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特征浅析
时间：2023-04-24 18:3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张楠萍，胡宝元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特征浅析
张楠萍，胡宝元
(辽宁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特征、民族性特征和时代性特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表现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上，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它深刻体现了全党的集体智慧，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信，满足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迫切需求。
习近平；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重要论述；
特征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是立足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审视传统和现代、把握整体与部分的社会工程和价值工程。作为一项社会工程，它是由集体意志和群众的共同努力来实现的，其中最直观地表现了人们的主体性；
作为一项价值工程，它是通过表现文化的力量，在更深的层次上来展示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1]。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以及与同样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履行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的认识始终坚持方法论的原则，系统地分析文化建设现状，辩证地对待中外文化，从而不断地提升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3]。正是由于在新时代我们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我国的文化建设才能够一直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正是在新时代我们始终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建设始终成为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等的强大的动力源泉。
之所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形态最终主导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拘泥于现成结论的开放性的理论。当近代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之际，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复古主义等思潮均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接受、选择作为实现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保证和理论指导。而从哲学上来不断地改造思维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恰恰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需求，并最终成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选择。
在新时代文化创造中，只有让人民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自人类诞生以来，人民不但创造了一切物质财富，而且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人类社会从而进入了文明的状态，最终实现了社会历史从野蛮到文明的不断变化。恩格斯称这种力量为“动力的动力”。由此，文化的发展随之也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4]每当我们把文化发展的最终价值指归回归到人民对于深层次的文化需求中时，我们的文化才能够得到进步。也即是说，正因为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才具有了高度的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恩格斯曾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5]即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人的精神境界最终也会随之不断地趋向于自由。抑或说，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指归自然地就是不断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并由此解除物质羁绊而走向精神的自我良性发展。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经由文化而通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事实上，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先进性在于能够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破解中国社会发展中精神文明建设的难题，不断地满足人民对于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并利用最新的文化发展，将其组合成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精神工具[6]。简言之，遵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就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选择。
人们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从事的文化活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文化，自然具有不同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从而能够成为一个民族发展和演变的内在精神基因。正是由于历史和当代中国现实的双重情况，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够具有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从主体角度来看，中华文化的主体无论是国家、民族、政党、地区、集体还是个人，他们都有中华民族的特点，都有中国人的属性。从对象上来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文化，具有自己本身的文化形态和风格，反映了中国人民所共同的精神状态，包含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本质内涵和精神实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本质的精神基因。”[7]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准确定位，为我们比较“旧时”与“现代”文化的异同，进而来论证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为了使任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它必须不断地强化其民族身份和世界身份。
如果把世界文化看作是对立统一的，那么文化全球化和民族文化多样性，恰恰就体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文化资源和模式越是独特，就越有可能跨越区域边界从而能够进入世界。总之，民族文化越多，它就越全球化。迈克·费瑟斯通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差异，区分了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统一性之间的冲突，指出全球化的过程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将一种特定的文化延伸到其边界甚至世界。也就是说，一旦这种特定的文化能够与主流文化相互地融合，那么最终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
第二种是不同文化的集中，过去的东西是相互分离的，现在是接触和生活在一起的[8]。通常情况下，文化的永恒价值与民族特色的文化多样性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因此，在面对各种不同的需求结构时，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只有通过多样化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才能够得到满足。由此可见，迈克·费瑟斯通不仅注意到了文化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还试图找到打破文化发展辩证法的方式，强调只有通过相互接触，才能与具有丰富的民族多样性的文化日益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以其深远的文化视野，主张以包容和接纳的态度对待世界其他文化和文明，强调只有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才能创造出具有强大文化信仰的文化。这恰恰说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不仅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世界见证，也是对于文化全球化的一种重要的贡献。如果每个民族都能够在保留自己民族文化基因的同时，相互地进行交流和学习，世界文明之园就能够变得生机勃勃[9]。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用中国人特有的话语体系，创造出中国风格、中国方式、中国话语，最终使中国文化坚强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从而走向世界。这也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缘由所在。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始终强调要关注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0]也即是说，每个民族的文化形式都有一个时代的标志，一种文化的周期性必须从它所属的时间尺度和它的演变来定义。一个国家的文化要成为其发展的动力源泉，重要的不仅仅是它能提供多少文化资源，更重要的是它有能力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让自己丰富起来，从而能够凝聚出适合这个时代所需品位的文化的内核。换句话说，只有那些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文化形式，才能成为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核心。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样态，而任何一种具有发展活力的文化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只有如此，才能够不断地推动这个时代前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显然是现代的，因为它能够不断地回应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需求以及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才能成为时代的象征[11]。事实上，无论哪一种文化形式的时代性，都不仅仅是简简单单地只是基于其文化传统，而更关键的还是基于对这些传统不断地进行更新最终能够实现超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在把握住文化的时代性特征的基础上，积极地去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形成包容性强、创造性强的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
只有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能够充分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思想的核心所在，才能真正服务于人们的多层次发展需要。在文化历史的进程中，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使得文化中的有益的部分在实践中能够相互之间进行交流，从而推动了现代文化的核心思想得以发展提升。从实质上来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更重要的是选择适合这个时代的文化基因与合理预期民族文化发展之间所产生的双向互动。
在新时代，中国文化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互动更加频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提高文化竞争力，不仅是基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且对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着深远的意义。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一席之地的需要,更是抵御西方文化霸权、文化侵蚀和文化演变的需要；
不仅是不断地推动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需要。
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对哲学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2]。哲学作为文化中最为抽象的理论尚且如此，而文化本身又怎能不是如此呢！文化作为哲学、艺术和宗教等各种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从它所包含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来看，都为时代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换句话说，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看，都是由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形势所助推的。文化的时代性具有一种鲜明的特质，这是因为历史在不断地变化，最终一定会转化成为世界的历史。这种历史转变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时间顺序，而且还在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随之所带来的文化的现代性，即一切当代的文化都必须随着社会实践的演变而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只有经得起时间的不断考验、跟上实践的演变与发展的文化才能与时俱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如此。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0-41.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64.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53.
[4]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149.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九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20.
[6] 陈先达. 论文化与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0(1): 111.
[7] 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1.
[8] FEATHERSTONE M. Dispelling Cultural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Recognition[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9: 8.
[9] 邹广文. 全球化时代如何守护文化多样性[J]. 人民论坛, 2015(3): 61-62.
[10] 习近平.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8-1-6(01).
[11] 郝立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质及走向[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4(2): 11-12.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121.
10.15916/j.issn1674-327x.2023.01.002
A8
A
1674-327X (2023)01-0004-03
2022-10-04
张楠萍(1997-)，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生。
胡宝元(1963-)，男，辽宁锦州人，教授。
(责任编辑：叶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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