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决策问卷的编制

王丽萍 王惠萍

(1.鲁东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2.滨州医学院 应用心理学系，山东 烟台 264003)

青少年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心智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需要正确的引领，如果不能正确、及时地教育和引导，就容易成为违法犯罪的高危群体。青少年犯罪是社会变迁的缩影，社会文明所处的阶段越高，出现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青少年特有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如性早熟、好奇心强、模仿性强、心理不成熟、易冲动等，都是容易引起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了解青少年犯罪的特点，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是家庭、学校和社会都需要肩负的责任。2022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1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中公布，2021年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出现反弹，2021年受理审查逮捕、受理审查起诉人数较2017年分别上升了30.6%、24.2%[1]，14—16周岁未成年犯罪的占比呈上升趋势[2]，预防青少年犯罪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青少年犯罪行为决策。青少年的犯罪行为是经过个体主观认识后产生的结果，是决策后实施的行为。犯罪行为决策是犯罪行为实施之前的认识加工过程，在动机与行为之间起连接作用。实际上，决策的核心就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目的、满足动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样的刺激面前，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行为的选择不同，大多数人选择守法行为，但也有少部分人选择犯罪行为。

犯罪行为决策是行为人是否选择犯罪行为、如何实施犯罪行为的决策，是对相关行动方案进行选择的过程。行为人为满足犯罪需要会进行犯罪手段选择、犯罪成本和利益的权衡。犯罪行为的影响因素较多，决策与犯罪行为人的认知特点和决策特点有关，也与情绪和情境关系密切，产生于不良价值观、认知偏差等。这些常常简称为“犯罪决策”。

犯罪决策的理论经历了标准理性到有限理性的演变过程，相关理论模型有期望效用模型、前景理论模型和理性选择模型等。随着人们对犯罪决策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情绪等因素也是影响犯罪决策的重要方面，但在理性选择模型中很难有机融入。随着双系统模型的发展，范·杰尔德(Van Gelder)等人提出了犯罪决策的冷/热视角(Cool/Hot)[3]745-763，弥补了理性选择模型无法纳入情绪因素的缺陷。冷视角代表着决策的理性部分，是冷静的、认知的、深思熟虑的。冷的决策模式是指犯罪者在理性支配下，通过认真分析信息，权衡行为的利弊，以此作出的理性的犯罪决策；
而热视角代表情绪情感方面，是热的、情绪性的、冲动性的。热的决策模式是指犯罪者在情绪主导下，因为各种情绪反应而“头脑发热”作出的冲动性的犯罪决策。犯罪决策的冷/热视角很好地补充了理性选择模型中不能容纳的情绪部分，成为犯罪决策领域研究的最新关注点。

青少年犯罪决策往往是冷/热模型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冷模型的加工方式占上风，则作出理性的犯罪决策。理性决策是青少年在多种行动方案中，经过对行为的利益和后果进行权衡、判断，选择了能够实现目的、满足需求的一个具有法律风险的方案，即行为的后果受到刑罚惩罚的决策方案。在犯罪学界定中，理性犯罪通常称为故意犯罪。

如果热模式占上风，则作出冲动性的犯罪决策。冲动性决策是指青少年在冲动情绪的支配下，没有经过分析、判断、思考和权衡，快速作出的决策。冲动状态下的犯罪通常称为激情犯罪。

然而，在现实的犯罪案例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一些青少年在犯罪行为的决策中既表现出理性成分，又表现出冲动性成分，根据双系统理论观点，这是犯罪决策的冷/热加工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将这部分犯罪决策称为双系统犯罪决策。

犯罪决策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们通常使用以下三种方法来研究犯罪决策。

第一种方法是采用人类学方法。比如访谈法，通过对已定罪的犯罪者的访谈，了解他们作出犯罪行为之前的决策过程。例如，一系列的访谈研究发现，入室盗窃犯会注意到这些因素：犯罪地点，进入房子的方便性、易逃跑性等[4]39-54。访谈法可以直接测得犯罪者的想法，但事后回忆与当时的想法不一定完全一致。犯罪者的学历不高、语言表达能力不强等因素都限制了访谈法的深入。

第二种方法是采用调查研究法。通过分析人们对成本和利益的确定性和严重性的看法，然后将它们与自我报告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例如，Piliavin等在最早的理性选择研究中，采用了一组曾被监禁的成年犯罪者、吸毒者和辍学的年轻人作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利益(和机会)会对犯罪决策产生影响，但正式或非正式的制裁风险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5]156-158。

第三种方法是采用假设情境法。研究者经常使用简单的假设性犯罪问题(例如“你盗窃的可能性有多大?”)或更详细的假设场景，包括对潜在犯罪情况的简短虚构描述，引出犯罪意图，从而将这些意图与对各种后果的感知联系起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在犯罪学中的应用，虚拟现实技术也开始应用于犯罪决策的相关研究。范·杰尔德(Van Gender)采用虚拟现实情境(Virtual Reality Scenarios)的方法来研究犯罪决策[6]451-480，使得犯罪决策的研究方法更进了一步。

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后期研究者采用假设情境法，使人们对犯罪决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虚拟现实情境等新技术显示了犯罪决策研究的进步，可以进一步模拟犯罪发生的真实环境，更好地理解行为人的决策过程。但因为这个技术对硬件设施及研究者的技能要求比较高，推广起来有难度，更常用的还是问卷法和情景测验法。

克雷曼曾说：“了解实际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的决策过程，是威慑控制犯罪行为的关键。”[7]10如果能够清晰地描绘青少年犯罪行为决策的路径，就可以设计针对性的策略，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行为。青少年犯罪者在决策中表现出的理性、冲动性、双系统性，合称为犯罪性，犯罪性是青少年易作出犯罪决策的倾向性。犯罪性(Criminality)概念最早由艾森克于1964年提出，艾森克认为犯罪性是一种选择犯罪行为的倾向性，属于一种特质类概念，具有相对稳定性[8]26。为了更直接地研究青少年的犯罪决策倾向性，需要应用相关的工具进行考察。但是目前国内没有现成的工具可以使用，有限的对犯罪者进行的决策研究，大多采用的是风险决策的情境，而风险决策和真正的犯罪决策不一样。因此，本文将问卷法和情景测验法相结合，开发结构稳定的、信效度较高的测评问卷，以便更好地测试青少年的犯罪决策倾向。

(一)研究样本的选取

本文选取了犯罪青少年的样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国内外关于犯罪决策的研究，一般采用假设情景资料，研究样本大多是大学生样本。选用大学生样本非常方便，大学生的智力水平能够很好地理解情景信息，但是，相关研究发现，应用大学生样本得出的研究结论很难推广到实际犯罪样本中[9，10]698-721，99。鉴于此，本文选取实际犯罪者，也就是选取在监狱服刑的青少年为被试，进行犯罪决策测验。同时，选取相应年龄段的大学生和高职学生作为对照组，进行比较研究。

(二)问卷编制的过程

第一阶段：选取问卷题目

借鉴国外的情境测验[10]451-480，在公开发表的案例中选取2个典型案例和2个经典两难案例应用封闭式问题和开放性问题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测验。希望由被试的回答，测量其对这些案例的看法。

第二阶段：预测验

选取了安徽某监狱的40名犯罪青少年进行测试。在案例一湖南小学生吴某康杀母案中，第1题“你觉得吴某康是一时冲动还是蓄谋杀人？”92%的犯罪者选择一时冲动；
第4题“你觉得他有没有考虑后果？”89%的人选择没有；
案例二小张和老乡偷窃案中，第1题“你认为小张为什么会做出盗窃的行为选择？”98%的犯罪者都选择没钱；
第2题“这种行为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90%的犯罪者选择了来钱快。研究结果发现，犯罪青少年的测验鉴别度非常低。通过分析原因，存在以下两种可能性：第一，对于经典的犯罪案例，有着非常明确的犯罪事实，被试很清楚地知道行为人的反应是错误的，也就作出了相应的犯罪判断；
第二，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在服刑期间接受了法律教育，知道这些典型的犯罪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能够对这些行为作出理性的评价。另外，被试难以带入到案例中的情境，虽然被试是通过自己的判断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评判，这些结果也难以准确地评价被试的决策行为。因此，需要对问卷进行重新编制。

第三阶段：重新编制问卷

经过反复讨论和查阅文献，在犯罪学专家的建议下，选用违法、犯罪的情境案例作问卷调查的内容，用更隐蔽的形式测量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决策。首先选用10个经典案例情境，删除鉴别度低的4个，最后选定了6个案例情境。案例1来自于日常的违法行为，如：“深夜，一个人也没有，驾车回家时看见红灯，你知道这儿没有监控录像，会不会直接通过？”案例2来自于国外的犯罪决策经典测验案例，如“和朋友一起去酒店喝酒，时间已经到了午夜，如果把车放在酒店门口，还需要早起去开车，你会不会把车开回家？”案例3来自网络媒体报道的案例；
案例4来自《犯罪心理学》中的经典案例[11]73；
案例5是在笔者访谈中遇到的典型案例；
案例6是道德两难故事的测验材料；
这些案例包括违法行为、冲突行为、财产侵占行为、被动攻击行为和经典两难行为。

第四阶段：专家审定

经过2名心理学专家、2名教育学专家和3名狱警进行评判，认为这些案例比较典型。因为服刑人员的文化程度普通较低，在狱警(心理学专业)的建议下，将案例尽量精简，语言通俗易懂，只保留最核心的案例内容。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方法，从“不会”到“会”，分别计1—5分。总分越高，越倾向于作出犯罪决策；
总分越低，越不会作出犯罪决策。

第五阶段：再次预测验

选取山东省某未管所、山东省某监狱和山东某女子监狱208名犯罪青少年进行第二次施测(样本详情见表1中的项目分析样本部分)，并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修订问卷。

表 1 样本人口学变量

第六阶段：形成正式问卷

选取山东省某未管所、山东省某监狱和山东某女子监狱155名犯罪青少年，这部分样本没有参加前面两次预测验，应用修订完成的问卷进行再次施测(样本详情见表1的信效度检验样本部分)，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AMOS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结构性验证，并进行信度检验，最终形成犯罪决策的正式问卷。

第七阶段：正式施测

采用正式问卷对犯罪青少年593人和普通青少年560进行施测，然后对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统计，这些青少年都没有参与前面几次的测验。犯罪青少年选取了山东某未管所、内蒙古某未管所、山东某监狱、安徽某监狱、山东某女子监狱的犯罪青少年，年龄在14—25周岁，能够独立阅读问卷并能答题。共发放600份问卷，回收593份有效问卷，平均年龄20.24±2.75，其中男性438名，占73.9%，女性155名，占26.1%；
普通青少年选取了烟台某高校和某职业院校的学生，高校学生的年龄段与青年犯罪者的年龄相对应；
职业院校学生的年龄段与未成年犯的年龄相对应。通过问卷星的形式发放，共回收560份问卷，平均年龄为19.97±1.25，其中男性320名，占57.1%，女性240名，占42.9%。

(三)施测过程

问卷经历了项目的初步编订、预测、再次施测、信效度检验等几个步骤，最终定稿。问卷的施测是由心理学专业背景的狱警进行集体施测，在犯罪者集体学习时，给他们发放纸质问卷，并告诉他们填写方法。在进行施测之前，对进行施测的狱警组织了统一培训，包括施测方式、施测要求、施测环境、施测时间和施测注意事项等。

为避免评价效应，保证数据的可靠性，问卷均采用匿名的方式，并承诺为参与者的信息保密。每次施测的环境要保持安静，问卷填写结束后，当场收回。

所有数据都录入SPSS22.0和Amos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一)项目分析

项目—总分相关分析是考察每个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度。由表2可见，每个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度都较高，分布在0.61-0.77之间。

表 2 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分析

项目的区分度是用来考察每个项目的鉴别度。分别取总分的上下27%的数据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然后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如果项目的高分和低分的差异显著，则说明有良好的鉴别度，如果差异不显著，则说明鉴别度不高，予以删除。由表3可见，每个项目的高分组和低分组差异都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1，说明这些项目有良好的鉴别度。

表 3 犯罪决策问卷项目区分度检验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考察项目的因子，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KMO值为0.830，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卡方值为348.364，P<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发现，问卷的主成分因子为1个，可解释的方差达到50.680，符合问卷要求。每个项目的载荷矩阵如表4所示，项目的载荷在0.5以上，全部项目予以保留。碎石图见图1。

图 1 犯罪决策碎石图

表 4 成份矩阵a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根据项目分析的结构，确定了一个主成分因子，包含6个项目，再次选取样本进行施测，构建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各种拟合指数见表5。

表 5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度指数

由表5可见，各拟合指数均达到临界标准[12]67，χ2/df=4.81，RMSEA=0.056，CFI=0.94，TLI=0.90，NFI=0.93，IFI=0.94，指标都在可接受范围，模型拟合度较好。总体来说，犯罪决策问卷的结构稳定、合理。结构图见图2。

图 2 犯罪决策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构

信度检验发现，项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01，说明问卷的可靠性较好。

将犯罪青少年与普通青少年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t=9.95，P=0.000<0.001，呈现显著性差异，说明测验问卷能很好地区分犯罪青少年与普通青少年，能够测量犯罪青少年的犯罪决策倾向。

犯罪决策研究的困难在于，研究者无法在犯罪者正在决策时进行测量，因为伦理等问题，也很难在实验室复现。然而，犯罪决策却是行为人进行犯罪行为前最重要的一环，对犯罪决策的研究能把握犯罪行为人的心理，有助于针对性地预防和杜绝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如何更好地了解犯罪者的决策心理，还是要选取已经犯罪的青少年，考察他们在面对犯罪情境时的选择。在这里有个前提假设，就是个体面对相似情境时，有相似的决策方式。

目前没有现成的犯罪决策问卷可以使用，需要重新进行编制。问卷共编制了两版，前后历时5个多月。在第一版问卷中主要以经典的犯罪案例进行编制，预测验后，结果发现鉴别度很差，无法真实地测出犯罪者的犯罪决策倾向。原因可能是太明显的犯罪案例，让犯罪者产生了显著的防御心理。

国内相关研究使用的决策情境多采用风险决策情境，与犯罪情境差异较大；
国外相关研究采用的情境案例比较详细，一般是1—2个案例，这不符合疫情下的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国情，也无法照搬照抄。于是，经过查阅大量相关资料，与专家反复讨论协商，并不断征求犯罪管理人员的意见，最后确定了6个违法犯罪相关案例，6个性质各不相同，其中包括违法行为、冲突行为、财产侵占行为、被动攻击行为和经典两难行为。这些案例都不是非常明显的犯罪行为，但都能反映出犯罪行为决策倾向。

选取违法案例、轻微犯罪案例作为案例情境，是因为就青少年而言，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与未达到犯罪程度的违法行为之间，产生的原因是相似的，没有本质区别，而且在犯罪学研究中，也不应该对近似犯罪的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加以区别，因为许多违法行为容易发展到犯罪行为[13]26-32。探讨犯罪前近似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产生和预防，有利于全面认识青少年犯罪，以实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研究目标[14]26-32。青少年犯罪不仅应该包括实施了违反刑法、应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还应包括尚未达到犯罪程度，但同样危害了社会的违法行为[14]1-7。

研究发现，测验问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犯罪青少年与普通青少年相比，更倾向于作出犯罪的决策。因此，该问卷可以作为评定青少年犯罪决策的有效工具。

针对青少年犯罪决策问卷，需要作以下三点说明：

第一，选用6个案例，而非1—2个，是为了增加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第二，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的方式，可以更加量化地看到被试的选择，也避免被试的深入思考，影响问卷的真实性；

第三，案例情景非常简化，是因为服刑人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案例情景，做出尽可能真实的回答。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犯罪青少年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尽管样本选取的是在监狱服刑的青少年，经常进行法律知识的学习，但对于违法或犯罪情节较轻的情境，可能会存在某些个体意识不到自己的决策是违法的情况；
另外，被试的犯罪决策可能受到社会期许效应的影响，尽管是匿名问卷，普通青少年更可能会因为社会期许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改进。

犯罪行为决策是行为人是否选择犯罪行为、如何实施犯罪行为的决策，是指行为人为满足犯罪需要进行的手段选择、犯罪成本—利益的权衡，做出犯罪行为的选择过程。本研究开发的犯罪决策问卷是对青少年犯罪决策倾向性的考察，该问卷结构稳定合理，信度、效度良好，可以作为评定青少年犯罪决策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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