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

杜 敏 李 泉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数字工业以及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技术共同改变着世界生产与生活样态。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西方学者把“数字时代”生产力因素形成的生产关系变革与发展趋势融入资本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愿景的构建中。21 世纪后的科学技术进步以及“非物质化劳动”类型涌现，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开始生长出新的社会关系“萌芽”。2009 年，美国学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连线》杂志发表文章《新社会主义》（The New Socialism），明确了新“萌芽”的社会主义属性，引起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再探讨。文章中，凯利用“数字社会主义”（Digital socialism）概括数字革命以来在经济、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新的社会主义因素，将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囊括于“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中。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必然被不断发展着的生产力所突破，如同“现代魔法师”用法术呼唤出来了“魔鬼”却无法再控制这个“魔鬼”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7 页。一样。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数字化的变迁已经在资本主义土壤中产生了新生产关系萌芽。数字社会主义以极具符号化的意义验证着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数字社会主义是否真正预示着资本主义自然变化的必然性中“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促进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65 页。国外学者有着不同看法。

21 世纪初期，发达国家网络技术对日常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消费方式的变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监控下个体自由新存在领域的生长。长期从事数字经济和新自由主义批判的英国学者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认为，互联网中的个人也可以抽出空闲时间在网络中参加集体项目，进行相互合作。网络空间的集体活动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市场交往，人们可以从市场的直接约束中解放出来，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礼物”。巴布鲁克乐观地认为美国社会正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在《网络共产主义：美国人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取代资本主义》一文中，巴布鲁克指出：“网络共产主义如今在美国已是家常便饭。网络用户自发地采用更愉快、更有效的方式一起工作。美国人不是在摧毁市场经济，而是在进行取代资本主义的缓慢进程。”3Richard Barbrook,CYBER-COMMUNISM: How the Americans are Superseding Capitalism in Cyberspace,Science as Culture,vol.9,no.1,2000.在文章中，巴布鲁克借用马克思的“两个绝不会”理论来说明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的生产力最终消灭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性形式，即“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趋势。自2009 年凯利提出“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范式以来，数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价值与反资本主义精神首先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赞同。反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凯文·卡森（Kevin A.Carson）把凯利的数字社会主义称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对社会主义“一个完美的恢复词”。卡森在2016 年出版的著作《桌面管理国家：个人和网络的抗衡力量》中指出，“整个社会稳定的多数人都转变为不侵犯原则，按照本质上相同的自由意志主义法律规范运作，并有一些模范的自由意志主义制度，这可能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接近‘乌托邦’字面意义的地方。”4Kevin A.Carson,The Desktop Regulatory State: The Countervailing Power of Individuals and Networks,Center for a Stateless Society,2019,p.325.卡森以罗斯巴德式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为理论基础，借助于数字社会主义理论范式，为自由市场社会主义寻找空间，同时将无政府主义向左扭转。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克里斯蒂安·福奇斯（Christian Fuchs）和澳大利亚信息统一理论的研究组（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 Research Group）塞巴斯蒂安·塞维尼亚尼（Sebastian Sevignani）提出并详细地分析了数字革命中形成的共产主义萌芽。福奇斯和塞维尼亚尼认为数字劳动体现出劳动力非商品化倾向，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产品的共同拥有和控制等因素，1Christian Fuchs and Sebastian Sevignani,What Is Digital Labour? What Is Digital Work? What’s their Difference? And Why Do These Questions Matter 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Triple C,Issue 2,2013.使基于共产主义的社交网络平台成为可能。

除对数字革命、信息社会带来的社会主义变革充满信心的乐观派之外，也有学者认识到了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大数据建构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观等现实基础制约着数字社会主义乌托邦转变为革命实践行动。白俄罗斯学者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分析、研判了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对数字社会主义未来走向的限制。莫罗佐夫首先肯定了作为资本主义市场原则的“价格”指标之外还存在着非价格的认知系统即数字反馈系统，2莫罗佐夫非价格“认知系统”的内容理解为“非价格知识”。后者可以对市场机制和反馈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莫罗佐夫对数字社会主义发展的视角集中于数字化对信息化时代资本主义“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重新塑造。原本数字革命的技术加持可以促进市场机制更加有效、更加可行，因为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与市场越来越数字化后，建立新市场以及修复现有市场变得更容易。3Evgeny Morozov,DIGITAL SOCIALISM? The Calculation Debate in the Age of Big Data,New Left Review,Issue116/117,2019.不过，现实却是数字社会主义没有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甚至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效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必然造成对“非价格知识”的污染，从而导致社会协调模式的失灵。莫罗佐夫意识到数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非常肯定地认为在“硅谷私有制”下，数字社会主义“激进民主”不可能发生制度转型，因此强调左派应该专注于“保护和扩展不同社会协调模式的生态”，从而避免陷入“保守派”的诅咒。4Evgeny Morozov,DIGITAL SOCIALISM? The Calculation Debate in the Age of Big Data,New Left Review,Issue116/117,2019.意大利约翰卡波特大学学者多纳泰拉·德拉·拉塔（Donatella Della Ratta）指责莫罗佐夫在“反馈基础设施”中重新争取所有权问题上的软弱性，指出莫罗佐夫忽略了“反馈基础设施”由少数科技巨头来控制的基本事实。正因如此，拉塔对知识共享的数字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知识社会化的知识社会主义不可能与社会主义画上等号，网络平台知识的开放性访问和维基经济学也不会走向数字社会主义。拉塔的悲观态度源自她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网络世界殖民化的深刻洞见。拉塔指出：“硅谷的平台资本主义不仅戏剧性地改变了共享经济的整体意义，将曾经快乐地合作的志愿者同伴群体变成了沮丧的无薪或低薪劳动力大军，现在不得不应对意想不到的发现——公地被商品化和剥削的灾难性后果。”5Donatella Della Ratta,Digital Socialism Beyond the Digital Social: Confronting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with Ethics of Care,Triple C,vol.18,no.1,2020.与莫罗佐夫等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强调非竞争性、离散、无限扩展等意识形态话语，关注焦点集中于资本主义语言和想象力之中的商品象征性和非物质性有所不同，拉塔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超越非物质性和抽象性，即关注主体性的物质生产和这种物质生产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1Donatella Della Ratta,Digital Socialism Beyond the Digital Social: Confronting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with Ethics of Care,Triple C,vol.18,no.1,2020.

除上述对数字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两类态度外，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倡导者中还存在着较为温和且中庸的看法。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迪米特里斯·布卡斯（Dimitris Boucas）为代表的数字社会主义学者既不否认数字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也没有对数字社会主义现实盲目乐观。布卡斯首先承认确立数字社会主义轮廓的概念化操作是可能的，同时也不否认数字社会主义立足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根基的现实环境，所以他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前提假设是将数字社会主义概念化向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上的投射。布卡斯坚持认为：“尽管目前形式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没有达到以技术发展来实现解放的承诺，但数字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然而，它的前提是对数字资本主义现有基础设施的彻底改造，以及用户对数字技术参与的改变。”2Dimitris Boucas,Theory,Reality,and Possibilities for a Digital/Communicative Socialist Society,Triple C,vol.18,no.1,2020.

数字社会主义是数字革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催生出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呈现了数字革命时代虚拟网络形式、数字生产劳动等方面的生产与生活变革。尽管数字革命暂时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颠覆性的革命，但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关系萌芽已经破土而出。建立在数字革命基础上的数字社会主义在市场、伦理等方面诠释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崭新的理论类型。

20 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在民族解放的浪潮中从一国发展到多国，掀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尽管经历了苏东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思想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中一次次爆发出新的生命力。与20 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运动相比，21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突出表现为借助于议会斗争形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其中以拉丁美洲的“21 世纪社会主义”最为典型。此外，在数字革命背景下，左翼学者发展出了“去意识形态化”的数字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数字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有别于20 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从科技发展的生产力层次发现并挖掘出社会主义因素的潜在张力，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中，乐观且自信地拥抱社会主义梦想。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与政治变革保持距离，理论与实践的差距让数字社会主义思潮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同时，数字社会主义的实践方案也不断酝酿。

数字化的技术变革，表明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预示着财富的极大丰富，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为可能。伊朗裔英国左翼学者亚伦·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在《全自动化豪华共产主义》一书中指出，数字革命形成了基于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绿色能源技术、太空旅行、3D 打印、基因治疗与编辑等“信息的日益丰富”的“全自动化豪华共产主义”社会。在数字技术推动下，这次工业革命可以通过技术革命很快使人类克服物质稀缺性问题，“将最终掌握潜在的信息节奏，以克服几乎所有形式的疾病，养活世界上100亿人，同时减少而不是增加我们星球的生物能力。”1Dimitris Boucas,Theory,Reality,and Possibilities for a Digital/Communicative Socialist Society,Triple C,vol.18,no.1,2020.巴斯塔尼声称在技术的变革中实现共产主义比政治上更可行、更准确。他明确指出：“这里使用‘共产主义’是为了精确；
其目的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工作被消除，匮乏被富足取代，劳动和休闲融合在一起。”2Aaron Bastani,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Verso,London New York,2019,p.50.

莫罗佐夫欣赏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和托马斯·拉姆格（Thomas Ramge）在《大数据时代重塑资本主义》（Reinventing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Big Data）中提出的“物质丰富”的观点，同时发扬了拥有数据丰富的市场可以赋予人类直接相互合作的观点，并进一步着眼于塑造“协调社会模式”的市场决策关系。舍恩伯格和拉姆格坚持维也纳学派市场分析的学术传统，把市场理论框架从“价格”拓展到“价格—信息”双重维度。莫罗佐夫认为《大数据时代重塑资本主义》对市场的分析依旧是保守的，他们受制于“法律与竞争”的市场模式与逻辑，因此正在失去对消费者精准定位和信息把控。为了能将数字革命成果推向左转，莫罗佐夫提出了三项措施来识别社会问题，推动数字社会主义理论模型建设。第一，团结“两个发现程序”，即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和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属性的反馈基础设施。第二，设计“非市场”。莫罗佐夫试图纠正哈耶克社会控制论模型和比尔的资本主义社会递归秩序结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多层次关联性弱化了外围因素所出现的问题，而信息技术可以帮助多元化的决策主体进行决策，丰富社会决策方法。莫罗佐夫乐观地认为“一旦社会协调从价格体系的沉重意识形态包袱中解放出来，就没有充分的理论借口假定公共机构在管理复杂性方面总是不如私人机构”。3Evgeny Morozov,DIGITAL SOCIALISM? The Calculation Debate in the Age of Big Data,New Left Review,Issue 116/117,2019.第三，“分散规划”。莫罗佐夫借鉴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萨罗斯（Daniel E.Saros）“工会社会主义”的思想，利用大数据时代消费者的数字身份消费卡提供需求信息的相关经验，精准计算消费需求和倾向，再由生产者对生产数量微调，并由工会委员会决定每种产品收费价格，形成系统管理员、科学家和技术官僚阶层共同参与的民主决策基础上的分散规划模式。

福奇斯和塞维尼亚尼赞扬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塑造自己的社会媒体做法，主张数字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建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综合政治战略，把现有的数字劳动力转移到以共享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媒体革命。具有政治革命意义的政治战略目标是提供一个能够取代脸书的、非商业的共产主义替代品，吸引包括脸书用户在内的所有用户转移到替代平台；
另外还需要将活动家的网络平台斗争转化为一场社会运动，即利用工人阶级自己的平台来联络活动家，利用现有的商业平台来联系用户，并准备从企业平台上撤离，以形成可以挑战现有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的组织架构。1Christian Fuchs &Sebastian Sevignani,What Is Digital Labour? What Is Digital Work? What’s their Difference? And Why Do These Questions Matter 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Triple C,Issue 2,2013.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彻底变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没能发生如同20 世纪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运动的实践效应，但不能阻挡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依旧进行着的各种可能的实践尝试。2020 年，福奇斯在《交流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的一文中，从传播社会学的角度把数字社会主义的共享资源传播理解为资本主义异化传播的替代方式。为此，福奇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转化为社会制度框架以及为所有人实现美好生活的政治运动形式。他甚至为数字社会主义政治变革提出了指导性原则：避免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技术辩证法、社会主义的传播政治在政党和社会运动的层面上运作、通信领域工人的联合阶级斗争来战胜传播资本主义、工人对通信经济生产手段的集体控制等。2Christian Fuchs,Communicative Socialism/Digital Socialism,Triple C,vol.18,no.1,2020.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中失去主体性现象的理论批判。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把批判的视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西方学者在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同样关注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异化问题。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命题是数字劳动产品的共享以及数字劳动本身的属性问题。就后者而论，数字社会主义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行替代方案，更没有成为社会变革的现实成果，因此西方左翼理论界对依旧存在于资本主义土壤当中的数字劳动是否扬弃了异化劳动属性的问题，不乏持悲观情绪者。

福奇斯和塞维尼亚尼明确表示：数字革命中的数字劳动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劳动，网络平台为创造商品和利润的数字劳动提供条件，然而它们却为私人公司所拥有。福奇斯和塞维尼亚尼以马克思异化劳动为理论基础具体分析了数字劳动中人的异化情况，驳斥了对数字劳动克服异化的盲目乐观倾向。第一，数字时代劳动产品的异化。尽管数字劳动者从娱乐和非强制的动因出发参与互联网、数据平台的数字生产，制造有使用价值的信息数据；
用户所有在线时间也都成了生产性实践，由用户创造的知识、数据本身与生产者的大脑不可分离，但是其对象化为数据平台信息后，被商品所殖民，成为可以给私人带来利润的使用价值。第二，数字劳动中的异化还体现在劳动工具的异化问题上。福奇斯和塞维尼亚尼认为，在依托脸书这样的数据平台的数字劳动中，平台本身和用户的大脑是其主要的劳动工具。大脑的异化表现为在脸书的消费群体中通过广告来散布意识形态，构建虚假需求和消费欲望，从而为资本家创造利润。数字劳动所依托的数字平台是劳动者所依赖的重要工具。在私有制的背景下，拥有、控制服务器、技术等数字平台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家而不是用户或劳动者。用户只是“经济穷人”，他们在股东控制和拥有财富的制度体系中无法获得平台经济红利，也没有权力变更网站的规则，1Christian Fuchs and Sebastian Sevignani,What Is Digital Labour? What Is Digital Work? What’s their Difference? And Why Do These Questions Matter 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Triple C,Issue 2,2013.即数字劳动是在资本控制下完成。第三，劳动对象的异化。福奇斯和塞维尼亚尼以脸书为例提出数字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经验。用户注册脸书账号，同意隐私政策和使用条款后，即是让渡了自己对数据的经济利益，而脸书可以拥有这些数据来进行原始积累。脸书通过相应的法律申明，将用户的数据信息与其控制权相剥离，造成了用户与劳动对象的异化。

由于数字社会主义投射的现实背景依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体系和消费市场，劳动者不是用马克思所说的“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劳动力也不是被当做鲁滨逊式的“社会劳动力来使用”，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6 页。所以大多学者认为数字劳动的异化劳动属性依旧存在。而且异化不仅表现为福奇斯和塞维尼亚尼所说的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结果上，还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劳动本身中。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3 页。从劳动时间的视角来考察，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提高的正相关关系可以促进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其逻辑结果是个人用于休闲和发展的时间增加，“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89～190 页。但是这一结果并没有在数字时代实现。保加利亚索非亚国家与世界经济大学赫里斯托·普罗丹诺夫（Hristo Prodanov）认为在数字化时代体现着生产生活节奏的“时间”处于不断加速状态。在普罗丹诺夫看来，人类既是生产主体也是消费主体，在数字时代的技术驱使下，人们越发表现出“忙碌”和“不耐烦”的情形。为了能赶上数字时代的步伐，越来越多的人“努力快速改变他们所投身的事务，同时处理若干件事情，他们越发处于对某些事情无能为力的感觉中”。5Hristo Prodanov,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ime,Economic Alternatives,Issue 2,2020.

除“忙碌”和“不耐烦”以外，数字时代人们不安全感的情绪焦虑充斥着生活世界。拉塔肯定数字时代人们之间的交流便捷化，但还不能算是一种自由环境，因为“自由环境和创造力似乎被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压力、抑郁和交流所困惑”。6Donatella Della Ratta,Digital Socialism Beyond the Digital Social: Confronting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with Ethics of Care,Triple C,vol.18,no.1,2020.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学者还认为，数字时代的现实焦虑表现为因缺乏物质根基从而导致数字社会主义期望的更少工作、更多时间、更多社会参与、更多自主生产和更多休闲等承诺迄今还没有实现，7Dimitris Boucas,Theory,Reality,and Possibilities for a Digital/Communicative Socialist Society,Triple C,vol.18,no.1,2020.加之数字时代的“工作”向日常生活的“休闲”不断侵蚀，以及工作更加灵活和模块化导致个体缺乏安全感的情形更加明显。布卡斯认为数字时代不但没有发生马克思和高兹所假设的培养个人创造性的良好局面，反而“个人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单体，一直在寻找新的社会化形式，而这些社会化形式不是提供安全和福利，而是增加了人与自我之间以及人与他人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社会系统，尽管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手段来与同伴沟通和互动，却还是产生了不适和孤独”1Dimitris Boucas,Theory,Reality,and Possibilities for a Digital/Communicative Socialist Society,Triple C,vol.18,no.1,2020.。不过，在数字社会主义未来发展中，布卡斯肯定了回避数字技术并不可取，主张依托后工业社会主义—人文主义理论，通过引入集体与社会生产因素来变革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与其接触的方式，可以克服目前异化状态，从而走向数字社会主义应当具有的理想状态。

当然，数字社会主义并不是重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而是通过新的社会关系和劳动属性诠释数字变革中扬弃异化的可能。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甚至以积极的革命热情寻求扬弃异化的社会变革路径和方式，并作出理论尝试和预测。

数字社会主义是数字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产物。由于数字社会主义的立足根基是资本主义新技术条件下的工业体系和私有制结构，数字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之初便伴随着对其属性定位的思考。乐观左翼学者意识到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变革，从而不断发掘其中埋藏的社会进步因素。当然，对数字社会主义这一提法也有存疑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变革发生之前，这个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更高的生产关系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悲观主义者反对乐观派对数字社会主义的盲目信仰，主张应当从社会制度变革的角度进行社会革命的实践努力，为新的生产关系创造条件。无论如何，数字社会主义思潮反映出了西方国家进步学者和左翼力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暂时性特点充满信心，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充满期待。数字社会主义理论以敏锐的洞察力发掘资本主义的变革因素，寻求社会制度变革的替代方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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