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的内在张力及其解放方案

刘同舫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58）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资本的自我增殖本性和无节制扩张的需要必然推动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形成一个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这一世界市场体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运作机制和现代世界历史的现实基础，塑造了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逻辑支配的民族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世界市场的“异己性支配秩序”，出现了“抽象成为统治”的根本事实。资本逻辑的世界历史性和异己性力量展现了其内部的矛盾对抗与无限张力，但也引发了现代人生存境况和现代社会的危机。在扬弃资本逻辑本身的矛盾与历史限度以及克服现代性危机的不同道路中，马克思追求的“解蔽”和“澄明”的进路即利用资本自身的内在否定性进行辩证扬弃的解放方案是一条可行的选择。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所促成的以贸易自由和经济一体化为主导的现代历史，不同于以领土占有和宗教统治为主导的古代或近代历史。有论者指出：“这一过程，超出了原有自然法基础上形成的以耕作（cultivation）为法理根据的殖民秩序，而将这种以基督教普遍性为基础的‘文明化任务’转化成了以商业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商业化运动’（commercialisation mission）。与前者不同，后者所形成的世俗化的世界秩序中，其格局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需寻求在一种神权意志下进行的平等教化。相反，则更希望在一种差序世界格局中，维持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1］相对于古代和近代历史，现代历史已经从原来以宗教、政治为绝对统领逐渐转变为围绕经济层面展开的诸多领域相对独立的来往，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领域形成了自成目的和自主性的体系，为资产阶级索取私利的扩大再生产和生产方式的自由化提供了固定的分析框架，进而把整个世界变成它的市场，希望通过生产和交换方式的一体化而赋予分工形式以世界性的普遍特征，进而制造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模式下分工和利益格局的世界性等级差异关系。

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不仅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且形成了由于美洲的发现所开创的并由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2］32。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由进程，是资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资本为扩大生产而建立符合其特殊利益需要的市场交换价值体系，在历史进程中形成支配生产发展的普遍的世界市场规则，而世界市场则划定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范围，促使世界历史成为一个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上的总体。世界历史与世界市场之间具有内在的时空辩证关系，常常形影相随地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宏观叙事和深刻批判中。

世界历史进程内含了世界市场的生成。在人类历史上，人们通过漫长的时间积累来提升自身的“类本质”力量，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人类文明的积累史。世界历史首先表现为人类在持续发展的时间维度上达到的生产力普遍发展以及全球人民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进程。马克思认同黑格尔将世界历史指认为是地理大发现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历史，但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是，抽象的先验意志或某种神秘力量从来没有在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世界历史理论中占据核心位置，他早就明确指出世界历史的内核是物质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196。在这一生产过程中，人的生命尺度与发展空间在时间维度上达到统一，人的生存方式伴随生产与交往空间的扩展而逐渐显露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人在普遍的交往实践中突破自然局限性，在以生存实践为存在方式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的创造性活动和生命尺度的丰富。站在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时间就是人类空间实践的历史维度，伴随着生产发展史的是人类实践空间的扩张史。前资本主义阶段，人们的生存和交往在时间维度的积累对于人类存在有重大意义，表现为符合自然进化规律的运动形式，不断向更显复杂性和组织化的方向演进，但这一阶段人们生产和交往的活动空间有限，由于生存活动的自发性而带有明显的劳动随机性。在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扩大推动了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张。资本的增殖本性除了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持续积累外，更要求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泛化和整体布局，以空间扩张加快时间积累的进程。资本空间化在“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同时也“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4］88。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持续积累达到普遍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时间节点，其同时也表现为人们生产和交往范围不断延伸至全球的空间扩张实践，即世界市场空间布局的形成。

世界市场的发展构成世界历史形成与演进的基础。空间是人类发展的时间①有学者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提出“空间是个人活动的时间”的时空辩证关系命题。参见朱宝信《空间是个人活动的时间——读〈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有感》，《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6年第1期。据此，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笔者认为，时空具有“空间是人类发展的时间”的辩证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扩张史凝聚着人类漫长的生产史。早期人们的生产和交往在封闭和狭隘的范围内缓慢延展，资本主义阶段人类活动空间急速扩张，空间的扩张实践本身展现了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世界市场是资本空间化在全球推进的必然结果，其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的起步阶段，“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要”［5］860诱发了欧洲商业革命，促进了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
二是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形成阶段，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争夺战推进了资本市场在空间上扩展至全球范围的以“宗主国—殖民地”两级对立为基本格局的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
三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交通和通讯等领域的变革为资本扩张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世界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快速跃进，经济全球化已显现为不可逆转的趋势。①关于世界市场形成阶段的划分，学者们大都将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但在不同阶段的时间界定上存在分歧。如有论者认为从19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是第三阶段，等等。（参见余金成、娄银梅《经济危机、世界市场与确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载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在此问题上，笔者更赞同以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新工业时代为线索的划分标准。在宏观上，世界市场具体形式的变革与世界历史的形成相互促成、共同进行和同时发生。在微观上，世界市场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从狭隘封闭到区域联合再到世界市场横向发展的三个阶段，这既反映了资本主义阶段人们生产和交往活动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反映了人们生产和交往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这两方面的重大变化恰恰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基本内容，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归根结底是在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建立全球生产体系而得以完成的。世界市场以自身形成、发展和扩张的历程书写了世界历史，构成了由资本主义生产主导推动形成的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

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之间具有辩证的时空关系。一方面，世界历史是生产力持续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结果，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推动了人类文明在时间维度上的积淀，形成了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特征的现代资本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全球空间扩张促进了世界市场的产生，进而构成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具有里程碑式的伟大事件。另一方面，世界市场是资本积累的空间维度，这一空间维度上的积累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表现为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具体推进及展开，使全球劳动分工和商品流通领域在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体系中形成了迎合资本获利需要的结构，进而书写了具有资本特征的世界历史，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6］。世界市场推动整个世界历史进入资本逻辑控制的生产过程，将一切世界历史中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发展现状和趋势纳入世界市场中交换价值的审视体系中，导致世界历史逐渐形成了由商品价值主导人与人之间交往活动的“虚假的共同体”。因而马克思在肯定世界市场作为人类历史特殊发展阶段必然结果的同时也批判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造成全球生产力的片面发展，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实践和人生存发展的“异己的力量”。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时空维度中的总体存在状态，本质上指向资本积累的时空双重维度，二者共同彰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二重性批判的科学之维。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在推动交通和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加速了殖民扩张。大规模的全球贸易活动将世界彻底联系在一起，原本分散的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逐渐形成。在由资本力量掌控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虽然每一个主体成员在摆脱地域、民族等发展空间的局限之后，在世界市场中实现了物质、精神生产等多领域之间的现实关联。由于世界市场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绝对统治的体系结构，生成于这一结构之中的现实关联却衍生出完全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威慑和驾驭着发生现实关联的每一个主体，使得主体成员越来越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3］541，主体成员在商品拜物教和“物的关系”掩盖下被动趋向于世界普遍的社会关系中，形成了世界市场的“异己性支配秩序”，出现了“抽象成为统治”的根本事实［7］。马克思通过省思资本逻辑主导催生的世界市场和推进的世界历史，从世界历史普遍生产的表现走向以人的社会活动为基本参照的历史深处，并从资本批判的逻辑洞悉现代社会发展的本质，即世界市场中自发产生的“异己力量”统治着人性的本质。

世界市场的形成体现了资本逻辑的全面展开，是资本逻辑及其依托的世界市场自由发展的产物。世界市场的形成反映出资产阶级在经济层面创造世界历史总体的主观动机，体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普遍化倾向，形成了资本逻辑为基本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本质上表现为资本借用压缩时间的方式拓展生产空间的本性。因而，这种“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3］541的世界性“异己性支配秩序”根源于资本逻辑的支配力量，“异己性支配秩序”是最终造成人与人的社会异化境况的主要推手，这是资本逻辑以全球化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抽象统治的结果和表现。

资本逻辑以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为生存根基，始终寻求形而上学的思想活力作为其现实行动的理论支撑。当一些哲学家在反思旧哲学思维的缺陷之后举起“拒斥形而上学”的鲜明旗帜以为彻底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原则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已然窃取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与“终极实在”的地位，一跃成为现代社会中统治一切的绝对存在和终极价值。资本在现实生活和思想观念领域重新复活和建构了抽象同一的权力，并在创建世界市场时展现出更为强悍的宰制力量，使个人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越发遭受抽象的统治与奴役，资本运作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全面的异化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种抽象的统治力量。然而，“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4］59。资本的抽象统治力量来源于其作为一种以支配和占有雇佣劳动的方式获取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这种发端于支配他人劳动的经济权力随着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的分离而愈益表现为社会权力，成为支配一切的最高统治力量。资本强大的抽象同一性力量集中表现在资本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等类似于神学信条的抽象规定，是构成万物的“本质”和“实体”，成为评判一切存在的最高原则和标准。任何存在物都必须以资本逻辑作为衡量其存在的合法性标准，只有满足资本自身扩张需要的事物才具有存在的根据和意义，甚至人本身生命的意义都完全交付资本裁定，资本对剩余价值无止境的贪欲和扩张本性造成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34。资本强大的抽象同一性力量还表现为如海德格尔的“座架”一般同化和抹平一切特殊性与异质性因素的统治意向和本性。资本把一切都抽象为交换价值，任何差异和个性都在交换关系和交换原则的蒸馏和过滤下被磨平和同质化，“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4］51。对此，阿多尔诺也深有感触，他认为，“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8］。交换价值对所有事物进行“再编码”，以一种“极端严格的公理”剪裁和剔除事物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因素，把世界市场中所有的生产要素编目为一个定量价值的同一性存在，使世界历史中的个人具有资本所操控交换原则的规定性存在，并被强力吸附在资本的抽象同一性漩涡中。

资本作为“抽象的病毒”，把“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9］。资本在现实的生产与扩张实践中对生产资源差异的漠视和对“他者”主体发展需要的否定，将世界同质化的抽象统治在生产、交换和消费领域时刻进行现实运作，不断编织着马尔库塞所呐喊的“抽象是资本主义自己的杰作”［10］的现实图景。资本主义将资本范畴作为世界历史中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形成的所谓普遍的体系、全面的社会关系以及逐利的欲望，实则制造了物化的社会关系并以之为中介来粉饰人与人的真实关系，最终使得满足于物质欲望而忽视精神需求，导致“现实的个人”处于全面的异化之中，促使资本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现实运行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前提，以便对整个世界的交往关系和过程进行抽象同一的控制。

在生产领域，资本主义只关心交换价值的基础即价值，而商品的价值表现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者。一般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中存在的只能是一般的无差别的抽象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工人被抽象化为千篇一律的生产商品价值（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者，成为完全失去个性和自由的同质化存在，沦为对资本增殖贡献体力、脑力的“局部的人”和“机器的附属品”。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将无产阶级具体的活劳动转化为抽象僵死劳动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取消了人的独立个性和丰富的生产潜能，对于资本家而言，他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人的生存外观”，即他们在生活过程的抽象意义上对工人施行绝对的统治。马克思直接戳破了这层表象，深刻地指出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资本，其和工人的区别是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承担“宦官”和“主动轮”的角色，是资本有意识的代理人，但本质上和工人共同构成资本的工具、手段和要素，同样遭受资本的奴役和支配。

在交换领域，买者和卖者代表交换价值的两端，个人抹去特殊性和个性以一般的无差别的同一性社会劳动进入交换过程。这种情形在货币充当等价物的交换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具有神奇的力量，它能够把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进行替换，将一切属人的差别进行粉碎和掩盖，导致人的绝对的等同，从而形成一个颠倒着的世界［3］247。交换领域是资本财富积累的重要环节，以货币为主要载体的交换过程反映出资本将交换价值作为最高的利益追求，并使资本在不断拓宽的交换领域内成为超越一切生产要素的无限自为性存在。

在消费领域，人仅仅是通过消费来实现剩余价值的载体和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商品本身的消费不是最终目的，资本并不关注物的效用性是否满足人的需要，只关心使用价值是否符合其增殖和扩张的欲求。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4］137为了销售商品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甚至不顾一切地制造虚假需求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使消费在全球市场中具有世界性特征，商品拜物教和物质享受的消费行为在世界资本霸权逻辑的促动下成为控制人生活方式的抽象力量，最终导致人在沉溺于物质追求中失去了深层的精神需要而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由此造成了马尔库塞、弗洛姆、阿格尔和鲍德里亚等人所强烈批判和驳斥的消费异化现象。

资本逻辑使“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在生产与扩张过程中的现实表征体现为观念领域深刻的形而上学特性，即一种虚假的拜物教式的“颠倒的世界意识”。拜物教首先表现在商品拜物教中，商品作为财富基本元素形式，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毫无任何奇特之处。马克思却认为商品是充满着神学的怪诞和形而上学的微妙的古怪东西，而其神秘的奥秘就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5］89当人们把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当作商品本身所固有的魔力崇拜时，人脑就被自我幻想所奴役。马克思认为，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最恰当的宗教形式”，这种物的实质关系以丰饶的商品形式吸引人并使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遭受宰制。货币拜物教是更为“耀眼”的商品拜物教，当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关系取得了货币形式时，人们对商品的崇拜就转为对货币的崇拜，并自觉地在意识领域将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从奴仆身份升级为商品世界中上帝的化身，疯狂追求货币的巨大购买能力，将主要甚至全部的生命活动都屈从于金钱的依附统治下。货币在资本的交换领域掩饰了自身的中介形式，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固定化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商品拜物教还是货币拜物教都只是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层症候，而资本拜物教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内部结构和本质特征。资本拜物教作为拜物教“最尖锐最普遍”的完成形式，在生产资本和流通资本的环节上掩盖甚至切断劳动与财富的一切关联，资本拜物教已经超出商品和货币拜物教所形成的物的关系形式，而直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实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演绎的是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神奇魔力，一切劳动本身却被掩盖和遮蔽，资本成为最彻底的隐匿精神，成为构筑现代社会的普世宗教，将“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11］。资本逻辑统摄的“拜物教”社会关系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推行下从抽象的范畴转向阶段的现实产物。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反思与批判，所反对的正是西方传统哲学中普遍的理性思维，即资本借用理性对人进行的抽象统治。这种抽象统治导致人在具体生产劳动中追逐利益的欲望不断扩张，以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普遍价值，这与资本主义抽象关系结构所引发的普遍危机相呼应。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思想观念领域，“个人受抽象统治”是资本主体性的表现和确证。马克思精深透彻地总结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46资本主体性的自觉凸显在根本上消解和遮蔽了人的主体性，扼杀了人本身的能动性，将人异化为资本财富的疯狂追逐者。资本通过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其幽灵般的主体性，致使抽象统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全面实现。世界市场形成普遍联系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性异己力量和世界市场拜物教形成的过程，这构成了现代人根基性的存在论经验，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世界市场的历史阶段性及局限性，资本的逐利本性经过世界市场的扩散使全球生产力无法获得高度丰富和全面解放。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而非完成者，并不与世界历史相伴始终。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只是世界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逻辑环节，世界历史必将超越资本关系，消解世界市场的“异己性支配力量”，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资本逻辑的“文明意义”并没有蒙蔽马克思深邃的洞察力。“资本逻辑批判始终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锁钥”［12］，马克思通过这把“锁钥”使他的学说伸进历史的本质之维而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在“资本时代”戳穿了资本逻辑的虚假性，披露资本被资本主义运用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弊病，并提出了摆脱其“抽象统治”，改善劳动仅仅被作为创造物质财富和资本积累为目的的工具性存在的局限，指明扬弃异化劳动的根本路径，激活能够抵抗资本主义和现实世界异化常态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的价值愿景。不可否认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学者对现代人生存境况以及现代社会危机并非置若罔闻，诸多极具历史责任感的西方学者以激进的态度和犀利的笔锋为人类现实命运走向发声呐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进路及其塑造的畸形社会关系进行哲学反思，形成了各种拯救和克服现代危机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些社会批判理论总体上是学者们对资本逻辑异化统治的多重批判，并呈现为“现代性批判”的独特哲学思潮。

一是回到“前现代性”之路。面对现代性带来的人的本质异化问题，以海德格尔、施特劳斯和阿伦特等为代表的思想家认为必须回到现代性诞生的思想源头——西方古典思想来进行清除和矫正。海德格尔抽剥出现代人“无家可归”的悲惨命运，并进一步分析得出：“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13］在他看来，正是谋求终极确定性和抽象同一性的理性无视差异，扼杀思想的张力，遮蔽人的“生存”向度，导致“存在”缺席“存在历史”。对此，海德格尔的诊断方案是重溯源头，重新返回古希腊思想的源头尤其是在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中寻找形而上学的另一开端，通过“面向思”的内省进行思想的“移居”，重新追问和唤醒“存在”的意义，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等流俗观点对存在本质思想的先验化处理，认为原初的真正的本质就是存在本身，进而将存在的本质勘定为存在形态的“允诺者”，只有反映存在本质的“允诺者”才能维持存在的持续生成，而技术的本质背离了现实存在者得以持续生成的条件和存在方式，因而技术不能作为通向真的本质的“允诺者”，这就打碎了被技术宰制的“世界成为图像”的“非理性现状”，实现人的“诗意的栖居”。而在施特劳斯那里，现代性危机源于现代人对前现代的古典政治哲学目标即普遍而永恒的正义或善的拒斥和放弃，以致人们不相信自身是否能够判定好与坏。施特劳斯的理路是将对现代性的批判转向一种前现代视野，诉诸关注“未曾朽坏”源头的历史回溯法，回归前科学世界和“常识世界”，返回哲学的“清明”和“温良”，信赖“自然正当”，重建古典政治哲学。阿伦特以古希腊城邦制为典范来反思和审视现代性危机，她主张通过复归古希腊城邦式的“本真政治生活”以消除人与世界的异化，通过重建一种公共自由空间将现代人从“无世界”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海德格尔等人返回西方古典思想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以人的生命本质来对抗技术，试图从源头上修正现代性的方向，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领域，是在现代性的内部继续“筹划”和“延续”现代性。用沃林的话来评价，这种回到“前现代性”的批判方案只是一种怀古伤今的向往古希腊文明的浪漫主义乌托邦［14］，不可能真正克服现代性的种种危机。

二是走向“后现代性”之路。后现代主义高举同现代性彻底“决裂”的旗帜，以解构“元叙事”的方式全盘否决现代性的一切，“对抗”“拒斥”“抵制”“消解”等构成其极具批判指向性的关键词。利奥塔直言“反宏大叙事”，强烈批判普遍主义，指出知识形态被现代社会彻底改变成为技术或符号的价值及权力逻辑，指责科学知识因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而形成模式化的“大叙事”或“元叙事”，进而造成叙事知识的合法性危机，认为“叙事的危机”因直接资本化而导致现代性危机；
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内蕴“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标；
鲍德里亚基于环境的恶化与人们道德和价值的失落等悬而未决的现实问题斥责现代性解释框架日渐式微，直接描绘出“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图画；
尼采高喊“上帝死了”，呼唤“超人”的诞生，试图从西方文化的根基处发动一场颠覆式的反叛；
福柯则以“人死了”的命题延续尼采的反叛，突出强调权力网域和现代知识对人本真性的遮蔽；
更有甚者，阿多尔诺公开拒绝现代化文明，对全部人类文化和思想持否定态度。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一定程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延伸，批判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资本酿成的人的生存困境和社会运行的风险。不可否认，这种理论的延伸和推演裨益于我们更加全面而深刻地廓清现时代现代性危机的多重变奏。但从根本上来看，后现代主义依据现代化各种负面效应而大肆喧嚣的背后“并没能提出超越资本主义框架的概念工具”，也“没有展示出能激发人们对社会变革进行创造性设计的能力”［15］。更为危险的是，后现代主义彻底摒弃、消解和拒斥整个工业文明，宣告欧洲启蒙运动设想和现代性构想的终结。走向“后现代性”之路最终只能膨胀为自以为超越实则沦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虚无主义。

三是自反“现代性”之路。面对后现代主义解构与重构现代化而造成的冲击和挑战，一些现代主义思想家却走出了一条自反现代性之路，试图从现代性自身内部进行修正和救治。哈贝马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对立面，反对现代主义的同一性建构观点而非整个现代性理论，直言“不屈尊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16］56，发出“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16］37的告诫。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绝非无药可救，对于这项“未竟的事业”，我们的任务是对其进行诊疗和修复，重新释放现代性的潜能。在与后现代主义者持久论战的过程中，哈贝马斯确立了自身的拯救理路，即找到一条既能扬弃启蒙理性又能捍卫现代性的中间道路，认为交往理性是交往实践的基础，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尤为重要，并试图扎根于现实生活世界中激活被现代工具理性掩盖的交往理性，具体策略是用主体间性与交往理性来重建理性主义的基础以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多重危机。吉登斯对现代性局限在全球领域的拓展所导致的“风险社会”保持高度警惕，他认为全球化时代更加严重的人为不确定性因素促使人们的反思性不断增强，唤醒了人们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高度自觉性。因此，吉登斯提出了用“反思的现代性”和“自反的现代化”来超越“早期的现代性”与“素朴的现代化”的价值诉求，他以功能主义为分析方法从整体上反思人类社会遭遇生存发展危机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由于资本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固有矛盾难以根除，最终难逃“自反”和被废止的命运。审视现代性及其全球化后果中的自反性特征，成为吉登斯现代性批判的独特标识。尽管哈贝马斯和吉登斯都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多重症候，在反思现代性问题上保持着高度自觉的问题意识，但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把西方现代性作为普遍有效的解释依据，只是在现代性内部进行自我修正与弥合，是站在后现代主义者的对立面高举“普遍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旗帜，寄希望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实现逻辑自洽。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将现代性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生活世界，他们对现代性困境的审判以生活世界的抽象化与殖民化现象为依据，指认被商品支配的主客体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统一。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重新分割了主体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维，并且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导下逐渐成为压抑价值理性和交往理性的思维。他们提出，应该调整资本主义现代性交往机制以克服交往异化的状态。这一思维模式导致他们根本不可能跳出自我窠臼和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解决现代性问题，因而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呈现出缺乏深度的苍白无力感。

西方学者所揭示的林林总总的社会异化现象本质上只是资本逻辑的世界性抽象统治和异己力量在现代社会嬗变的表征，而马克思解读方案的深刻之处在于“深入到历史的本质”［17］中去，他揭露了资本逻辑决定现代性逻辑的根本特质。“在马克思哲学发展中，经历了异化逻辑、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三次重要的转换。从异化逻辑到生产逻辑，这是从先验的本质设定回到历史本身，形成了人类意义上的、面对一切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构架。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特征。”［18］资本才是控制现代社会运行的根本逻辑和主导原则，要想超越现代性危机最根本的是要打破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主体性统治，将“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复归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为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资本逻辑，并展开极具科学性的内在批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旧世界的“解蔽”过程中，马克思剖析了资本逻辑的统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暂时性特征。总体性的世界市场以异己性支配力量预示着全球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人类社会异化生存状态演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走向灭亡的最终归宿，这终将依赖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自觉否定资本主义的革命意识和行动。在发现新世界的“澄明”中，马克思指出了资本逻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的逻辑环节，表征了世界历史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质，即由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走向与人类社会解放相一致的历史新进程的必然趋势。在此过程中，世界市场为共产主义的诞生提供物质前提、培育阶级基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条件。马克思指出资本逻辑的异己性统治“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4］208。正是基于这种“暂时的必然性”，与回到前现代性之路、走向后现代性之路和自反现代性之路不同，马克思追求的是一种在“解蔽”和“澄明”的双重进路中利用资本自身的内在否定性进行辩证扬弃资本逻辑的科学的、革命的解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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