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藏传佛教因素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朱德涛 邓妮

（四川警察学院 侦查系，四川 泸州 646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西藏社会稳定关系国家稳定，西藏边境安全关系国家安全。涉藏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也一直是影响中印关系的一个极不稳定因素。印度不仅是“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也是解决涉藏问题的最大障碍。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地缘文化优势，印度在操弄“西藏问题”的过程中，一直把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作为重要工具。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在1952年举办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佛教盛会，此时正好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二年。1956年，印度政府借释迦牟尼涅槃 2 500周年之名，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国际纪念活动，邀请了大量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和宗教人士，为的是向世界展示印度对佛教的巨大贡献[2]。此后，印度一直很重视将佛教因素融入国际外交中。冷战结束后，印度急需佛教来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以彰显国际地位，不断扶持达赖集团推进“西藏问题”国际化，企图利用藏传佛教的影响力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印度妄图打着“佛教之母”“宗教捍卫者”名号，既以此拉拢西方国家，也意图内聚民心；
既企图巩固其边境安全，又期望以此维系与周边邻国的宗教往来。

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后，与前几任总理的外交理念相比，更注重强调印度文明价值观，利用信仰外交和软实力提升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3]。莫迪推出了一系列根植于印度文化、具有印度本土宗教特色的全球和地区性倡议，并有将宗教政治化的明显趋势[4]。在2015年的国际佛教大会上，莫迪开始将佛教与亚洲崛起联系起来，称“国际社会都认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但如果没有佛教，亚洲的世纪绝不可能到来”[5]。这些言论试图暗示：佛教可以带动亚洲崛起，而作为佛教发源地的印度正是亚洲崛起的关键所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Ajiti Kumar Doval）因此将莫迪的治国方略界定为“文明之战、文化之战，本质上是思想之战”[6]。在此过程中，莫迪政府以流亡盘踞在印度北部的达赖集团和十余万“流亡藏人”为工具，肆意利用藏传佛教因素开展外交活动针对中国，趁机攻击抹黑我国宗教政策的动向越来越突出。在其外交政策中，藏传佛教因素所占比重与影响也越来越强，为印度旅游经济发展和边境军事防护攫取现实利益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积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强调要“确保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7]。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根植中国土壤发展起来的宗教文化体系。藏传佛教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印度蓄意染指藏传佛教并开展外交活动，不仅是为以达赖集团为首的“藏独”分子公然站台的不法行径，更是对我国内政事务的粗暴干涉，也是对我国核心利益的严重损害，对此我们必须针锋相对、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和应对。从学术研究来看，中外学界围绕本主题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印度政府涉藏政策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认为印度政府的涉藏政策演变经历了以继承与发展英印政府西藏政策、直接干预、利用与克制为主要特征的三个阶段[8]。另有学者概括指出印度涉藏政策在近年来呈现出涉藏行为上的“独立性”、“西藏问题”上的“低调性”，以及边界问题上的“焦虑性”等新取向[9]。二是中印关系中的涉藏因素[10]及其行为逻辑[11]。三是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佛教因素，先后有范名兴[12]、楼春豪[13]、邹应猛[14]等中国学者，以及印度的贾雅德瓦·拉纳德（Jayadeva Ranade）[15]和瓦什纳维（Vaishnavi Pallapothu）[16]等先后提出并讨论印度的“信仰外交”“佛教外交”等概念，并对印度“佛教外交”的动因、特点和态势等问题展开研究。相较而言，学术界对莫迪上台以来印度政府利用藏传佛教因素开展的外交活动的研究依然薄弱。为此，本文拟对近年来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藏传佛教因素动向及其对我国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印度凭借其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一直处于南亚世界的中心，是南亚国家的领军者。而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印度无法通过战略竞争关系从中国获取实质性利益。因此，其认为只有在外交策略上战术性地塑造多个“问题外交”，才能在与中国的竞合关系中保持利益最大化[8]。在印度看来，“西藏问题”正好又是达赖集团、领土、人权、宗教等多个问题的集合，既是干涉中国内政的筹码，又容易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莫迪上台以来，印度政府通过扶持盘踞在达兰萨拉的十四世达赖及其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持续在国际上为印度树立所谓“保护受迫害者”的虚假形象[17]，借机利用十四世达赖所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人权卫士”“宗教领袖”等光环，为印度增强软实力。在国际上，印度在与我周边国家外交中频频打出“藏传佛教牌”和“藏族文化保护牌”，为“西藏流亡政府”张目站台，干涉我国内政。在国内，莫迪政府为了打造其“佛陀发源地”的国际形象和安抚拉拢“流亡藏人”目的，大力推进“藏传佛教文化圈”建设，企图与我国在涉藏问题上作长期缠斗。

（一）在与我周边国家外交中频打“藏传佛教牌”

莫迪上台后，任命印度著名宗教学者洛克·钱德拉（Lokesh Chandra）为印度文化理事会主席。钱德拉公开声称：“印度将佛教作为文化外交的主要工具正当其时，印度在这一领域潜力巨大。”[18]印度前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曾经表示，作为佛祖悟道成佛和布道的地方，印度为培育和延续佛祖精神传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佛教将是印度提升软实力的重要资源[19]。印度希望借助佛教这一历史纽带，培育地区认同，强化印度的领导地位，从而重塑印度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由于藏传佛教在印度佛教中占据特殊的重要地位，成为其开展周边外交的有力工具。印度试图以其最具优势的宗教尤其是佛教为核心的印度文化不断向南亚次大陆传播，并辐射至东南亚和南亚大陆[20]。

近年来，印度政府以藏传佛教为纽带持续强化与周边国家的联系。2014年莫迪担任总理后首访国家即是几乎全民信奉藏传佛教的不丹[13]。颇具深意的是，不丹是我周边邻国中唯一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并且不丹的内政和外交也受到印度的深度影响。莫迪公开表示印度和不丹享有“由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以及共享的佛教传统等形成的独一无二的特殊关系”，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将印度和不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4]。由此可见，莫迪政府意在将不丹纳入对抗中国的防御体系，企图利用藏传佛教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不丹民众对中国政府产生对抗心理。2015年5月莫迪刚结束对中国访问后，便立即对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蒙古国进行了访问。蒙古在历史上曾与中国发生过领土之争，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在清朝时达到鼎盛并几乎成为其全民信奉的宗教。2016年11月，十四世达赖有针对性地利用到蒙古国的窜访来行使他的所谓“宗教权威”，批准并确认了现居蒙古国的藏传佛教第三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第十世转世身份。蒙古国与十四世达赖通过藏传佛教的特殊联系，使得该国与中国的关系复杂化[15]。这些都成为莫迪与蒙古这个内陆国家加强外交关系的关键因素。在出访蒙古之前，莫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高调表示：“民主和佛教这两大因素，将印度和蒙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21]出访期间，莫迪参观了蒙古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甘丹寺，并亲手栽下一株菩提树幼苗[22]。2017年莫迪访问俄罗斯，向圣彼得堡贡泽乔伊寺院赠送100多册藏传佛教重要经典《甘珠尔》[23]。其将《甘珠尔》作为国礼在外交中赠送意味深长。2020年7月，莫迪政府宣布印度已将北方邦库什纳加尔机场改为国际机场，希望“把重点放在与佛教网路的连接上”[24]。有的印度专家宣称，佛教已成为中印之间更广泛的软实力竞争的一部分，印度各种藏传佛教教派领袖的存在将丰富佛教，并加强与世界各地佛教徒的联系[15]。

（二）在国际上围绕藏传佛教大打“藏文化保护牌”

一段时间以来，在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鼓动下，印度等国家屡屡以“民族文化保护”为由干涉我国西藏事务。其真正企图是以西藏为抓手和突破口，在边境资源和国际舞台中侵夺攫取更多利益。

一方面，印度打着“保护藏文化”的旗号，与我国争夺藏医药和文化申遗权。2017年3月，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将藏医药学中的“藏医药浴法”，认定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同时，印度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针对整个藏医药学的申遗文件。印度鹿野苑“西藏研究中央大学”副校长阿旺桑登声称“这也是印度文化”，“中国能够申请，那我们当然也可以申请”[25]。2019年印度再次提出藏医药“索瓦日巴”申遗方案[26]。申报书将形成于中国的藏医药索瓦日巴和《四部医典》都称作起源于印度，申报书中还多次出现“达赖喇嘛”名号。2018年印度提出“冈仁波齐神山景观”申遗计划。该提案称，冈仁波齐·玛旁雍错湖属于“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27]。冈仁波齐在藏语中意为“神灵之山”，是藏传佛教精神在景观上的投射。它同时被藏传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和西藏原生宗教苯教认定为“世界的中心”。从此举可见，印度混淆国际视听、觊觎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冈仁波齐山的意图十分明确。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操纵利用所谓“宗教问题”在国际上大做文章，对我国内政进行抹黑干涉。印度一些所谓“人权组织”通过发布年度“报告”形式，诬称“中国政府在西藏严厉控制西藏的教育体系限制藏族人学习藏语言的政策，归根结底是毁灭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政策”。总部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所谓“西藏人权状况年度报告”中，抹黑中国政府“强制文化同化政策，藏传佛教被强制中国化”[28]。印度部分官媒更是罔顾事实，歪曲报道，妄言中国境内藏族人“正在失去他们的文化”，“中国当局对不同文化和语言的包容度在降低”[29]。

（三）长期打着“十四世达赖”名号向我国施压

辛格政府时期，印度就一向将十四世达赖在印度的活动作为和中国进行博弈的工具之一。莫迪上台后，在“西藏问题”上的攻击性和挑衅性明显强于辛格时期[8]。在印度看来，十四世达赖和“西藏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的存在提升了印度在全球佛教界的形象，声称“达赖喇嘛巨大的软实力与吸引力也为印度自身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6]。印度前外交部部长克里希南·斯里尼瓦桑（Krishnan Srinivasan）声称：“佛教在亚洲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之一，是我们软实力的一个确定要素。达赖喇嘛是佛教界大部分公认的领袖，他在印度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30]在印度政府的拉抬之下，十四世达赖在2018年公开宣称将“复兴古印度智慧”作为“第四大人生使命”，自称是“印度之子”，鼓吹“自己身体是藏族人，精神上是印度人”[31]。2022年4月，十四世达赖在达兰萨拉与印度官员会面时，主题发言时长近一个小时，重点表达对印度政府“自由、民主政策”的所谓支持[32]。2022年7月，莫迪在十四世达赖87岁生日当天，通过电话向其传达生日祝福，并专门发布推文炒作此事，公然为十四世达赖及“西藏流亡政府”站台张目[33]。在印度国内，一些反华势力频频在媒体上大肆歌颂十四世达赖，并公开支持达赖集团开展各种分裂中国的活动。

印度还不断在中印争议地区打着“十四世达赖”的名号频繁对我国进行挑衅，大肆利用十四世达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发展旅游，企图为其侵蚀掠夺中国领土主权与重要资源炮制依据。2016年10月，所谓“阿鲁纳恰尔邦”①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非法占领中国藏南地区后在当地建立的一个邦。藏南地区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有史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方对中印边界东段地区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国政府从不承认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首席部长在新德里会见十四世达赖，邀请他窜访中国藏南达旺地区。2017年4月，应所谓“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邀请，十四世达赖对该地区进行了窜访[34]。2017年3月，印度邀请达赖在达兰萨拉主持并参加“21世纪佛教”研讨会[35]。在这些行径的掩护和造势之下，2019年10月31日，印度政府正式实施所谓《查谟—克什米尔重组法》，成立所谓“查谟—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和“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将部分中国领土划入印度行政管辖范围[36]。拉达克地区 80%以上人口信奉藏传佛教，是藏传佛教徒的传统居住区。近年来，在印度政府纵容支持下，十四世达赖多次窜访拉达克地区，并大肆煽宣“藏独”言论，蛊惑拉拢当地信教群众，为该地区贴上了“不是西藏、胜似西藏”的标签。印度此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开发拉达克地区的旅游资源，企图利用中印争议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景观获得更大发展潜力。

（四）在印度国内加速推进“藏传佛教文化圈建设”

印度通过争夺佛教话语的解释权，向西藏渗透，试图影响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并在喜马拉雅山一带形成遏制中国的屏障。印度文化理事会主席钱德拉就将佛教视为与中国在周边地区展开竞争的“核心武器”[37]。印度政府在其国内及周边克隆了许多中国涉藏地区的同名大寺，持续扩大对“流亡藏僧群体”的资助，企图抵消因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僧人回国的吸引力。印度智库预测，“达赖后时期”是一个不稳定阶段，达赖喇嘛制度或被“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所取代，声称“应对办法就是抓住藏传佛教这个工具，与其将涉藏牌的前途看作一个领导人的问题，不如加强信仰的制度化”[12]。

近年来，印度政府持续资助各类藏传佛教文化研究和教学机构，如喜马拉雅文化中心研究所、西藏-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瓦拉纳西高等藏学学院、西藏文献档案馆、达赖喇嘛高等教育研究院、阿姆奈马辰研究所和松赞图书馆，以及卡纳塔克邦的三大格鲁派寺院（甘丹寺、色拉寺和哲蚌寺）和位于德里的“西藏之家”等。在印度政府支持下，十四世达赖在鹿野苑（在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开设了一所所谓“西藏大学”。它现在是“中央高级藏学研究所”，专为博士水平的学生提供设施，而且还启动了一项计划，将已经在印度失传的藏文手稿重新翻译成梵文[38]。印度妄称，只要强化与西藏的宗教关联性，保持藏传佛教在西藏的神圣地位，保持所谓“西藏和印度之间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就可对中国形成持续压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外交筹码[39]。印度政府还与达赖集团勾连密谋加紧在菩提迦耶建立所谓“达赖喇嘛佛学院”，并在国际上标榜维护藏传佛教文化传承。此外，印度官方还在喜马拉雅地区政府部门普及藏语，要求有关边境地区印军部队的官兵必须学会藏语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40]。印度声称无论是开办藏人学校还是在政府部门普及藏语，都是“为了藏传佛教能够被很好地传承下去”。

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藏传佛教因素越来越浓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不能理性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迅猛崛起。为了平衡中国的影响，印度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围绕佛教开展的外交活动如同它推行的“东向政策”一样，对中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长期以来，印度把中国当作最大的潜在威胁和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印度不太可能因为“西藏问题”不惜与中国一战。相反，将“西藏问题”纳入至外交策略的轨道，才是印度抗衡中国并争取更多利益的手段[8]。而印度此种意图势必对我国边境领土、内政外交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安全带来诸多冲击与挑战。

（一）利用藏传佛教文化归属感蚕食我国边境领土

印度视“西藏问题”为战略资产。一直以来，围绕十四世达赖和藏南问题，印度将其作为中印边界谈判和对华外交策略的重要筹码，旨在攫取更多现实利益。印度专家声称：“藏传佛教已成为达赖喇嘛及其集团为其政治事业赢得国际同情和支持的重要领域”“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是中印边境问题升级的关键”[16]。近年来，印度官员和专家频频通过发表声明或向莫迪政府建议等形式，要求印度在国际上与美国“保持一致”，支持美国提出的所谓“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加强对“流亡藏人”的保护与支持力度。印度独立前的领土完整得益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也完整继承了英国的殖民思维和侵藏政策，妄图把中国西藏地区变成由其控制的“缓冲国”。印度获得独立以后，虽然丧失了英国的庇护，但仍迫切地想要实际控制喜马拉雅山脉这座被他们视为“圣地”的领域。由于中国军事力量日渐强大，印度单纯利用武力夺取几无可能。印度只有软硬兼施，除在边境地区施行小规模袭扰外，还利用藏传佛教的精神纽带力量加强与我国藏南地区的联系，从而为其蚕食中国边境领土制造舆论。印度希望通过弘扬藏传佛教，使该地区民众对印度产生一种宗教文化归属感，通过强行推进“将藏文化融入印度教文化”，抢占中印领土争议区文化标志，进而蚕食中国领土。

（二）企图深度插手达赖“转世问题”制衡我国

围绕十四世达赖去世转世的斗争，是宗教形式下的重大政治斗争。印度是豢养“流亡藏人”的“东道主”，是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的大本营。从历史传统与现实形势分析，未来在十四世达赖去世转世斗争中，大概率会出现达赖“病重不出印、死亡不出印、灵童寻访不出印、认定转世不出印”的“四不出印”状况，因此印方在该问题上具有更强“主场优势”。据外媒报道，印度政府已多次联手达赖集团开展达赖紧急送医演练，并安排顶级医疗专家评估达赖健康，定期为其进行身体检查，还秘密成立了所谓“达赖转世工作小组”，专门负责达赖转世事务。近年来，美印联手在十四世达赖转世问题上不断插手、动作频频。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谈时声称，美印两国要针对达赖转世问题制定应急计划，达成共识。美国驻印大使与印外交秘书专门沟通，鼓动印在“声援达赖自主转世”方面与美保持同步。印度专家也撰文妄称“政府应尽早发表达赖转世声明，从国家利益出发主导达赖转世”[41]。可以预见达赖一旦去世，中印两国围绕达赖转世斗争将更为尖锐。另一方面，印度国内及西方反华势力不断在媒体上大肆鼓吹达赖为所谓“伟大的宗教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高僧大德”等，鼓动激进组织进行示威游行甚至从事极端暴力活动。其试图动员国际反华媒体、组织及政府机构，在国际上掀起舆论鼓噪和攻击炒作，借此诋毁中国政府；
企图争夺达赖转世主导权，在达赖去世以后扶持“西藏流亡政府”同我长期缠斗。

（三）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莫迪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藏传佛教文化圈”建设的目的之一是抗衡中国宗教与民族政策的影响力。印度政府扶持“西藏流亡政府”，支持十四世达赖提出的所谓“中间道路”，妄称“西藏历史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藏传佛教印度起源论”，挑拨我国民族之间尤其是藏族同胞和汉族同胞之间的感情，故意挑起和制造一系列民族矛盾，并借“人权问题”攻击我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一方面，不明真相的国际有关人员和国际媒体认为印度收容了十四世达赖和跟随他的“流亡藏人”并帮助其建立“流亡政府”，同情达赖的谎言，对我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及其他民族同胞的误解进一步加深，形成不良国际舆论，中华民族内部关系因此遭到损害。另一方面，这些错误论调可能导致其他少数民族群众对藏族同胞产生误解[42]。这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成果的侵蚀和破坏，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踏。莫迪政府在喜马拉雅地带围绕藏传佛教开展的外交活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巩固对其西北部、东北部边境地区及其藏传佛教教徒以及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流亡藏人”的控制，进而扩大对我国西藏地区和不丹等邻国的影响。印度企图利用藏传佛教，使喜马拉雅地带的人产生宗教认同的同时，增强对印度和印度特性的认同，提升印度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从而对印度产生一种宗教文化归属感[12]。

（四）利用藏传佛教渗透干涉我国内政

从历史维度来看，印度政府、美国国会及有关非政府组织持续为“西藏流亡政府”提供活动资金、武器装备、无线电等技术支持；
印度政府和美国中情局暗中培训军事人员，从事“西藏独立”的活动，与国际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紧密配合，使“西藏问题”始终处于政治乌云的笼罩中[43]。近年来，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达赖集团“藏医历算院”不断壮大。达赖集团大肆向境内寄递出售印有“西藏流亡政府”烙印及藏传佛教蛊惑色彩标识的藏药制品，鼓吹这些藏药是有境外所谓“高僧大德加持”的“神丹妙药”。印度企图借此维系达赖在境内的宗教影响力，这对我涉藏维稳工作及公共卫生安全构成潜在风险。莫迪政府利用所谓“西藏问题”和涉藏传佛教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公然攻击在我国举办的世界佛教论坛和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妄称“北京正在加强与佛教的关系”，诬称中国修建川藏铁路旨在“加强对西藏的控制”，“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文化同化和宗教灭绝政策”，以此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遏制中国发展。印度所谓“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炮制的《西藏人权状况年度报告》，诬称“中国政府以发展为借口在西藏加强渗透、强迫迁移、破坏环境、限制校内使用藏语、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加速消灭西藏语言文化”[44]。上述行径无论是对中国内政事务，还是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都造成了卑劣的影响。

印度是与我国西藏毗邻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涉藏问题中一直扮演着特殊的关键角色，是影响我们做好西藏工作，尤其是做好藏传佛教工作的最重要国际变量。印度莫迪政府利用十四世达赖及其“西藏流亡政府”所树立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地位，将藏传佛教塑造为“国家品牌”而对周边国家进行文化拉拢和融合，利用藏传佛教对我国进行牵制和制衡，这些动向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面对莫迪政府近年来围绕藏传佛教不断祭出的外交政策，我国可从如下方面予以应对。

（一）切实加强中印关系中的涉藏危机管控能力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印涉藏问题本质上是印方觊觎我国家利益。特别是在边界问题上，印度不仅态度强硬而且极为贪婪，其不会从根本上放弃利用“西藏问题”抗衡中国的战略企图。在此背景之下，中印之间因涉藏问题引发对抗与冲突的风险不仅会持续存在，而且可能不断增加。因此，加强涉藏危机管控，增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做好长期准备，是应对中印关系中涉藏问题势在必行的策略。一是建立健全涉藏危机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危机并尽可能地将其消弭于萌芽状态。二是继续完善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充分发挥其稳定局势、开展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基本功能，避免危机扩大化。三是在国家和战区两级建立双边军事通信联系，促使两国的战略互动更加明确，并降低双方因误解所致的军事动员几率。四是加强边防合作，通过建立情报交流机制、开展联合巡逻、联合打击非法越境等途径增进交流协作，避免摩擦升级，甚至“化危为机”[9]。

（二）不断强化前瞻性基础性问题研究

在应对印度利用“西藏问题”对我挑衅干扰方面，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着力制定前瞻性、全局性和可持续性的方针策略，又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一是不断强化以印度为重点的南亚地区国家利用宗教文化对我进行渗透破坏的情报研究工作。建议将西藏和涉藏重点省收集掌握的有关印度等南亚地区国家利用宗教文化对我进行渗透破坏，以及与达赖集团勾连等方面的源头性、基础性情报信息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和研究单位，联合相关单位发挥平台优势和专家智库作用，牵头组织精干力量，精心准备战略部署，深度挖掘进行专题研究，积极服务于同达赖集团斗争工作大局。二是积极开展涉印境外情报调研。做好涉印境外情报调研工作，加强顶层设计和信息掌握。三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切实增强应对莫迪政府利用藏传佛教因素干涉我国内政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塑造以涉藏地区广大群众为主体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勇气与能力，形成全域全员参与的反分裂斗争新格局和维护安全稳定的铜墙铁壁。加强境外藏胞工作队伍建设，提高语言能力、加强理论学习，夯实基础、主动作为。统筹做实、做深、做细基层工作，以符合实际为出发点、好用管用为落脚点，把握规律、有效总结，形成可供借鉴的经验办法，最终汇聚成为务实管用的涉藏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和维持稳定的制度体系。

（三）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

长期以来，宗教领域是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搞民族分裂、同我们争夺人心的重点，宗教领域反分裂斗争工作也是涉藏反分裂斗争的重中之重。对此，要教育引导僧尼自觉划清与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的界限，旗帜鲜明消除十四世达赖利用宗教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引导信教群众理性对待宗教，在反分裂斗争这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引导各族群众增进藏传佛教界“五个认同”，持续深化教义思想阐释，对藏传佛教典籍选优择重、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对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使之更好与中国国情、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将时事政治、法律法规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国近现代史、现代科学知识纳入寺庙僧尼教学内容，不断丰富藏传佛教文化思想内涵，提升藏传佛教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当代价值。要加大《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以及活佛转世宗教仪轨、历史定制等宣传力度，讲清活佛转世的历史、教义和法理依据，引导僧俗群众增强对大活佛转世“国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批准”的原则共识，认识到中央政府在大活佛转世上具有无可争辩的最终认定权。加强宗教人才培养，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创新培养模式。

（四）扎实做好边境地区管控工作

西藏自治区陆地边境线长达 4 000多公里，是我国唯一尚未与邻国完成陆地边界划分的边疆地区。西藏边境的“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在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此，要不断加强西藏边境安全治理，巩固边防、稳定边疆。对于传统安全，要强化西藏地区的国防建设。这“不仅是巩固边防国防的需要，也是打击‘藏独’分裂势力的需要，还是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建设、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需要”[45]。对于边境地区的宗教渗透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网络，做好对沿边境线一带地区流动人口、重点人员和特殊人群的监控排查和服务管理工作”[46]，也要持续做深做细边境群众工作，广泛组织动员群众参与反分裂斗争，形成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要严密防范境外敌对分子潜入我边境地区开展渗透破坏活动。健全完善以边境口岸为支撑的交联据点，选派精干力量深入边境地区开展反渗透专项行动工作。要切实加强出入境管理工作，尤其是在特殊时间节点前，提前做好管控工作相关预案方案，有效防止印度默许甚至故意放松我境内信教群众规模性出境。要通过开展对外宣传、举办西藏成就展、外交部声明等方式，清除“藏独”分裂势力和印度反华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散布的错误言论和反动思想，引导境外藏胞正确认识西藏历史、还原真相、澄清错误认知、树立正确观念、提高辨别能力，进而增强边境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国与尼泊尔等南亚各国的合作，强化政府间协作，做好在尼境内藏胞群体工作，协同应对重特大突发事件。

（五）有效开展网络舆情引导与反制

首先，做好应对外部舆情工作。针对印度等南亚地区国家利用宗教文化对我进行渗透破坏以及勾连达赖集团等情况，建议以西藏为主体，组织舆情反制专班，在境内外媒体平台适时发出正面声音，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提升国际涉藏议题话语权，有效破解应对达赖去世转世问题上美国、印度等国家可能联合制造于我不利的国际舆论。同时，强化国内涉藏重点领域的网络空间治理工作，增强技术反制力量，严防境外负面舆情倒灌境内引发现实危害。其次，做好本国媒体工作。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努力打造实力强的世界传媒集团，强化议题设置，主动出击，引导舆论的形成和走向[47]。最后，做好对印民间自媒体工作。我们可以通过中印自媒体、大V博主之间良性互动增进双方的了解，进而为发展中印友好关系、塑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创造条件。同时，要坚定信心，做好围绕达赖转世的斗争准备，妥善处理好社会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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