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规范视角下的政论文英译研究
时间：2023-04-22 08:00: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宋孝廷，曹群英
（湘南学院，湖南郴州 423000）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毋庸置疑，政论文的英译在构建我国话语体系，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走出去”战略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政论文的翻译在近几年已经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在这一领域里，出现了一些国家级别的社科项目立项。因此，研究政论文的翻译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图里的翻译规范为理论基础，对我国政论文的翻译展开描写性研究，旨在找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规范，以期对政论文的翻译有所启发。
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认为，翻译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因此它必定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简言之，翻译是受到规范制约的活动。具体说来，图里把翻译规范分为3 类。第一，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主要受到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影响）和翻译的直接性。第二，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决定译者在翻译某个具体文本时表现出来的整体倾向性，即译文倾向于遵循源语规范还是译语规范，倾向于遵循源语还是译语的读者习惯。如果是前者，译文会更具有“充分性”(adequacy)，如果是后者，译文会更具有“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图里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大多数翻译不会过于极端，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译者可能会打破某些源语文化的规范，也可能打破某些译语文化的规范，具体的位置在考虑预备规范后决定[1]。第三，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制约实际翻译活动中译者的选择。操作规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即在宏观结构上制约翻译的原则，例如,是全文翻译还是部分翻译,以及章节、场幕、诗节和段落如何划分等。二是篇章语言学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即影响文本的微观层次原则,如句子结构、遣词造句,是否用斜体或大写以示强调等[2]。图里指出，预备规范和初始规范在逻辑和时间顺序上要优先于操作规范起作用，初始规范通过操作规范来实现[3]。
政论文一般涉及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国情介绍、党和政府的重要主张和立场等内容，有很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用语严谨规范、正式庄重、客观公正。为了充分表达政府的立场，用词要言简意赅，以起到良好的话语传播作用。在句式的使用上也体现了多样性，如陈述性、排比句、祈使句等。相比之下，英语喜欢使用长句和复杂句，且多用从句。英语行文注意通过连词等把句子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表达清楚，是一种“形合”语言，汉语则较少使用关联词，句子的逻辑关系一般隐含其中，无需明言，是一种“意合”语言。英语最忌讳重复现象，包括重复的词、短语和句子结构，能避免的重复都尽量避免。而汉语表达时喜用重复结构，对重复的容忍度要大大高于英语。图里[4]指出，翻译规范作用于具体翻译行为的每一阶段和每一层面上，能够解释各种不同的翻译现象。
2.1 政论文英译的预备规范
预备规范与翻译政策和翻译直接程度有关，它决定了译本的选择。图里指出预备规范在逻辑和时间顺序上先于操作规范起作用，因为译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翻译什么。从翻译政策角度来看，影响我国政论文英译的预备规范主要是国家战略和对外宣传，这是影响政论文翻译的首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现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也日益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世界上他国对我国的发展仍有偏见和误解。在这种背景下，政论文的翻译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提高中外沟通效果，构建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战略作用。
研究发现，目前国内政论文翻译的文本主要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论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国务院总理每年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文选》，以及涉及对外政策发布的各类白皮书等。这些文献无疑都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和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体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具有全局性和规划性的指导意义，《政府工作报告》是了解我国每年政府工作的深刻总结，以及对未来一年的工作做出具体部署。这些文献向全世界提供了了解中国最直接、最权威的内容。通过翻译这类政论文，可以向全世界介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展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大国担当，有利于向世界传达我国提出的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设想。这些文献提供的信息客观介绍了中国各个领域的情况，内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实现小康，脱贫攻坚、外交等方面，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正能量，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2.2 政论文英译的初始规范
初始规范主要涉及译者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规范之间做出的选择[5]。也就是说，译者可以遵循源语的相关规范，或者服从译语文化的规范。前者保留源语文本中的关系，不打破源语的语言结构；
后者不可避免地导致出现偏离原文的迁移。总之，坚持源语规范，译文将充分传达原文内容；
而遵循译语文化中的规范，译文将被译语读者顺利接受[6]。图里因此提出了译文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问题。
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的制约和影响，而这种制约和影响必须通过翻译规范这一中介来实现[7]。政论文的翻译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讲政治是翻译的生命线，政论文的翻译要有政治考量。相对于其他文本，政治文献的翻译要求更加忠实于原文，且忠实的标准更高。在政论文翻译中，忠实原文处于绝对重要的位置，所以必须保证其英译文的充分性。例如，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英译，有外媒将其直译为“four comprehensives strategy”。陈明明认为，这种译法是硬译，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8]，缺乏对中国政治了解的外国读者难以理解，不利于构建我国的话语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英译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最终翻译是“a four 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同时对其内涵进行了必要的解释。这个译文就保留了源语的文本结构和内涵，保证了译文的“充分性”。像“一国两制——One Country,Two Systems”“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s”这类带有中国特色的表述，在英译时一定要保留我国自己的语言结构，这样才能有利于构建我国的话语体系。
随着我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对外开放的水平越来越高。政论文翻译还要做到融通中外，既要符合中国国情，凸显中国特色，也要对接国际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9]。因此，要考虑英译文的可接受性。如关于“干部”一词的翻译，过去一直受苏联的影响，常译作“cadre”（指斯大林时代的苏共人员），带有贬义，难以被外国读者接受。现在的译法就比较灵活和多样化，译为government employees，officials；
all of us working in the government。
规范一直在演变，不是一成不变的。20年前的政论文翻译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上，与现在的翻译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因为那时我国的开放程度远远不及现在的水平，因此政论文的翻译更考虑译文的充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越来越高，国际交流的程度也相应提升。在这种背景下，政论文的英译在确保充分性的前提下，必须考虑可接受性，更大程度地遵循译语的规范，照顾译语读者的习惯。陈明明就强调过，政治文献的外宣翻译须兼顾概念准确性和受众接受度。
2.3 政论文英译的操作规范
操作规范制约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的实际抉择，包含母体规范和篇章语言学规范。母体规范决定译语材料的形式及它在译文中的位置，同时还决定对译文是否进行省略、增添，对段落或篇章调整的程度。笔者发现，就母体规范而言，我国政论文的英译都是全文翻译，没有出现对原文段落、章节进行删除或增加，译文与原文的结构保持一致，译者基本严格遵守了母体规范，其原因在于，在翻译中对原文的任何一点改动都会改变原文的表达。
英汉两种语言在篇章规范上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篇章语言学规范，影响译文微观层面的语言语篇特征[10]，制约译文语言材料的选择，包括文体特征、单词和短语。我国政论文中很少使用被动句，大量使用无主语句，而被动句式在英文中很常见。为了尽量不改动原文，这些无主语句英译时大多数添加了第一人称复数主语“we”，用英语的主动句表达原文。
例如：
（1）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We will work to raise the share of personal incom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2）加快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We will work fasterto moderniz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3）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re are laws to go by,the laws are observed and strictly enforced,and lawbreakers are prosecuted.
这种人称代词的添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提高译文的可接受度，有利于实现政论文外宣目的。
另外，笔者对21世纪初和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坚决”一词的翻译进行了统计，发现10 多年前该词的翻译基本上是直译，很少省略不译，几乎没有弱化处理；
而近几年来该词的翻译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弱化倾向。如“坚决”一词在200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9 次，英译文中全部直译为“resolutely”。而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19 次，英译文中直译为“resolutely”的只有9 次，其余进行了弱化处理。
类似的还有情态动词的翻译。笔者统计发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英译文中，“必须”全部对等地被译为高量值情态动词“must”，英译文中量值无任何变化。在党的十八大报告英译文中，“必须”有1 次被英译为中量值情态动词“should”，2 次被英译为一般性词汇，1 次省略不译，英译文中量值偏移较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英译文中，高量值情态动词“必须”有3 次被译为中量值情态动词“should”，2 次省略不译，9 次被英译为一般性词汇，英译文中量值出现了明显的偏移。整体来看，情态动词“必须”的英译出现了明显的偏移，即量值降低。
政论文英译中出现的上述语言特征和规律是受到翻译规范影响的结果。如前文所述，现在政论文的翻译越来越重视可接受性，在保证不影响原文意思的基础上，译文越来越灵活，更注重遵循译语文化中的规范。
本文基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对我国政论文的英译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政论文翻译过程中，翻译规范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战略和对外宣传决定了待译文本的选择，构成了预备规范。从初始规范看，译文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充分性”，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可接受性”。在实际翻译的抉择中，译文整体上与原文保持一致，文体风格、单词和短语的翻译向源语文化规范靠拢，必要时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照顾译文的可接受性，构成了操作规范。由此可见，翻译规范体现在政论文翻译的整个过程中和每个层面上。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政论文的英译还有许多语言规律和现象值得去发掘，也值得更多专业人士去重构更有价值的翻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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