振铎毕生最大的成就之一。抗战时期，郑振铎先生为保存中华文献，曾竭尽全力收购古籍善本，尤重小说、戏曲和有精美版画的稀见书籍。他每得一佳本，随作题记，叙述得书经过和对该书的评论[14],集结成《劫中得书记》。我们可以从这些题记内容看出郑先生为灾难中的祖国保存文化薪火之情思，并从中统计出郑先生在此阶段所抢救的部分中华文献数量和种类，见表1。
表1 郑振铎抢救的中华文献
《说郛》[元]陶宗仪 纂一百二十卷四十册明末陶珽刊本《续说郛》[清]陶珽 纂四十六卷二十四册顺治间刊本《皇朝四明风雅》[明]戴鲸 辑四卷四册嘉靖三十五年刊本《金华文征》[明]阮元声 辑二十卷八册崇祯间刊本《鹤啸集》[明]朱盛二卷二册崇祯丁丑刊本《海内奇观》[明]杨尔曾 辑十卷十册万历三十八年刊本《金汤借箸十二筹》李盘 撰十二卷五册崇祯己卯(十二年)刊本《百名家诗选》[清]魏宪 选八十九卷存二十二册(缺一—六)枕江堂刊本《唐十二家诗集》无不分卷十四册万历甲申杨一统刊本《嵇中散集》无十卷一册万历间程荣刊本《莆风清籁集》郑王臣 辑选六十卷十六册乾隆壬辰刊本《第五才子书》金圣叹 评点七十五卷二十册雍正甲寅句曲外史序刊本《石仓十二代诗选》[明]曹学佺 编存六百六十卷二百四十七册崇祯间刊本《陶诗析义》[明]黄文焕 编四卷一册明刊本《碎金词谱》[清]谢元淮 编六册又续谱四册道光间刊本《管子》二十四卷八册《韩子》二十卷八册万历十年赵用贤刊本《萧尺木绘太平山水图画》[清]张万选 编注不分卷一册顺治间刊本《礼记集说》[元]陈澔著十卷八册万历间书林新贤堂张闽岳校梓本《南柯梦》汤显祖 撰二卷二册万历间刊本《重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元]高明 撰二卷二册万历戊戌陈大来刊本《皇清职贡图》董诰 等 编九卷九册乾隆辛巳(三十六年)刊本《尺牍新语二集》[清]徐士俊、汪淇同 辑二十四卷八册康熙丁未刊本《澹生堂藏书训约》[明]祁承images/BZ_128_1003_1375_1030_1402.png著不分卷一册万历丙辰(四十四年)刊本《读书志》[明]周高起 辑不分卷二册万历庚申五月玉桂山房刊本《南华真经副墨》[明]陆西星 述八卷二十六册万历戊寅刊本《皇朝经世文钞》陆耀 编三十卷十六册同治乙巳金陵钱氏刊本《请缨日记》[清]唐景崧 撰十二卷四册光绪癸巳台湾布政使署刊本《知本堂读杜》[清]汪灏 辑二十四卷八册康熙四十三年刊本《陈章侯水浒叶子》陈洪绶 绘黄肇初 刻黄肇初刻存三十八页(缺二页)一册明末刊本《花草粹编》[明]陈耀文 辑十二卷附录一卷存四、六、九至十二卷六册万历间刊本《三经晋注》[明]卢复 辑十二册明末刊本《古文品内外录》 [明]陈继儒 辑《品内录》二十卷八册《品外录》二十四卷十二册万历间刊本《中州集》[金]元好问 辑十卷十册末附《中州乐府》一卷汲古阁刊本《重刊宣和博古图录》三十卷十六册万历间郑朴刊本《佳日楼集》[明]方于鲁 撰十三卷六册万历戊年申刊本《史外》[清]汪有典 撰八卷四册同治刊本《帝京景物略》[明]刘侗 著《太平三书》[清]张万选 编注十二卷一册顺治间刊本《瑞世良英》[明]金忠 辑五卷五册崇祯间刊本《席刻唐诗百家》[清]席启寓 编六十册康熙间刊本《唐诗类苑》四十卷万历间刊本《琅嬛文集》[明]张岱 著四册光绪间刊本《十竹斋印存》胡正言 篆四卷四册又胡氏篆草不分卷一册顺治丁亥刊本《毛古庵先生全集》[明]毛宪 撰十卷四册嘉靖壬戌刊本《皇朝礼器图式》十八卷十八册乾隆间刊本宝古堂重修《宣和古图录》存第二十三、二十四卷二册万历刊本《玩虎轩本养正图解》[明]焦竑 撰残存一册黄鏻刊又清初印本二卷二册《藿田集》范驹 著十三卷附岳班集范覲著《子华子》程本 著[明]金之俊 评阅十卷二册川南雷鸣时刊《云林石谱》[宋]杜绾 著三卷一册明新安程舆刊本《唐诗戊签》[明]胡震亨 辑二十册明末刊本《唐诗纪》[明]吴琯 编一百七十卷万历间刊本《唐诗纪事》八十一卷二十四册明嘉靖间张氏刊本《唐音癸签》三十六卷十六册明末刊本《燕京岁时记》[ 清 ]富察敦崇 撰不分卷一册光绪丙午刊本《今吾集笔云集》钱曾 撰各一卷一册旧钞本《批点考工记》[元]吴澄考 注[明]周梦暘 批评二卷二册万历刊本《闵刻批点考工记》二篇一册明末闵氏朱墨刊本
《焦氏澹园集》[明]焦竑 撰存四十一卷十二册万历间刊本《新锲诸家前后场元部肄业精诀》[明]李叔元 辑四卷万历甲辰建邑书林存德堂陈耀吾刊本《三侬啸旨》[清]汪价 著五册康熙己未刊本二册《刘随州集》刘之驷 校宋五卷一册 校宋本《梅岩胡先生文集》[宋]胡次焱 撰十卷二册正德间刊本《花镜隽声》[明]马嘉松 选定存九卷二册明刊本《牧牛图颂》释袾宏 辑不分卷一册万历己酉刊本《圣谕像解》梁延年 辑二十卷十册康熙二十年承宣堂刊本《洹词》[明]崔铣 著十二卷十二册嘉靖间刊本《滟滪囊》李馥荣 编辑五卷六册末附《欧阳氏遗书》一卷道光间欧阳鼎刊本《农桑辑要》[明]胡文焕 校补七卷万历壬辰刊本《何大复集》[明]何景明 著三十八卷十二册嘉靖间刊本《月壶题画诗》瞿应绍 著不分卷一册道光间刊本《惠山听松庵竹垆图咏》[清]吴钺 辑四集一册乾隆壬午刊本《春灯谜》[明]阮大铖 撰二卷四册《十竹斋笺谱初集》胡曰从 编四卷四册崇祯十七年刊本《彩印本花史》[明]口口 口辑残存二卷一册《忠义水浒传》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存卷之十一一册嘉靖间刊本《稗海大观》《玉霄仙明珠集》吴子孝 刊二卷嘉靖丁巳刊本《文山全集》[宋]文天祥 撰二十卷十册万历刊本《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明]唐寅 著四卷又外集一卷万历刊本《牡丹亭还魂记》[明]汤显祖 编二卷万历刊本《胭脂雪》[清]盛际时 撰二卷 存下卷二册清内府四色写本《陶然亭》[清]习池客 填词不分卷一册稿本《卷石梦》[清]习池客 填谱不分卷一册稿本《新刻金陵原板易经开心正解》四卷四册万历间闽建书林熊成冶刊本《新锲翰府素翁云翰精华》十二卷六册万历间熊冲宇刊本《新锲两京官板校正锦堂春晓翰林查对天下万民便览》[明]邓仕明 修编四卷一册万历间闽建书林陈德宗梓行《鼎镌校增评注五伦日记故事大全》四卷万历辛卯闽建书林郑世豪刊本《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二卷存上卷一册明末刊本《徐文长四声猿》袁宏道 评点不分卷明末刊本《秦词正讹》[明]秦时雍 撰练子鼎 辑二卷存上卷嘉靖辛酉刊本《国朝词综补》[清]丁绍仪 辑五十八卷光绪九年刊本
附录还包括《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 《清代文集目录》续，《清代文集目录》跋。这些题记和续记让我们感叹，郑先生为我们保存了多么宝贵的一笔财富啊！据统计，抗战时期他为国家抢购古籍善本有3 800 余种。
郑振铎为国家抢救中华文献的行动，以民国二十七年(1938)抢救《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以下简称《杂剧》)事件拉开序幕。该书也是郑振铎在抢救中华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套书，整个《杂剧》的购书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当时郑振铎先生从杨寿祺先生那里得知了《杂剧》的眉目以后，便拜托其代为购置，但由于手头拮据、囊中羞涩，郑先生只得联系到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后者恰也愿意提供购书款。钱的问题刚解决，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此时全本的《杂剧》已被孙伯渊捷足先登，其持书“待价而沽”，表示“非万金不谈”。郑振铎听后说: “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呢!”[15]但是昂贵的价格，令北平图书馆也无力支付，郑振铎只得四处求助，最终得到了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支持，但是款项一时却无法到帐，须先个人垫付。郑先生最后只得通过先向人借贷才购到此书，但该书也是以公费购入的。郑先生藏书的过程是清贫的，为了保存图书常常身无分文，他曾这样写道:“余聚书廿徐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15]
《杂剧》全书包含242 种杂剧，是辑录古代戏曲最多的珍本秘籍，是研究元明杂剧及其作者的重要资料，其重要程度被认为仅次于敦煌石窟经卷和西陲汉简的发现。他自己也曾在《劫中得书记》的新序中这样评价此书：“其实，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最为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不仅在中国戏剧名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16]可见，我们的中华文献是多么的珍贵和重要，一但“丢失”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将之寻回？
郑振铎为抢救中华文献不遗余力，他不惜蛰居在上海，蛰居的生活是孤独、清冷而单调的。郑振铎曾在为《介子园画谱》写的题跋上写道：“大地黑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事，斯世何地，均姑不闻问矣。”[17]简短的两句话就道出郑振铎当时所处的状态和心境。中华文献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藉此后人才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正如他在《民族文话》序言中说到的那样：“我们民族是一个慷慨悲歌，舍生取义的民族；
没有一个民贼，没有一次外来的侵略，能够消灭了、或减低了我们民族的意识的。我们民族必要而且必能继续的生存下去，发展下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把往古的仁人、志士、英雄先烈们的抗战故事，特别是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里的，以浅显之复述出来，当不会是没有作用的”。[18]胡愈之也曾说过：郑振铎“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 “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