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窑青瓷标本的考古学研究——以窑址发现的典型器型为例

张志忠，赵子豪

(1.邢台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 2.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上海 200433)

青瓷由高岭土制胎，表面施石灰釉，经过1200℃高温烧成，早在商周时期已在我国南方地区出现，东汉走向成熟[1]P52，而北方地区大约在北朝晚期开始烧制青瓷，目前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都发现这一时期的窑场，邢窑即为其中之一。尽管邢窑以烧制白瓷著称，创烧阶段却以青瓷为主流产品，并延续至唐代，隋唐时期与邢窑白瓷、三彩、黑釉瓷等其它陶瓷品种共存。

目前经文物部门调查、发掘出土青瓷标本的邢窑窑址有邢台县西坚固窑址、邢台市顺德路窑址、内丘城关窑址、临城祁村窑址等，其中内丘城关窑址自80年代以来经发掘次数最多，发掘地点包括内丘西关北、步行街、服务楼、翰林府等，出土的青瓷标本品种颇丰，序列完整，年代跨越北朝晚期至唐代，在邢窑窑址群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有相关的考古专著发表，故本文主要选取内丘城关窑址出土的青瓷标本，并对它们进行类型学研究与分期研究。此外，西坚固窑址、顺德路窑址、祁村窑址分别发现北朝晚期、隋代中后期和中晚唐的青瓷标本，它们分别代表了邢窑青瓷发展的不同阶段，出土的青瓷标本大多与内丘城关窑址有所重叠。

值得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邢窑青瓷，都以严格意义上青瓷的面貌呈现，一部分青瓷标本釉下施白色化妆土，在氧化焰或弱还原的氛围中，釉呈黄或黄褐色，可视作黄釉瓷，配方却与青釉一致，所以在本文中归入青瓷。另外，近年有人在内丘西关北窑址采集到疑似为铅釉瓷胎器的青黄釉残片[2]P57，此类产品多见于河北临漳县邺城窑[3]。由于邢窑正式考古发掘不见这类产品，而其釉料配方、烧成方式与青瓷完全不同，只是釉的质感、外观与青瓷类似，故暂不作为本文的讨论范畴。

窑址发现的青瓷标本以器皿为主，如碗、杯、钵、高足盘、带系罐、长颈瓶、敛口钵、盘口瓶、盂口瓶、执壶等，以及少量造型特殊的器物，如扁壶、莲座、埙等。本节选取这些器型中具有代表性的标本进行介绍，并对它们进行类型学分析。

(一) 碗

碗是青瓷碗中最多见的一类器物，按器型主要特征，大致有敛口碗、直口碗、敞口碗、浅腹碗和折腹碗等。其中敛口碗、直口碗、I式敞口碗在窑址亦见类似形制的杯，造型、施釉特征一致，只是前者口径多在12-15厘米，后者口径约7-9厘米，故不再举例。

1. 敛口碗

只有一型。尖唇，敛口，口沿处多饰一道凹弦纹，深弧腹，假圈足，足端斜削，内施满釉，外施釉至下腹或中腹部，内底多见2-3个支烧痕。

以内丘步行街出土的标本①为例(见图1)，青灰色胎，胎壁较厚，胎体较细腻；
施釉均匀，釉呈淡青色，釉面有细小开片，玻璃质感较强。

图1 敛口碗-内丘步行街出土

2.直口碗

只有一型。圆唇，直口，口沿处多见凹弦纹，深弧腹，假圈足较高，足端斜削，内施满釉，外施釉至下腹或中腹部，内底多见支烧痕。

以标本12Y10Y11:19[4]图版二八为例(见图2)，灰胎，胎体坚致，釉呈青黄色，开片密布，有垂釉现象，积釉处颜色较深。

图2 直口碗-标本12Y10Y11:19

3.敞口碗

敞口，圆唇或尖唇，以假圈足为主，少见玉璧形足，底足较矮，足径约为口径一半，内施满釉，外施半釉或施釉至足，内底通常有支烧痕。依腹深浅的不同，可分为三式。

I式：深腹。

II式：腹比I式浅。

III式：腹比II式浅。

I式以内丘县粮贸服务楼出土的标本②为例(见图3：1)，灰胎，胎质较粗，做工较粗糙，黄釉，施釉至下腹部，釉下施白色化妆土。II式以标本12H14:37[4]图版三二为例(图3：2)，略失圆，胎质粗糙，修坯较草率，胎壁较薄，釉下施白色化妆土，施釉至中腹部，施化妆土的挂釉处呈黄色，不施化妆土的挂釉除呈清灰色，积釉处呈黑色，釉面有细小开片。III式以标本12H14:38[4]图版三二为例(见图3：3)，釉下施白色化妆土，釉呈黄色，口沿处的积釉颜色较深，推测该碗为覆烧而成。III式敞口碗标本亦见玉璧形足。

图3 敞口碗

4.浅腹碗

只有一型。尖唇，敛口，浅弧腹，假圈足较高，足径小，内施满釉，外施釉至下腹，内底多见支烧痕。

以内丘县粮贸服务楼出土的标本②为例(见图4)，胎质细腻，胎体坚硬，修坯规整，施釉均匀，釉色青中泛白，釉色莹润，开片密布，玻璃质感强。目前发现的浅腹碗较少，大多都做工精细，有的内壁有模印或模印贴花装饰，应是邢窑青瓷中的珍品。

图4 浅腹碗-内丘县粮贸服务楼出土

5.折腹碗

圆唇或尖唇，侈口，弧腹，外壁的中腹或下腹堆贴一周凸棱，内施满釉，外施釉至下腹，内底多见支烧痕。依腹部深浅，分为两式。

I式：腹部较深，

II式：腹部比I式略浅。

I式不见可复原器，发现不多，以内丘服务楼出土的标本H45:5③为例(见图5：1)，仅存口沿至下腹，灰胎，胎骨坚致，釉呈青绿色，不施化妆土，釉面干涩，有土沁，开片密布。II式以内丘步行街出土的标本②为例(见图5：2)，釉呈黄色，釉面较光润，釉下施较厚的白色化妆土，胎质比前者粗糙。

图5 折腹碗

(二) 高足盘

高足盘亦称豆，由豆盘和喇叭形足两部分拼接组成，盘径多在15～20厘米，豆盘为撇口、圆唇，底面平或略呈斜坡状，盘内满釉，外施釉至豆柄中段，盘内大多留下支烧痕迹。依喇叭形足高度，分为两式。

I式：豆柄较高。

II式：豆柄较矮。

I式以内丘县步行街发现的标本②为例(见图6：1)，喇叭状足部分残缺。II式以内丘西关北发现的标本②为例(见图6：2)，青黄釉，釉下无化妆土。II式高足盘在邢台市顺德路窑址也有大量发现，但大多施化妆土，釉呈黄或黄褐色。

图6 高足盘

(三)带系罐

带系罐多为方唇或圆唇，直口或侈口，溜肩，弧腹，假圈足。肩部以双系最多见，基本都是双股泥条拼接而成的竖系，呈鼻形，对称置于肩部。罐内一般不施釉或施釉不到底，罐外壁施釉至下腹部。依最大腹径位置的不同，分为三式。

I式：最大径在下腹。

II式：最大径在中腹。

III式：最大径在上腹。

I式以内丘步行街出土的标本②为例(见图7：1)，灰胎，青灰色釉，不施化妆土，局部有窑变，肩部、腹部分别施凹弦纹。II式以标本03H04:3[4]图版六三为例(见图7：2)，卷圆唇，胎质较粗，做工较草率，釉下施白色化妆土，施釉之后呈黄色，未施化妆土而挂釉处呈青灰色。III式以标本03H148:5[4]图版一七三为例(见图7：3)，发现较少，胎质较粗，做工精细，外壁饰若干组弦纹和跳刀纹，釉下施白色化妆土，黄色釉，釉色均匀，有剥釉现象，不施化妆土的挂釉处呈褐色，如外壁饰弦纹和跳刀纹处以及罐的内部，由于釉下无化妆土呈褐色。

图7 带系罐

(四)长颈瓶

形似玉壶春瓶，折沿，圆唇或方唇，细长颈，鼓腹，假圈足高而外撇，足心内凹，里无釉，外施釉至下腹。根据腹部最大径位置的不同，分为两型。

A型：上腹圆鼓，下腹内收。

以标本12Y10Y11:54[4]图版六八为例(见图8:1)，圆唇，颈、肩相接处有一周弦纹，灰白胎，釉色青绿，开片密布，有流釉现象，积釉处颜色较深。又如标本03H111:15[4]图版六八(见图8:2)，方唇较厚，口沿残，灰白胎，施化妆土，釉呈青黄色，无化妆土的挂釉处呈青灰色，局部剥釉。

B型：卵形腹，最大径在中腹。

以12H21:17[4]图版六九为例(见图8:3)，方唇较厚，唇面有一周凹槽，径、腹长度比例约为1:2，灰胎，釉下施化妆土，釉呈黄色，积釉处呈褐色，局部剥釉。

图8 长颈瓶

(五) 执壶

A型：腹部瘦长。

以标本12H21：14[4]图版六七为例(见图9:1)，底部残缺，灰胎，施化妆土，釉呈黄色，短流饰若干周等距的凹弦纹。

B型：腹部微鼓。

以标本90T1H1:4[4]图版六八为例(见图9:2)，仅存腹和底部，胎灰黄，施化妆土，釉呈黄色，釉色均匀。

图9 执壶

(六) 敛口钵

敛口，溜肩，曲腹，下腹内收，平底或圜底，施釉至下腹或中腹部。

只有一型。以标本03H25:3[4]图版四七为例(见图10)，灰胎，胎体较粗，施白色化妆土，釉呈黄色，不施化妆土的挂釉处呈青灰色。

图10 敛口钵-标本03H25:3

(七) 盘口瓶

盘口、束颈、曲腹，假圈足，施釉至下腹部。造型和盂口瓶类似，只是口部有所区别。窑址所见大多数只残留颈部至足的部分。

金属结构在变动应力和应变长期作用下，由于累积损伤引起的断裂现象称为疲劳，该支承辊的剥落失效情况吻合该现象。关于支承辊表面剥落的原因，由以上各项理化检验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可复原器只有一型。以标本12T4007②：9[4]图版七〇为例(见图11)，灰胎，胎体较粗，釉下施化妆土，黄釉，生烧，局部剥釉。

图11 盘口瓶-标本12T4007②：9

(八)莲座

莲座均为模制，由弧形顶部和底座两部分拼接而成，弧形顶部模印一周覆莲纹，中心有孔洞，除底之外，通体施釉。根据体量、顶部装饰、底座形状的不同，分为两型。

A型：体量较小，顶部饰连珠纹，底为不规则的圆。

以内丘西关北出土的标本④为例(见图12:1)。灰胎，釉呈青灰色，有窑变，高1.6，底径4.4厘米。

B型：体量较大，顶部为一平台，底为正方形。

发现较少，以标本03TG3:7[4]图版六八为例(见图12:2)。灰胎，无化妆土，釉呈青褐色，残高5.4厘米。

图12 莲座

(九)扁壶

发现不多，只有一型。直口，平肩，腹部两面模印纹饰，两侧肩部各有小孔，扁腹，足断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应为手工捏制，再与腹部拼接。

A型：体量小，最大径在下腹。

以标本88H4：10④为例(见图13:1)，仅存腹和底部，灰白胎，内无釉，外施釉至足，无化妆土，釉呈青黄色，釉面有开片，积釉处色深。模印纹饰由三部分组成，中心为宝相花纹，由一周平均分布的忍冬纹包围，最外层为一周连珠纹。

B型：体量大，最大径在中部偏上。

以1985年内丘礼堂出土的扁壶①为例(见图13:2)，灰胎，胎体厚重，施白色化妆土，釉呈黄色，不施化妆土的挂釉处呈褐色，施釉至足端，底足无釉。模印纹饰外层是一周连珠纹，内层布满缠枝灵芝纹，中间一对胡人，一人吹奏，一人起舞，两面纹饰相同。

图13 扁壶

(十)埙

埙均为模制，前后片分模再粘接而成，粘合处形成凸棱，面部以人物为主，头顶和两腮有孔，面部满釉，后脑通常无釉。

只有一型。以内丘西关北出土的标本①为例(见图14:1)，灰胎，青绿色釉，积釉处色黑，面部棱角分明，有立体感，深眼窝，圆眼睛，高颧骨，大鼻梁，厚唇，嘴角微上扬，络腮胡，头饰由朵花纹、宝相花纹组成。

又如标本12T5006：93[4]图版一四二(见图14:2)，灰白胎，釉呈淡青色，仅存面部，后脑残缺，五官轮廓清晰，特征与图9∶1标本有共通处，头发呈覆莲状。

图14 埙

尽管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窑址调查、发掘简报[6-7]已出现关于邢窑窑址出土遗物的分期讨论，目前以2020年出版的考古专著《邢窑》所基于的材料最详实，相关论述亦最完备。该书立足于发掘地点，根据发掘地点的地层、遗迹关联，并结合型式的分类、演变，按从早到晚的顺序，将出土遗物分为八组，通过和纪年材料的比较，将它们分为八期。邢窑青瓷主要出现在前四期，依次为北齐至隋早期(公元550—600年)、隋代后期(公元595—618年)、唐代早期(公元618—741年)、玄宗天宝年至文宗年(741—840年)，并对各时期邢窑窑业面貌进行了系统归纳，其中涉及各时期青瓷标本的胎釉、形制特征。

本节将在此基础上，按邢窑青瓷胎釉特征的变化，将窑址出土的青瓷标本分为4组，并围绕这些标本，选取与之类似的纪年材料，对它们进行分期研究。本文对青瓷的分期基本沿袭《邢窑》，但由于考古专著中的分期所比照的纪年材料，围绕不同遗迹单位出土的各类陶瓷器标本，而本文的分期所比照的纪年材料仅围绕青瓷，纪年材料选择的不同可能导致本文的分期与考古专著略有区别。

(一) I组

1.胎釉特征

胎体厚重，胎色灰或灰白，均不施化妆土，釉色青黄，少数青中泛白，釉的透明度较高，开片密布，常见流釉、积釉现象，积釉处颜色较深。

2.典型器型

本文中敛口碗、直口碗、浅腹碗、I式折腰碗、I式高足盘、B型连坐、埙的胎釉特点，均符合I组标本的特征。

3.年代

I组标本中的敛口碗、直口碗、浅腹碗、I式高足盘、埙均可在纪年墓或年代相对明确的墓葬中见到造型类似的器物或图像，其中敛口碗与河北磁县北齐武平七年(576)高润墓[8]P241、山西汾阳北关隋开皇十五年(585)梅渊墓[9]P24出土的青瓷碗类似。直口碗与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夫妇墓[10]P35出土的碗相似。⑤浅腹碗与李希宗夫妇墓(576)[11]P403出土的银碗类似。⑥I式高足盘与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12]P218的青瓷高足盘0：12相似。纪年墓不见青瓷埙，但本文介绍的两件埙分别与陕西三原县隋开皇二年(582)李和墓石棺盖上人物头像[13]P37、河南安阳隋开皇九年(589)开凿的大住圣窟所见迦毗罗神王胸部的人像[14]P142类似(见图15：2)，可视作青瓷埙年代的间接线索。

综上，与I组标本类似的器物或形象最早见于北齐武平七年(576)，最迟见于隋开皇十五年(589)，由此推知I组标本的年代范围应在北齐末至隋初(6世纪70年代至6世纪末)。

(二) II组

1.胎釉特征

相比I组标本，胎体变薄，釉的透明度降低，乳浊感增加，呈青黄、青绿、青褐等色，釉色不均。一部分青瓷施化妆土，此类青瓷如在氧化或弱还原气氛下烧制，釉色呈黄或黄褐色。积釉、流釉现象有所减少。

2.典型器型

本文中的I式敞口碗，II式高足盘、I式带系罐、A型扁壶，在胎釉方面均符合II组特征。

3.年代

II组标本中的II式高足盘与安徽亳州隋开皇二十年(600)王幹墓[15]P65出土的高足盘相似。I式带系罐延续的的时间较长,与河北曲阳隋大业八年(612)尉仁弘墓[16]P16出土的带系罐,以及辽宁朝阳唐永徽六年(655)孙则墓M8:5[17]P13相似。A型扁壶与陕西西安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18]P372出土的扁壶略类似。

综上，与II组标本类似的器物最早见于隋开皇二十年(600)，最迟见于唐永徽六年(655)，由此推知II组标本的年代范围应在隋代中晚期至唐初(7世纪初至7世纪中叶)。

(三) III组

1.胎釉特征

胎质较粗糙，修坯不如I组、II组规整，大部分以黄釉瓷的面貌呈现，严格意义上的青瓷已基本不见，均施白色化妆土，化妆土较厚，釉色不均，不施化妆土的挂釉处多呈青灰色。

2.典型器型

II式敞口碗、II式折腰碗、II式带系罐、敛口钵、盘口瓶等。

3.年代

III组标本中II式敞口碗与卢氏墓[19]P37出土的碗(740)造型类似。II 式折腰碗与节愍太子墓[20](710)、鹤壁王仁波墓[21]P34(738)发现的碗造型类似。敛口钵见于磁县讲武城尚登宝夫妇墓[22]P24(649)、长治王惠墓M1:49[23]P44(676)和磁县讲武白普琎墓[24]P75(681)。II式带系罐与邯郸鸡泽县郭行墓(692)出土的带系罐BM4：19[25]P103类似。盘口瓶在昭陵亡宫五品墓[26]P83(657)见造型一致的作品。B型扁壶与河北廊坊董满唐咸亨三年墓[27]P75(672年)出土的三彩扁壶造型相似。

综上，与III组标本类似的器物最早见于649年，最迟见于740年，由此推知III组标本的年代范围应在唐代早期(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上半叶)。

(四) IV组

1.胎釉特征

胎质较粗，做工规整，均施化妆土，釉呈纯黄色，釉色均匀。

2.典型器型

本组器型较少，其中有III式敞口碗，III式带系罐，A型、B型执壶。

3.年代

IV组标本中，III 式敞口碗与巩义司马进及杨氏墓(832)M234：24[28]P9相似。III式带系罐与偃师杏园郑夫人墓(792)M2845：9[29]P127相似。A型、B型执壶分别与邢台旅馆唐晚期墓M4:1[30]P40、山西长治郭密墓[31]P283(849)出土的执壶在造型、釉色、纹饰方面相似。

综上，与IV组标本类似的器物最早见于792年，最迟见于849年，由此推知IV组标本的年代范围在唐代后期(8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

以上四组器物分别代表了邢窑青瓷四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一)第一期

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表明，青瓷是这一期邢窑最主要的瓷器品种，在数量上有压倒性优势，而基本不见其它釉色，虽有少部分器物釉色介于青、白之间，有研究者将其称作“早期白瓷”，但并不能证明其泛白特征系窑工刻意为之，很有可能只是偶然开采到含铁量低的瓷土。

通过与纪年材料的类比，本文认为邢窑青瓷最早出现的时间大概在6世纪70年代，比《邢窑》所提及的时间晚20年左右[4]P432-436，主要在于本文尽可能地选取可确认为高温青瓷的纪年材料，与窑址材料进行类比，而《邢窑》选取的部分纪年器，如元良墓(553)、贾进墓(571)等出土的陶瓷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青瓷，而是以瓷土作胎、表面罩低温铅釉的器物，称铅釉瓷胎器[32]P45或铅釉瓷[33]P104。实际上，铅釉瓷胎器在北方窑场烧制青瓷之前，即已出现，而它们的消失与北方青瓷的出现，在时间有所交叉，而它们在器型上又十分接近[34]，以至于《邢窑》将部分带有纪年信息的铅釉瓷胎器与邢窑青瓷作对照。根据刘未对北朝墓葬材料的梳理，北方窑场开始烧制瓷器的时间，只能落实到6世纪70年代的北齐晚期[35]P244，邢窑应不例外。由于邢窑烧制北朝铅釉器的情况不明，其是否如邺城窑，在烧制青瓷之前即已开始烧制铅釉器，仍需更多考古材料的揭示。

器型方面，本期发现的敛口碗、直口碗、浅腹碗、I式高足盘，于同时期河南或山东的窑场亦见类似器型，其中碗均使用三叉支钉叠烧，应该是窑业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青瓷器型目前不见于同时期除邢窑以外的窑场。以埙为例，巩县窑至唐代方出现三彩埙。就邢窑埙的面部特征而言，与新疆库车出土的陶制头部残件(见图15:1)颇似，据谢明良考证，这类形象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女妖美杜莎，其造型存在多种变体，前文提及的李和墓石棺盖、大住圣窟(见图15:2)出现的头像均为美杜莎形象。[36]P420这类青瓷埙的使用人群和流布尚不清楚，它们在邢窑窑址集中出现的原因亦有待考证，但至少说明邢窑青瓷在当时的北方瓷窑业应有一席之地。

图15 美杜莎形象举例

窑具按功能可将窑具分为支烧具和间隔具，这些窑具大多在同时期河南、山东等地的窑场也有所发现，但本期或第二期出现的“平板棚架装烧法”[4]P489，目前未在同时期或更早的其它窑场出现，体现了邢窑青瓷装烧技术的创新。

(二)第二期

随着成熟白瓷在第二期的大量出现，青瓷已不再是邢窑的主流产品，在修坯、施釉方面，邢窑青瓷不及白瓷规范、讲究，而邢窑白瓷出现的兽首杯、鹦鹉杯等，基本不见于同时期青瓷，说明白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青瓷的器型种类基本延续前期，但在造型上有所改变，碗、杯以敞口为主，基本取代敛口、直口，高足盘的豆柄变矮。带系罐是本期新出现的器型，虽然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显示，北齐墓葬已出现浑圆鼓腹，并且腹部堆贴莲瓣纹的青瓷带系罐，此种形制的带系罐由临城县邢窑博物馆征集一例⑦(见图16)，但窑址考古发掘尚未发现此类标本。至隋代中后期，大量出现I式带系罐。其它本期新出现的青瓷器型还有A型扁壶、A型莲座，这两种器型在同时期其它窑场不见或少见，进而说明邢窑青瓷种类之丰。

本文对第二期年代范围的厘定，与考古专著虽略有区别，但实际上6世纪20-30年代的纪年材料匮乏，很难归纳这20余年邢窑青瓷的特点。

图16 北齐青瓷带系罐-临城县邢窑博物馆藏

(三)第三期

本期发现的青瓷占比增加，明显多于白瓷，成为这一时期邢窑的主流产品，胎质、修坯的精细程度下降，部分器物施釉线由下腹移至中腹。器型都是实用器，大多在上一期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如敞口碗腹部变浅，带系罐最大腹径移至中腹部等。高足盘、埙已基本不见。盘口瓶(或盂口瓶)在第一期或第二期已出现，不见可复原器，而在本期数量增加，有不少可以复原，此类器型在河南、山东的窑场也有所发现。敛口钵是本期新出现的器型，数量较多，与安徽寿州窑所见基本一致。

本期质量上乘的青瓷作品不多，目前以1985年内丘礼堂北侧出土的扁壶为代表。

(四)第四期

本期发现的青瓷在器型、数量上减少，白瓷再度取代青瓷成为邢窑的主流产品。本期发现的器型以A型、B型执壶为主，III式带系罐发现不多，外壁多饰跳刀纹，此种装饰在同窑白瓷作品中不见或少见，说明邢窑青瓷装饰遵循的范式略不同。另一方面，III式敞口碗在造型上与白瓷一致，但青瓷作品多为叠烧，而非大部分细白瓷碗采用的“一匣一器”装烧方式。

本文讨论的绝大多数邢窑青瓷器型，在胎釉特征上、造型上都存在早晚变化之外，但也有部分器型虽从胎釉特征来看，有早晚之分，但在造型上难以看出变化规律。以A型长颈瓶为例，本文列举的标本12Y10Y11:54、03H111:15，从胎釉变化来看，应分别符合第一期、第二期特征，但从造型上看，南北朝至唐初的墓葬均出现此种形制的长颈瓶[37]P115，表明A型长颈瓶在邢窑延续的时间较长。B型长颈瓶的时代范围应与A型一致，造型类似的作品在南北朝晚期至唐初的墓葬均出现[37]P115，但邢窑目前所见的B型长颈瓶只与第二或第三期的胎釉特征吻合，如12H21:17，而未发现符合第一期胎釉特征的B型长颈瓶，其是否存在还有待更多考古工作的揭示。另外，也有部分青瓷作品，基本不见纪年材料，而与年代相对明确的材料在时间上存在差距，如A型莲花座，与莫高窟第320窟盛唐时期壁画上的莲座相似[38](见图17)，而邢窑青瓷莲花座，据其胎釉特征，应为第二期产品，不排除此种形制的手工艺品在时代上有一定的延续。

图17 莫高窟第320窟盛唐时期壁画

纵观邢窑青瓷的发展脉络，早在北朝晚期至隋初——即初创阶段即达到相当的高度，虽尚未烧制出成熟白瓷，青瓷中却不乏做工优良的产品，个别青瓷有泛白之势，为之后邢窑窑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隋代中后期，白瓷大量出现，并呈现透影白瓷、细白瓷、化妆土白瓷这一明晰的产品结构，为“南青北白”瓷业格局的形成拉开帷幕，同时伴随化妆土的普遍使用，一部分青瓷以黄釉瓷的面貌呈现，做工不及同时期白瓷。然而，至唐代早期，做工精良的白瓷很少见到，黄釉瓷一跃成为邢窑的大宗产品，做工较粗糙，产品质量较上一期明显下降。这一现象邢窑并非个例，山东曲阜、泗水一带的窑场也出现唐代早期产品相比前期质量下降的情况[39]P40，而于河北井陉窑，虽然发现隋代、晚唐的窑业堆积，唐代早期却成为不见制瓷迹象的“空窗期”[40]P29，而相州窑亦很少见关于唐代早期遗物的报导，而这一时期正值唐代“两京”地区唐三彩的兴盛期，这是否意味着这一时期的部分窑工迁至两京地区从事唐三彩生产，仍有待进一步确认，不过从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巩县窑唐三彩流行的“平板棚架装烧法”，早在隋代即为邢瓷的装烧方式之一，这类装烧方式应在邢窑更早出现[41]P256。唐代早期大多数窑场的瓷器面貌目前缺少系统梳理，它们否均较前一期显得粗糙，或较普遍性地出现“空窗期”，还有待更多窑场之间的比较研究。

至唐代中后期，邢窑白瓷的发展迎来全盛，黄釉瓷数量锐减，此后青瓷产品不再出现，其发展基本告一段落。而在邢窑青瓷出现的时段，其与白瓷之间在数量上此消彼长，一部分邢窑青瓷流行的器型、装饰不见或少见于白瓷，部分邢窑白瓷流行的器型、装饰似乎在青瓷中少见，说明两者的发展遵循着各自的轨迹，却又有所联系。总之，邢窑青瓷虽远不及白瓷为人所熟知，并且史料无载，但历年的窑址发掘工作充分表明，其在邢瓷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在初创时期和唐代早期数量胜过白瓷。

注释：

①拍摄于内丘县邢窑博物馆。

②拍摄于内丘县邢窑遗址博物馆。

③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提供。

④拍摄于河北省博物院。

⑤年代上限公元566年,下限公元588年。

⑥李宗希墓为夫妇合葬墓，李宗希卒于东魏兴和二年(540)，其妻崔氏卒于北齐武平六年(576)，银碗应与崔氏一起埋入。据夏鼐考证，和银碗伴出的拜占庭金币也同崔氏一起埋入。

⑦拍摄于临城县邢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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