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述论
时间：2023-03-23 14:25: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李佳哲，刘福会，王珊珊
(河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1)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作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为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通过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党培养了大批优秀党员干部，奠定、巩固了党的组织基础。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从教育内容、教育经验、教育效果等方面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总结和研究，对推动当前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培养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光辉胜利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重要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为了红军的健全和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1]，可见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军队建设和革命斗争中具有普遍性意义。当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开辟的第一块根据地，无论所处的社会环境，还是面临的主要敌人，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更加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发展有生力量，增强工作能力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沦陷区从无到有的创造，不仅范围广大，而且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故而需要大批党员干部充实到各个岗位，但是从当时情况来看，既有党员干部不能满足日益高涨的工作需要。一方面，当时的党员干部数量比较缺乏。根据现有档案史料可知，在根据地初创之时，“边区行政委员会平均一个处不超过5个干部，40个县政府中科长、科员仅有规定的一半，区公所的干部缺少三分之一”[2]。由于人员短缺，现有党员干部不得不超额承担纷繁复杂的工作内容，即便如此，县级以下的工作还是不能有效执行，“往往顾此失彼，有时对工作操之过切，把完成工作时间估计太短，实际上无法完成，更形成许多中心工作堆在一起”的复杂局面[3]78。同样，军队党员干部也面临这种情况，“不仅军区基础部队的下级干部被要的精光，就连稍有战斗力的炊事员、饲养员也被群众拉去，领导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4]，可见党员干部的缺乏十分严重。另一方面，部分党员干部的素质和工作能力未能达到革命斗争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提高。例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大部分党员干部来源于当地的农民，其文化水平有限，对党的政策、理论缺乏基本的理解，结果导致部分新发展的党员和新提拔的干部不能有效地将党的各项政策灵活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特别是考虑到不断出现的伤亡减员情况，需要发展和培养更多的具有较强领导能力的党员干部。
(二)改善工作方式，提高思想觉悟
成功开辟根据地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深入广大乡村，在此情况下，党员干部不仅要有力回击敌人的进攻，而且要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从而使八路军能够在具有复杂关系的乡村中真正立足。但是受到前期秘密工作作风的影响，部分党员干部未能迅速地适应敌后大规模农村工作的需要，开展工作的方式存在明显落后。“譬如，秘密时代的宣传工作很简单，今天根据地的宣传工作，应该不止限于写传单标语、小册子，而要领导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了。组织部的工作应该不止限于调动干部、考核干部，还应注意领导权工作了”[3]22，但在实际中，这些工作还远未得到有效开展。例如，根据地的很多群众工作仍局限于“狭隘的圈子里”，未能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形成密切的联系。此外，根据地在前期发展党员的过程中存在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的现象，导致很多新加入的党员和新培养的干部在思想觉悟上仍有很多不足，“有好些县区的乡村支部里党员‘盛气凌人’，或摆着共产党员的‘架子’去命令群众，欺侮群众，或只图私利，不顾及群众利益”[3]69，甚至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走到群众的对立面，这些情况加重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问题的严重性，为党在全新的农村环境中开展抗日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使其从思想觉悟上产生实质性提高。
(三)突破敌军封锁，坚定革命意志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自创建之初便时刻处在敌人的环伺之下，尤其是随着根据地在后方战略支撑地位日渐加强，其受到的打击也日渐猛烈。从1938年9月起，日军为实现“中夺武汉”“南取广州”的作战目标，调集3万余人“北围五台”，妄图一举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又提出“治安肃正”方针，意图通过围剿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同时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使匪军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之所”[5]，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遭遇了日军大规模军事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时期，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2月，日本军队在华北地区先后开展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通过实行“大编乡”“集家并村”制造“人圈”“无人区”，对根据地进行了持续扫荡和反复围剿，逐步“蚕食”着根据地的范围。面对日军的扫荡和围剿，根据地的抗日活动面临严重的困难和威胁。例如，在反扫荡初期，受到客观恶劣环境和部分干部错误观念的影响，地方武装力量曾出现破坏群众纪律，以及逃散叛逃的情况。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平西工作向北方局的报告》和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记载，由于反扫荡斗争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平西地方武装在1940年的反扫荡斗争中瓦解，其中一部分逃散，一部分叛变，雁北游击队到灵丘敌区某村游击时，擅自将一家悬挂日本旗的小铺掌柜当作汉奸，并对其货物予以没收，来改善部队给养，严重违背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基本政策。这些情况说明，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坚定其革命理念和斗争意志，否则将无法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围剿和打击。
1940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察冀边区党委先后下发开展干部教育的决定和指示，系统地部署了抗战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执行中共中央及北方局决定的基础上，又根据实际情况对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做出详细规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一方面，要让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初便确立起来的根本指导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是所有党员干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尤其是延安整风以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坚持从革命实际出发，不仅强调党员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且着重破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学习，强调“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6]，而是为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正确方法，以求得革命问题的真正解决。另一方面，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过思想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全面了解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使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永葆较高思想觉悟，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率领八路军进入华北敌后开展革命斗争以后，特别是在实际中出现同人民群众相脱离的问题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过思想教育促使党员干部关心群众生活，例如，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刘少奇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洛甫的《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等文章，以破除头脑中存在的“党老爷”“党官”思想，使党员干部真正从思想上深刻领会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教育目的是使党员干部能够坚定政治方向，准确把握党的基本政策，从而有效应对各种新局面。在教育内容上，首先是对党员干部进行阶级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已经由土地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转变为抗战时期的民族战争，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国内某些矛盾必须给予适当的解决，其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7]，这说明，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需要作出适时转变。“三三制”政权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了适应全民族抗战而建立的民主政权，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晋察冀边区阶级政策的调整。为了让党员干部认识到“三三制”政权对团结各个阶级联合抗日的作用，根据地对党员干部开展阶级教育成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不可少的内容。其次，政策和策略教育也是根据地党员干部政治教育的重要构成。在1941年杨尚昆做的《根据地建设中的几个问题》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党必须加紧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的单纯化现象”[3]21，而且要在党员干部的正式教育中设立相应的课程，同时“党校、训练班、群众团体的训练班都应该添设政策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应当研究政策问题，党的刊物应该多多讨论政策问题”[3]23，力求通过开班授课、问题研究、理论探讨等多种途径有效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从其结果来看，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教育效果，根据地党员干部对政策及策略的领会深度和把握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三)文化教育
文化教育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补充，主要针对根据地文化程度较低的党员干部。从当时党员干部受教育水平看，“在过去十年内战时代，在白区，因为白色恐怖，广大党员干部没有读书的环境。在苏维埃区域的时期，战争频繁，也不容易找到教材，因此许多党员干部也没有机会和时间去读书”[8]；
到抗战时期，由于根据地发展培养的党员干部多出身于基层民众，其本身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导致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在文化水平上均不是很高，有些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不必要的失误，甚至出现过将“铁的纪律”理解为“犯了纪律用铁打”的笑话。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有关决定开展了广泛的文化教育，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要求，规定那些本身不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党员干部首先要提高文化水平，着力消除文盲现象，而有一定文化水平但水平不是很高的干部，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阅读理解能力，来不断扩展知识领域。通过这些基础性文化教育，党员干部积累起开展理论学习和政治学习的文化基础。在文化教育的具体安排上，根据地按照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而非职位高低，将需要接受文化教育的对象分为初级和中级两个等级，其中“初级班为不识字及粗识文字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高小程度为合格，中级班为已有相当高小程度的人而设，学至大体相当于中学程度为合格”[9]149。学习的科目主要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数、自然、社会、政治等，并且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学习的方式主要是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同时，为了提高党员干部对文化学习的重视程度，根据地提出“战士与干部的文化学习应该看成同政治学习一般重要”[3]99，在文化学习上党员干部不应有任何轻视或糊弄的心态。在严格的要求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党员干部掀起了学习文化课程、消除文盲的热潮，大幅度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对思想政治理论的理解水平。
经过系统、严格的思想政治教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政治能力、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不仅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而且有利于党组织和军队的政治建设，实现了党员干部之间、党员干部和群众、部队和地方的空前团结，从而为敌后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同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其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做法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以制度保证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
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初便极为重视的根本性建设，它有效地保证了党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战争年代，若没有制度性的保障，根据地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有效开展。自1938年1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初，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便通过了《文化教育决议案》，确定了根据地军政干部教育的基本原则。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边区政府又先后发布《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全面巩固组织工作的决定》《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等相关文件，全面建立起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学习、考核、奖惩制度体系。在管理制度方面，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设有教育处，下设教育科，专门负责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
与此相衔接，在区、县各级部门也设有相应的科室负责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督导和检查。在学习制度方面，根据地建立了自修学习制度，要求“在情况许可的情况下，各地方或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在情况不许可的地方和部门，学习时间可以伸缩”[9]149，但决不允许放弃学习。为了保证学习活动能够始终保持，中央及根据地规定，在审查鉴定干部时应把学习情况如何作为审查党员干部的标准之一，建立相关的审查制度。同时，对党员干部的学习效果实行定期的考核、测验，并制定有效的赏罚制度，通过树立典型模范的方式激发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正是通过这些系统的制度建设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得以有效开展，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学以致用，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并提升学习效果
自1941年延安整风以来，全党已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去能动的改造世界”[10]，这意味着共产党员学习教育的最终目的仍要投身于革命实践，接受革命实践的检验，只有学习的内容对革命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才达到了预期学习目的。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明显的学以致用特征，尤其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对增强党员干部工作效率，提高军队作战能力，改善党群关系产生积极作用。所谓学以致用，主要是指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要坚决破除教条主义、文牍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束缚，坚持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例如，党员干部在学习党的敌伪政策时，应该将敌伪政策的学习同对敌人动向的了解以及对敌伪军内部情况的搜集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生动而正确地运用政策。二是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党员干部的自身实际出发，强调学习的内容适合自身文化基础，满足自身工作需要，坚决避免“一刀切”和操之过急的情况发生。为此，根据地提出的口号是“干什么学什么”，实行的政策是根据党员干部文化水平分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力求做到“学习一个问题就要了解一个问题……不仅从书上了解，并且要从实际具体问题上运用”[3]98。正是在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引领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党员干部教育形成了“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要关照现实，既要排斥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又要杜绝脱离理论指导的抗战现实”的教育思路[11]，从而有效提高党员干部的学习质量。
(三)发挥领导“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
从角色定位来看，“关键少数”是“党的路线方针的宣传者和落实者，是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一言一行都时刻影响着周围的群众”[12]，因此，抓“关键少数”历来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领导干部的积极参与和模范表率有效地促进了教育活动的进行。为了提高领导干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根据地一方面对领导干部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完成常规学习要求，而且还要积极参加各种干部会议、活动分子会议以及各种政策报告会，同时学习的内容也更加丰富、高深，基本上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哲学、时局与任务、战时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党的政策等各个方向的知识，力求通过多种机会全面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另一方面，根据地强调领导干部对本部门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负有监督和领导责任，“他们应该把这一工作当作自己业务的一部分，一个机关，一个团体，一个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就是该机关、团体、部队一切在职干部的学习的校长与教员”[9]719，通过给予领导干部学习与监督的双重责任，促使他们在推进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总之，晋察冀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开辟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在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作出了积极表率，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经验是党在百年发展史上取得的宝贵财富，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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