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探究
时间：2023-04-09 18:10: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符 磊，周李清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1106)
为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清楚表达了新发展格局中内外循环的战略关系，强调通过内外两大循环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共赢、互动协同，重点依托国内市场但也兼顾国际市场防范化解供应链、产业链中断风险，旨在促进经济健康、稳定与高质量发展[1]。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既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积累的显著资源优势与技术基础，更是旨在培育具有集中性与分散性相结合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与创新链[2]。技术创新无疑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不仅关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核及边界，也旨在打通从内到外滞阻循环的痛点和堵点。技术创新背后横跨内外循环的跨国公司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关键，它们通过不同方式接触、学习并运用先进技术，对母国具有鲜明技术引导作用。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显示，中国大陆加香港上榜公司数量达到135家且连续两年居首，比2020年增加11家。再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总共有143家公司上榜，不断崛起的跨国公司可谓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中坚力量。
从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切入，研究双循环背景下我国技术创新提升路径，无疑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首先，近年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一直是经济学界共同努力的方向(1)参见张二震教授2019年3月12日发表于《新华日报》的文章《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其中写道：“习近平总书记3月4日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讲话，为我们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并且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增强中国经济学自觉自信，指明了方向。”。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是开拓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创新蓝海。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从跨国公司世界范围内投资实践中分析其技术创新意涵，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其次，科技竞争是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我国关键核心技术不足且受制于人，导致技术“卡脖子”现象严重。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为维持科技的“差距安全”，将我国视为最具威胁的战略对手并诉诸严酷的科技制裁手段(2)以美国为例，从2019年开始，除了原有的技术管制之外，美国不断扩充“实体清单”，纠集日欧以技术强制转让名义起诉中国，进一步限制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跨国并购，限制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留学生访美，禁止华裔科研人员接触科研设施，等等。，对此我们不得不早做谋划，为关键核心领域的技术创新寻找出路。
从国家技术发展的基础规律来看，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底层逻辑是创新资源“量”的快速积累和“质”的突破提升。虽然围绕创新资源包含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但一国政府所能采取的博弈策略却相对有限，主要包括国内研发、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四者为核心的政策集合。以上对于创新资源博弈的策略价值存在不同差异，学界对前三者在促进我国技术创新方面几无异议，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却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凭借逆向溢出效应促进企业乃至宏观层面技术进步[3]，但这部分观点持有者也承认，相比研发投入、商品进出口、外商来华投资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影响程度较低[4]，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小[5]。但是更多研究表明，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对技术领先经济体进行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显著促进母国技术进步[6-7]，蒋冠宏和蒋殿春通过检验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率效应”，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虽对我国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作用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小[8]。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涉及国外科技发展态势特别是尖端科技进展的观察学习，大都依靠对外投资实现。前沿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难度巨大，通过普通方式引进技术比较不现实，因为没有国家会将核心科技轻易泄露。芝加哥大学尤夫可·阿克西吉特(Ufuk Akcigit)等研究表明，在1976—2015年间美国硅谷等地的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海外，日本、德国、瑞士、英国、法国和新加坡相对而言投资较多。这些国家跨国公司进入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机器人等领域，并瞄准一些初创企业持续给予多轮投融资，包括研发在内进行全方位指导与协作，这一切最终对母国同领域专利申请引用具有显著正面影响。除了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之外，新兴国家著名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在硅谷也有投资足迹，比如中国的腾讯和联想投资Meta、阿里巴巴投资MagicLeap、百度投资Velodyne等等(3)Meta、Magic Leap都是诞生在硅谷从事AR(增强现实)技术研发的著名科技公司，Velodyne则是做激光雷达的硅谷科技公司，百度对其投资是致力于在无人驾驶技术领域进行创新。[9]。在世界技术创新活跃度最高的硅谷，来自不同国家的资本似乎都不想错过那以极低概率出现的颠覆性技术，在硅谷之外的其他重要创新集聚区实际也是如此。迄今为止，除了海外投资行为之外，企业和所代表的国家或许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可以拥有或至少共享这些正在孕育的前沿核心技术。
本文的逻辑起点在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技术创新提出新要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战略机遇与挑战也召唤核心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要打破科技霸权国的技术封锁，不仅要从技术创新的跟跑者提升为并跑者和领导者，而且要勇于进入以前只有欧美科技霸权垄断的跑道，甚至要勇于进入只能独行的无人区。在上述前提下，要激发契合新发展格局的技术创新，则需建立与之相适宜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动逻辑和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无可比拟的技术寻获功能。本文认为，在双循环格局中要放大对外直接投资沟通内外循环的桥梁作用，根本而言，只有世界顶尖创新资源流入我国才能真正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贸易虽能以商品流动代替资源流动，但贸易品获得者往往只能做到知其然，无法知其所以然，更无法获得背后的顶尖创新资源。那么，一国国内创新资源集聚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相关研究表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整体战略和应对不同政策门槛的具体策略能够整合高精尖技术创新资源，促进我国技术创新。
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的逻辑联系，本文拟分三个层次并逐层剖析。首先，以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切入点，在双循环背景下探究对外直接投资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载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内循环下母国技术吸收能力如何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转化。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影响渠道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主，忽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提升作用，无异于将事物主要矛盾置于次要层面。同时，“技术寻获来，吸收是关键”。后进国家利用先进国家创新技术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需要积累一定吸收能力[10]。面对海外关键核心技术，技术吸收能力在内循环下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转化方面意义深远，应增强技术吸收能力以放大逆行技术溢出效应，提升我国自主创新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以支撑双循环体系。其次，探究外循环下东道国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我国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获取。东道国制度环境是外循环下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所需遵守的关于东道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显性或隐性约束。刘晓光和杨连星认为制度通过降低市场不确定性、营造有序良好的市场环境，保障经济活动顺利进行，并提出东道国制度环境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以及经营活动具有直接影响[11]。东道国制度质量低下会使跨国企业面临政治动荡、宗教冲突、经济不稳定等困境，进而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产生负面影响[12]。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减少、消除跨国企业与东道国矛盾纠纷，畅通外循环，保障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有序化、规范化，促进跨国企业嵌进东道国科技体系中，便于外循环下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获取。再次，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获取基础上，探究两国制度距离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发展关乎我国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体系，只有积极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平稳、有序发展，打通循环堵点，才能助力我国新发展格局形成。制度距离是母国和东道国在国家制度方面存在的差异[13]，现有实证研究表明，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组织行为转移、战略选择、海外经营绩效与效果具有深刻影响[14]。学界认为制度距离差距一方面给跨国企业带来相对优势，促进企业对外投资[15]，另一方面，增加企业额外适应成本和风险，使企业竞争力下降[16]。最后，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我国如何在双循环背景下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逆向技术溢出，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出具体建议。相较其他学者的研究，本文可能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创新：一是紧扣时代主题，基于双循环背景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我国技术创新，重新观察投资行为；
二是分别论述内外循环溢出效应的传导路径，在双循环格局下试图重新解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来龙去脉；
三是赋予对外直接投资新的价值定位——新发展格局中沟通内外循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联通桥梁。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第三部分为内循环下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转化；
第四部分为外循环下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获取；
第五部分为外循环与内循环的联通桥梁——对外直接投资；
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不同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有不同理解。赵伟等纵览有关研究得出外向FDI通过“R&D费用分摊机制”“研发成果反馈机制”“逆向技术转移机制”“外围研发剥离机制”影响投资母国技术进步[17]。赵宸宇和李雪松基于微观数据，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非技术渠道作用机制、海外市场竞争机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投资收益反馈机制这四个机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18]。潘雄锋等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带动企业研发经费增加，促进我国技术进步[19]。齐亚伟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学习效应”，发现对外投资“学习效应”对我国技术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20]。聂名华和齐昊从比较劣势产业转移、低端生产环节锁定、逆向绿色技术溢出和国内市场竞争增强四个渠道阐述对外投资影响投资母国工业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21]。曾倩等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过程可分为两阶段：一是子公司在东道国获取技术溢出；
二是子公司将所获技术溢出传递回母公司，最终消化、吸收、改造后应用于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22]。大多数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我国技术创新[23-25]。关于母国创新途径，究其本质，无外乎自主研发和学习他国先进技术，面对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现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创新水平提高，更贴合我国国情。
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双循环背景，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对外直接投资构建内外循环联通桥梁，充分发挥学习效应、流动效应、联系效应和平台效应，以跨国企业为媒介将技术传递回投资母国。学习效应是指跨国企业学习模仿东道国先进企业创新技术，弥补自身技术缺陷。流动效应是指跨国企业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通过劳务派遣、员工轮岗、员工培训等方式产生人员流动，流动人员将所学知识反馈给跨国企业母公司，从而丰富其管理经验、提升其技术水平。联系效应是指母公司与海外关联公司开展交流活动，建立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彼此相互学习。平台效应是指对外投资为跨国企业提供良好技术提升平台，跨国企业通过这一平台获取自身所需关键技术，攻克技术关卡，实现技术创新。内循环部分主要论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中介效应，重新论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同时考察技术吸收能力如何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转化。科恩(Cohen)将公司吸收能力定义为一种能够识别、内化外部信息，将其应用于商业目的，并通过整合内外部知识提高组织技术创新的能力[26]。衣长军等认为对外投资为发展中经济体带来技术学习效应，而吸收能力通过影响技术学习效应调节逆向技术溢出效应[27]。可见，母国技术吸收能力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技术成效具有重要作用。只有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吸收转化，内化为公司自身技术，提高公司创新绩效，促进我国技术水平提高，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反哺。如果只获取不吸收，无异于滥竽充数，降低对外投资效率，浪费与之相关的宝贵资源。而外循环部分主要论述东道国制度环境如何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获取。朱婕和任荣明认为企业完成海外并购后需要考虑经营可持续性，即东道国政治环境和营商环境[28]。东道国作为逆向技术溢出摇篮，其特征环境深深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小和质量。而环境中尤以制度环境为重，制度环境是社会各项工作正常有序开展的基础，决定我国对外投资能否在东道国落地生根以及获得安全的投资权益保障。
图1 双循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
内循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对外直接投资到我国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其关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最终技术创新成效。为探究内循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我国技术创新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本文构建模型(1)、(2)、(3)。模型(1)主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总效应(γ1)，模型(2)和(3)主要探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中介效应(γ2*γ4)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γ3)。
INVit=γ0+γ1OFDIit+γXit+πi+λt+θit；
(1)
TSit=γ0+γ2OFDIit+γXit+πi+λt+θit；
(2)
INVit=γ0+γ3OFDIit+γ4TSit+γXit+πi+λt+θit。
(3)
其中，i表示中国各省份，包括31个省份(4)剔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
t表示时间，从2007年到2018年；
INV表示技术创新水平，用发明专利授权量表征；
OFD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TS表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X表示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技术市场成交额、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π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θit表示随机误差项。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计算，如下式所示：
同时，为了考察技术吸收能力是否正向调节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作用，本文构建以下面板模型，如式(4)所示。
INVit=γ0+γ5TSit+γ6TSit×TAit+γXit+πi+λt+θit。
(4)
其他符号含义如上，其中，TA表示技术吸收能力，本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表示技术吸收能力，图2展示了我国技术吸收能力发展情况。
图2 我国技术吸收能力发展情况
据图2可知，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发展速度较快，中部地区次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较慢。东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较高，在于其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完善，对高科技人才和企业具有吸引力，进而产生人才集聚效应和企业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水平高；
而中、西部地区却与之相差较远。
以上模型相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对外投资公报、中国统计局以及通过计算所得，并经购买力平价调整。表1为相应模型回归结果。据表1可知，在模型(1)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总效应为2.114，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我国技术创新。在模型(2)、(3)中，对外直接投资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回归系数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技术创新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并且在模型(3)中，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回归系数为-1.065(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升我国技术创新水平。与此同时，根据模型(4)可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技术吸收能力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163(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技术吸收能力显著正向调节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
表1 模型回归结果
面对东道国显露在外的科技信息池，跨国企业通过参与东道国经济活动，获取显性或隐性技术溢出。相比文化等其他因素，制度环境更能概括国家层面因素对跨国公司组织行为的影响。国内学者较少关注东道国制度环境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关系，为扩展该领域研究，本文将东道国制度环境分为政治制度环境和经济制度环境，并论述二者如何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获取。政治制度环境，本文用政治治理情况表示，例如，话语权和责任：话语权和责任缺失，反映政府专政，不利于跨国公司通过并购行为获取技术溢出；
政治稳定性：一个政权不稳定国家容易出现中外合资项目中途毁约情况；
政府效率：东道国高效的政府管理为企业经营提供优质基础设施，促进我国企业对其投资,进而实现两国企业之间的交流学习,增强反向技术外溢[29]。经济制度环境，本文用经济自由度表示，例如，投资自由度：投资自由度高的国家，政府对投资活动干预较少，对外来投资限制条件也会较为宽松，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投资，进而产生投资集聚效应，使跨国企业受益于集聚效应产生的技术溢出；
产权自由度：一个国家产权保护越严格，企业自主研发动力越强，越能间接促进东道国技术水平提高；
货币自由度：东道国货币自由度较低，货币兑换受限，将直接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活动。本文以政治治理情况6个子维度(话语权和责任、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规管质量、法制、腐败控制)均值表征政治制度环境，以经济自由度10个子维度(商业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财政自由度、腐败自由度、政府支出自由度、投资自由度、劳工自由度、货币自由度、产权自由度、贸易自由度)均值表征经济制度环境，建立东道国面板回归模型，如式(5)所示：
TSfmt=β0+β1PSCOREmt+β2ESCOREmt+βXmt+πm+λt+εmt。
(5)
其中，m表示东道国，t表示时间，TSf表示从东道国获取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PSCORE表示政治制度环境，ESCORE表示经济制度环境；
X表示控制变量: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存量，科技期刊文章，营商环境，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商品进出口占GDP比重以及人均GDP；
πm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mt表示随机误差项。相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传统基金会、WGI数据库以及中国对外投资公报，并经购买力平价调整。与此同时，将东道国按收入等级进行分层回归，相关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东道国分层回归结果
根据表2可知，全样本回归结果中，政治制度环境和经济制度环境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两者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存在样本异质性。在低收入国家回归结果中，经济制度环境系数为-0.072，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低收入国家，经济自由度低有利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中低收入国家回归结果中，政治制度环境系数为0.783，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中低收入国家，政治治理情况显著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中高收入国家回归结果中，政治制度环境系数和经济制度环境系数都为正，二者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说明在中高收入国家，政治治理情况和经济自由度显著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收入国家回归结果中，政治制度环境系数和经济制度环境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在高收入国家，政治治理情况和经济自由度对我国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获取具有微弱抑制作用。
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受诸多因素影响，多数学者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从不同角度出发，在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究投资非效率项影响因素，以提高投资效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随机前沿面法最初被用来研究企业生产技术效率问题，经改进后而形成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被广泛运用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领域，对探索双循环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李月娥和张吉国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我国与15个主要贸易国农产品贸易的效率和潜力[30]。舒家先和唐璟宜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探究金融异质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31]。张菲等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实证分析中国茶叶出口影响因素与贸易效率[32]。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已经成为测算投资效率、分析投资非效率项影响因素的主流分析方法，其优势在于可以将影响投资规模的随机扰动项分解为非效率因素和外界因素的冲击,并通过技术非效率项测算投资效率。因此，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在对外直接投资基本影响因素基础上，研究投资非效率项影响因素，计算我国对外投资效率，为对外直接投资良性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较完整以及波动小，本文将其作为测度指标。传统引力模型解释变量包括：双边经济规模(用双边GDP表示)和双边距离。我国对外投资通常带有资源获取动机，因此本文将自然资源租金占GDP比重表征的东道国资源禀赋纳入解释变量，并将是否相邻表征的地理位置和是否拥有共同语言表征的文化因素作为重要变量纳入模型。国内学者选择制度距离变量时，比较单一，只研究政治或经济制度距离某一方面。因此，扩充前人研究，本文将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表征的制度距离纳入技术非效率项，探究二者之于我国对外投资的意义，模型具体设定形式如下：
ln OFDInmt=α0+α1ln GDPmt+α2ln ZGDPnt+α3ln distnmt+α4resourcemt+α5contignmt+α6comlangnmt+vnmt-unmt；
(6)
unmt=δ0+δ1pdistnmt+δ2edistnmt+wnmt；
(7)
TEnmt=exp (-unmt)。
(8)
式(6)为对外直接投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式(7)为投资非效率项(u)表达式，式(8)为投资效率指数(TE)表达式。其中，n表示母国(即中国)，m表示东道国，t表示时间。相关变量含义以及数据来源如表3所示。
表3 相关变量含义及数据来源
本文用政治治理情况表示政治制度。全球政治治理指标包括话语权和责任、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规管质量、法制、腐败控制这6个子维度。本文参考文化距离指数构造方法测算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制度距离指数，如式(9)所示：
(9)
其中，pdist表示政治制度距离指数，PInk表示我国在第k个子维度上得分情况，PImk表示东道国在第k个子维度上得分情况。政治制度距离指数越小，表示我国与东道国政治治理情况越相近。
经济制度，本文用经济自由度表征。经济自由度由商业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财政自由度、腐败自由度、政府支出自由度、投资自由度、劳工自由度、货币自由度、产权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这10个子维度组成。经济制度距离指数的构造如式(10)所示：
(10)
其中，edist表示经济制度距离指数，EInk、EImk分别表示我国和东道国在第k个子维度上得分情况。经济制度距离指数越小，表示我国与东道国经济自由度越相近。
由于部分东道国在相关变量上存在数据缺失，同时，为了统一口径(2007年以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统计的是中国对东道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007年及以后统计的是中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本文最终选择2007—2018年115个国家作为样本数据。在整理上述数据的基础上，本文运用frontier4.1软件计算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表4可知，似然比检验值为-2 612.423 1，LR检验值为155.270 88，通过1%显著性检验，说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适用于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同时，γ的T值为39.926 7，通过1%显著性检验，说明投资效率损失主要来源于投资非效率项影响。根据上述结果以及相关计算，得出2007—2018年效率均值排名前二十的国家，如表5所示；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2007—2018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效率，如图3所示。
根据表4、表5以及图3可知，东道国和我国双边GDP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为正，双边距离显著为负，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符合经典投资引力模型。在对投资非效率项(即投资阻力)的分析中，制度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政治制度距离显著为负，即政治制度距离越大，对外直接投资阻力越小，原因在于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地区)，发达国家多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在政治制度(即政治治理)上存在较大差异，从历年对外投资公报中投资存量排名靠前的国家或地区中可见一斑；
而经济制度距离显著为正，即经济制度距离越小，对外直接投资阻力越小，跨国企业对外投资需要适应东道国经济环境，两国经济制度距离较大不利于企业经济活动开展。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效率以及其历年发展情况，本文发现发展中国家投资效率较高，发达国家投资效率较低，随着时间推移，发达国家投资效率有所上升，而发展中国家投资效率有所下降，但在2017—2018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效率都有不同程度下降，主要原因在于2017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海外投资安全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加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导，致使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减缓，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出现十年来首次下滑。
表5 2007—2018年效率均值排名前二十的国家
图3 不同组别国家投资效率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在新形势、新背景下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内循环体系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技术创新，同时技术吸收能力正向调节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通过绘图分析，发现技术吸收能力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呈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各不相同，说明我国人才强国战略已取得明显成效，但受制于经济发展情况，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吸收能力发展速度有所不同，东部较快，中部次之，西部较慢。企业通过技术吸收能力内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科技创新，在创新引领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可以使我国突破技术封锁、推动经济转型、促进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
外循环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起着支撑作用，通过东道国面板回归结果可知，东道国政治治理情况和经济自由度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国家而异，低收入组回归结果中经济自由度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负向效应，中收入组回归结果中政治治理情况和经济自由度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效应，高收入组回归结果中政治治理情况和经济自由度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微弱负向效应。收入等级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低收入国家生产成本低，廉价劳动力充裕，吸引中国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这类国家经济自由度低，吸引我国落后产业转移。中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情况适中，具备一定科技实力和发展潜力，其政治治理情况良好和高经济自由度能够保障外循环下我国跨国企业生产活动顺利进行，对跨国公司获取技术溢出具有积极影响。高收入国家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完善，技术水平高，吸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为了防止技术溢出，高收入国家对外来投资的审核较为严格，特别是对带有国家性质或背景的对外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在内外循环中起着联通桥梁作用，其战略布局决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展情况，关系我国技术创新体系构建。通过上述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可知，两国经济制度距离越近，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阻力越小，两国经济自由度相近能够使跨国企业在较短时间内适应东道国营商环境，降低沉没成本。而政治制度距离却与之相反，这充分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自身特色，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偏好。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效率高，而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低，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效率略微下降，对发达国家投资效率显著上升，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以及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源、战略资产寻求。
根据上文分析结果，为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内循环下提升我国技术吸收能力
内循环下，技术吸收能力正向调节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为此，加强技术吸收能力迫在眉睫。首先，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为提高技术吸收能力作铺垫。其次，要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和创新成果保护机制，激发国民创新热情，推动“万众创新”，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再次，要通过宣传教育培养国民创新意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推动创新人才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只有大力培养创新人才，提高我国技术吸收能力，促进内循环下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转化，才能实现我国自主研发水平质的飞跃以及技术创新螺旋式上升，为双循环发展保驾护航。
(2)外循环下重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东道国制度环境(包括政治制度环境和经济制度环境)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获取影响巨大。因此，外循环下，我国应加强对东道国制度的考察，规避投资风险，降低投资成本。对低收入国家，要注重考察其经济自由度情况，例如，金融自由度、货币自由度、商业自由度等，避免我国过剩产能转移受阻等情况。对中收入国家，对其政治治理情况和经济自由度的调查是十分必要的。对高收入国家，由于其基础设施完善、经济高度发达、自主研发能力强、政治治理情况表现良好，为此，我国应选择投资条件较为宽松的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技术寻求型投资，降低外循环摩擦力，推动外循环下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3)双循环联动下合理布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面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前沿科学技术，我国应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合理布局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内外循环联动，推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传导。但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遏制，短期内，我国应注重加强对周边友好国家以及具有友好伙伴关系国家的直接投资，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RCEP投资协定，由点及线，构建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网；
长远来看，纵横捭阖，与发达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突破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加强内外循环联动，实现中国和平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