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消费发展研究——以消费结构演变为中心

瞿 商， 韩煚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环节，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财政就是脱离生产的几万人的衣食住行的问题，经济就是全边区一百几十万人的生产和衣食住行的问题”(2)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5页。。因此，陕甘宁边区的消费发展是边区财政和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善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生活和消费结构，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抗战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消费史研究多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在其局部执政区域的消费发展，特别是消费结构变迁的研究，仅零星体现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金融、财政等方面的研究中。本文旨在考察陕甘宁边区如何通过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发展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发展消费合作社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边区党政军民消费结构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消费发展的宝贵历史经验。

关于发展消费的重要性，1941年，毛泽东曾指出：“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19页。然而，陕甘宁边区的消费发展面临着生产落后、脱产人数多、物价飞涨，以及经济封锁、进出口失衡等诸多不利的内外部因素。

(一)内部因素

消费与生产密不可分。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条件下，生产的种类和数量直接决定了消费的总量和结构。陕甘宁边区是土瘠地薄、农业技术水平落后的高原山区，抗战期间又遇连年灾荒，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的发展。根据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的统计，全面抗战初期陕西农村每户有地10亩以下的自耕农占全村户数30%(4)左健之：《从物价高涨说到抗战中的民生问题》，《解放》1940年第97期。。大多数农民，在缴纳佃租以后可用收入所剩无几，有时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一般情况下，陕西农民的收入，丰收年份每亩良田可收1石粮食，普通8斗，次者6斗；
歉收年份，良田可收6斗粮食，普通4斗，差者只有2斗。人民收入十分有限，广大贫苦农民饥寒交迫。由于收入不足，绥德县峨峁峪村14个农户在共计34次的借贷中，因为衣食特别是食不足而借贷的高达16次，为添买耕畜的有3次(5)丽水：《陕西绥德县峨峁峪村的借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1945年第2期。，衣食、农用品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绝大部分。

陕甘宁边区脱产人数多，人民负担较重。由于抗战和革命的需要，脱产人数持续增加。皖南事变前，党政军供给主要依靠国民政府的外援。皖南事变后，外援断绝，党政军吃的差、穿的薄，生活极端艰苦。1941年以来，边区每百人至少养活4个脱产人员，1944年达到将近9个，加重了人民负担，生活改善艰难。

陕甘宁边区物价指数居高不下。物资匮乏、通货膨胀，是战时物价的一般规律，再加上边币发行带来的波动，边区无论是物价总指数还是各消费类别的物价指数均持续上升。以延安市为例，物价总指数以1937年上半年为100.0，1942年上涨至9904.0。虽然日占区、国统区主要城市如天津、成都等批发物价总指数也呈现上涨趋势，但整体低于延安市(表1)。在具体消费类别中，边区日常消费支出的食物类、衣着类、燃料类等物价指数持续上涨。除衣着类以外，基本上均高于国统区的物价指数(表2)。价格“猛涨影响购买力下降，生活指数上升，于公则财政预算冲破而膨胀，于私对贫苦消费者受到超额商业利润剥削，生活无保障”(6)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第321页。。

(表1) 1937—1942年延安市、天津市、成都市物价总指数对比

(表2) 1937—1942年陕甘宁边区物价指数变动情况

陕甘宁边区消费合作事业发展滞后。消费合作社虽然在全面抗战初期实现了社数、社员增加及股金增多等方面的发展，在供给日用品、推销土产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发展主要取决于边区政府的政策安排，带有明显的“官办”性质，其业务与人民的要求有一定的脱节，人民参与积极性不高。1937—1939年6月，边区消费合作社经营了964600元的日用品，输出土产173400余元(7)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互助合作)，第114-115页。，仍与人民的消费需要相去甚远。为平抑物价，边区发动平价运动，但因边区工业产品质量与人民消费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且个别公营商店存在投机行为等原因，收效甚微。因此，大力发展消费合作社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二)外部因素

全面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贫困，亟需休养民力以支持抗战。为此，边区极力争取外援以减轻民负。1937—1940年，党政军生活消费的主要来源是边区的财政支出，而边区财政收入中的51.6%-85.79%是由国民政府发给边区的中央协款、八路军军饷和国外华侨、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所组成的外援(8)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3、8页。其中，中央协款是指中共中央从国民党向八路军发放的军费中拨出以补助边区财政的部分。。边区消费对外部的依赖极大。国民政府按八路军编制4.5万人发放军饷、服装和其他物资，每月经费法币55万元。其中，分配给延安中共中央和机关、学校30万元，八路军总部和3个师各5万元，其他5万元(9)喻缦云：《在红三军团和八路军总部做后勤工作的经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后勤工作·回忆史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25页。。随着党政军人数激增，这些有限的经费根本无法解决供给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供给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难的”(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76》，第619页。。1940年底，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对边区实行“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许进边区”的经济封锁。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彻底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军饷，频繁制造反共摩擦。除消耗品外，棉花、铧、铁、布匹等必需品禁止运入边区，食盐、皮毛、甘草、毛织品等土产则以各种办法阻止运出边区。边区与国统区之间的货物流通几乎完全断绝，华侨等爱国人士的捐款与医药、生活用品等支援抗战的物资也被迫中断，边区消费发展面临严峻的局面。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说：“要在今天这样严密的经济封锁条件下，解决穿衣吃饭问题，那可不是一件一般的难事！”(11)邓加荣：《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陕甘宁边区入超严重。全面抗战初期，边区市场分散程度极高。绥德市及其周边广阔的区域均是商品消费区域而非生产区域，商业贸易主要由外埠商户或本市大商户购入工业制成品，再直接或间接地销售给广大消费者(主要是农民)。这些工业制成品主要是布匹和以洋火、颜料、糖、烟、迷信品为主的其他日用品。其中，洋布占全部进货的70%-80%，其次为杂货(颜料、衣着、燃料、化妆品、文具、纸张、迷信品等)(12)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第262页。。1936年，绥德同昌丰进货总额69880元，其中土布仅占12%，其余均为外货。二行恒和昌进货总额31636元，其中土货仅占7%，余亦外货。由于经济落后，边区内部物资供不应求，进出口严重入超，生活必需品的对外依赖程度非常高。1943年，根据分别代表边区外来消费品最多、中等和最少的延安南区、三边地区和清涧辛家沟三个区域的人民消费量的调查资料，延安南区每人平均消费外来品价值(除去运费及商业利润后的金额)为8240元，三边为7770元，辛家沟为1240元。以总人口数的均值计算得出全边区所需外来品价值共计83亿元，再加上党政军所需外来品价值80亿元，所需外来品总价值163亿元以上。而党政军民的购存量至少是其消费量的一半，故输入品价值总额至少为245亿元。与此同时，边区输出品总额仅为185亿元(1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第55页。。因此，以边区各地平均消费量估计，边区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严重入超的失衡状态。

在常年入超的同时，陕甘宁边区产品价格也往往低于边区外产品价格，进一步扩大了边产与进口必需品的价格差，二者之间呈现剪刀式的畸形状态(表3)。在边区外部消费品价格上涨而边区内部粮价不涨的情况下，剪刀差加大，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表3) 1937—1942年陕甘宁边区食盐出口与土布进口的价格剪刀差

这些不利于陕甘宁边区消费发展的内外因素，使边区“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学生的吃穿用住，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14)王恩茂：《南泥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203页。。全面抗战初期，边区党政军消费，以八路军留守兵团为例，“在给养方面我们每一个指战员每天只有五分菜钱，一斤半粮食。以当时市价每元只能购买蔬菜三四十斤，清油只能购买二斤，柴火只能购一百斤。假如每连人以一百人计算，每天只有五元的菜食钱。如果按照每人每天需要二斤蔬菜，五钱油，与两钱盐，和共需二百斤柴火计算；
那末，每天要买到蔬菜就买不到油盐柴火，要买到柴火油盐就买不到蔬菜了，吃猪肉则根本谈不上。且有时，因粮食接济不上，经常发生吃饭不饱的情形”，“当时是很少见到一个衣上不打补丁的战士……有的夏天穿棉衣，冬天穿短裤；
有的落雪天气赤脚下操，有的连破烂的皮带裹腿也找不到”(15)萧劲光：《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期。，“某团有半数以上的人没有鞋穿”(16)齐礼总编：《陕甘宁边区实录》，延安：解放社，1939年，第169页。。人民生活也极端艰苦。1941年，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形容以前的人民生活情况，“如果跑到农民家一看，一间破窑，两只破缸，缸里甚么没有，炕就是一堆土，靠煤火过夜”(17)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总论)，第45页。。1945年，彭德怀在边区参议会上也说，边区“过去土匪多，要饭的多，许多老百姓没有裤子穿”(18)《彭副总司令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5年1月2日，第2版。。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改善党政军民的生活和消费结构，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巩固群众基础的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展生产是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改善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发展生产，轻视消费”到“扩大生产，注重消费”的转变。全面抗战初期，边区经济发展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发展生产之上，对发展消费的关注程度不够。皖南事变后，边区党政军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发展消费逐渐得到重视。1944年，任弼时将边区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总结为“经济建设大体有两方面的任务——生产和分配(消费)，即生产必需物资，并将它适当地分配给消费者”(19)任弼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1944年4月)，《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8页。。1945年，毛泽东在劳模会上说，“不生产，没有大米、小米、棉花、棉布，阎王请你喝烧酒，死路一条”(20)《谢觉哉日记》(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3页。。可见，中国共产党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对发展消费的重要性的认识明显提高。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21)毛泽东：《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1939年6月1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7页。。为此，陕甘宁边区制定一系列以发展生产为主的政策措施以改善党政居民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水平。

(一)开展党政军民生产自给运动

首先，发展党政军生产自给。八路军留守兵团率先开展打草鞋、种菜、养猪、打柴、开磨坊等生产运动，在短期内该团就实现了每人分配三双草鞋，某旅甚至自给了布鞋。开展粮蔬生产后，部队将每月的伙食费结余用于定制冬衣，冬天的毛衣、手套、毛袜均由部队生产自给(22)齐礼总编：《陕甘宁边区实录》，第170页。。耕地种菜、看牛、养猪、喂鸡，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日常生活(23)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我与陕甘宁边区：李培福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第39页。。这时党政军生产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补充和改善物质生活，并不是为了解决一般消费需要，消费结构的改善程度还很有限。1939年，毛泽东“号召全边区人民及各机关部队工作人员广泛发展生产运动”(24)《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政府等关于发展生产运动的紧急通知》(1939年2月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6册，第88页。。194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发展生产，准备自给”的“半自给”方针。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的几万工作人员，正式开展生产自给运动。这一时期，党政军的生产运动主要是以农业为主(2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415页。的小范围集体劳动生产。1941年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后，边区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和事业经费完全由党政军自己解决。党政人员在不妨碍工作及学习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参加生产，主要采用家庭生产与个人业余生产相结合的方式；
军队实行军垦屯田政策和部分的兵工政策，将日常训练与生产劳动分开。1942年边区高干会后，边区党政军生产自给的基础逐渐巩固，生产自给的目标也从“克服困难，实现自给”发展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26)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1页。的指导下，边区大生产运动逐渐发展为以工商业为主，且逐渐转变为个人劳动与集体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党政军消费迅速从半自给向基本自给转变。

其次，发展人民生产自给。陕甘宁边区全力贯彻以农业为主的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增加边区粮食生产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边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积极发展和奖励生产。对贫雇农予以大力帮助，推进诸如耕牛、农具的互助和种子的发给等工作。对于能自给有剩余、向富农发展的个体农民，以合理的累进税加以调节。边区颁布奖励手工业生产的条例，推广植棉以保证纺织原料自给。在对种棉农户免收公粮的同时，组织纺织业的民众互助合作。边区先后涌现了诸如陈家楼子的纺织合作社、乌阳区的家庭纺织变工、南区的小型工厂和冯云鹏的轮流各村织布等适宜当地的纺织生产组织形式。

(二)发展公营经济

公营经济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军队、学校经营的农工商业，“是直接保障党、政、军人员的生活资料及其事业经费的供给的”(27)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9页。。发展公营经济的重点是提倡与资助边区特有的中心富源且对于党政军有益的事业，比如盐、煤油、毛棉、药材等日用必需品等，使之在生产上与手工业及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形成密切联系。为发展党政军消费，在通过生产自给发展公营农业的基础上，边区根据集中领导、统一计划、合理分工的原则，大力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公营工商业。

在公营工业方面。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主要集中在工业原料及工业必需品的输入。1938年，为解决各种日用品的困难，边区开始创办带倡导性质的公营工业，加强对石油、煤矿的开发，分别创办或恢复了工艺实习厂、造纸工厂、农具工厂、肥皂厂、皮革厂和纺织厂等。如难民工厂生产的毛棉织物十分精致，逐渐发展成为边区纺织业中心。绥德的公营纸厂，足供当地印刷之用。皮革厂走向半机械化，生产的去毛与带毛的衣服，均为自制且价格低廉，符合大众要求。化学工厂生产肥皂、粉笔、墨、榨油、酒精、染料和火柴等。虽然大多数公营工厂均为小规模经营，但产品已可满足边区的部分需要。公营工业“使我们逐渐减少对于外地的经济的依赖性，以达到半自给与完全自给的地步”(28)张闻天：《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1943年4月20日)，《张闻天文集》第3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

在公营商业方面。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政军的消费需求，除去部分粮食自给以外，不足的部分均依靠外部输入，由中央贸易局向边区外采购，主要包括服装、布匹、棉花、纸张、文具、染料、卫生与通信材料以及其他日用品等。公营商业是单纯采办性质的。1938年春，边区中央贸易局改组为光华商店，在以采购党政军供给物资为主的同时，对外营业向市场供应部分消费品。光华商店通过输入必需品调剂延安市场，输入品的销售价格低于一般私人商店价格十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二，客观上起到了平抑延安物价的作用(29)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第134页。。1942年边区高干会议后，为平衡进出口，边区物资局将贸易方针调整为“大量推销土产，换进必需的物资与外汇，限制消耗品、迷信品进口，以相对稳定金融物价，保证供给”(30)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第7页。。公营商业有计划地增加运销到边区之外的土产的数量，特别是盐、药材、木材等，相对减少边区外必需品的输入，限制和禁止如纸烟等非必需品的流通。边区公营商店快速发展。边区城市商业快速发展的趋势说明以机关部队学校的集体消费为主的集中消费大量增加(31)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第20页。。

(三)发展私营经济和消费合作社

陕甘宁边区农工业的日益发展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在发展私营经济方面，边区实行“对外调剂，内部自由的政策，也是发展私营商业，反对统制垄断的政策”(32)林伯渠：《把握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2月27日)，《林伯渠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年，第214-215页。，奖励私人商业，保护私有财产，保障贸易自由，促进商品流通。1941年，林伯渠提出“在生产事业中我们是以农业为主，在经营的性质上则是以私营为主”(33)林伯渠：《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第二届边区参议会)》，《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97页。，确定了发展私营经济是发展边区消费的重要环节之一。

私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一起组成了遍布陕甘宁边区城乡不同性质的商业。消费合作社作为边区合作商业的主要形式，是最早开展的合作事业之一。消费合作社成立以前，边区人民买卖均受到商业资本的剥削，向商人购买货物时，不仅数量不足，且价高质低，而卖出剩余产品时，则卖不出价格来。“为了便利我们广大的劳苦群众自己买卖货物，减少可以节省的支出，增加应该得到的收入，我们需要在经济上有组织地联合起来——成立与扩大我们自己的消费合作社——抵制商人的过分剥削”(34)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互助合作)，第100页。。1941年，林伯渠在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提出，要“健全消费合作社，使能平抑物价，改善人民生活”(35)林伯渠：《把握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2月27日)，《林伯渠文集》，第215页。。通过消费合作社的管理和经营，以低于商人的价格买入人民所需的消费品，以高于商人的价格贩卖人民生产的各种土产。此后，延安南区合作社提出发展合作社的新办法，由合作社在农村统计全年各种必需品的消费数量，并保证以低于市价的价格现价供给必需品(36)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商业贸易)，第218页。。1942年，边区建设厅根据南区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消费合作社的业务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变为由人民自我主导。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施一系列发展生产、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尤其是1942年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边区党政军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均出现了一定的改善和提升。

(一)党政军消费结构的演变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

发展生产自给运动后，陕甘宁边区党政军的消费结构逐渐改善。薄一波回忆：“我们到延安吃的、穿的、用的许多东西都是在大生产中生产出来的。从前方回到延安相比之下，我们感到延安的生活非常之好”，“等我们去延安，也有一套很好的衣服。……吃得也不错，平时还可以分些点粮吃，有时还可以吃到梨子。冬天能用木炭烤火。这些都是富春同志领导杨家岭中央机关生产的结果”(37)薄一波：《在纪念李富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李富春》，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年，第9页。。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不仅保证了蔬菜和肉食的自给，还解决了夏天每人增发一套单衣，冬天发毛衣、棉鞋、棉袜。1944年，部队开荒20余万亩，共收细粮3万石。三五九旅生产细粮2万石，除实现了自己吃粮的全部自给以外，还向边区政府缴纳了1万石公粮(38)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生产自给)，第13、24页。。三五八旅、独一旅等其他边区部队做到了粮食大部分自给，蔬菜全部自给，部队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39)《贺龙传》编写者：《贺龙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

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公营经济的基础。公营经济的供给量，“依1942年的计算及1943年的预算看来，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包括公粮在内)”(40)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59页。。1944年，随着边区党政军生产的多样化，公营商业“凡生活用品与日用必需品均有经营，经营形式有18种之多，解决了供给上的用品问题”(41)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生产自给)，第24页。。公营经济凭借相当集中的资本和高度组织的能力，将新式的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及民众的集体资本结合起来，使公营商业的商业网与私人商业及消费合作社密切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了边区的内外流通，对于打破国民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陕甘宁边区党政军的生产自给和公营经济的发展，农工商业逐渐恢复，党政军的“购买力大大提高，莫不纷纷到市场上购买过节物品。市场热闹异常，出售中秋月饼的广告到处皆是。‘三八’妇女合作社今年新制的广东月饼，各机关前往订购者已有300余斤……一分利饭店，腌制有各种肉类、香肠，售给各界作为中秋菜。魁兴盛亦特由光华农场运来许多美酒，市场口马路两旁已成为瓜、果贩的集中地”(42)《衣食丰足购买力提高，市民准备欢度中秋》，《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第2版。。

发轫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供给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特殊时期实行的分配制度。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过供给制分配有限的资源，供给方式逐渐从上下统一的平均供给标准发展为按党政军的不同层级进行配给。1945年，边区财政厅《经费供给工作经验的简单总结》报告指出：“经过抗战八年，特别是从1942年以后四年的发展，在边区生活费的分配上，已逐渐地根据边区各种组织成员条件之不同，分别的订出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标准。按目前现行的，概略算来，当在十类四十种以上。”(4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343页。党政军的供给标准不断提高，实物供给的对象趋于具体化和多样化，粮食、衣被、生活用品种类逐渐丰富，改善了艰苦战争环境下党政军的消费结构(表4)。战前军队“睡在硬邦邦的炕上，没有草垫铺，每人只有一条棉毯可以盖……伙食极其简单：小米和白菜，加上一点羊肉，有时有猪肉，这就是他们通常的饭菜”(44)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59页。。到1945年，军队“伙食、马草、办公和装备用费已达到部份或大部份自给，有的部队每人每月吃肉8斤”(45)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人民生活)，第47页。。

(表4) 1937—1944年陕甘宁边区党政军供给标准

消费结构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陕甘宁区边党政军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供给制的初步规范与完善为新中国成立后党政军供给制的实施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二)人民消费结构的演变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

陕甘宁边区实施劳动互助政策，调剂农户间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使耕种、锄草、收割等工作开展便利，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明显提高，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37—1945年，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从862.6万亩增加到1520.6万亩。粮食总产量不断增长，从1937年的126万石增加到1944年的200万石，1945年因天旱，部分地方歉收，产量受到一定影响(46)1937年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数据来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人民生活)，第24页，1944、1945年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数据来自林伯渠：《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政府工作报告)》(1946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卷，第17页。。其中，1943年首次实现了人民食品消费自给有余，粮食总产量达到184万石，除消费162万石外，尚有余粮22万石(47)《边区生产展览会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3年12月4日，第1版。。1945年，边区大部分农民已经做到了“耕三余一”(48)耕三余一是指农民耕种三年的粮食产量，除自给消费以外，还可剩余一年粮食。。农业生产发展以后，“边区外物价涨，边区物价平涨……边区内外物价悬殊”(49)《谢觉哉日记》(下)，第762页。。

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极大丰富了陕甘宁边区的食品种类，除盛产谷子、糜子、豆菽类等谷物之外，也盛产枣、梨、石榴、核桃、苹果、洋芋、白菜、萝卜、番茄、木耳等菜蔬果类。莲花池池盐、无定河流域晒盐、定边枸杞、三边甘草等的产量也得到提高，这对于解决边区食品短缺问题和改善食品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陕甘宁边区纺织生产互助组织将棉花纺织成布或以棉花换纱，调剂棉花，供销土布。延川县的合作社以2斤棉花置换1斤纱，解决了人民无纱可纺的问题。按市价收买土纱，分发给纺织所与生产社做原料(50)郭水源：《延川合作社半年来工作发展与改进》，《解放日报》1943年8月5日，第4版。。绥德沙滩坪合作社团结纺妇提高了纺纱质量，纺纱收入帮助解决了一部分贫困人民的生活困难(51)《绥德沙滩坪合作社团结纺妇提高生产纺纱收入解决群众生活困难》，《解放日报》1943年8月5日，第2版。。各生产合作社主要生产皮大衣、棉军衣、中山服、毛呢、土布、土纱、棉鞋、夹鞋、线袜、铜扣、麻纸、染布、墨水、油灯、饭锅、瓷碗盆、肥皂、牙粉、公文箱、文具、粉笔等服装和日用品。这些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边区人民对衣着和生活用品方面的消费需要。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或供给有余，或经过一个时期的生产也能完全自给(52)任弼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1944年4月)，《任弼时选集》，第311页。。

随着农业、轻工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有了买进卖出的能力。私营经济的独立性增强，市场、集市、消费合作社快速发展，带动了陕甘宁边区的商业繁荣和市场活跃。新市场不断产生，旧市场不断扩大，很多停业的商店恢复营业，全边区的城市都增加了新的商店(53)齐礼总编：《陕甘宁边区实录》，第21页。。1936年延安市各种商店123家，至1943年发展到473家(54)林伯渠：《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政府工作报告)》(1946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卷，第17页。，成为商品集散之地。各地集市亦逐渐恢复和建立，并逐渐发展到遍布边区，仅关中分区即新增七处集市。延安出现了真武洞、李家渠集市，绥德出现了土布集市、辛家沟等新型集市。消费合作社发展速度也远超全面抗战以前。它从边区外购入人民的生产资料及日用必需品，以满足社内人民买卖货物的需要，减少可以节省的人工和开支；
同时输出土产，增加人民收入，抵制投机操纵和过分剥削。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陕甘宁边区的阶级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很多贫雇农上升为中农或富农，富户数量增多，中农和富裕中农成为边区农村的主要阶级成分(55)林伯渠：《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政府工作报告)》(1946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卷，第18页。(表5)。与此同时，边区人民的负担相对来说在不断减轻。1941—1945年，边区分别征收农业税20万石、16万石、18万石、16万石、12万石(56)林伯渠：《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政府工作报告)》(1946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卷，第17页。。与生产和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负担是相对减轻的。

人民的消费结构逐渐得到改善。1943年，安塞县农户每月吃肉五次，馍或面条六次，每年更换新衣两次(57)安塞：《高凤成革命前饥寒交迫，现在全家丰衣足食》，《解放日报》1943年9月27日，第2版。；
志丹县农户每月平均吃肉三四次，每三天吃面两次，每日炒菜用油二两，每年买布50丈做夏冬新衣(58)志丹：《李成志生活富裕》，《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4日，第2版。。除食品、衣着消费以外，其他生活用品消费也在增长，“雪花膏”也有人擦了，女人头上出现装饰品(59)马宁：《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生活》，《新华日报》1940年3月14日，第4版。。延安裴庄乡农户，荞面、黄米饭、米面馍已成为家常便饭，逢年过节也有猪肉、白面、酒等。1938—1943年，裴庄乡农户的总消费率和人均消费量均不断增加，消费结构逐渐升级。其中，恩格尔系数从1938年的64%下降到1940年的52%，在1941年短暂提升后又逐渐降低到1943年的57%；
布匹消费占比不断增加，从17%上升到31%。1941年以后，农户消费减少的直接原因是1941年移入大批难民，而难民相对较为节约，故1941年消费结余多于1940年。1940年人均消费量最大(1.88石)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政府封锁造成边区工业品与农业品的剪刀差，导致布价昂贵。1940年用布量仅比1939年多49.1丈，但用费却多4.45石，而1941年较1940年多221.6丈，用费却少92.43石。实际上，按照对食粮和布匹两项每年人均消费量进行统计，人民的消费水平是处于上升趋势的。1938—1943年，边区人均粮食消费量分别为0.87石、0.97石、0.9石、0.9石、0.9石、0.93石，人均布匹消费量分别为1.91丈、2.0丈、2.0丈、1.93丈、2.2丈、3.0丈。由此可以看出，边区人民不仅改善了消费结构，而且出现了消费结构升级的现象，生活已经从饥寒交迫转变为基本饱食暖衣(表6)。

(表5) 绥德分区清涧县新社区辛家沟村1940、1943年不同阶级成分的变化及其消费对比

(表6) 1938—1943年延安市裴庄乡农户消费统计表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了党政军民的消费结构，提高了消费水平。1943年2月，毛泽东在发给周恩来、林彪的一封电报中说：“边区在渡过财政难关的基础上，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60)《1943年2月9日：毛泽东关于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等问题给给周恩来、林彪的电报》，2013年2月9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19/c356496-20532118.html，2022年1月1日。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说：“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18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绝大部分；
去年还只自给蔬菜50%，今年就自给了100%：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
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分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61)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9-930页。由此可见，在发展生产以后，边区消费除实现数量、种类的增加以外，无论是各消费类别在总消费中的占比还是各消费类别内部的质量都实现了显著的发展。李富春、刘景范等其他边区领导人先后做出了关于边区“丰衣足食”的论述(62)论述出处诸如：“用李富春的话说，就是把‘丰衣足食’的口号变成了实际”、“我们边区的老百姓过着经济繁荣和丰衣足食的生活。而敌占区，则被敌伪敲诈抢夺的民不聊生”，参见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6、268页；
“农民是家家户户粮食满仓，六畜兴旺。部队、机关、学校的干部、战士、学生的供给标准也大大提高，到一九四五年边区军民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参见刘景范：《回忆林伯渠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光明日报》1981年6月26日，第2版。。然而，囿于制约消费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及整体经济水平较低的时代局限性，“丰衣足食”的论述与边区消费发展的客观事实仍存在较大的出入。这里的“丰衣足食”实际上是指边区党政军民的“饱食暖衣”(63)高岗：《为实现陕甘宁边区新时期施政纲领而斗争》，《解放》1941年第129期。，是与全面抗战前边区“衣不蔽体，食不饱腹”(64)黄克礼：《从典型村的调查看出新经济发展状态》，《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3日，第2版。的艰苦生活的对比，与现在的“丰衣足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消费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的，在“‘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着胜利’”(65)李富春：《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解放》1938年第90期。的原则下，将党政军开展零星的生产自给运动发展为普遍性的、大规模的生产自给运动，努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努力发展公营经济、私营经济和消费合作社等，从而为边区实现消费自觉有序、独立自主的发展、改善党政军民的消费结构、提高党政军民的消费水平奠定了物质基础，为坚持抗战并最终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边区消费发展实现了从盲目自流向自觉有序的转变

全面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消费发展是盲目自流的。边区消费市场建立在小私有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政府没有对农民生产的种类和数量进行有效地指导和调节，市场处于一种自由放任、自然发展的状态，投机商人、高利贷者、兼营商业的地主和巨富操纵消费市场，囤积居奇，高价售卖。同时，人民(特别是农民)也因为不了解市场需求而进行盲目生产，容易受到操纵和剥削。皖南事变后，边区进口困难，城市商人抬高工业品价格，农民要么不去城里买货，要么同样抬高农畜产品价格。边区内部市场的工业品、粮食、猪肉价格均飞涨。通过开展党政军民的生产自给运动、发展公私营经济和消费合作社等一系列举措，边区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农工商体系。此外，边区政府发动平价运动，将商店存货卖出，抽出资本后加紧运盐出境，购入棉花和工业原料交给工厂生产，将工业制成品廉价卖给农民以平抑工业品价格，再吸引农民进城卖粮，将粮食廉价卖给城市以平抑粮价，以此实现边区整体物价的稳定。西北财经办事处、边区物资局、边区贸易总公司、盐业公司等共同对党政军民的生产和消费进行管理和调控。边区消费发展逐渐从盲目自流转为自觉有序。

(二)边区消费发展实现了从被动依赖外部向主动独立自主的转变

全面抗战初期，在生产方面，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落后，棉纺织业也尚未发展起来，只有少量的食盐、甘草和皮毛出口到边区外部市场。而在消费方向，边区人口快速增加，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对外部市场布棉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多。人民消费主要依赖于边区外产品，党政军消费也主要依靠国民政府的拨款进行配给和少量的粮食自给，不足的部分通过与边区外部市场进行贸易来解决。在这种供需特点之下，边区进出口严重失衡，消费发展的对外依赖度甚高，在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下出现极端困难。

随着农工商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边区逐渐打破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稳定了消费市场，独立自主的消费因素不断增加。在边区贸易方针从部分管理转变为全面管理后，对外贸易主动性也得到增强，“由历年来的入超转变到出入口快要平衡”(66)赵棣生：《边区财政经济的新面貌》，《解放日报》1945年1月4日，第2版。(进出口接近平衡)。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剪刀差也在缩小，“进口的布价和出去的盐价平衡，进口的东西不比我们出口的(价格)高”(67)陈云：《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12月1日、2日)，《陈云文集》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边区经济逐渐摆脱对外的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68)任弼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1944年4月)，《任弼时选集》，第311页。，边区消费也随之从被动依赖外部走向独立自主的主动发展道路(表7)。

(表7) 延川拐峁村农民蓝凤城的家庭消费及其消费所占边区内部和外部市场的对比

(三)边区消费发展实现了党政军民互动性的增强

“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69)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8页。。陕甘宁边区在发展消费工作中坚持“军民兼顾”和“公私兼顾”(70)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十二月十五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新华日报》1945年1月1日，第3版。两个原则，密切党政军民关系。边区党政军依靠生产自给和精简节约处理生产与消费、开源与节流之间的关系，直接减轻了人民负担，也带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人民生产增加后，缴纳的各项税收增加，也间接提高了党政军的供给标准。公营经济向经营制转型后面向人民销售多种多样的消费品。消费合作社基本上从“包办”过渡到“民办”，从脱离群众转为联系群众，显著提高了人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公私经济一同收集土产品以调剂内部市场，保证了边区内部盛产物资能够外销而不致于因价格下降使人民遭受损失，同时换回边区不能自给的消费品，使缺少物资的地区不致于物价飞涨，有效调节了市场供需，平抑了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党政军与人民之间的消费互动不断增强，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附注：本文受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3151224121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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