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画家在重庆地区的艺术活动及相关美术研究

马 刚， 杨 坤， 陈 丹

(内江师范学院 a.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b.范长江新闻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0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的局部抗战。1937年7月7日，日本攻打北平卢沟桥和宛平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失守后，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作出了迁都决定。1940年9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抗战时期，国画家在美术运动轰轰烈烈的大潮流中，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美术，逐渐延伸到成都、昆明、贵阳周边等地，甚至更加偏远的地方。美术视觉文化在空间上形成了新格局，在理论探讨和艺术实践上出现了新的语汇。其艺术的感染力丰富了起来，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构。国内美术界社团、美术群体、组织几乎都来到重庆。毫无疑问，重庆成了中国美术界整合全国美术运动的中心。

(一)抗战时期重庆国画发展的背景

南京、上海和武汉相继失守后，重庆的战略性地位逐渐凸显出来。1937年11月12日，“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
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在迁都之前，有关重庆美术教育发展的资料极少。但在历史上，就整个巴蜀地区而论，出名画家的数量不少。耳熟能详的有唐五代时李思训、李昭道、吴道子、孙位、黄荃及宋代的苏轼、法常等。迁都后，重庆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中心，各美术院校、美术群体、美术家都来到重庆地区，使得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美术的中心，容纳了来自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不同艺术观念和师承的艺术家。

从20年代末至国民政府迁都以前,美术社团有 1929年的“遗真艺术社”以及1931年的“艺术家俱乐部”。重庆成为具有全国性的美术团体和美术院校的集结地以来，主要的书画社团有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国文艺社、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中华电影界抗敌协会、墨画社、励志社、七月社、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重庆市文化界救亡联合筹备会等。社团协会组织举行抗日宣传，举办抗战展览和文化演讲，举行义卖和募捐活动支持抗战，以各种形式的文艺活动慰劳抗日军队，在宣传抗战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重庆成为全国各地文化人士、书画家和学者的活动地。大众熟悉的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陆俨少、林风眠、张善子、张大千、李可染等国画名家几乎都来了重庆。他们在抗战中为国画的新活力和新突破带来了新的契机。其中有一批油画家转向了中国画的创作。陈抱一敏感地发现了这种变化：“大概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后以来，我们曾在一些展览会中，看到一些洋画家们所尝试的中国水墨画……例如，王济远、刘海粟、徐悲鸿、汪亚尘等等，都似乎早已转入了这个倾向。那个时期以来，他们的洋画作品好像渐次潜跃归隐，而代之出场的，却是另一套水墨派头。或者可说甚至也有些人却已完全回转到中国水墨画的道路上了。”[2]

重庆成为美术展览和美术创作的圣地。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7月至1946年6月，在重庆举办的各类美术展览约320次。其中，全国性美术团体、机构主办的展览达30多次。”[3]73张善子、张大千、徐悲鸿、黄君璧、关山月、关良、赵望云、傅抱石、叶浅予、吴作人、杨建侯、张聿光、黎雄才、王琦、刘铁华、赵少昂、赵无极、陈树人、吕凤子、陈之佛、丰子恺、倪贻德等都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或义卖助赈展览。其中司徒乔、傅抱石、张善子、张大千、赵少昂、黄君璧、关山月、伍蠡甫、张聿光等都举办了两次以上个人画展。几乎每个月都有各类展览，每天的参观者达数百人，甚至数千人。

重庆成为国画家对内对外交流的中心。作为大后方的重庆，对内与相邻的西南地区和全国各地的美术活动有着导向性的作用。对外与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有着命运的共通性，特别与苏、美、英、法、印等国的美术交流更为频繁。如徐悲鸿、张善子、张书旂等都是从重庆出发到海外举办个人画展和艺术交流活动的，来自国外的画展都是在战时的陪都举办。战时重庆地区为国画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为国画宣传抗战提供了重要场所。

(二)抗战时期重庆国画家艺术活动

中国画经历了几次艺术思潮的大讨论，但自20世纪以来一直备受质疑和评判的困惑。面对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新图式，国画家们感到彷徨不知所措。但他们既坚守传统绘画和中国艺术精神，也在试图改变。不管是徐悲鸿、林风眠倡导的“改革派”，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等岭南画家主张的“折中派”，还是像金城、陈师曾、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家坚持的“传统派”，他们都在为中国画寻觅出路。抗战时期，中日不可调和的矛盾加剧着国画家们的思考，抗战需要民族的凝聚力。国画家积极地寻找用一种传统技法来表现新图式、新观念，抗战宣传画就此应运而生。当一种新的笔墨趣味呈现出来后，它就悄然无息地在中国美术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国画家们极力地以各种方式表达爱国热情。在举办的劳军美展、义卖筹资等活动中，他们都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如1936年的“中西画社”和“黑画文艺社”。在同年11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中，许多都是以宣传抗日为主题的作品。1937年初,丰中铁发起组织了“重庆木刻研究会”，主要成员有丰中铁、刘鸣寂、严叶语、谢代、胡夏畦等人。他们的作品也是以宣传抗战为主题的元素居多。1938年4月，在郭沫若的号召下，傅抱石在武汉参加了救亡宣传工作[4]。1938年6月12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之后举行了大量的木刻活动，并定期开办“木刻训练班”。在短时间内举办了三次大型的“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他们出版发行木刻书刊和制作宣传传单等。8月，武汉失守后，“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迁往重庆继续进行木刻抗战系列的创作和宣传。同年8月，由刘文渊、刘剑鸣等人发起组织了“国光书画社”，其宗旨是研究书画。这种以谋求艺术的发展、纯粹地探讨书画发展的社团，在重庆轰炸阶段被迫停止，其影响力不是很大。

1939年11月，为推动抗战美术事业的发展，沈逸千、赵望云、叶浅予、鲁少飞等联合国内美术组织，成立“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会”，由沈逸千任总干事。为获得第一手资料，该会建立了由沈逸千任队长的战地写生队，奔走于前后方。战地写生更好地反映了画家深入战场，和军民同舟共济。1940年2月，由沈逸千率领的“战地写生队”访问延安，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摄影、速写和绘制木刻像、收集根据地抗战军民的形象资料，开展抗战宣传。这也是沈逸千、赵望云在绘画思想上转变的开始。

1940年4月，由中华全国美术抗敌协会、中国文艺社、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以募款的形式在重庆联合举办“劳军美术展览会”，共展出1000件国画、书法和油画作品。参加展览的有张大千、张善子、徐悲鸿、黄君璧、赵望云、陈之佛、谢稚柳、张书旂、吴雅辉、叶楚伦等人。此次展览募集的费用，都移交给前线部队。

规模最大、作品最多、参观人数最多的是1942年12月25日至1943年1月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一楼和二楼举办的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此次展览有大小陈展室20多间，参展的国画家有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陈树人、李可染、丰子恺、关山月、伍蠡甫、许太谷、吴一峰、汪亚尘等。张道藩还作了《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概述》，详细介绍了展览的细节。展览分古代和现代两部分，前一部分包括书画、甲骨文、漆花、铜花、玉花、长沙出土的楚漆器等275件；
后一部分包括书法、雕塑、图书、工艺、建筑设计、摄影、模型等，有1660余件作品。其中书法作品33件,有马衡的篆书、戴传贤的《国父论革命精神文》、商承祚的殷周文字、童作宾的甲骨文。国画作品184件，有徐悲鸿的《落花》、傅抱石的《寒松》、张大千的山水画、李可染的《牧牛图》、赵少昂的《心迹双清》、吕凤子的《四罗汉》、常书鸿的《陈女士》、丰子恺的《村居好》、关山月的《松月》等。油画作品57件,有林风眠的《桌》、艾中信的《省坪坝小景》、吴冠中的《静物》、艾青的《过街桥》、赵无极的《少女》、唐一禾的《女战士》、董希文的《赶场天》、李有行的风景等。雕塑作品32件,有刘开渠的《少女像》、王炳照的《肖像》、王临乙的《大禹浮雕》等。此次展览到1月10日停展，展览近半月，参观人数达14万人次。因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吴国桢等国民政府领导人参观的需求，于1月11日特展一天，他们参观近两个小时。整个展览门票收入四万五千九百七十元五角五分，全数送交全国慰劳总会作为文化劳军之用。各种社团交流活动频繁，展览会、义卖会等连接不断。“艺术宣传救国”宣传画、各种展览、书画创作丰富了抗战美术，为抗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举办展览等各种活动的频率之高是前所未有的。

在个人画展方面，张书旂于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嘉陵宾馆举办画展，将近三分之二的作品被售卖，得法币1万元，全部捐给张自忠部队作为军费使用。同月，董寿平也在嘉陵宾馆举办了个人画展，也属于义展，展出董寿平早期所画的精品，展览现场订购的作品达100多幅，所卖现金同样捐给抗战的将士。伍蠡甫于1941年1月1日至3日举办了“献机画展”。此次展览在中苏文化协会的支持下，展出作品近百幅，卖画所得都捐赠给政府作为购买飞机之用。诸如此类的每次义卖的展览，都有众多国画作品参展。1945年1月6日在夫子池励志社举行的当代名家书画联展，有张大千的山水、沈尹默的行楷、马衡的篆书、张聿光的花鸟人物、邓白的花卉等。1946年春，李斛的个人画展在重庆举行，徐悲鸿参观画展，颇感欣慰，题词赞叹“以中国纸墨用西洋画法写生，自中大艺术系迁蜀后始创之，李斛弟为其最成功者。”[3]250徐悲鸿为其题词：“中国画向守抽象形式，虽亦作具体描写，究亦不脱图案意味。李斛弟独以水彩画情调写之，为新中国画别开生面。”[3]250

廖科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书画艺术年谱》一书中统计，1937至1939三年期间的展览就达到23次，以募款援军的公益性展览和书画家之间的交流展为主。1940年以后，相关的展览开始增多。王琦在《时事新报》发表了《中国美术学院美术作品展览观感》一文。他说：
“以重庆而论，去年一年一共举行了113次之多，平均三天一次。”[5]据统计，1940 年举办个展 8 次、学校展览 3 次、艺术展 4 次、抗战画展 7 次(其中油画展览 1 次、木刻展览 2 次)、抗敌漫画展览 11 次、献金劳军美展 8 次、届数展 1 次[6]，展示了人们对和平和生活的信念和对抗战胜利的渴望。同时，三四十年代也是中国美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画开始寻求新的变革，为中国美术史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篇章。

1937年10月，徐悲鸿随中央大学来到重庆。这一时期，徐悲鸿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抗战和劳苦大众的作品。其中，《巴人汲水图》源于他所住的嘉陵江北岸。每日他都要过江至对岸沙坪坝中央大学上班。每次看到一行行挑水的汉子，触动之下，创作出这幅传世之作。这幅作品在构图、人物刻画上匠心独运。在造型的处理上，他一贯采用写实的表现方法，是抗战时期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直接体现。1938年，在香港展出时，该作被评论家誉为“五百年来罕见之作”。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动物画有《奔马》《六马图》《会师东京》《风雨鸡鸣》等、花鸟山水画有《灵鹫》《漓江春雨》等、人物画有《国殇》《愚公移山》《巴人汲水》《泰戈尔》《孔子讲学》《山鬼》《少陵诗意》等、素描《廖静文像》和油画《弘一法师像》《放下你的鞭子》等。这些作品将中西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相融合，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这时期徐悲鸿创作了大量鼓舞人心的作品。如《风雨鸡鸣》是唤醒民众的象征,《愚公移山》意在坚定抗战最艰苦时期人民必胜的信心,《群狮》表现的也是中华儿女威武不屈的精神。1938年，徐悲鸿接受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邀请筹备赴印个展。1942年，徐悲鸿从海外归来，第一件事便是将卖画所得近10万元美金全部捐献给国家作抗战之资。

张善子也在进行忘我地宣传抗日。1937年，他完成了传世之作——《怒吼吧中国》。画中落款：“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7]43《怒吼吧中国》这幅巨作融汇了时代精神、民族风格，主题突出了画家深沉的爱国情感。他的另一件寓意相同的作品《中国怒吼了》(1938年)同样采用象征意义的表现手法。“这种直入主题的宣传画，普通民众一看就明白，无疑在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激励着抗日的情绪，其宣传效果显而易见”[7]44主旨鲜明地表达了对战胜日本侵略的决心。1938年6月，张善子和张大千兄弟二人的国画展在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100多件。其中《正气歌像传》印成图册宣传散发。为了募集抗日捐款，张善子在1938年底通过林森、周恩来、许世英等人的赞助，带着自己和张大千共180多件作品，出国演讲和举办画展，先后在法国、美国展出他具有号召意义的作品。前后约两年时间，举办100多次画展，筹得资金20余万美元，全部用作抗战的经费。1940年10月20日，载誉归来的张善子，竟以劳瘁，殁于重庆，享年58岁。

张大千，被誉为20世纪“最负盛名之国画大师”，他在亚、欧、美举办大量画展，蜚声国际。1938年6月，张大千从北平辗转来到重庆。同年10月，“张善子、张大千兄弟近作画展”在重庆展出，共展出了100多幅兄弟二人的作品。这次画展不售门票、不售作品，为的是激发广大观众的爱国情感。过了3个月，张大千再次举办“张大千捐募寒衣画展”，将展出的作品全部售光，“所得款项全部交由慈善机构购买寒衣，以帮助难民度过严冬。同年，张大千与晏济元在重庆联合举办抗日募捐画展，共展出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等作品80余幅，收入全部赠给救济难民机构。”①张大千听到过曾熙、李瑞清谈论过敦煌艺术，后来在马文彦的讲述中得知敦煌的宏伟壮观。此外，叶恭绰曾劝过张大千去敦煌看看。为了探求艺术的真谛，1941年张大千毅然决定到大西北去临摹敦煌壁画。起初计划两三个月就能返川，但当张大千看到敦煌壁画时，眼前的艺术震撼力，使他忘我地临摹了近三年的时间，张大千共临摹各朝壁画276幅。1943年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在兰州展出。1944年5月21日至31日，张大千在重庆上清寺中央图书馆举办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展览轰动了当时的文艺界。徐悲鸿看过展览后，大加赞赏，特意在白玫瑰餐厅设宴，祝贺张大千的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取得圆满成功[8]190。徐悲鸿在席间说道：“大千，你这次埋首敦煌、苦苦面壁，把我们先民这么伟大的艺术，给全面系统介绍了回来……在敦煌艺术被埋没了一千多年后，你是将之大规模和系统全面宣扬介绍出来的第一人。”[8]190而这一时期，张大千作品以传统题材居多。

抗战时期在冯玉祥的支持下，赵望云于1938年10月创办《抗战画刊》，通过绘画宣传抗战②。至1941年1月停刊，总计出版30余期。前29期为小型本，由华中图书公司出版并发行。中途两次改版，办刊地点由武汉至长沙、桂林、重庆。武汉时期，一个月出三期旬刊，十日刊，共14期，销量5000册③。赵望云发现，为了让普通民众看得懂,有些作品以漫画的形式来表现效果会更好。正如他在《抗战画刊》第5期后记中所说：“因为在这个时代,一切的艺术,都要随着救亡的工作变为杀敌的武器了!”[9]赵望云在主编《抗战画刊》的过程中，他以写实主义的绘画理念，简单易懂的艺术形式宣传抗战，为他踏足西北写生积淀了深厚的思想种子。在重庆期间，赵望云到附近的乡镇写生，描写后方人民支持抗战的活动，创作了《四川农民在茶馆里》《战斗之后》《修机场》等作品。

关山月也是在抗战艺术中表现突出的画家。他后来在岭南画派的领导地位，以至在现代中国画坛的重要影响，都与他在抗战期间的艺术创作有很大的关系。正是抗战时期的艺术实践为他以后的艺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在关山月1940 年3月从香港返回内地的时候，经桂林到达重庆的途中，他随时随地以速写、写生的方式描绘着抗战中的所见所闻。他的作品有了更高的突破。他创作了《自贡盐井》《从城市中撤退》《都江堰》《嘉陵江码头》《中山难民》等表现西南地区风土民情的作品。在看到受苦的劳苦民众，他创作了《今日之教授生活》《老石匠》等一批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1943年，关山月婉辞重庆国立艺专教授一职，与赵望云、张振铎从成都出发，去敦煌考察写生，希望从中再获艺术的营养。

在回归传统绘画的道路上，许多画家，如张大千、傅抱石、黄宾虹、谢稚柳、董寿平、李可染、陆俨少、陈之佛等，对传统书画的研究有了升华。自大后方的潜心研究后，开始有了自己的笔墨语汇特性，作品风格逐渐成熟。他们在巴蜀地区的参观写生，感悟到笔墨的内在精神，回归传统的同时，也在师法自然。

(三)抗战时期重庆国画家对外交流

抗战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渠道迅速拓宽，形成多渠道文化交流的局面，如官方的专门机构、民间的文化社团、新闻媒介中专门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报刊电台、出版界成套成批的出版物等等。“抗战期间,苏、美、英、波、荷、比、西等多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在重庆设有使馆。有4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有外交关系,重庆还成立有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国际性组织。据1943年10月重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抗战时期常驻在重庆的外国人员就有1129人。其中,英国人最多,达329人。其次是美国人，有168人。苏联也有163人在重庆常驻。这些外国人中,有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医务、教育、商业等各方面的人士”[10]。

从官方来看,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对外文化宣传组织机构,一个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设的国际宣传处，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国际宣传处总部设在重庆，另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蒙特利尔、悉尼、墨尔本、墨西哥城以及新德里、加尔各答等城市都设有办事处。国际宣传处及其所属办事处通过广播和创办刊物来对外进行宣传。先后创办了英文、法文、印度文的周刊《中国通讯》、英文半月刊《现代中国》、英文月刊《战时中国》以及英文周刊《重庆新闻》等。国际宣传处还是战时中国的新闻发布中心，每周五下午2点—5点不定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不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军政要人演讲与答问。国际宣传处驻外办事处亦在所驻国举行演讲会，邀请中外人士演讲，在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国际宣传处对外出版发行了大批宣传品。抗战期间，“国际宣传处对外印发书籍20多种，小册子286种，照片3万余张，影片60余部”[1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属机构第三厅,也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机构,郭沫若任厅长,聚集了一批文化界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时人称之为名流内阁、人才内阁。美术界的倪贻德、徐悲鸿、罗工柳、傅抱石、李可染、叶浅予、力群等人都在第三厅工作过。第三厅第七处分管国际宣传工作。第七处经常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各国记者提供《新华日报》的英文资料,向海外华侨选送各种抗战木刻、照片和图片。国民政府其他各部门如中央宣传部、后方勤务部、兵役署以及励志社等,“凡与政治宣传有关机构,大都均有美术组科设立”④。国民政府组织美术作品出国展览,“博得不少的赞誉,并加深了欧美人士对中国和中国美术的认识”⑤。

在民间,抗战时期,重庆涌现出一批以中外文化交流为主旨的文化社团,如“中苏文协”“东方文协”“中美文协”“中英文协”“中波文协”“中印文协”“中缅文协”“中捷文协”“中法比文协”“中外文艺联络社”等。

在对外团体性的展览中，规模比较大的当属在苏联举行的相关展览。为了让民众了解中国的抗战现状和绘画精神，1940年初，苏联政府邀请中国艺术展览会相关作品在莫斯科东方文化博览会展出。展览分为工艺装饰、抗战作品、日用品、宗教四个板块，既有中国传统作品也有现代作品，参观人数达2.5万人之多。一批迁居重庆的国画家创作的“抗战国画”，引起了苏联观众和美术评论家的兴趣与关注。潘韵一人参展的作品就有《敌机肆虐图》《庐山孤军》《起来!前进!冲杀!》《哨兵的雄姿》《高风劲节》等十多幅作品。1943年1月16日，画家吴景洲个人书画展在中苏文协展出200多幅作品。王宠惠、邵力子、吴稚晖及新闻界友人、文化界友人,还有100多位国际友人前往参观。1943年夏,中苏文协举行了一次关山月国画展览,设在儿童之家,多数作品以描绘抗日战争的事件为主。

在1942年11月的美国纽约街头，举行了许多抗战美术展览，作品包括陈之佛的《同仇》、金右昌的《飞虎战绩》、吴定一的《山城空袭图》、黄君璧的《山城大火》、常书鸿的《贵阳被炸》、翟翊的《长沙大会战》以及王琦等人的木刻版画艺术共计100多件。1944年5月，在英国爱丁堡举行中国艺术展，展出作品几十件。

相对于团体展览，抗战时期个人展览在国外的当属徐悲鸿和张善子。他们把抗战视同自己的事业，相继在多个国家举行了画展，目的是筹集资金支持抗日。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支持抗战的徐悲鸿，于1938年10月携带1000多幅作品从香港赶赴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将卖画所得全部捐献给祖国。1939年,徐悲鸿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转赴印度。抵印度后,于12月在印度国际大学举办中国近代画展。在印度,徐悲鸿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日,并在国际大学美术学院讲课,进行各种社交活动。创作了油画《印度牛》、速写《鼓者》、素描《琴师》等作品。还为泰戈尔画了十多幅素描、速写、油画及国画肖像。1940年2月17日，在泰戈尔的介绍下，徐悲鸿先后在圣蒂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行画展。1941年，徐悲鸿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三城市先后举行画展，所得巨额收入十余万美金,全部捐献祖国。

与徐悲鸿有同样热情的张善子，于1938年12月底在周恩来、林森、许世英等人的赞助下，携作品180余件(有自己画的、张大千画的以及与张大千合作的)经云南出国，取道越南，赴欧美宣传中国抗日与募捐。1939 年1月，张善子在法国巴黎贡格尔德堡国立外国艺术馆举行“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画展”，参观者摩肩接踵，十分踊跃。4月，张善子在美国纽约、芝加哥、费城、旧金山、波士顿等地举行画展的同时，还到各地大学和群众团体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文化艺术，呼吁美国和全世界民众起来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在展览会和演讲中，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当众挥笔义卖。他说：“多卖出一张画，就多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多一分支持祖国抗战的力量。”[12]117当有人好心人劝对《春驰图》自己珍藏时，张善子很不高兴地说：“强邻入侵，国家危急，多为国家奉献一分钱，多增一分抗日力量，岂因个人私欲，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2]1171940年初，在美国的张善子听说陈纳德回美国组建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时，特意创作《飞虎图》相赠。陈即命名志愿队为“飞虎队”，并按图制成旗帜、徽章分发部下。不久以后，“飞虎队”即以勇猛善战令日军胆寒，并扬名中国战场。前后在美国举办展览筹集抗战经费的两年时间里，张善子的身体也吃不消了，积劳成疾，不得已结束了国外行程，回国不久后，就病逝于重庆歌乐山医院。

抗战时期，重庆国画对外的交流，是抗战美术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抗战美术走向国际宣传抗日的形式之一。中国的抗战美术与其他同盟国美术界有着相同的使命，美术家们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国外宣传抗战和募集资金，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艺术。同时，国外的艺术家来重庆举行展览，在中外美术交流中，相互了解和借鉴。可以说，抗战时期是中外美术交流最频繁且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也为中外美术交流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四川和重庆在绘画历史中出现了众多有影响力的画家。巴蜀画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杰在《巴蜀画派的源流与嬗变》一文中的说：“今天我们所说的巴蜀画派和巴蜀文化一样是从广义上来界定的，从地域上来说，主要指重庆、四川地区，以历史悠久的巴蜀文化为依托，包括省内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从古至今绘画的流派总称。”[13]巴蜀书画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发展，于当时抗战时期在空间性和共时性上是相通的。抗战时期，不管是本土画家还是外来画家，面对不同风貌的景象，以渐渐成熟的笔墨语言创作出风格迥异的国画作品。

(一)传统与开创的笔墨新语汇——以自然景象为主题的国画作品

从重庆城码头上看，嘉陵江上许多过往的船只和劳作的农夫像一幅幅完美的画面扑面而来。此场景的代表作有关山月的《嘉陵码头》、宋步云的《嘉陵江畔》《嘉陵江风光》等。描绘田野风光的代表作品有常书鸿的《凤凰山生活即景》、徐悲鸿的《重庆之雾》、傅抱石的《巴山夜雨》《潇潇暮雨图》、宋步云的《风雨孤帆》等。其中，傅抱石以浪漫古典题材来表现现实爱国情怀。傅抱石在重庆金刚坡一住7年。在此阶段，他的作品逐渐形成一格并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云台山图》《大涤草堂图》《万竿烟雨》《潇潇暮雨》《蜀江烟雨》《初夏之雾》等一大批山水画作品和《湘夫人》《湘君》《九歌图》《丽人行》《少司令》《国殉》等一大批人物画作品。其山水画大都是对气象万千的巴山渝水的真实写照。他的《潇潇暮雨图》与《巴山夜雨》都是描绘西郊金刚坡景色的国画作品。其笔墨技法已完全打破以往的传统手法。他以散锋的技法表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气势恢宏，为后来独特的“抱石皴”打下基础。

(二)艺术自觉与现实主义交融的新图式——以市井生活为主题的国画作品

这类作品主要表现的是重庆城门及一些古建筑和欧式建筑，如宗其香在1945年创作的《重大工学院之夜》。构图处理上以西画透视的方法，其建筑近大远小，用平稳的块面关系表现建筑的质感，与曲折的线条勾勒的树木形成鲜明对比。整体的色调以灰色为主，表现夜幕降临建筑内透出一缕忙于工作的灯光。台阶上有一位向教学楼走的老师或者学生，在这里丝毫找不到战争的恐惧感。主题建筑与人形成静与动的结合，也表现出人们渴望和平和宁静生活的期待。还有一些表现山城居民最有代表特色的是吊脚楼和竹楼场景的作品，此类作品以版画和油画的形式居多。

毫无疑问，在抗战时期，徐悲鸿以写实主义的表现风格创作了许多表现普通民众市井生活的作品。他强调关注现实，观察自然。在中国画创作上，他将写实性艺术语言融入人物画的创作上。《巴人汲水图》就是徐悲鸿通过细微的观察，真实地记录抗战时期人民辛勤劳作的佳作。整个画面自上而下突出人物的神韵，采用S型的构图，用西洋的表现手法刻画人物之间内心的微妙变化。人体的肌肉部分稍加淡彩皴染，挑夫身上裸露的肌肉和颈骨的体积感，凸显巴人的艰辛生活和无奈，丰富了画面的变化，从创意、构思、技法等方面都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新意。《巴人汲水图》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据廖静文先生回忆，“当时的印度驻华公使看过画展后，亦为作品所感染，提出购买此件作品。由于悲鸿当时生活也非常拮据，于是才同意为他重新绘制了眼前这幅《巴人汲水图》”。画中有题跋“忍看巴人惯挑担，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二十七年晚秋，随中央大学入蜀即写沙坪坝所见”。由此看出徐悲鸿创作此图的心情和关注现实的情怀。

另外，张善子的《中国，怒吼了》《怒吼吧，中国》《勇猛精进，一致怒吼》等之呼抗张主题的作品采用象征手法，把老虎、狮子比作中国军民。那种气吞山河的气势，再配以宣传口号式的落款，激励着抗战军民的斗志。

(三)国画抗战与民族自觉的图像符号化——以抗战场景为主题的国画作品

版画酣畅淋漓的夸张表现形式，言简意赅地就能刻画出战争的恐怖和灾难，恰如王琦的《冬天的防空洞》《野性的屠杀》、丁正献的《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目击》等，黑白符号下血淋淋的惨案，无不反映着战争的残酷和艺术的视觉性。由于版画易于大量复印，因此在抗战时期，其宣传形式比其他绘画门类的效果明显得多。油画能够勾勒出战争形象和逼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像吴作人的《防空洞》《不可毁灭的生命》《重庆大轰炸》、吕斯百的《纤夫》、宋步云的《竹楼》等，观者的一眼就能看出所表现的内容。在中国画内在精神延续的世界里，突然要表现一幅战争的场景，囿于其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对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显得手足无措。国画的代表性作品有宗其香的《重庆被日军轰炸后》和李斛的《战火中的难民》。抗战时期的，重庆地区的各类美术作品表1。

表1 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国画作品主题一览表⑥

续表

从中国画自身的文化内涵和特征上看，抗战美术是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五四”以来新美术运动发展的逻辑转折点，也是战后中国画现代转型二元论的契机。发端于抗战烽火中的中国现代美术，使传统中国画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有了一次全新的开拓与创新。艺术家思想与风格的改变，创作题材向民族化和大众化转化，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艺术宣传，成为战时美术高扬的旗帜，使中国现代美术彪炳史册。

中国美术在之前的思潮中相互争论甚至排斥，抗日战争打破了这一局面。美术家们从各个地方转移到大后方，为中国美术文化格局变迁和重构提供了条件，美术的重心转移到西南，确定了重庆战时美术的地位。至此，中国画各种思潮的讨论也随之告一段落，更多地集中在怎样为抗战出力方面。大众化、科学化、民族化三大理论支柱支撑的写实主义美术体系在战争的硝烟中被建构起来，并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众多的国画家在为民族抗战呐喊、奔走、奋斗，体现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献身精神。他们不仅是画家，也是传统文化建构下形成的斗士。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取得的成就，为中国美术史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在今天的国画发展中，他们的作品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注释：

① 黄剑庆.邑人国画家晏济元先生艺术生涯.内江县文史资料,第28期.

② 赵望云先后在《少年时事读本》《文艺月刊》《国家总动员画报》《抗到底》《抗战漫画》《半月文摘》《弹花》《逸史》《今日中国》《抗战画刊》《抗战通俗画刊》《中苏文化》等刊物发表60余幅反映抗战的画作，内容涉及民众动员、游击队、伤兵、战役速写、后方生活等多方面内容。

③ 长沙时期，发行15-20期(因锌版无法携带，改为木刻)；
桂林时期，发行21-23期(以上由冯玉祥出资、三户印刷厂出版)；
重庆时期，发行24—30改为月刊(由重庆华中图书公司印行)。

④ 汪日章.《一年以来的艺术》载《抗战五年》第159页,军委会政治部1942年编。

⑤ 张道藩.《抗战八年来陪都文化界概况》载《文化先锋》1944年第3卷第15期。

⑥ 此表参见杨剑桥.陪都时期重庆题材绘画作品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8.在此基础上有所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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