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珍涉“雨”诗研究

陈 蕾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有“西南巨儒”之称的郑珍是清代著名诗人、学者。其诗取杜陵、香山、昌黎之长，熔铸成“古奥宏肆”而“酸涩醇厚”艺术风格。吴敏树称“子尹诗笔横绝一代，似为本朝人所无”［1］。钱仲联也称赞道：“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2］对郑珍评价最高的胡先骕说：“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3］这些高度的文学评价来源于郑珍的勤学奋进、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恩师的指点教诲，使其在经训、文章、诗歌三方面均有较高的造诣。然而，其生活在清朝统治江河日下的嘉庆至同治年间，三次进京应试不中，晚年避居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家乡贵州，使郑珍在贫困交加、战乱侵扰中度过余生。

因此，“雨”这一极具悲剧色彩的物象与郑珍的诗歌创作和人生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统计发现：“雨”在郑珍诗歌中出现的频率高、次数多、含义丰富。《巢经巢诗集校注》收其诗歌893 首，其中涉及“雨”的诗就有100余首。姿态万千的“雨”是郑珍不同人生境况中的真实写照。“雨”这一情态万端的自然物，既可为人民带来喜悦，亦可造成灾害，郑珍独具诗才，使“雨”在其笔下曲尽人间悲喜，以寄托其忧国忧民的情感。同时，郑珍一生仕途不顺，晚年辗转流离，因此“雨”诗是郑珍苍凉冷寂的心境的书写，也展现郑珍直陈己怨的性情。此外，郑珍笔下明丽清润的闲适之雨，体现了郑珍吟咏性情的艺术创造和乐知天命的性格。同时，以雨为媒介，可一窥郑珍心曲，挖掘郑珍“雨”诗所蕴含的史料价值，并探究郑珍“诗人之诗”“学人之诗”合一的诗学追求。

自然界中雨形态万千，有缠绵纤细的疏雨，也有凄清冷涩的苦雨，还有迅疾狂骤的暴雨。而无论是疏雨，还是苦雨、暴雨，这些外在的物象都不能离开内在的人的情感。正如童庆炳所言：“主体对客体的审视总是以情观物，在这种情感体验中去发现自身与对象的情感关系，一旦客体与主体发生某种诗意情感联系时，主体就会对它倾注全部热情。”［4］郑珍的涉“雨”诗类型丰富多样，他别具匠心地对“雨”这一典型意象进行艺术创造。有实写的滋润万物的春雨和侵袭农田的灾雨；
也有虚写以寄托人生感悟的雨，如苍凉冷寂的雨是他身处逆境之时的悲叹；
还有明丽清润的疏雨，这是其深居山中时闲适静谧的人生态度的体现。

（一）爱恨交加的喜雨和苦雨

中国以农为本，底层百姓“望天吃饭”，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旱涝频发则民生堪忧。四季轮回是雨的自然特点，雨既能滋润万物，又能侵袭万物。因此，郑珍在诗歌中实写雨之大小，表现出对雨这一自然物爱恨交加的情感。以《诗经》为起点，我国古代诗词就以“雨”表达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情怀。例如：从《诗经·小雅·甫田》的“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5］,到曹植《喜雨》的“时雨中夜降，长雷周我庭，嘉种获膏壤，登秋毕有成”［6］,再到杜甫惧雨之威力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7］831。而郑珍因科考辗转各地，目睹底层民众对雨惧怕而又盼望的矛盾心情，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通过喜雨和灾雨的书写，表达对民瘼的关心。

据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对清代灾害次数的统计可知，旱灾、水灾在清代是较为常见的自然灾害，“盖清代灾害之频数，总计达一千一百二十一次，较明代尤为繁密也。此一千一百二十一次灾害之分配如下，旱灾二〇一，水灾一九二”［8］。郑珍生于贵州遵义，贵州境内石灰岩广布，地表水易渗漏，加之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容易发生旱灾。郑珍将旱灾发生时人民祈雨的渴望和降雨的喜悦写进了诗里。一方面，郑珍在诗歌中表达春雨润万物的喜悦，如：“雨过桑麻长，晴光满绿田。”［9］35同时，诗人还表现出对贵如黄金的夏雨的热切盼望：“米价来朝减，天恩此日深。莫言歌无滞，点滴胜黄金。”［9］48另一方面，当雨迟迟不来时，诗人心如刀绞，渴望着天公能悯人心，如：“蝉声停树蝇在壁，仰瞻雨意愁天悭。暍死书生一芥耳，嗟哉禾黍关痌癏。”［9］46此外，贵州喀斯特地貌造成家乡洪涝灾害多发。他写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屋漏诗》：“溪上老屋溪树尖，我来经今十年淹。上瓦或破或脱落，大缝小隙天可瞻。朝光簸榻金琐碎，月色点灶珠圆纤。春雨如麻不断绝，尔来正应花泡占。”［9］52形象地再现了如麻的春雨不曾断绝，十年来雨将房屋滴得“大缝小隙”可瞻望上天。诗人还在《山中杂诗·其四》中写道：“经旬积雨鸡不鸣，路断何人裹饭行。”［9］74痛诉这点点滴滴的雨，让村庄不再有鸡鸣声，只有饿殍的哭声。于农民而言，最残酷的事情就是颗粒无收，而自然界中的雨总是变化多端，猝不及防的“旱灾”“水灾”让农民“抱破蓑泣”，诗人郑珍将农民所有的无奈与悲喜都写进了“雨”诗中。

（二）苍凉悲寂的人生之雨

郑珍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在父母、舅父的关切下，郑珍学业日益精进，“日过目数万言”。由于天赋禀然，得到恩师程恩泽的指点，分别于道光六年（1826年）、十七年（1837年）、二十三年（1843年）进京应试，但皆不第归。科举受挫，是其人生的重大打击，时而叹曰：“我生少媚骨，所如辄坎坷。”［9］21与仕途无缘的郑珍，避居落后多灾的家乡，晚年时家乡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处境，加之郑珍贫病交加，辗转流离各地，因此，在其“雨”诗中既有对个人仕途的哀叹，又有凄苦酸涩的人生写照。郑珍喜欢用“雨”表达人生感悟，在100余首涉“雨”诗中，郑珍表达感怀的诗占了涉“雨”诗的一半。

诗歌《追寄莫五北上》写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友人莫五入京赴会试之时。诗句“子行十日我西还，播城雪夜雨似绵。以吾念子衣枕寒，知子于吾亦悬悬”［9］108，交代了莫五于风雪冻雨的天气告别郑珍入京参加会试，郑珍感怀友人“衣薄枕寒”。郑珍此前经历乡试三次落选，此时的郑珍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希望友人能够“一日声名即圣贤”［9］108；
另一方面，又在诗中感叹自己才具未老，但不愿折腰屈膝事权贵。此外，中年未进的郑珍，他深深愧疚自己“负母一生力”。在《重经永安庄至石堠》中想起“秋雨烂途”之时，自己与母亲在此停留，如今时过境迁，母亲已入黄土，自己仍然未能考取功名。《赠赵晓峰旭》《积雨病起四绝句》二首也以“雨”入诗，诗中的“雨”寄托身患重病的诗人身处风雨飘摇之中的情感，感叹“我已无壮志”。不难发现：郑珍以“雨”诗描写苍凉悲寂的人生，常将“雨”意象与“凄风”“冷秋”“烂途”等悲景结合，贯通个人对生命的感慨。正如朱光潜说：“纷至沓来的意象零乱破碎，不成章法，不成生命，必须有情趣来融化它们，贯注它们，才内有生命，外有完整形象。”［10］郑珍凄凉悲苦的人生体验让感叹命运之悲的“雨”诗有了完整的、内在的生命形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

（三）明丽清润的闲适之雨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文人始终坚持的准则，科举接连失败的郑珍，长期避居家乡贵州。《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11］567“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的三大目标，由于科考失败，郑珍的仕宦欲望大大减弱，潜心经学和诗文创作。郑珍说：“自忖非潜心宋五子之学，无以求圣人之道，终不能跻古儒者。”［9］2现实中的苦难，虽然冲垮诗人仕进的信心，但不能阻挡精神家园的建构，诗人曾在《山行》中感慨：“穷涂未倦平生意，欲采闲花种夜郎。”［9］118因此，郑珍的“雨”诗除了有科举落第、民生凋敝和贫病交加的哀叹，也有着明丽清润的“雨”诗书写，这是诗人为自己构筑的内在生命情趣。

通过统计发现：郑珍闲适平淡的“雨”诗，主要创作于40 岁以前。科举接连落第的郑珍，便潜心在家研究汉学，吟咏诗赋，享受乡居带来的精神愉悦。郑珍笔下的闲适“雨”诗，一是表现诗人恬居山村悠然自得的乐趣，例如：诗歌《山居夏晚》，既有“雨散暮天青，馀光照远汀”［9］75里雨过天晴、余光映水的美景，又有“闲情更无暇，儿女上池亭”［9］75儿女承欢膝下的幸福；
诗歌《五日雨中与同人钓溪上》，有“得鱼非我必，藉摅山水期”［9］51寄情山水的垂钓之乐，还有“雨细容小住，甚便收筒回”［9］51细雨缠绵的清新闲适。二是表达对春雨之喜爱，例如：《邵陵道中》“雨过春山叠黛横，嫩林新绿夕阳明”［9］11，是对春雨洗新绿以及雨过天晴夕阳之灿烂的描绘；
还有《自沙洋步至黄家林就舟二十里村景佳绝》中“鸠鸣宿雨馀，人耕旧墟上”［9］101描写春天的夜雨为农民带来希望，憧憬着“麦深不见人”［9］101的景象。三是抒写沁人心脾的夏雨，例如：《荷池疏雨》“况兼荷气满，更听雨声稀”［9］139，描写六月夏雨带荷香猝不及防地冲刷暑气的情景。因此，郑珍笔下的闲适“雨”诗，有着明丽清润的特点，诗歌《邵陵道中》《山居夏晚》《午起》《荷池疏雨》中的雨是疏雨、暮雨、新雨、细雨，不像冷雨那般凄清苦涩，也不像暴雨一样无情，这是郑珍闲居山中之乐的体现，也是郑珍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莫友芝在《巢经巢诗抄序》中说：“论吾子生平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9］4可见郑珍不仅有渊博精深的学识，还有卓绝千古的文笔和诗才。在这样一位全才型的诗人笔下，“雨”诗变化多端，含义丰富。透过其写“雨”之诗，我们既可以领略到郑珍虽沉沦下僚，但刚正不阿、关心民瘼的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
还可以看到郑珍一生迁徙不定，时时以“雨”诗直抒内心之悲愤，以直陈己怨的性情吟咏苦叹仕进无门、社会动乱；
还可以感受郑珍在闲适“雨”诗中为自己构筑的精神高地，窥见郑珍乐知天命的性格。

（一）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

自然界中的雨因时地条件而变化无常，具有滋润万物和伤生害命的双重属性。郑珍诗歌中的“雨”，多与其忧国忧民、寂寥凄楚的情绪融合。郑珍饱读诗书，潜心宋五子之学。在《埋书》中写道：“生小家壁立，仅抱经与传。九岁知有子，山海访图赞。十二闻庾鲍，十三闻史汉。十四学舅家，插架喜偷看。”［9］656在穷乡僻壤度过一生的他有着深厚的济世情怀，虽交友见闻不甚广泛，但是他将在视野范围之内的事物发而为诗。郑珍对灾雨和喜雨的书写，既是对农事关心，又是对底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在他的眼里，“雨”又是凄苦冷涩的代表，他的部分“雨”诗描绘了兵燹之灾，以“雨”映衬生活在风雨飘摇之中的人民。

《江边老叟诗》追忆道光丙戌年渡过公安时，“公安南北两百里，平田若席人烟稠。红菱双冠稻两熟，枣赤梨甘随事足”［9］255；
而今重宿公安时，“今来不复一家在，城门出入惟乌鸢”［9］255。诗人目睹曾经的阡陌良田变成一片荒芜，他深深感叹不仅是天灾“长江无年 不 为 灾 ”［9］255，更 因 为 人 祸“ 官 吏 又 索 连年租”［9］255。郑珍对造成人民灾难的事实看得很透彻，但空有报国安民之志，只能“细雨苍茫生远悲，廿年欢悴同一时”［9］256。在郑珍晚年时，家乡战乱频仍，闾阎尤攘。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杨龙喜起义军围攻遵义城；
咸丰五年（1855年），部分苗民起义；
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太平军转战遵义各地。因此，他以“雨”入诗真实地再现民生之艰难。“大风呼汹僧楼震，细雨霏微石路高”［9］411，郑珍以自然风雨中的可怖景象象征乱世之景。正如他在《元日行至谷洞》中写道：“寂寂雨还歇，悠悠溪谷纡。富贫村店闭，来往路无人。”［9］451雨在悠悠溪谷中不停地下，村庄已然无人，人民无处落脚。郑珍在诗歌中以“雨”写旱灾、水灾、兵燹之灾，既与雨本身的自然特点相契合，也与雨冷涩飘摇的象征意义结合起来，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

（二）直陈己怨的性情吟咏

从屈原“痛己因进谏而遇罚，自致其忧”，到司马迁“发愤著书”。中国传统文人在现实世界中遭受打击折磨时，往往现诸笔墨以泄其愤。人生的不幸，通常会给诗人的作品增添一份悲剧美和沉重感。如杜甫《天末怀李白》“文章憎命达”［7］590，苏轼《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其一“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12］，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13］。正是“不平”而“善鸣”，“穷苦”而“善思”，面对蹉跎难进的仕途、穷困潦倒的人生，诗人发出无声的悲叹，使其笔下的人生之“雨”具有苍凉悲寂之感。

毋庸置疑，那滴滴点点的雨，象征着郑珍仕途风雨里的“泪痕点点”。其表达人生感悟的“雨”诗，多以“凉雨、萧雨、苦雨、秋雨”等凄清冷涩的“雨”入诗，来映衬其悲凉的心境。因此，郑珍表达人生感悟的“雨”诗，不是一种纯自然的“雨”现象，而是表达主观情意的符号和象征。郑珍喜欢用“雨”表达人生感悟，在100余首涉“雨”诗中，郑珍表达伤时感怀的诗占了涉“雨”诗的一半。其悲情苦雨诗读来情真意切，字字催人心肝，诗人曾说：“此生何以过百年，茫茫哭向路旁水。”［9］249三次应试不中，仕途渺茫，让诗人倍感无奈；
山河破碎，辗转流离的生活更是让郑珍痛苦不堪。而雨作为一种自然物，具有冷涩的特点，在不同意境、不同诗人笔下，“雨”在铸意染情时要接受作者主观情“意”渗透。正如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云：“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14］认为客观的“物象”与主观的“情义”之间存在一种契合与否的关系。因此，悲情苦雨的交加渲染可以看到郑珍一生转蓬江湖，迁徙不定，并时时以“雨”诗直抒内心之悲愤，吟咏苦叹仕进无门、社会动乱。凄苦冷涩的雨与郑珍痛苦渺茫的一生有着天然的契合之处，在其诗歌中冷雨与悲情的渲染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

（三）乐知天命的性格展现

童庆炳在《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中说：“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活动就是释放、宣泄人的被压抑的心理能量，降低紧张水平、恢复人的心理平衡的一条途径。”［15］当诗人郑珍理想的生命状态与现实政治、环境不相容时，便展开了心灵的追寻，以文字、隐逸自然等方式将自己的心灵层层展开，探寻心灵的寄托与灵魂上的真实感触。郑珍因为老师黎恂的熏染，以读书修身养性，视读书治学为趣，故能不执着于功名。因此，在郑珍“雨”诗对生命咏叹中，不仅有着凄婉缠绵的哀感之辞，还有强作自我宽慰的刚强之音和轻松诙谐的性情抒发，这是郑珍乐知天命的性格展现。在其避居农村期间，有着诸多闲情清丽之雨的书写，将乐景与喜雨紧密结合。郑珍曾说：“郘亭与柏容平时论此事每推我，平心自揣，实才不逮二君，只粗服乱头，自任其性。”［16］在其揭不开锅时，还能“仰天一大笑”，尽显其乐观幽默的人生态度。郑珍的科举落第使他心灰意冷的同时，也让他不用拘泥于官场，使其心灵能在足够自由的空间里舒展、伸张，以平常的心态融入大自然，追求生命的本真与精神的愉悦。此时的郑珍不必为官场、为政治而苦恼，可以用诗歌表现他的生命底色。诗歌《山行》《五日雨中与同人钓溪上》《早驻郑家驿携稚女钓鱼溪上》等中的雨不仅仅是自然之雨，更是洗去诗人烦恼与忧伤的“雨”，郑珍在肆意追求山水之乐的闲趣，不愿意把心变成形与物的奴仆，而是寻求心灵空间的自由独立。这是郑珍在闲适“雨”诗中为自己构筑的精神高地，可以窥见郑珍乐知天命的性格。因此，郑珍在感尽人间苦痛的同时，生命中也有着闲适清丽的时光，郑珍在表达农村闲适之趣时，总是与雨自然恬淡的特点相结合，与凄清冷涩的悲情苦雨形成鲜明的对比。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曰：“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17］雨意象凭借自身因时地条件而变化无常，既能润泽万物，又会伤生害命的双重属性，以及配合周围事物产生组合效应的广泛性等特殊性质，成功进入郑珍的审美视阈，成为郑珍笔下最为常见而又最富诗意的自然意象之一。透过其写“雨”之诗，既可以看到气象万千的自然之雨带给家乡人民深重的灾难，也可以看到灾难的背后当地官吏胡作非为、狼子野心的真实书写。与此同时，郑珍作为极富创造力的现实主义诗人，笔下的雨既与其人生经历、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同时雨意象的成功运用也显示了诗人郑珍“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伟大艺术创造。

（一）涉“雨”诗补充史料之不足

孟棨在《本事诗》中这样定义“诗史”：“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8］15而“子尹诗盖推源杜陵”，郑珍和杜甫一样以时事入诗，自觉将历史写进诗文。郑珍晚年在风雨飘摇中度过，其“雨”诗颇具老杜的气象，也有诗史精神。郑珍以“雨”入诗，“雨”不仅作为一种意象象征苍凉冷寂的人生，更是作为一种自然物，是天灾人祸频发的历史见证。因此，其涉“雨”诗无疑是最具诗史精神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承载了那些因雨而产生的“旱灾”“水灾”等沉痛的记忆，更倾诉了“天灾之下，人灾肆虐”的心声，在认识社会的意义方面，非史料的简略记录所能比。

郑珍写于1843年的《酒店垭即事》：“井井泉干争觅水，田田豆落懒收萁。六旬不雨浑闲事，里长催书德政碑。”［9］248此为实写之“雨”诗，六月不雨，豆稀残落，天降旱灾使百姓争水泉干，本为百姓衣食父母的官吏，天灾之下无所作为，还催着人民立功德碑，天灾难耐，可人灾更是让百姓不堪重负。郑珍的诗歌补充了江河日下的清朝统治史料，政治腐败是国家动乱的根源所在。贵州地区常年受灾，清廷也蠲缓过赋税，可是当地官吏依旧贪赃枉法、横征暴敛，且治灾不力。郑珍诗歌《六月二十晨雨大降》中写道：“望雨终宵三四起，雨来侵晓却安眠。”［9］83郑珍在诗歌中真实地记录了旱灾之时，一夜盼雨，雨来才能安眠的情景。雨盼来了，可是诗人见到了“翻悲昨见横渠瘠，不缓须臾死道边”［9］83这样真实的场景。诗人埋怨道：“官粜虽轻无此饱，帝心稍转即丰年。”［9］83诗人对上天和官府发出控诉，他认为要是官府早点放粮，老天爷早点下雨，横渠道上就不会有这么多死尸。此外，郑珍还在《秋雨叹》中写道：“获者秉烂纷纵横，未获者倒如席平。”［9］361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可是作者在《秋雨叹》中记录秋雨不断，农作物被不断冲刷，老农抱蓑哭泣的场景。在这些诗歌中，郑珍不仅痛诉了天灾，而且对人祸也有所揭露，弥补了史书中有所遮掩的一面。在正史的记载中，对于雨这一自然物带来的灾害，只有简单的数据记载。而在郑珍的“雨”诗中，可以看到雨这一自然物带来的是饱含人民辛酸血泪的记忆。雨在变化万千的自然界中忽多忽少，可在其变化无常的背后，看到的是因为迟来的雨道边尸体横野，这是无法通过正史记载中冷冰冰的数据看见的。

（二）体现郑珍“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伟大艺术创造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道：“程春海、祁春圃、何子贞、郑子尹等，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慤［悫］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19］刘世南也在《清诗流派史》中提出：“清诗的时代特色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统一。”［20］而郑珍作为极富天才创造力的诗人，正是“学人之诗”“诗人之诗”合一的践行者。郑珍诗才特具，精于炼字铸句，故其诗歌独具特色，而这又得益于郑珍别居慧心地选取了典型意象进行艺术创造，大力开发雨这一自然物的艺术潜力和美学价值。郑珍笔下的雨，它们或是从苍莽的山脊呼啸磅礴的暴雨，或是十年不曾断绝的冷雨，或是由夏日的清池绿荷聚捧着，或是止歇在江天远岸的一片空阔里。它们分别在一定的环境和背景的作用下，被映照衬托出来，由此而各具姿态。

郑珍笔下的“雨”诗是独特的，贵州阴晴不定的天气与郑珍人生的风云变幻交相辉映，在“雨”诗中得到出色的描绘。郑珍“终模韩以规杜”的创作路线，既体现其生涩奥衍的学人风格，又显示其平易自然的诗学追求。在《骤雨》《屋漏诗》《北斗》《汤阴谒岳祠》《江边老叟诗》等“雨”诗中，郑珍大量用典故、生僻字、重叠字，同时在诗中尽显其“学人”才华。例如《江边老叟诗》“外高内下溃尤易，善防或未稽考工”，诗人将《考工记》中防决堤的方法引入诗歌的书写中，以此可见诗人功力之深厚。刘熙载《艺概》云：“诗品出于人品。”［21］郑珍情感真挚，将其生活中的真实感悟发而为诗，时常达到“字字催人心肝”的效果。在其表达民生亲情的“雨”诗中，诗人放下学人身份，将情感的表达放在第一位，尽显“诗人之诗”的风采。郑珍对于“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融合，正如罗宏梅老师所说：“二者内在是统一的，它们是郑珍集学人与诗人两种身份于一身的产物，是郑珍两种身份的特殊显现，是学之理与诗之情的融合。”［22］

在郑珍诗作中，“雨”被赋予了不同的感情色彩，诗人着力描摹了苍凉冷寂的人生之雨、爱恨交加的喜雨和苦雨，还有明丽清润的闲适之雨，展现了诗人细腻的内心情感和人生仕途的坎坷。借“雨”这一意象观郑珍诗，足以见郑珍之功力。郑珍的“雨”诗是晚清之际贵州地区水旱灾害多发的现实写照，也呈现了天灾之下官吏腐败、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社会面貌与生活状态，体现其对于衰世之下底层百姓悲苦命运的同情。郑珍笔下实写的“微雨”“大雨”“灾雨”和虚写的表达人生际遇的“雨”，将微凉酸涩的“雨”意象与人生的悲苦相连，使雨这一自然物在其诗歌中姿态万千，尽显郑珍“诗人之诗”“学人之诗”的伟大艺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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