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抗战书写的生命伦理与情感政治——以《火》三部曲为中心

顾甦泳

内容提要：在既往的文学史叙述中，《火》三部曲往往被定位为巴金两次创作“高峰”间的“过渡”。本文将《火》视为巴金曾经“失落”的革命理想被再度激活，并在抗战的新现实中经过调校而生成的文学产物。巴金的抗战构想带有鲜明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并在文学展开中经由生命伦理的界面，落实为对行动者主体状态和抗战团体情感政治实践的具体呈现。更充分地打开《火》三部曲的文本“褶皱”，有助于把握巴金文学“转向”的具体环节，并在更大的“问题结构”中发掘其抗战书写中蕴蓄的潜能与难题。

在巴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青年革命者构成了他寄寓社会理想的核心载体，通过对革命行动背后不可遏止的激情和“天启式的伦理感悟”1宋明炜：《生命的开花：巴金无政府主义小说中的青春》，樊佳琪译，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4春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的高光投注，小说常常在革命者的牺牲或曰殉道行为中完成无政府主义理念的肉身化。而这一人物序列的嬗变或许触及着一个在现当代中国的不同时段、空间或群体那里不断被触碰、回应、重返并彼此牵引的“问题结构”，即文学如何呈现、进而召唤和改造那些具备主体动能或潜能、常常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目出现的青年，并将他们整合成为朝向革命远景的有机力量。

颇有意味的是，巴金这一时期最为读者欢迎的并非上述模式的“集大成”之作“爱情三部曲”，而是未曾言明人物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小说《家》。对此，王瑶指出，在《家》中，“革命势力的激荡”“具体”呈现为“一个家庭的没落和分化”，因此，“生活经验”和“要求变革的激情”能够达致平衡，作品也就更显“深厚”“光彩”，“富于激动人心的力量”。1王瑶：《论巴金的小说》，《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换言之，只有当高蹈的革命理念与可感的经验细节相互支撑，文学才能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呈现出“大于”思想、理念本身的动能，在这个意义上，《灭亡》《电》等小说中革命者的牺牲和革命理想的“完成”，恰恰症候式地显影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未完成”的历史境况。循此脉络，研究者大多把1940年代的《第四病室》《憩园》和《寒夜》视为巴金小说艺术的新高峰乃至最高峰，或至少捕捉到其书写“小人小事”、描摹日常生活、注重语句锤炼等新鲜的面貌。

在这一文学史“常识”中，《火》三部曲往往被定位为两座“高峰”间的“过渡”。这一判断一定程度上呼应着巴金的自我指认，在三篇《后记》中，巴金反复称小说为“试作”，并不断重申欲“宣传”而“失败”的结果，在写于1980年的《关于〈火〉》中，他仍在开篇指出：“《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2巴金：《关于〈火〉》，香港《文汇报》1980年2月24日。在巴金看来，小说“失败”的原因在于时间紧迫、材料缺乏和对笔下“生活”的“不熟悉”“考虑不深”。这一自陈提示了小说创作的“过程性”特征，在从上海向“大后方”迁移的过程中，巴金因应抗战形势，不断为现实经验和材料“赋形”，试图在作品与现实事件之间建立直接的相关性，以追求即时的宣传和鼓动效果。如果说，巴金此前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无政府主义理念的肉身形象因其在现实中难以附着而呈现出光辉却不无空洞的面貌，那么，抗战的新现实则为他再度激活凝定在那些渐趋“符号化”的形象中的政治理念、伦理关怀和情感动能提供了新可能，同时，这种可能性又必须在它所依托的新鲜且变动不居的情势中具体生成并不断调校。因此，《火》三部曲略显“毛糙”的外观下，包含的是在抗战由防御转入相持的历史阶段中，巴金的抗战构想及其文学展开中那些蕴蓄潜能又“问题”重重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聚焦于《火》三部曲，更充分地打开其中的“褶皱”，或许有助于把握巴金文学“转向”的具体环节，打开那些被锁定的“常识”和“结果”，从而辨析上述“问题结构”中所内涵的丰富层次。

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塑造了他介入、把握和呈现中国现代历史的独特路径，而由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潮史和社会运动中的独特位置，其作品始终面临着聚讼纷纭的状况。1958年前后，两所高校中文系的巴金创作研究小组相继发表对《火》的评论。前一篇《谈〈火〉》认为，小说的主要问题是“把超阶级的爱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通过人物形象具体化了”，巴金“设法尽量回避阶级矛盾，企图用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人生哲学去改造这个社会”；
1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谈〈火〉》，《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7页。而《论巴金的“火”》则进一步点明这一“世界观”和“人生哲学”的具体所指，即无政府主义，文章反驳了扬风《巴金论》中“两条路线都是正确的”2扬风：《巴金论》，《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这一观点，认为杨文木等人离开工作团恰恰是“由于不满意工作团的无政府主义的涣散状态”，而小说正面呈现冯文淑等撤退者的形象，意味着“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了‘黎明中国的希望’”和“抗战的主力”。3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论巴金的“火”》，《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2期。

1958年前后对巴金作品的批判，一方面延续着此前的逻辑；
另一方面，其高度的组织性、紧迫的文体感觉和严厉的批判声调，也透露出“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确立自身边界和“合法性”过程中对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其工团主义构想加以区隔的文化政治诉求。剥离这一诉求来看，两篇批判文章的确提示出《火》三部曲在抗战构想上的独异性，这种独异性也在巴金此后对小说的改动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小说收入《巴金文集》时，相较于初版本，第三部结尾出现了较大改动，刘波遇害、朱素贞刺杀丁默邨并牺牲的情节被改为朱素贞、刘波和冯文淑决定前往延安。对此，巴金在《关于〈火〉》中进行了说明，他不认可“迎合潮流”的批评，认为自己“改得合情合理”，因为“当时人们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只有这样结束小说，“才符合历史的真实”。1巴金：《关于〈火〉》，香港《文汇报》1980年2月24日。巴金没有将这一改动视为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应时之举，而强调站在历史“延长线”上获得的认知更新，这进一步提示了《火》的抗战构想与中共道路之间的龃龉，但他同样指出，这一改动并不能弥补小说中存在的“大缺点”2《巴金文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32页。，换言之，这种龃龉或许是结构性的，难以通过结尾的更动真正得到弥合。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巴金在《火》第二部《后记》中以较大篇幅反驳了当时“研究者”对其小说中“安那其”因素的简单指摘，并指出：“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3巴金：《火》（第二部），开明书店（成都）1942年版，第295页。“外国输入的‘安那其’”和“中国人的立场”，或许同时构成了形塑巴金抗战构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撰写的多篇文章中，巴金陈述了自己作为“安那其主义者”的战争观，他并未将抗战简单界定为国家或政府间的对抗，而选择在强权／民众的结构里展开论述，因此，“参加战争”“拥护武力”恰恰捍卫了安那其主义者“保卫民众利益”的基本立场。4巴金：《只有抗战这一条路》，《中流》1937年第2卷第10号。在《生》中，巴金借助19世纪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伦理学的理论资源，指出抗战是“今日的中华民族的神圣的权利和义务”，而“民族的生存里包含着个人的生存，犹如人类的生存里包含着民族的生存一样”。5巴金：《生》，《文丛》1937年第1卷第6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他又重申类似观点：“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面，换句话说，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则是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存在一天，个人也决不会死亡。”6巴金：《一点感想》，《呐喊》1937年创刊号。在上述论说环节中，“政府”和“国家”付之阙如，在巴金看来，为抗战牺牲“个人的生命”并不全然意味着保卫特定国家或政府，更是为了延续“民族的生命”，并最终朝向作为“整体”的“大众”和“人类”。

在强权压迫民众的总体判断下，“有组织的民众运动”构成了巴金抗战构想的核心图景，民众作为“推动历史的一个巨大的力量”7巴金：《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感想》，烽火社1939年版，第25、31页。，在抗战中具体表现为延阻日军推进的“大后方”1巴金：《杂感（三、胜利主义者）》，《见闻》1938年第5期。，而民众运动的开展则首先仰赖“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安那其主义者以及反法西斯蒂的各党派”的“神圣联合”。2巴金：《纪念杜鲁底同志》，《惊蛰》1938年第3卷第1期。有意味的是，“民众”而非“人民”或“国民”构成了巴金想象抗战主体时选用的基本范畴，他所说的“有组织的民众运动”强调的是从个体的伦理觉悟出发，在共同远景的召唤下，跨越国家和党派边界开展互助联合，从而实现反抗强权的目标。

这一时期，除了在随笔、杂感中进行呼吁，巴金还开展了大量翻译工作，其中，西班牙内战构成了他的关注重心，他相继编译出版与此相关的画册、报告文学、通讯、日记等3参见晓行《论无政府主义信仰对巴金抗战文学的潜在影响——兼谈〈火〉三部曲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并撰文加以阐发。在《第一次听见那炮声》中，巴金将中国的抗战与西班牙内战进行类比，并以“革命”的范畴界定两场战争4巴金：《第一次听见那炮声》，《感想》，烽火社1939年版，第8页。，在他看来，中国的抗战与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分享着民众反抗强权的共通结构，而这种反抗又构成了突破既定国家结构、形塑新的社会形态的革命性契机。在同时期的《国家主义者》中，巴金延续了这一“革命”指称，并在“反帝国主义、反法西主义”的意义上引入朝鲜问题，指出“朝鲜的独立必是我们抗战的结果之一”5巴金：《杂感（二、极端国家主义者）》，《见闻》1938年第3期。，也就是说，中国和朝鲜的抗战与西班牙内战在民众反抗强权、争取生存权利的意义上具有鲜明的“同时代性”。

具体到《火》三部曲所呈现的抗战图景中，正面战场和游击战争均被置于后景或背景中，主要人物冯文淑、刘波、朱素贞、田惠世等人的行动游离于明晰的政党政治框架，他们要么身处青年救国会、战地服务团等社会组织，要么依托个人的伦理觉悟和互助原则进行联合，投身到暗杀、伤兵救治、刊物筹办等活动中，而对朝鲜革命团体的瞩目也呼应着巴金在系列文章中基于民众联合的国际主义视野。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巴金的抗战构想中，“个人”与“人类”的联结仍必须借由“民族”这一重要的中介范畴，所谓“中国人的立场”，在这里体现为巴金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所处位置的判断，即“强权”具体显现为帝国主义的形态并对弱小民族构成压迫，因此，在他对西班牙内战的表述中，“反帝国主义”作为中心环节，联动起了不同空间中多场战争“同时代性”的具体意涵。在这个意义上，巴金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联合战线”构想并不意味着党派或阵营的简单选择甚或对峙结构的生成，而事实上和其他更具统摄性的抗战路径构成了呼应和支援的关系，这是巴金在国防文学论争中围绕“联合战线”问题展开申辩的症结，而小说中“打走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的手段”“帝国主义的丧钟”等呼告和指认，也清晰地呈现了投身抗战的冯文淑、刘波、鸣盛等青年对战争性质的基本判断。

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是巴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倾注大量心力翻译的无政府主义论著之一，在克氏的伦理学体系中，法国哲学家居友占据着重要位置，克氏用专章介绍居友的道德学说，而这一学说此后频频为巴金征引，引发了他的深切共鸣。1933年，在离开广东新会乡村师范的途中，巴金写下《朋友》一文，其中谈道：

我近来在居友的书里读到这样的话：“消费乃是生命的一个条件。……世间有一种不能与生存分开的大量，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内部地干枯起来。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之花。”1巴金：《朋友》，《文学》1933年第1卷第2号。

在巴金看来，这些躬身于无政府主义教育实践的友人身上就流露着居友的道德理想。在此后的《谈心会》中，巴金引述居友学说，进一步阐发自己的伦理观：

居友说：“消费乃是生命的一个条件。”……又说：“个人的生命应该为他人而放散，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而放弃。”……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并不贪图一点报酬。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的干枯。1巴金：《谈心会》，《生活》1933年第8卷第45期。

在巴金看来，个体生命的“放散”和牺牲是生命本身所要求的不自觉的生理活动，是避免“内部的干枯”、保持生命之流源源不断的必要条件。在《火》第二部中，冯文淑这样评价周欣：“我看见你刚才说话的神气，我想起了《电》里面的李佩珠。就是在工会门前广场上大声讲话的时候。”2巴金：《火》（第二部），第113页。在“爱情三部曲”的人物序列中，李佩珠被塑造为高度理想化的、妃格念尔型的女性形象，《雨》中这样描写李佩珠的伦理觉醒：

她的身体内潜伏着的过多的生活力鼓动着她。她的精力开始在她的身体内漫溢起来，需要放散了……她有着更多的眼泪，更多的欢乐，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需要用来为别人放散。3巴金：《雨》，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版，第58页。

这段描述与巴金对居友的阐发如出一辙，可以说，李佩珠的觉醒中凝结着巴金对无政府主义伦理学的核心想象，而在《火》中，借助冯文淑的评价，巴金暗示了周欣和李佩珠在人物构型上的承续关系。事实上，不仅是周欣，小说主要人物冯文淑、刘波、朱素贞、田惠世的行动背后都包含着一种“情感的动力学”，可以说，巴金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抗战构想在小说中首先呈现为对人物主体状态的把握，但区别于伦理学层面的理论表述，小说人物所蕴含的生命情热有着更为丰富而驳杂的面向，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其向外“放散”的路径、可能性和限度也各有不同。

在冯文淑身上，主体的潜能和危机始终相伴相生。小说第一部呈现了战争前线对文淑而言的“幻想”性质，她的向往中固然有“做点事情”的意图，但同样包含着涌动的生命情热挣脱既有生活样态、寻找新的现实对应物的渴望。小说第二部开头则以大量笔墨描绘战地服务团周围的山野风景，并不断提示风景背后的人物目光和情感状态：

她在土坡上飞跃般地走了两步，把身子摆动几下，摇摇她的头，让那重重叠叠云浪似的、海涛似的、黑漆般的浓发在清晨的微风里飘来卷去。她挺起充实的胸脯去接受带着香味的山野的新鲜空气。1巴金：《火》（第二部），第4、6页。

如今在这远隔家乡的北方的山镇中，她觉得好像有一只大手不厌烦地把一团一团的硃砂全为她从那巨幅绿毡里拔出来移植到这里，……并且为年青的心灵添加一点鼓舞的活的颜色。2巴金：《火》（第二部），第4、6页。

“发现”风景的方式牵连着观看者的主体状态，对生长于都市上海的冯文淑、周欣而言，山野风景作为新鲜的视觉经验，与他们蓬勃流动的生命情热交互激发，而在某种程度上，战地服务团的工作乃至战争本身正是在风景的意义上才得以进入她们的视野的，冯文淑对前线的“幻想”及其背后的主体状态延续到这里，战争和工作构成了她不断以“好奇的眼光”去打量进而与自身生命情热交互生产的鲜活经验。

而演剧归来后，面对战事紧张的消息和杨文木的忧虑，冯文淑“单凭她个人的印象和简单的信仰”终止了对实际问题的讨论，转而带领大家合唱起来，从而“造出一个另外的世界”，甚至在“黑暗的山谷”里望见“美丽的花朵”，因此“忘了曾明远，忘了碉堡前的一切”。战争、工作与风景在这里发生了分离，当现实的繁复、困顿溢出了冯文淑体认风景的情感结构，也就无法唤起她生命情热的内在投注，幻想的风景因而作为内面心灵的投影，构成了逃逸现实的替代性力量。

纵观文淑的抗战行动，涌动的生命情热促动她挣脱家庭束缚，完成了从伤兵医院到青年救亡团再到战地服务团的不断跃迁，却也在既有情感结构的“内卷化”生产中，屏蔽了她与真正异质性经验的接触和对实际工作的深度介入，因而也使主体成长始终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刘波和素贞这组人物关系中，生命情热与革命工作的关系则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刘波的出现唤起素贞的生命情热，使她萌生了加入实际工作的愿望，这种被唤起的生命情热又反过来作用于刘波：

刘波……连忙掉开脸，带点困窘地回答道：“……我就从没有把你看做一个千金小姐。”

“那么你为什么还叫我做朱小姐？就叫我素贞好不好？”她柔声说。1巴金：《火》（第一部），开明书店（重庆）1940年版，第167页。

这一情节颇有意味地呈现了爱欲与革命的合流，以“素贞”代替“朱小姐”一方面意味着在对“千金小姐”身份的拒斥中获得被抗战团体接纳的可能；
另一方面又表征着在与刘波的私人关系中占据更亲密的位置，爱欲成为生命情热在两者间激荡的主要形式。

然而，尽管素贞对刘波的爱欲同时包含着对实际工作的渴望，但与之相伴生的是命名与被命名、承认与被承认的不对等的性别与权力关系，素贞的生命情热缺乏更坚实的主体支撑，她虽然渴望外向性的工作，但始终在对刘波的爱欲中返照自身，期待刘波带她“到别的地方去、更自由的地方去”，因而难以成长为真正的历史主体。而小说的意义图景最终诉诸刘波而生成，通过重新界定“个人的生命”，即把“大众的幸福”“民族的生存”理解为个体生命存在和延续的形式，他将自己从爱欲与革命的对峙中解放出来，这也恰是现实中巴金将“个人”联系于“民族”“人类”的逻辑投影，因而刘波在爱欲与革命间摆荡后的伦理觉悟依托的同样是生命情热“放散”的“本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组人物关系中，生命情热交互激荡，但表现形式各异，而小说并未细致呈现这一差别从何而来，似乎为爱欲所拘囿或向群体“放散”的意识皆不言自明，爱欲与理想的张力及其“结局”并未从人物自身的行动或思想中生成，而更多依赖隐含作者的给定，在刘波身上就表现为瞬间的伦理启悟，而在素贞这里又始终被延宕、搁置。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结尾素贞并不确凿的牺牲就颇具症候性，爱欲与理想在刺杀丁默 的行动中实现了合流，矛盾的“解决”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终止与矛盾的再次悬搁。

小说第三部围绕基督教徒田惠世的家庭与工作展开，冯文淑和田惠世多次围绕基督教义展开辩论，并在辩论中逐渐生成沟通的可能，而这一可能性背后仍是两者共享的生命伦理与“情感的动力学”。在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中，小说构造了一组镜像关系，田惠世在冯文淑身上照见自身主体状态的“平静”，并感到“不快”，于是“开始挣扎”“找寻助力”，试图想象性地恢复到青春状态，而这种生命情热的“复苏”又在文淑的观看中得到确认。随后，小说叙述了田惠世与基督教信仰的离合，而他最终借由“满溢的生命力”，“在宗教者和非宗教者之间看出了一道桥梁”。在文淑与田惠世的数次辩论中，争执的焦点集中于基督教是否以僵化的教义和对未来世界的允诺抹杀了现实世界的斗争、反抗和创造，通过文淑的逼问，田惠世的形象逐步明晰，他对教义的执着并非以服从程式化的礼仪制度为旨归，而始终以饱满的生命情热，以“奋斗”“反抗”“创造”去实践“爱”，并且这种“爱”是“为了救同胞出苦海”，因而具备向外“放散”的动能，宗教者和非宗教者的壁垒也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破除的可能。

可以看到，依托居友的生命伦理观，巴金的抗战构想在小说中首先落实为新现实对人物主体状态的促动，他们在生命情热的“放散”、交互和激荡中投身实际的抗战行动。生命情热的流动一方面被视为生命“本然”的要求，具备“源源不断”地向外“放散”的潜能；
另一方面又因其缺乏更为细致的实践机制和远景支撑，而面临难以打开既有认知结构与情感结构，乃至自我重复、损耗和枯竭的危机。而这一潜能与危机进而也在各类组织的运转中，在与繁复现实状况的对接、摩擦和交锋中得到了更为清晰的映照。

在《火》三部曲中，青年救亡团、战地服务团和《北辰》编辑部作为小说情节坐落的主要空间，同时也是富于生命情热的个体开展情感政治实践的组织空间。小说人物基于生命情热的“放散”进行互助联合，并力图依托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的团体，整合和转化各自的情感动能，以达成进一步向外组织民众的诉求，而这种情感政治实践所携带的可能性和限度也最终展露了巴金此种抗战构想的潜能与难题。

战地服务团是依据新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抗战团体，如何在向外开展情感政治实践以组织民众的同时，实现对不同“性情”的修正与整合，构成了小说第二部的叙述重心。在第一次工作批评会中，杨文木提出诸多问题，引发了大家的争辩，但与此同时，文淑和周欣因为其他事情“迸出了笑声”，姚民瑞在“作‘速写’”，“方天行在和李南星讲话”。杨文木不满于这一散漫状态，随即指出冯文淑的“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冯文淑则坦率地表示“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把自己完全改造过来”。小说接着写道：

她的脸颊上浮出了一对酒窝，眼睛是明亮的。人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只觉得她充满着年青的精力。1巴金：《火》（第二部），第47页。

面对“小资产阶级脾气”和团体工作的张力，叙述者转而正面描摹文淑充满活力的主体状态，从而在展露问题的同时，将主体“改造”的难题再次搁置。这一情节在第二部中具有某种代表性，虽然成员间常常展开集体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问题症结，但往往难以集中力量解决问题，遑论开展实际行动。讨论的难以推进某种程度上正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原则的表征，不同主体基于爱和互助联合起来，却因为所爱之物的差异而面临整合的难题，问题始终难以在产生问题的结构内部获得解决，而小说在呈现这一难题的同时，也往往止步于此，并未进而在主体与组织之间打开更为丰富的问题层次。

然而，战地服务团成员之间也并非始终处于隔膜状态。话剧排练后，文淑和周欣得知了方群文的不幸遭遇，便主动前去安慰，她们的举动使方群文反思自己“总是想着个人的事”，而方群文“诚恳的自白”又让文淑觉得“心里激荡得厉害”。在这一团体生活的情境中，文淑和周欣实践了爱和同情的“放散”，这种“放散”破除了文淑在演剧过程中对自我价值的确证，因而在跑向方群文时，此前唤起她“爱美心”的旗袍也变成了“妨碍”性的力量，最终，“友爱”在个体间传递、激荡，也使方群文不再囿于“个人的事”，从而获得敞开自我的可能。类似情形也出现在杨文木和方群文之间，面对杨文木的不满，方群文以坦白激发起他的生命情热，使他“开始忘记自己，想起别的不幸的人”，从而意识到自己的抱怨看似出于公心，但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对个人经验的执着和放大，与他所批评的“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共享着个人主义的情感结构，由此，“同情、关心和了解”在两者间相互传递和激荡，使他们获得了“兄弟姊妹”般的伦理与情感认同。

情感的流动构成了团体内部的黏合性力量，也使他们进一步向外组织民众的情感政治实践成为可能。周欣的宣传工作借助漫画展开，小说并未呈现宣讲的具体话语，而是着力聚焦双方情感状态的变化，“心”与“心”的共振和激荡成为叙事的核心线索。在演剧过程中，表演者虽然“演得不怎么好”，但能够激起“诚朴的观众的愤怒”，触动他们“单纯的心”，而李南星的宣传虽然“不用热情”，但叙述者仍用“昂奋”“欢快”“抓住了他们的心”来描述听众的状态。可以看到，与团体内部的互动结构类似，小说以“心”的范畴描述宣传者和听众的关系，“心”包含道理、信念的层面，但最终仍诉诸情感的传递和激荡，通过自我与他者、进而与集体间的情感联结，政治动员工作才得以推进和展开。

小说第二部所呈现的组织的潜能与难题事实上是同一构造的两种面向，团体内部及团体和民众间的互动依托共通的情感结构，当生命情热所植根的现实经验相互契合，就容易源源不断地往返激荡，从而促动主体的敞开、联结、反思和成长，而在小说中，经验的契合又带有偶然性，当心灵的“感应”无法发生，主体的互动和成长往往缺乏更为坚实的组织或情感支撑，个人与集体、团体与民众的通路也随之模糊不清。在撤退途中，行军和逃难的景象引发了方天行的感慨：

在这个时代单想着个人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有努力多做共同的工作。1巴金：《火》（第二部），第276、277页。

此后，叙述者直接发出评论：

在这里一个人容易忘记自己的存在，只觉得受着一股力量的推动，自己完全融合在群体中间，成了大的群体的一份子，跟着群体在活动。2巴金：《火》（第二部），第276、277页。

某种程度上，这种将个人与集体关联起来的表述构成了叙述者从话语层面进行弥合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王东的牺牲也弥合并进一步搁置了不同主体间的龃龉和难以整合的困境。

小说第三部中，主人公田惠世的行动集中于家庭空间，而《北辰》编辑部同样设置在这一空间中，对工作进程的描述和对家庭关系的呈现构成了两条交织呼应的线索。在与文淑相识并发生争辩后，田惠世再次经历了信仰危机，当他通过思考恢复“乐观”和“勇气”后，小说进一步描写儿子世清和世明的关怀，并着重呈现了田惠世的情感反应：

过后他安慰地想：我并不是孤独的。.他觉得心里非常畅快。他闭上眼，带着感激地轻声说：“我的上帝，你并没有离弃我。”1巴金：《火》（第三部），开明书店（上海）1945年版，第81页。

对田惠世而言，信仰的重建固然仰赖在思想层面“找到一条出路”，但最终只有在实际发生的“爱”的传递和情感激荡中才能获得确证，家庭在这里构成了实践和印证其信仰的现实载体，同时，田惠世由家庭内部“享受的幸福”进一步联想到“对社会、对同胞的责任”，从而完成了以家庭为原点，将爱与互助向社会和同胞推展的伦理想象。

而面对“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的追问，世清的回答“你是个好人”让田惠世“全身起了一阵轻微的战栗”，在他看来，家庭虽然是构成其实践信仰的基本组织单元，但血缘之爱本身无法彰显信仰的全部要义，附着于血缘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认同和互助才真正触及信仰的核心。扩大来看，小说在介入抗战的基本组织单元和家庭之间形构了一种互喻式的表达，战地服务团成员间本身不存在亲缘关系，但方群文认为“一个团体里的人，就该像兄弟姊妹一样”，而田惠世和世清虽是父子，但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结又不仅仅在血缘之爱的意义上被界定，田惠世将《北辰》杂志称为“淘气的孩子”，同样呼应着这一关于“组织”的伦理化想象。对他而言，情感的传递虽然首先落实于家庭成员之间，但不应以既定的血缘关系为界限，而应在对“血缘”和“家庭”的重新界定中拓展“爱”与“互助”的边界，从而在更宽广的结构关系中与社会、同胞联结成新的、更大的“家庭”。

而“组织”的难题同样在第三部中展露了出来。在和世明的争论中，世清指出“销路多，可以赚钱”并非田惠世办杂志的本意，但不少读者“讲的都是应酬话”，却并不真正关心他的“思想”“为人”，因此，世清觉得父亲“心里一定很寂寞”“事业也是落空的”。世清的表述牵连出《北辰》编辑部或家庭空间作为抗战的基本组织单元所置身的巨大外部空间。在《关于〈火〉》中，巴金谈道：“这三部有连续性的小说不是在一个时期写成，在不同时期我的思想也在变化。”2巴金：《关于〈火〉》，香港《文汇报》1980年2月24日。在《致树基》中，他进一步谈道：“《火》的头两部都是宣传的书，第三部却不是，第三部写了阴暗面，因为我自己看到了阴暗面，不少的阴暗面。”1巴金：《致树基（代跋）》，《巴金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9～620页。这些“阴暗面”一方面构成了田惠世试图通过办刊去改造的对象，张翼谋、黄文通这样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学者、政客和大后方出版界的乱象不断激起他“奋斗”“反抗”的决心；
另一方面，它们又作为一种难以抵挡的力量阻滞着刊物的出版和信仰的进一步传递，正如文淑捕捉到的：“我总觉得世清死后，他的宗教信仰也动摇了，他存了一个跟着世清去死的心思。”世清和田惠世的相继死亡最终被转喻为这一情感政治实践的重创。

《火》三部曲的创作大致重叠于抗战由防御转入相持的历史阶段，小说人物由淞沪会战前线向“大后方”的空间转移也呼应着巴金在现实中的流徙过程。在将写作视为“纸面上的革命”和“现实斗争”的巴金这里，抗战的爆发激活了凝定在过往文学形象中的革命理念，进而促动他以文学的方式不断转化生成中的现实经验，并经由生命伦理的界面，落实为对行动者主体状态和抗战团体情感政治实践的具体呈现，同时，在这种“过程式”写作中，“文学”虽然显现为作品的稳定外观，却始终在与变动不居的新现实的摩擦中调校自身，并症候式地展露出既有革命理念、抗战构想及其所依托的主体想象的限度和组织的难题。

在前两部中，抗战的新现实在“火”这一核心意象中得到铺展和凝敛，“火”意味着炮火对生命、国土的摧毁，又在象征的层面上暗示着主体情热的涌动和民族新生的能量，主体的危机与限度虽间或显影，但仍在弥合的尝试中流露出昂扬的动势，第二部结尾，王东的牺牲即被表述为一种激发情感动能、推动工作继续开展的正向力量，而到了第三部，置身于“大后方”的整体情境中，抗战事实上已难以被形式化为轰炸与逃难、侵略与抵抗的结构，而成为一种弥散性的生活样态，并作为下坠的力量使小说远景在世清和田惠世的相继死亡中呈现为闭合状态，也由此折射出巴金的抗战构想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难题。在这个意义上，巴金开启了从正面书写“革命者”转向挖掘“平凡人”伦理潜能的新尝试，但《火》三部曲在情感、伦理、主体、组织等层面打开的问题空间并未就此闭合，而是在更长时段和不同脉络的政治、社会与文学实践中，成为巴金本人和其他革命者不断触碰和回应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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