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新感觉派小说中的“都市边缘人”形象
时间：2023-03-04 22:50:0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邢 海 蓉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0)
“边缘”最早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意指沿边的地方,是与中心地区相对的存在。后来,社会学借用了“边缘”这一概念,提出了“边缘人”概念。社会学家对这一概念的界定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综合诸多学者的观点,可从三个维度来定义“边缘人”:一是地理学角度的边缘人,主要指远离中心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二是社会学范畴的边缘人，是处于两个群体之间但又不能完全融入任一群体之中的人;三是文化意义上的边缘人，是身处不同文化当中,作为一种文化杂糅的产物的存在,亦或者是被中心文化所排斥的人。本文将结合这三个维度,考察新感觉派小说的都市写作,分析都市中的“边缘人”形象。
在新感觉派小说中,作家用大量笔墨描写了都市的繁华与都市人纸醉金迷的生活。资本家、官僚等都市上流阶级作为都市中心人物为读者展示了五光十色的大都市。但除了这些都市中心人物,新感觉派小说中还有大量都市边缘人物,他们的生活展现了都市的另一面。都市边缘人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身份各异。笔者根据都市边缘人形成的原因将他们分为游走于都市与乡村的都市异乡人、身份边缘化的社会底层群众两大类。
(一)游走于都市与乡村的都市异乡人
二十世纪初,上海快速崛起,江浙及其周边,甚至更远地方的人们,被大上海吸引,纷纷离开故土,来到上海发展。这些都市异乡人正如齐美尔所说“是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可以说是潜在的流浪者”[1],游走于乡镇与都市之间,直面乡土与都市文明的撞击。
施蛰存在给戴望舒的信中说道:“上海这个地方,在现在及将来,都不易存身。”[2]这句话道出了异乡人的生存困境。从乡镇来到上海的异乡人,首先就要面临生存问题。《四喜子的生意》中的四喜子来自盐城,在上海“拉车做工”,卖苦力赚钱,一天到晚到处奔忙,只能勉强糊口。其次,要忍受尊严被践踏的痛苦。阔气的百货商店、亮晶晶的珠宝让来自农村的四喜子感到新奇,使他忍不住驻足观看,但巡捕立刻剥夺了他“看”的权利,将他赶走。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四喜子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整日为了生计奔波劳碌,却依旧无法摆脱贫困,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更别提受尊重、自我实现。最后,陌生感和“非家园”感常常使都市异乡人在精神上产生焦虑和迷茫的情绪。《鸥》中的小陆常常趴在桌上害起“怀乡病”,下班后的他想享受生活,却不知去何处。虽然工作和地位尚可,但在这偌大的城市,他依旧找不到归属感。像小陆这样的异乡人于都市和故乡间徘徊不定,找不到家园的情感体验,隐现出现代主义对于虚无感和荒原感的思考。
“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说的正是都市异乡人的尴尬境遇。地理的迁徙使他们进入都市,然而,无论是物质生活层面,还是精神文化层面,他们始终处于都市的边缘,无法真正融入其中。
(二)身份边缘化的社会底层群众
正如张屏瑾在《摩登·革命——都市经验与先锋美学》中所说,上海“绝非一个均质化的空间”[3],上海有富得流油的资本家,也有诸多底层群众。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但他们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新感觉派小说中的舞女、妓女、底层劳动者等社会群体虽然生活在都市圈,但他们自身并非如这座大都市般体面,他们的身份不能真正被中心都市圈认可,无法真正融入都市圈。
新感觉派小说中有大量都市的底层劳动者,他们没有文化,缺乏现代劳动素养,只能从事低收入高风险的苦力劳动。都市的繁华与他们无关,他们卑微地活着,渴望都市生活,却被各种门槛拒之门外。如卖苦力的四喜子连多看几眼商店的权利都没有。像这样的底层劳动者虽然生活在都市中,但一直站在都市边缘,踮脚眺望都市风景,永远无法融入。
底层男性通常靠卖苦力维持生计,而女性除了做苦工,还会卖笑卖身。新感觉派小说中有许多妖娆动人的舞女、妓女,她们凭出卖姿色谋生,身份备受争议,不被人正眼相待,被排挤在都市的边缘位置。她们为生活所迫从事这些行当,命不由己,人前卖笑,人后落寞。《黑牡丹》中的舞娘黑牡丹美丽、妩媚,男人们争相请她跳舞,但鲜有人注意她“托着下巴,靠在几上”的倦态。她们想要摆脱这个身份,却无能为力。《薄暮的舞女》中的素雯想摆脱舞女的身份,但她除了卖笑,并无其他谋生的手段,只能依附于男人。
相对于资本家、官僚等这些在都市中掌握话语权的都市中心人物,这些挣扎于都市边缘的底层群体被阶层壁垒、职业歧视、经济水平等因素阻隔着,忍受着身心的折磨。他们在都市的底层感受着痛苦,却找不到痛苦的根源,在挣扎中消磨着生命。
无论是地理学还是社会学范畴的都市边缘人,最终都指向了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化。背井离乡的异乡人来到大都市,在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间徘徊,被两种文化边缘化,陌生和“非家园”感使他们焦虑、迷茫。挣扎在都市边缘的社会底层群众虽然身在都市,但其身份、条件并不能让他们真正过上都市人的生活,始终无法融入都市文明。他们在底层卖力地生活,与繁华的都市构成鲜明的对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的“都市边缘人”形象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主要创作来源,既有作家的自身体验,也有来自其他文学流派的影响。
(一)时代的产物
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而上海借助地理优势,迅速发展,逐渐发展成现代化大都市。无数人被上海吸引,纷纷涌入上海。一时间,上海的人口激增,都市异乡人成为上海不可忽视的一大群体。都市异乡人穿梭在乡土和都市、传统与现代间,感受着不同文化的碰撞。他们初入城市,都市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他们在城市中摸索着前进。外乡人的身份使他们常常不被认同、被藐视,久而久之,他们心里承受的压力和痛苦逐渐累积起来,超过心理负荷,他们便开始怀念乡土,试图寻找一丝情感的寄托和支持。但在接受了都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后,他们已经和原有的乡土文明有了隔阂。他们在两种文化间无所适从,被两种文化边缘化,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上海受殖民者的影响,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都向现代化转型,渐渐游离于传统的乡土社会,对劳动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文化、技能、背景的人只能从事边缘化的职业,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他们有的是卖苦力的车夫、帮工,有的是出卖色相的舞女、妓女……这些边缘化的职业往往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收入也有限,职业性质甚至容易遭人鄙视。他们由于身份卑微,生活贫困,在社会中也没有话语权,不被尊重,常常受到白眼冷遇,在都市中艰难前行。
这些都市边缘人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见证者。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时代发展的脉搏、都市发展的轨迹。文学是反映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新感觉派作家聚焦于都市,必然无法忽视都市边缘人这一群体。都市边缘人群体的复杂性和背后隐藏的时代密码驱使着新感觉派作家关注这一群体。他们虽然不是新感觉派小说中的主体人物,却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少了他们,都市写作便不完整。
(二)作家自身的经历
文学家派克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描绘城市:从上面,从街道水平上,从下面。[4]从上面观察,即站在城市之外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都市;从街道水平观察,即身处城市,又能与城市保持一定距离,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审视城市;从下面观察,即揭示城市内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如城市文化、城市人的内心世界。这是现代主义的观察立场,也是施蛰存和穆时英的写作立场。穆时英的童年在宁波的乡村里度过,十岁时随银行家父亲迁居上海,他是带着乡村血统来到上海的移民,后来还做过乡村小学的教员。他在都市与乡镇之间游走,既是都市中人,又对乡村有一定的了解。施蛰存则长年奔波于乡村与都市之间——他出生于杭州水亭址学宫旁老屋,曾先后迁居苏州、松江,于上海求学,毕业后回松江任中学教员,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每周往返于上海和松江之间。他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穿梭,体验了城市与乡村的不同生态。他定居上海期间虽然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居所,但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经历让他有种羁旅漂泊之感,他的精神如无根的浮萍,他始终站在都市的边缘,感到与都市格格不入,试图找到乡村与都市的平衡点。基于对乡村和都市的生活体验,穆时英和施蛰存既能够从上面观察都市,也能从街道水平上观察,还能从下面观察,能较为全面地反映都市与乡土的面貌。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去观察和展现都市和乡村,实现文本与现实的互文。
对于穆时英与施蛰存来说,都市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有繁华的体验,还有着难以言说的疲惫、空虚与寂寞。在都市漂泊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独自承受冰冷的寂寞。他们对都市生活的态度经常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流连于都市物质的丰盛,生活的享受;另一方面,他们又贬斥物质和金钱充塞一切之后带来的人的“异化”。当他们在都市找不到慰藉,记忆中的乡村就成了他们情感的宣泄点。他们怀念乡土,向往慢节奏的生活,向往原始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向往世外桃源般的乡土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感觉派的乡土情结是他们都市情绪的衍生品,是凝聚了理想的一个文化符号。
他们将自己的经历与心路历程融入都市边缘人形象之中,塑造出漂泊的都市异乡人形象,展现对乡村与都市、物质与精神的感悟与思考。
(三)普罗文学的余音
穆时英和施蛰存早期曾站在普罗文学的立场上,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生活。尽管他们之后转变了写作方向,但普罗文学对他们的影响还是延续了下来,他们在展现都市繁华之余也给底层劳动群众留了一些镜头。
1929年前后,“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作家,大概都是为了不敢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5]施蛰存也“转变了”,写下了《阿秀》《花》两篇小说。穆时英父亲因经营股票破产而家道中落,穆时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没毕业就自谋生路。生活的剧变使穆时英感受到了都市的冷漠与势利,他痛恨“流氓的社会”,选择了普罗文学,载寓他对“流氓的社会”的反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穆时英发表了《南北极》系列小说,反映城市底层人物,引起文坛的注意,《南北极》被誉为“普罗文学中之白眉”。[6]这些小说揭示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和困境,流露出作者对底层群众的同情与对都市的厌恶。虽然后来施蛰存和穆时英纷纷转向了新感觉派小说,但普罗文学对他们后来的创作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转入新感觉文学后,虽然施蛰存和穆时英还会时常在作品中描写都市底层人物,但他们已经明显有别于普罗文学,与后来的左翼文学更是存在着明显差异。与普罗文学相同,左翼文学注重文学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忽略文学艺术的真实性和个性。而施蛰存和穆时英加入“第三种人”的阵营中,重视文学的真实性与艺术性,不为政治所左右。新感觉派作家对都市既认同又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令他们企慕,而资本主义机械性和榨取人性自由的一面则是他们强烈批判的地方。因为家道中落,穆时英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他痛恨“流氓的社会”,但另一方面,他出生于富贵之家,纸醉金迷的生活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因此,他对于都市的态度极其复杂,他并非如普罗文学作家一样对都市完全采取批判的态度,他一方面企慕都市的繁华,一方面对都市之恶深恶痛绝,而被都市边缘化又渴望融入都市的都市边缘人正符合他的心理企求。此外,普罗文学家们强调,文学的表现对象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普罗文学倡导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而新感觉派作家则侧重于把握底层人物的个体形象,关注个人的喜怒哀乐,表现对底层群众的同情与关怀。
都市边缘人的身份特殊,构成复杂。通过他们,我们能够更加直观、立体地感受都市,剖开都市的表层,感受都市跳动的脉搏以及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观念。
(一)见证乡土与都市的碰撞
都市的现代化给传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带来强烈的冲击。都市生活的快节奏、机械化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各种都市病症。在中国农业文明的熏陶下,中国人一直以来对土地、田园有着深厚的感情,形成了乡土情结,嵌入到民族的血液和气质里。新感觉派作家也不例外,他们虽身处都市,但内心深处还为乡土自然保留着一席之地。在他们心中,乡土自然是一块净土和心灵的避难所,是都市人最好的退路。但是,这只是新感觉派作家心中的乡村。真正的乡村的确如此吗?《鸥》中小陆的意中人被都市文明改造,早已不复当初模样,而小陆脑海里的家乡或许也并非是真实的家乡,而是经过他加工、美化过的一种象征。在他受到都市文明挤压,感到困扰时,这种思念往往会被激发出来,用以慰藉漂泊不定的灵魂。小陆的乡土情结其实是短暂的精神还乡,是城市人做的一次怀乡梦。“这种怀乡梦实际上是城市文化的一个附件,城市文化将未曾解决的难题推卸到乡村,从而求得了一个诗意的答复。”[7]新感觉派作家同样如此,乡土情结只不过是他们的一次精神逃离,暂时逃离都市,于乡土间寻找精神归宿,但逃离之后还是要面对现实,最后在现实与幻想的落差中陷入绝望与虚无。
都市文明冲击了传统乡土文明,改变了人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落后、闭塞的面貌。但高速度、机械化也对人的精神造成了创伤。新感觉派作家和都市异乡人一样,在都市和乡土之间徘徊,既倾慕于现代化的都市文明,又不满都市的冰冷、空虚。兜兜转转之后,他们开始怀念乡土,但记忆中理想的乡土早已一去不复返,他们的灵魂也无处安放。
(二)揭露都市繁华背后的辛酸
《上海的狐步舞》中说：“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8]这句话道出了上海的真实状态。一方面,上海以现代化都市的面貌示人,看起来光鲜亮丽,令人向往。另一方面,上海还生活着众多底层群众,对他们来说,上海如地狱般可怕。
都市社会物质分配不公,富人剥削着穷人,掌握了社会上的大部分财富,穷人的“物欲”被压抑和被剥夺。小人物的命运在大都市面前不值一提,通过他们的遭遇,新感觉派作家展现了都市的冷漠、势利与无情。
左翼都市小说把上海看成是一个“罪恶的渊薮”,其中有大量对底层人物的描写,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左翼作家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刻画人物,叙述故事,通过无产阶级的悲惨遭遇,揭示资本主义的罪恶。而新感觉派作家远离政治,要做“第三种人”,不为政治所左右。所以,他们在刻画底层人物时并没有从阶级立场出发,也没有去追究造成底层人物生活困顿的原因,只是展现这一类人的生活及感受。左翼都市小说中到处是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场面,叙事场面宏大,刻画了众多类似于工人大罢工这样的群体性的反抗。蒋光慈曾过激地声言:“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不是个人主义。”[9]而新感觉派都市小说里没有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有的是都市人日常生活琐事的叙写,倾向于展现个人,而非集体,也正因此,他们没有组织,没有集体性的反抗,更多的是顺从,偶尔做出个人的反抗,往往又是无力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左翼文学在刻画底层人物形象时带有一定的理想化的引导作用,声势浩大的阶级斗争是对现实中底层劳动者觉醒的期许,而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的底层群众则展现了现实社会中底层群众的无奈与无助感。
社会底层群众的遭遇揭露了都市繁华背后的辛酸与无奈,纸醉金迷的背后是无数底层群众欲哭无泪的嘶喊。他们虽然身处都市,但在物质、地位上被边缘化,忍受生活的困顿、精神的折磨。在新感觉派作家的笔下,这般悲惨辛酸又隐忍的情状惹人同情,同时,引导着世人认识当时的社会现状、思考当时的制度。
(三)隐喻人在商品社会的“物化”
新感觉派小说中的舞女、交际花身份比较特殊,她们也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不同于那些底层劳动者。她们接触着奢华的生活,但她们只是都市上流社会奢华生活的装饰物,或者说是现代都市娱乐商品消费中的“特殊商品”、上流社会的玩物。她们与男性消费者构成了畸形的人际关系与消费模式,男性像选购商品一样随意打量她们,把她们当作随意把玩的物品。新感觉派作家用“石膏”“雕塑”“两座孪生的小山”和“更丰腴的土地”等器物或自然景观来比喻女性的身体,在男性的眼里,女性的身体是可供观赏的物品或风景。女性的青春、美貌、婚姻也被物化,女性用它们与男性做一场物物交换的交易,以换取金钱和物质享受。女性被物化,既是对商品社会的折射,也揭示了男权社会的本质。
都市是把人“物化”的幕后推手,它把原本青春可人的少女一步步变成供男性玩赏的商品。在物质与人性的较量中,人性被物质打败。都市边缘人的“物化”集中展现了处于现代转型期的中国正在面临的困境与边缘人物生活的艰辛,进一步鞭挞了都市之恶。
都市边缘人在都市中无足轻重,他们在都市中游荡,或许有些不起眼。他们就如同蚂蚁,微不足道却又遍布都市的每个角落。通过他们,能透过都市浮华的外表,直击都市的内里。而新感觉派作家对都市边缘人的态度也流露出自己对都市与乡村、物质与精神的态度,体现出自己的创作理念。
尽管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穆时英曾接触过不少底层群众,在都市与乡村中穿梭,对都市边缘人有一定了解,对这样的生活有一定的切身体会,但他们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终究与真正的都市边缘人有一定的隔阂。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都市中心,都市边缘人不过是他们在新感觉派小说中的配角,他们对都市边缘人的刻画也难免浮于表面,对于都市边缘人背后折射出的很多问题仅仅流于空洞的慨叹,而他们的文字又过于执迷于对都市的印象和感觉,普遍缺乏分析的力度和理性的思辨。
(本文是在扬州大学文学院马宏柏教授指导下完成)
猜你喜欢 异乡人底层都市 航天企业提升采购能力的底层逻辑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22年2期)2022-06-01潜行水下 畅游都市车迷(2022年1期)2022-03-29致异乡人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9期)2020-06-08家中异乡人和异乡人之家：《退潮》中的“家”之想象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9年2期)2019-08-24听到乡音（外一首）民族音乐(2019年3期)2019-01-10穿越水上都市琴童(2017年8期)2017-09-04威尼斯：水上都市时代英语·高一(2016年6期)2017-02-27都市通勤Coco薇(2016年10期)2016-11-29异乡人的苦与乐小说月刊(2014年5期)2014-04-19回到现实底层与悲悯情怀小说林(2014年5期)2014-02-28 相关热词搜索：新感觉，形象，边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