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在墨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时间：2023-04-24 15:4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代文玲 郭金鸿
(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墨家作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显学”之一，修身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墨家不仅认识到修身是立身行事之本，而且还阐述了实践、反省、环境、天志对于修身的作用，在战国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背景下，儒、道以有其他古文化典籍影响形成了具有实践性特色的墨家修身思想内容体系，对于中国传统修身产生了重要影响。《墨子》的《修身》《所染》《天志》等篇都有关于墨家道德思想的论述。分析墨家的修身观不但可以全面、系统了解修身思想，而且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墨家修身思想源于战国时期社会现实及地域文化
1.生产力推进下两极分化的经济背景
战国时期周氏衰微，诸侯视自己疆域的土地为私田，井田耕作的劳动力逐渐减少，井田制度逐渐瓦解，大量私田被开垦，土地私有制逐渐代替土地公有制，贵族企图在公田上确立自己的私有权。各诸侯国征税方式得以改变，“初税亩”政策在鲁国推行之后，其他诸侯国也相继进行税制改革，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肯定了土地的私有制，但是同时增加了百姓的赋税负担，“以其常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墨子·辞过》)描述了当时百姓因租税而困苦不堪、民不聊生的场景。铁器等生产工具、水利事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私营手工业、商业纷纷兴起，商业出现繁荣局面，“工商食官”官府控制商业的格局被打破，商人地位得以提升，各地区出现了众多商品市场和拥有雄厚资产的大商人。与此同时出现了商人垄断市场和剥削压迫现象，垄断资本的商人、大地主阶级和以土地为收入的农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此时大地主、商人和统治者过着富足奢华的生活，而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农民饱受统治者和上层商人的压迫，不得不成为家奴、佃农，处于极度饥寒、困境中。
2.诸侯争霸战争、社会严重失衡的政治背景
西周时期宗法制、分封制的发展稳定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秩序，但同时加剧了用人不贤等问题的出现，不利于民主法制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加之“烽火戏诸侯”不以身作则、违反礼乐制度等自身问题的出现，周王室自身的实力每况愈下，逐渐丧失对各个诸侯国的控制力。各诸侯国为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国家的支配权纷纷卷入战争，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疆域、人口、财富由分散在各家诸侯国集中到了少数诸候国家，资源的迅速集中使得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激烈度急剧上升。各诸侯国为了各自利益而自相残杀，广大农民被迫参与战争，沦为战争的奴隶，而此时拥有众多资源的大商人、大地主却享受着荣华富贵的生活。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阶级制度加重了社会负担，造成社会的严重失衡。正如《墨子》记载：“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描述了当时的王公大人、诸侯国制造坚锐的盔甲和兵器，去侵入别国的边境攻打无罪的国家，出现兼并别国、覆灭军队、残害虐杀百姓，扰乱圣王事业的现象。墨子也做了深刻的批判：“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表现了墨家对当时战争残害人民、损害人民利益的批判。从《非攻》即可看出当时战争残酷、社会严重失衡、两级分化的政治场景。
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也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趋同。诸侯争霸的变法革新运动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秩序，统治者无法实行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为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化奠定了基础，因此造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的灿烂时期。再加上战国时期书写工具的进步、简书和帛书的流行以及书籍和知识的积累为大量著书立说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私学兴起、文化典籍流落民间，掌握知识文化的阶层由原来的祝、史、巫等文化官逐渐转移到一般的平民百姓，使得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重心转移到下层，实现了从“学在官府”向“学在民间”的局面转变，促进了知识的平民化、社会化和工具化。各诸侯国变法革新的同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招揽学术人才，诸侯们渴望得到贤才以治理国家，出现了所谓的“诸侯并争，厚招游学”的现象。面对社会现实的冲突和伦理秩序的崩溃，思想家们为推行自己的主张，将自己的思想推演成一整套的哲学理论体系，推荐自己的弟子到各国任职、著书立说、各抒己见，以征得统治者的接受和任用，开启了先秦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
(二)墨家修身思想源于古文化典籍
1.墨家修身思想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墨家修身思想与儒家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墨家修身思想对孔子“俭”“孝道”“举贤才”“义”和“利”的主张有所借鉴，并改造成以“节用”“兼爱”“尚贤”“贵义”为主的修身思想，例如墨子认为“万物莫贵於义”，《墨子·贵义》载：“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於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於义也。”墨家的义是“天下之利”，是万民百姓之利，与孔子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一致的。另外墨家与儒家表达思想的语言系统有相承关系，“墨子出于礼云乐云之儒者环境中，不安而革命，所以墨家所用之具全与儒同，而墨家所标之义全与儒异……其实逻辑说去，儒墨之别常是一个度的问题”(《战国子家叙论》)。可见儒墨表达思想存在以下共同点：皆认为今不如古、古不如上古；
都讲爱人、贵义，表现为仁爱、兼爱；
对《诗》《书》《春秋》等经典都有推崇和引用。儒墨虽在思想内容、方法上有质的不同，但是其理想目标终归是对仁义道德的价值追求。在礼崩乐坏、战争频繁、人民痛苦不堪的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墨思想，可见墨家借鉴了儒家积极成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墨家修身思想内容体系。
2.墨家修身思想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墨家修身思想与道家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墨家修身思想对老子思想“天地不仁”“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俭”的思想加以改造并形成以“兼爱”“天志”“节用”为主张的修身思想。例如老子思想中“三宝”之二曰“俭”，“慈故能勇；
俭故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
舍俭且广；
舍其后且先；
则死矣”(《道德经》)。有了三宝中的节俭，才能够蓄精积德、前景广大，舍弃收敛而一味扩张，意味着舍弃本源、就会陷入绝境，而墨家“去无用之费而成圣王之道”的节用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的体现。可见墨家的节用观有道家老子思想“俭以足用”“俭”的思想基础。
3.墨家修身思想源于古之圣王之事
“古者圣王之事”即指古者圣王之传说，它实际上是墨家政治理想的一个代名词，即尧舜禹汤文武三代圣王之事。墨子在构建自己思想学说的过程中经常谈及“三代”“圣王”，并有记载：“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
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墨子·贵义》)几乎所有的政治主张以是否合于三代圣王之道为准绳。墨子的“兼爱”“尚贤”“尚同”“天志”都是在尧舜禹汤文武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观点形成的。在《墨子》中有对禹的赞美之词：“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墨子·非命下》)在《庄子·天下》中也可看出墨家对“禹之道”的推崇：“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不论是从衣着形象还是从行为习惯“自苦为极”“损己救世”均可看出古代圣王典籍对其修身思想的影响。
修身在学术界即指努力使个体心灵纯洁、本性不受损害，通过自我反省体察，让个体身心达到完善的程度。提及修身，人们更多的想到儒家修身，通过陶冶、锻炼自身的道德品质不断完善自我和理想人格，认为修身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话题和为人处事的根本。但是墨家重视修身思想不输儒家，认为修身是行事处世的根本。梁启超评价墨家思想时指出：“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坠，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1]墨家的修身思想主要见于《墨子》的《修身》篇，此外《墨子》其他篇目《所染》《兼爱》《天志》《尚贤》也有关于修身的思想。笔者认为墨家修身思想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四行”“节用”四个方面。
“志不强者智不达”即指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智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墨子《修身》篇的“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表达了君子要有自强不息、意志坚强的品质，前两句强调动机，后一句是效果，即君子只有每天更加勤勉的做事、持之以恒，理想日益远大，才能得到良好的品行，具有通达的智力和智慧。与儒家思想家孔子论立志有相通之处，强调没有志气就等于没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人必须有远大的志向、明确的目标，才不会为眼前的得失而忧虑[2]。而孔子的志是由仁爱之心发出的意志，具有仁的品质，强调意志对道义和德行的坚守。
“言不信者行不果”即指只有诚实守信的人，行动才会果敢、做事才有好的结果。认为言而无信的人做事必定不果断，而且损害自己的名誉，所以“务言而缓刑，虽辩而不听”(《墨子·修身》)，只会说好话而行动迟缓，即使能言善辩也没有人听会，强调守信重诺是为人处事的基本行为准则。在其《兼爱》篇也提及言行一致的重要性，“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墨子·兼爱下》)，即说话一定要讲信用，行为一定要果敢，让言论行为相互符合就像符节一样契合。在《耕柱》篇也强调守信的重要性，“言足以复行者，常之；
不足以举行者，勿常”(《墨子·耕柱》)，说的就是能付诸行动的言论就值得提及，不付诸行动的言论就是信口胡言。墨家的诚信守诺是建立在兼爱基础上的，强调平等性，而在儒家道德体系中，从仁出发强调诚信是个人修养立德之本，是治国理政的关键，与墨家不同的是，儒家守信带有情感性、等级性和道义性的特点。
“四行”指的是“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3]，墨家围绕贫、富、生、死“爱无差等”思想，要求不分贫富差距地爱人，认为道德修养包括对君子和士人两个方面的要求，即“四行”。“贫则见廉”启发士人在贫困潦倒时也要坚守品格，展现自己廉洁高尚的品格。“富则见义”是指富有的时候要讲义气、讲仁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后两句是说对生者表示出仁爱，对于死者表示出哀悼同情之心，“四行”对于品格的要求也是从其核心思想“兼爱”出发，落实到其修身的层面上，指行仁义之事不能局限于身边的事、要富则施惠。《墨子》除《修身》外其它章节对于四行均有提及来说明墨家修身思想具有重视实践的可操作性。
“节用”在修身内容方面的体现是节俭力行，即君王治理天下，不追求华美而追求实用，正如《节用》篇：“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除去无用的费用，只在乎实用不追求华美，是圣王治理天下的道术，是天下最大的利益。节俭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墨家节俭力行的修身观点强调实用性，而节用爱人的国家治理观、宁俭毋奢的礼仪观、俭以养德的人生态度构成了孔子系统的节俭思想，成为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4]。与儒家重视节俭力行的修身思想相比，墨家思想更强调实用性，更具有广泛接受性和现实操作性。
墨家思想作为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之一， 离不开其修身思想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墨家及其修身思想内容体系主要集中于《墨子》一书，在这部文化典籍中墨家修身思想内容、地位得以集中阐释。《墨子》篇目原有七十一篇，现存仅有五十三篇，围绕墨家“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天志、节葬、明鬼、非命、节用、非乐”十大纲领，记录墨子及其弟子众多重要言行。在《墨子》中《修身》《所染》《尚贤》《天志》均有对修身思想有所提及，强调君子自身修养的必要性、基本准则和达到兼士的理想人格，提出个人品德是君子自身修养的基础和基本准则。《修身》篇指出了修身的基本准则：“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墨子·修身》)，认为修身要从贫、富、生、死四个方面做起，将圣人作为人格榜样并积极主动向圣人学习，以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墨家修身思想在墨家思想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具体体现在：《修身》篇位于第二章并且其修身思想贯穿于《兼爱》《天志》《所染》等篇章。《修身》强调了务本的原则和墨家修身的理想人格，“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表现出重视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反对“言义而弗行”的思想。“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聚财不能分人者，不足与友；
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墨子·修身》)，指出了墨家修身的目的：具有志强言信、慷慨大方、守道不笃、博学多才、明辨是非的理想人格。
《所染》篇“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墨子·所染》)，如果一个人交的朋友都爱好仁义、摄于法纪，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兴盛，身体日益平安，名声日益光耀，居官治政也就合于正道了，可见环境是个人修身的重要影响因素。《天志》篇“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墨子·天志》)，道德修养也是一样，只有确立了法则和基本的法度，就像规和矩是工匠衡量方和圆的器具一样，天志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为人民的道德修养和自我修身提供了基本准则。《兼爱》篇“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此为事者也”(《墨子·兼爱》)，有仁德之心的人处理政事，必定兴办对天下有利的事情，革除对天下有害的事情，以兴利除害作为处理事务的准则，以表现仁义道德的道德修养标准。可见墨家摩顶放踵的精神、博大精深的思想处处充满着对自己言行、道德修养的重视，因此修身思想在墨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甚至基础性的地位。
“中国传统修身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古代优秀思想文化结晶的有力明证，特别是它对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炎黄子孙的道德修养起着其他任何思想和物质都无法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5]，墨家修身思想的“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四行”“节用”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修身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大的启迪意义。面对当今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主旋律，架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桥梁，深入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进行道德修身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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