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消费升级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时间：2023-04-25 18:4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顾晓燕 朱玮玮
内容提要：知识产权保护除了从供给侧对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产生直接作用外，还会通过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从而推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基于2004-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第二，在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消费升级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第三，从消费升级的不同表征维度看，消费“质”的升级对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作用力要强于消费“量”的升级；
第四，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会因各地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服务水平不同存在区域异质性。据此，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目标导向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要注重其对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和环境的供给侧作用，还要注重其在培育数字消费等新兴消费业态激发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和品牌效应促进消费“质”的需求侧作用，同时，需要构建区域知识产权协同发展新格局，促进区域知识产权一体化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曾经长期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因此产生剧烈动荡，2020年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更是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低迷，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出口贸易面临外需严重萎缩、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局面。同时，国内的核心技术缺失、制度红利释放趋缓、人口红利消退、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剧、金融风险增加等因素(杨耀武和张平，2021)，严重影响着中国的出口贸易。在此背景下，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释放内需潜力，同时，不否定开放及全球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黄群慧，2021)，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中国外贸发展实践表明，“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并未带动“筋骨之强”(金碚，2016)，技术密集型行业仍缺乏核心竞争优势，依然面临着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葛海燕等，2021)。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向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是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然，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提升技术密集型及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出口贸易的贡献率，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应有之义，也是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
消费引领供给创新，伴随着人民群众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消费加速升级，消费潜力得以充分释放，依托大国市场优势，消费升级能促进本土新兴产业培育和国内供给升级(谢小平和傅元海，2018)，刺激企业技术创新(Acemoglu和Linn，2004)，推动技术进步(金晓彤和黄蕊，2017)，形成规模经济与品牌效应(邢孝兵等，2021)，影响生产要素流向，引致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徐朝阳和张斌，2020)，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消费升级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确保公平、高效、有序的营商环境，能为消费升级“保驾护航”，提供制度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能为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供技术支撑，为消费升级提供技术供给。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专利技术的产业化、产品化，为消费升级提供产品供给。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保障了创新者的合法权益，使创新者通过高附加值产品取得高额回报，利于生产规模扩大和规模效应产生，为消费升级提供规模保障。加大商标品牌保护，有助于塑造中国品牌，在国内国际市场产生品牌效应，为消费升级提供品牌供给。
目前，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消费升级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朱树林(2013)研究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存在区域差异性，李娜等(2018)基于中、西部的区域比较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郑长云(2019)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则认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提高了高品质出口产品的种类数占比，但并未显著提升其出口金额占比。谢小平和傅元海(2018)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本地市场的规模越大，消费结构升级越能够促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已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然而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并且将知识产权保护、消费升级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置以同一研究框架的研究比较缺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一方面，消费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分属“内循环”和“外循环”，是“双循环”的关键内容；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对畅通国内国际循环至关重要，《“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如此，就出现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知识产权保护与消费升级、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三者间存在怎样的关联？鉴于此，本文尝试提出相关理论假说，基于2004-2019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认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角度，强化消费升级，探寻新时期外贸竞争新优势的培育路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为巩固中国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位置提供决策依据和有益参考。
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产权安排机制、创新激励机制、有效市场机制三个方面的重要属性，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有深刻影响。首先，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的产权安排机制属性，能给予创新成果财产权，合法保护创新者的创新成果，确保创新者的产权收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能激励本国创新者将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于新产品，产生产品升级效应，从而促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另一方面能激励跨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研发生产，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一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带动和倒逼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其次，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的创新激励机制属性，是激励创新的关键制度安排(顾晓燕等，2020)，被认为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能有效激发创新者的创新热情，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和新产品开发，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取得的丰厚收益会进一步反哺再创新。同时，创新成果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下的公开性，有效避免了重复创新，减少了创新资源的浪费，提升了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创新驱动“旧”贸易转型升级、催生“新”贸易，驱动出口贸易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最后，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的有效市场机制属性，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确保创新成果在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下进行交易与转化，推动出口结构升级。改善营商环境能够获取新技术外溢和延伸(裴长洪和刘洪愧，2020)，出口省份营商环境越好，疫情对出口负向冲击越弱(黄静等，2021)。同时，有效的市场机制有利于创新要素的合理流动，促进区域间的协同研发以及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知识产权工作还包括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服务、国际合作等。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中明确指出，要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中国不同省市的经济发展、制度环境均存在较大差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与服务的水平也不尽相同，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可能因此存在异质性。在知识产权创造发展良好的地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激励创新，促进出口结构升级；
在知识产权创造数量有限、质量不高的地区，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提高企业技术模仿的成本、妨碍技术传播与扩散，其对出口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在知识产权运用状况较好的地区，由于科技创新成果可以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有效推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在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滞后、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率较低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结构升级的作用渠道会受阻。在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发展较好的地区，一般有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代理服务、咨询服务、商用化服务，逐步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良好的知识产权人文社会环境，有利于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反之，在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发展较弱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制度的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水平滞后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结构优化的有利影响无法有效实现。上述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会因各地区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服务水平存在区域异质性。由此提出以下理论假说：
假说1：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说2：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
消费升级是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重要驱动力，消费数量升级和消费质量升级对出口结构都有着复杂的影响。从“量”的角度看，消费数量升级为国内市场规模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土市场持续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驱动企业实现创新(陈丰龙和徐康宁，2012)。规模经济效应能显著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产业竞争力，激烈的市场竞争激励着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消费规模的扩大为企业提供了利润预期，激励新产品的研发生产与传统产品的升级改造，促进创新活动，这些都有利于出口竞争优势的提升，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同时，消费“量”的升级释放消费潜力，壮大消费规模，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带动产业大量集聚，知识和技术的溢出也有助于创新，增强出口竞争力。从“质”的角度看，消费从数量导向型向质量导向型转变，即消费结构高级化，是消费质量升级的重要表现，其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可以从“内循环”和“外循环”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从内循环来看，消费结构升级意味着消费者越来越青睐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需求引领供给创新，需求端倒逼供给端发力。为满足市场需求，国内生产企业加大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驱动产品升级换代，消费结构升级产生的技术创新效应、产品升级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支持“内循环”促进“外循环”，带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带来规模效应，反哺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提高供给质量，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此外，消费结构升级还将促进高端品牌产品的消费，有利于培育国内国际知名品牌，提高出口商品的品牌效应。另一方面，从外循环来看，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结构升级吸引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汇聚，外循环促进内循环，创新资源禀赋优势的提升推动本国技术创新及产品升级，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同时，超大规模市场的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产生人力资本配置效应、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国内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不仅如此，超大规模市场的国内消费结构升级还能促进高端产品的进口，进口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国内技术创新，倒逼国内产品的升级。
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打造优质品牌、优化营商环境等渠道，从技术端、市场端，有效扩大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消费结构，推动消费升级，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消费升级实现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技术创新效应，从技术端满足消费升级的基础设施需求、产品需求、服务需求，消费升级又能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知识产权保护有力打击了“山寨产品”和“假冒产品”，帮助企业塑造优质品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从市场端促进消费升级，在本地市场效应作用下推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消费数量升级和消费质量升级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均有积极影响，但消费“质”的升级在消费层次直观表现为对中高端产品需求的增加，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也更为直接与重要。由此提出理论假说：
假说3：消费升级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重要作用路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有效提升消费的“量”与“质”，且消费“质”的升级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大于消费“量”的升级。
1. 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hteit=α0+α1ippit+α2Cit+φi+μt+εit
(1)
模型(1)中的i、t分别表示地区、年份，hte表示出口商品结构，ipp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C表示控制变量，α0代表常数项，α1、α2为各变量的待估系数，φi、μt分别表示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为考察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消费升级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中介渠道是否存在，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采用逐步法检验中介效应，引入消费“量”和“质”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设定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hteit=β0+β1ippit+β2csqtit+β3Cit+φi+μt+εit
(2)
csqtit=γ0+γ1ippit+γ2Cit+φi+μt+εit
(3)
hteit=λ0+λ1ippit+λ2csqlit+λ3Cit+φi+μt+εit
(4)
csqlit=ω0+ω1ippit+ω2Cit+φi+μt+εit
(5)
模型(2)和(3)中的csqt表示消费升级“量”的变化，模型(4)和(5)中的csql表示消费升级“质”的变化。α1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总效应，β1和λ1体现直接效应，γ1×β2为以消费“量”的升级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ω1×λ2则为以消费“质”的升级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
2. 变量与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主要表现为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升级，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显著增加。本文采用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hte)作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衡量指标，并以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总额(htesub)进行稳健性检验。
(2) 解释变量：知识产权保护(ipp)，以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乘积表示各地区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水平的测度参考韩玉雄和李怀祖(2005)，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测算借鉴李平和史亚茹(2019)的方法，从法制化程度、法律完备程度、国际监督、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执法态度、公民法律保护意识六个方面综合衡量。此外，采用人均专利授权量(ippsub)进行稳健性检验。
(3) 中介变量：消费升级，从“量”和“质”两个维度考量。消费升级“量”的扩张程度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csqt_exp)的变化度量，同时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sqt_inc)进行稳健性检验。消费升级“质”的提升指消费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迈进，表现为生存型消费占居民总消费比重降低，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所占比重增加。恩格尔系数是衡量消费结构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越大，家庭食品消费支出比重越高，消费结构越低。为便于实证分析，本文采用除食品消费支出之外的其他消费所占比重(csql_fd)衡量消费结构，该指标值与恩格尔系数之和为1，指标值的增大反映了消费结构的改善与升级。同时，以除食品和衣着之外的消费支出比重(csql_fg)进行稳健性检验。
(4)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第一，金融发展(fin)，以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衡量。高新技术行业对外源性融资的需求和依赖程度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改善能增加行业资本积累，推动技术创新，扩大高技术产品出口(孙少勤和邱斌，2014)。第二，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度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出口商品结构的提升有积极作用(江小涓，2002)。第三，产业结构(ind)，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状况和产业竞争能力会影响一国的出口商品构成(隋月红和赵振华，2008)。第四，人力资本(hc)，以各地区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具体计算方法参考詹新宇(2012)。人力资本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不仅能直接促进出口结构高级化，还能发挥技术载体作用，加快技术创新，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吕洪燕等，2020)。
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本文采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未包含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EPS数据库，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少量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或均值法补齐。文中所有数据均以2004年为基期，并进行对数处理。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1)限于篇幅，描述性统计不再列示，备索。
表1 变量说明
1. 基准检验
本文实证分析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由于控制了时间固定因素和地区固定因素，双固定效应模型更能准确地反映解释变量如何影响被解释变量。表2的第(1)列和第(2)列汇报了全样本基准检验的结果，其中第(1)列未添加控制变量，第(2)列引入了所有控制变量。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知识产权保护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说1。图1绘制了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ipp(知识产权保护)与hte(出口商品结构)的散点图，该图直观地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商品结构之间的关系，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该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层次越高，这与本文基准检验得出的结论一致。表2第(2)列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回归系数为0.548，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每上升1%，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将增加0.548%。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变强，能有效激励创新行为，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新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开发，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加深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推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升级。
图1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出口商品结构的散点图
表2 全样本检验
控制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渠道产生的技术外溢促进了国内的技术进步，有利于出口结构的升级。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金融资源在实体经济领域存在较为突出的供需矛盾和结构性错配(任碧云和贾贺敬，2019)。产业结构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未能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原因可能在于先进制造业、研发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仍不够，难以充分支撑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人力资本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中国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不够高，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不足。
2.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两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使用高技术产品的实际出口额作为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衡量指标，表2的第(3)列为回归结果。第二，替换解释变量，采用人均专利授权量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度量指标，估计结果见表2的第(4)列。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控制变量中，第(3)列中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增强，除此之外，回归结果与基准检验基本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和出口商品结构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会导致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为一定程度上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进行了两方面的内生性检验：第一，采用知识产权保护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滞后项不受当期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2的第(5)列和第(6)列所示，知识产权保护滞后一期、滞后两期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第二，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法，为知识产权保护设置相应工具变量。佟家栋和范龙飞(2022)采用经济发展水平的前定变量新生儿死亡率的倒数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知识产权保护严格正相关，新生儿死亡率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借鉴佟家栋和范龙飞(2022)，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围产儿死亡率的倒数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工具变量。关于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各省份知识产权保护与工具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359，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关于外生性要求，这一工具变量并不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直接影响。表2的第(7)列为面板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知识产权保护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Anderson-canon LM检验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为20.16，大于Stock-Yogo检验在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16.38，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表明本文设置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有积极影响的结论依然成立。
3. 异质性检验
中国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知识产权的发展状况也各具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可能因各地的知识产权创造水平、知识产权运用情况、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本文根据《2019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中的地区知识产权创造发展指数、知识产权运用发展指数、知识产权环境发展指数，按各指数的中位数对全样本进行划分，比较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环境的发展处于中高水平、中低水平的不同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是否有不同表现，回归结果见表3。
表3的第(1)列、第(3)列、第(5)列分别为知识产权创造发展中高水平地区、知识产权运用发展中高水平地区、知识产权环境发展中高水平地区的检验结果，第(2)列、第(4)列、第(6)列则为相应的中低水平地区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第(1)列、第(3)列、第(5)列中知识产权保护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值明显大于全样本检验的回归结果，其余各列中知识产权保护的系数均为负，但并不显著，表明在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环境良好的地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能有效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但这样的促进作用在知识产权创造、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环境相对薄弱的地区尚未显现，假说2得到验证。知识产权创造发展状况主要从知识产权创造的数量、质量和效率三个方面衡量，知识产权运用发展状况主要考察知识产权运用的规模和效益，知识产权环境发展状况则主要考量制度环境、服务环境和意识环境，在上述发展状况处于中低水平的地区，由于专利等知识产权创造的数量不足、质量相对不高，技术交易市场发展缓慢，知识产权法规制定不够健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抑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效应的发挥。
表3 异质性检验
4. 中介机制检验
上文的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有积极影响，为检验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之间消费升级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本文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表4的第(1)列和第(2)列为以消费“量”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使用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衡量消费升级“量”的变化，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第(3)列和第(4)列将度量指标更换为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表4的第(5)列和第(6)列为以消费“质”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以除食品消费支出之外的其他消费占比衡量消费升级“质”的变化，第(7)列和第(8)列作为稳健性检验，将测度指标替换为除衣食支出之外的其他消费占比。
表4第(1)列和第(5)列知识产权保护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能促进消费“量”的扩张，也能推动消费“质”的提升。第(2)列和第(6)列的模型中加入了中介变量，估计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与表2的第(2)列相比，系数值有所下降，且消费“量”的升级和“质”的升级的回归系数也都显著为正，表明从“量”和“质”两个维度看，消费升级在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且为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地，本文计算了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的比重，消费“量”的升级所占比重为14.89%，消费“质”的升级所占比重为19.32%，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消费结构升级发挥着比消费水平提高更大的中介作用，假说3得到验证。表4中第(3)和(4)列、第(7)和(8)列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表4 中介机制检验
本文结合2004-2019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消费“量”的升级和“质”的升级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力度，有助于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环境发展处于中高水平的地区，促进效应显著存在；
反之，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环境发展处于中低水平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不显著。第三，在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消费升级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知识产权保护除了从供给侧产生直接作用外，的确从需求侧产生了间接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作用。从消费升级的不同表征维度看，消费“质”的升级对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作用力要强于消费“量”的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全，这五大“关系”体现了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启示：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要切实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优化营商环境，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保驾护航”。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开放。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需要构建区域知识产权协同发展新格局，促进区域知识产权一体化发展。鼓励区域间协同创新，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整体提升；
鼓励区域间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促进知识产权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水平的整体提高；
鼓励建立跨区域知识产权联合执法机制，促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整体提升；
鼓励区域间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的共享和知识产权服务联盟的构建，促进知识产权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第三，消费升级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重要作用路径，并且消费“质”的升级发挥的中介作用大于消费“量”的升级，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需要培育数字消费等新兴消费业态激发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需要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和品牌效应，促进消费“质”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