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理论视域下土味视频“热”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时间：2023-04-24 09:5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孜瑶 李凌燕
短视频时代的到来让视频化生存成为乡村群体的日常，低准入门槛使他们获得信息生产的可供性，这些乡村群体以农村或城乡结合部作为空间领域[1]拍摄的具有乡土气息的短视频作品[2]被称为土味视频。土味视频的题材多来自农民或小城镇市民的生活日常、搞笑段子与奇葩见闻，[3]前者通过直接记录的方式表现常态化的乡村生活，将琐碎的吃穿住行压缩在时长在5分钟左右的视频中；
后者侧重表演，借助夸张与戏谑化的粗糙演出获得观众的注意力，在粗糙感与反差感十足的表演中传递着乡村群体的价值观。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34亿，占网民整体的90.5%。短视频简单易懂的制作流程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群体加入短视频制作者的行列。快手2021年对乡村类视频感兴趣的用户超2.4亿，相关短视频日均播放量超10亿，乡村群体在技术的加持下重新确立了被观看和被认知的权力。[4]以乡村群体为主、乡村背景为辅拍摄的土味视频的广泛传播，在推动着土味文化扩散的同时也在丰富土味内涵。一方面，视频化生存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存与媒介表达，[5]对现实生活的拍摄与加工，让乡村群体突破时空与文化的限制，以视频的方式“出场”并表达自我；
另一方面，乡镇群体为获得关注的自我贬低与丑化逐步走向了去低俗化，视频内容的多元化也让土味文化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
技术赋权下的自我展演。数字技术触角深入农村地区以及短视频应用的普及，为乡村群体提供了表演、创作的舞台，在技术的加持下乡村群体不再是网络空间中的“失语者”，乡镇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乡村群体活跃在视频领域。媒介技术既重塑着乡村群体的身份，也在影响他们的出场方式。一方面，简单易操作的视频拍摄过程，让不具备专业设备、基础知识的农村群体加入到短视频制作中，从原本边缘化、被动接收信息的“他者”，成为“拥抱、记录每种生活”的传播者。另一方面，“读屏时代”的到来让文字记录的高门槛渐退，“去文字化”的短视频真正实现了表达的平民化与大众化，草根阶层的造梦舞台随手可得，视频相比文字更加直观的呈现方式更容易为乡村群体所接受，他们以视频影像的方式出场，在影像构筑的幻想中呈现“理想化”的表演。
利益合谋下的土味消费。短视频的火热让数以亿计的用户成为平台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于用户来说，土味视频成为他们吸引热度、流量的“法宝”，充分利用自己的地域、身份优势，在短视频舞台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开始从土味视频入手汇聚粉丝开启盈利道路。2021年6月抖音发布报告显示，农村视频创作者收入同比增长15倍，而在土味短视频聚集的快手平台，2021年1月到10月快手农产品订单超过4.2亿个，土味视频成为农村群体新的“劳作工具”，并能够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对于平台来说，市场的不断“下沉”，覆盖到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体，流量经济的发展让个体获得资源的同时也为平台聚拢了更多的资源。作为土味视频场景的搭建者，短视频平台运营者仅需调动用户的积极性，便可获得资本的青睐，自然会不遗余力地降低使用门槛，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利用“瓜分流量、现金”的机制推动着土味视频生产。
情感狂欢下的自我满足。土味视频的生产让农村群体有了自我表达的舞台，用镜头进行着自我建构，从现实空间中默默无闻的个体变成虚拟空间中“我们”的情感共同体。“张同学”拥有1905万粉丝，视频内容主要是流水账式的乡村生活记录，以东北乡村为背景拍摄自己的生活场景，以“普通人”的角色出场，从早上起床到穿衣洗漱、早饭等环节，其土味视频在掌握了表达自我话语权的同时，也能够在虚拟空间的平等机制下找到“我群”的存在，以乡村为主围绕“黑色幽默”式的自我嘲讽或朴素的自我呈现，在情感共鸣中获得属于土味群体的自我归属感。此外，走红全网的“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在重复的乡土情感的表达中唤醒观众对于故乡的情感，观众在审丑的围观或找寻共鸣的认可中，突破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连接了彼此的乡土记忆。
土味视频的全民性。土味视频狂欢中的匿名性特点使现实空间中职业、身份的“高墙”走向坍塌，在人人参与、人人平等的虚拟空间中，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与身份被隐匿了起来，“面具”遮挡后的展现让用户能够在狂欢广场中肆意表达。作为快手百大主播的“农村会姐”既没有专业的拍摄设备，也缺乏高超的拍摄技巧，原本处于边缘化的“农村会姐”也可以通过快手平台创作出粗糙视频，技术赋权下的话语平权也让“会姐”成为土味视频的生产者。此外，用户通过点赞、收藏、评论、分享加入这场流动的狂欢中，让土味视频实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同视频创作者一样共同参与到土味视频的狂欢中。正如巴赫金所提到的那样，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6]互联网空间中“人人都有麦克风”为平等赋权，土味视频的创作者与传播者可以是每一名用户，土味视频的狂欢中不论是农村群体还是城市群体，都能在虚拟空间平等地参与其中。
土味视频的仪式性。媒介技术赋权下的网民纷纷涌入土味视频的创作之中，通过观看、点赞、收藏等方式掀起土味狂欢，此时便完成了对于土味视频中丑角们的“加冕”。现实空间中普通的个体成为网络中加冕的神话，“giao”哥、“药水哥”“郭老师”等从底层人物变为网络红人，在这种加冕的仪式中似乎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郭老师”凭借粗糙的视频制作、搞怪低俗的身体表演、无厘头的语言表达迅速火爆全网，在平台流量机制、受众追捧之下，让“郭老师”这种普通人走向舞台的中央，在土味视频的狂欢仪式中获得“加冕”的同时也实现“脱冕”。土味视频传播中不仅仅是在“造神”，同时也进行着“毁神”的仪式，“郭老师”土味视频走红，被戏谑地称为“流量女明星”，网民对于“郭老师”的追捧掀起了审丑的热潮，与之相关的话题播放量达30亿，受到加冕的“郭老师”同真正的“国王”有着天壤之别，在嘲讽戏谑“郭老师”的时候也在为其举行着脱冕仪式，“全网账号被封”让“郭老师”脱冕仪式更为彻底。
土味视频的颠覆性。土味视频的创作者不再循规蹈矩，而是更擅长“颠覆”，处在艺术和生活的交界线上。在土味视频中最常见的叙事策略是与严肃形式、庆典相对的诙谐表演，按照欧文·戈夫曼的观点，表演是“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任何参与者的所有活动”。[7]土味视频的创作者借助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技术手段，将个人身体夸张化表达，利用美颜技术将面部扭曲，呈现非常态的“V”型脸和眼部，形成对于自我形象的颠覆。这场土味广场上的狂欢盛宴不仅形成了对于自我形象的颠覆，还重构了原有的语言表达形式，视频创作者自创的语言体系是对官方话语的颠覆，“giao”语、“奥利给”等这些网络狂欢用语，始终贯穿于土味视频的表演和观看中，这些语言是他们编织的不拘泥于任何形式的意义之网。它本身就是生活，在短视频这一特殊的时空舞台之中，土味话语的戏谑与狂欢成为一场游戏，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演绎方式。
土味标签强化群体区隔。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当个体将自我与特定群体建立某种心理联系后，会形成“我们”与“他们”的圈层，表现为对群体的偏好和外群体的偏见。[8]虽然乡村群体被赋予自由表达的权利，却囿于地区、文化、经济等因素，他们始终处于城市主流文化的外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缘人，是不平等的狂欢群体。乡村地区青年追逐的时尚被城市青年看作是土味的代表，两类群体之间的身份区隔在这种标签化的呈现中不断强化，标签式的误读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区隔。网络空间中群体身份、背景乃至着装的不同，让时尚也有了高低之分，在这种时尚的区隔之中强化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也印证了西美尓所说的，“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9]在哔哩哔哩平台中，“土味视频挑战”类成为众多UP主视频制作的方向，《看土味视频！品人间百态！人间最尬》的土味挑战获得了293.5万的播放量，这种观看是一种“上层社会”对于“底层社会”的观看，在这种鄙视的观赏过程中筑起成见的高墙。
土味消费加速脱冕仪式。土味视频的创作者并未从各种等级中解放出来，狂欢之后迅速“脱冕”的他们成为审丑狂欢的对象，仍旧是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代表。土味视频的创作者为博取流量，以“自毁”的表演方式吸引眼球，观者在接连上演的土味视频中加入审丑狂欢的阵营，二者仿佛处于消费控制整个生活的境地。[10]土味视频大多以“自我贬低”和“故意矮化”作为视频生产的重点，如抖音短视频博主“田甜”作为一名70后农村妇女，在平台塑造了一个普通话不标准、表演夸张、穿着粗糙的农村妇女形象，通过土味情话和土味表演收获百万粉丝。不同粉丝量的视频创作者接的广告费也不尽相同，粉丝越多、越活跃、观看量越大也意味着收入越高，所以在土味消费的驱使下“田甜”多以“自毁”的方式出现，在美国动画短片“爱死亡和机器人”热度下，她模仿动画中的“吉巴罗”，以“卖丑”的方式在获得视频流量的同时也完成了脱冕的仪式。
土味表演颠覆乡村图景。欧文·戈夫曼提出人们总是通过行为来表现自己以给人印象，各种语言符号或它们的代替物作为明显的表达来建构他人眼中的自己。在土味视频的表演中，视频创作者在建构自我的同时也重塑着乡村图景。土味表演的“剧场”不再是真实的乡村场景，而是被精心编制的土味情景剧所取代。以“农村浪人”为核心的“兄弟团”在快手平台拥有857万粉丝，视频内容以“兄弟情”为线索记录他们吃喝玩乐的生活，具有乡村气息的田间地头被土味表演取而代之，视频内容甚至以连续剧的形式出现，多视角地向观众展现兄弟之间出现矛盾再到矛盾解决的过程。这种带有可复制性的快餐式视频，其意义在网民的戏谑中转瞬即逝，土味视频的受众在观赏“表演”结束后，以“哈哈大笑”的评论表示对视频内容的态度，乡村群体愚昧无知的刻板印象再次被强化，对于乡村地区的认知也在接连上演的土味狂欢中走向“污名化”。
土味视频的狂欢是底层文化的一种异化表现，乡村群体在狂欢中实现了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建构，但是在狂欢的景观之后，人们应该看到乡村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困境，发现底层小人物的迷失和挣扎。土味短视频的狂欢应该在这种快速、高流动的前提下慢下来，重塑乡村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的样态，从“独白”走向“对话”，从而实现美丽乡村的正确“出场”。
从土味标签到凸显乡村情感。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个体画像都是千差万别的，但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共鸣。因此，在土味视频的制作中更应该重视情感传播的作用，将情感作为社会的粘合剂，通过“对话”“沟通”挖掘城乡之间的共同点，使土味视频中的人物不再是“污名化”的存在。短视频创作者“彭传明pcm”是生活在福建南平的一名农民，其视频主要围绕竹子造纸术、制墨、曲酒、竹帘等“古法工艺”展开，真实再现了乡村砍柴、晒稻谷的日常耕作活动。这些不仅仅是对农村图景的真实展示，也能够在“再现”的同时让传统工艺唤醒我们的集体记忆，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与情感认同。
从土味消费到实现价值引领。土味短视频应该承载起对于乡村的尊重，成为乡村群体记录日常、自我表达的工具，相关部门应该借助主流价值观对土味视频进行价值引领，鼓励优质视频的创作，将乡村振兴与于短视频因地制宜地结合起来，通过短视频挖掘乡村资源，凝聚乡村力量，体现乡村文化内涵。另外，短视频平台也应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利用算法推荐为低俗土味表演“拱火”，对于低质量的视频采取严格的审核，通过平台活动鼓励乡村类短视频的高质量创作。例如，快手平台将非遗与短视频结合起来，提升公众文化审美的同时，也提高了视频创作的质量。
从土味表演到乡村场景再现。土味视频应打破流量、低俗的桎梏，回归到对于乡村真实图景的展现上，这种再现可以是李子柒式的带有诗意的田园背景中创作“舌尖上的中国”，也可以是“陕北霞姐”式的朴实无华的北方特色，还可以是华农兄弟“原生态”的乡下生活等。从真实田园生活空间、乡村服饰、古法工艺的再现到劳动人民的描绘，乡村视觉符号不应是审丑的对象，而是审美化的乡村图景。学者约翰·伯格认为“观看先于言语”，[11]土味视频在视觉展示上不应是乡村图景的“颠覆”，而应成为摒弃哗众取宠、低俗、夸张的现实乡村的真实“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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