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红色会计研究
时间：2023-04-25 20:25: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付 磊（博士生导师），李 娟（高级会计师）
本文所说的“红色会计”，指的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会计工作，其主要内容是革命根据地的会计。
会计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活动，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会计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在革命战争年代，会计工作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特别是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生产、交易和财政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根据地经济管理的基础信息数据和财产安全保障，保证了根据地生产的稳定发展和战争物资的正常供应。革命根据地与非根据地在政治、经济、人员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会计工作的组织、制度乃至工作方式，与同时期其他地区不完全一样，因此红色会计，尤其是革命根据地会计，是我国近代会计发展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开展红色会计研究，不仅能够激励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矢志前行，推进国家经济和党的事业向前发展，还能够充实和完善中国近代会计史，弥补长期以来对红色会计重视不够、认识不足的缺憾。
党的十八大（2012 年）之前，学术界对红色会计的研究相对薄弱，主要为史料汇编，其中又以与会计关系密切的财政、税收史料居多，专门反映红色会计的史料似乎只有《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大行政区时期》（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料编写组，1989）。除史料收集外，党的十八大之前也开展了若干针对红色会计的研究，但数量有限。上述以史料收集为主的红色会计研究，基本由各根据地所在地区的地方政府财税部门主持完成，是红色会计研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为后续的红色会计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大后各项工作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会计工作和会计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红色会计研究也有了较大进展，在研究广度、深度上有了明显变化，取得了一批数量大、水准高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针对革命根据地会计的综合性研究。对根据地会计工作的综合性研究，是对某个根据地会计工作总体情况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包括根据地会计的各个方面，如会计组织、会计核算、会计学术活动，甚至财政收支等。革命根据地是战争时期革命政权、革命武装、革命群众组织、革命政党的统一体，体现了战争时期党对地方区域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革命根据地的会计，完整体现了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会计工作，是红色会计研究中的主体。对革命根据地会计的研究，展现了各时期、各地区党领导下的会计工作的概况，还有可能从中探寻新中国会计与根据地会计的联系与传承，为新中国会计的演进逻辑寻找答案。在革命根据地会计研究中，一些课题类的研究成果（如“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发展研究”“东北根据地会计研究”）篇幅长、内容全面，对根据地会计工作的展现较为系统，对根据地会计工作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对当前会计工作启示的分析也较为深入。
2.针对红色会计事件的研究。所谓红色会计事件，指的是战争年代党领导的会计工作曾经发生的某个事件，如制定的某项制度、发生的某件事或某项活动等，其中不乏重大和典型事件。这些事件可以反映红色会计某方面的情况，能够揭示红色会计的某项重要特征，如讨论1932年中央苏区颁布的统一会计制度的“‘瑞金时代’的统一会计制度”（郭道扬等，2016）、探讨晋察冀边区会计工作的“从‘关于阜平区财政的清理’看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会计”（杨尚军，2021）等。针对红色会计事件的研究就某一具体事件开展，研究对象集中，史料收集相对容易，能够对事件及其作用做出细致分析。
3.针对红色会计人物的研究。会计工作是由人来完成的。红色会计的人物研究通过对典型代表人物的会计实践、会计思想的分析来阐释红色会计，如：探究毛泽东早期会计实践的“毛泽东：‘红色会计’的奠基人——基于长沙文化书社的会计制度设计与创新”一文（葛长银，2021）；
通过研究中央苏区第一任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反映中央苏区审计工作的“阮啸仙的审计思想与实践”一文（陆晓晖，2021）等。
4.红色会计文物展示与研究。红色会计文物是红色会计的载体，是红色会计活动的再现，更是研究红色会计的实物证据。2021 年6月在山东会计博物馆举办的全国“红色会计”主题展，是有史以来首次举办的红色会计展览。这次展览中展示的红色会计文物，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在宣传红色会计、传承红色会计基因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学者对红色会计文物展开了研究，如：依据民国二十七年涉县甘泉乡的40册账簿，研究抗战初期晋冀鲁豫边区军队物资供应与管理、民众负担的“全面抗战的史料奇珍：涉县‘甘泉账本’述要”（宋小明，2021），1943年八路军野战供给部编写的《军队财政簿记学》；
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冀南银行创办的建业会计学校及其使用的系列教材；
1945年晋冀鲁豫边区会计学会的“红色会计模范”（张辉，2011）等。上述研究成果使人们对前辈们在战争年代的会计活动有了直观的认识。
5.红色会计研究评论。红色会计研究评论是对红色会计研究的意义、作用、方法等提出认识。如总结红色会计理念，探讨红色会计启示的“红色会计研究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秦中艮等，2021）、“为人民理财：红色会计的理念与启示”（吴大新等，2021）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红色会计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红色会计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不仅为党史学习提供了以往缺失的资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近代会计史研究的不足，是中国会计史研究的新进展。综合分析红色会计的研究成果，可以形成对红色会计的一些初步认识：
1.重视会计工作是党的传统。会计是最基本的、最不可或缺的管理活动，任何时候、任何场景下，只要发生经济活动（如生产、交换、分配），都需要会计进行管理，自古至今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会计作为重要的工作，当作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党对会计工作的重视，甚至数次体现在党的章程中。1921 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原件系俄文，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即明确规定，要在党组织中设置会计职务，负责做好经费管理。该纲领的第九条规定，党的地方组织“超过十人者，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其中的“财务委员”就是会计人员，职责是核算和保管党的经费。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再次提出要实施严格经费管理和设置会计、审计职务。这次通过的党章第30条明确规定，地方党组织要设置“在省之范围内支配党的力量和经费，管辖党部的会计处”；
第43条规定，“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起见，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除了建党初期的党章规定，从1927年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海陆丰根据地，到1945 年建立的东北根据地，更无一不是把会计作为重要的工作，努力通过会计管理好财政经济，以争取对敌斗争的胜利。
2.会计在党领导的各种斗争中起到了应有作用。由于充分的重视，根据地会计在党领导的各种斗争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保证了根据地财政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经费的合理使用，助力了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任何工作的有效开展，都不能没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支持。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根据地处于偏远地区，经济落后，加之敌人的封锁，发展生产、筹集资金、保障供应是头等大事，而千辛万苦生产出的物资和筹集到的资金，则必须运用会计手段加以认真核算、细致管理。战争年代根据地会计的工作内容繁杂，有支前物资与资金的管理，有日常行政物资与经费的管理，也有根据地生产经费的管理，等等。这些工作有的相对简单，如对支前物资与经费的管理、日常行政物资与经费的管理，主要是将物资、经费记录在册、审查清楚；
而对那些规模大、资金多的单位，特别是具有一定规模、生产过程较复杂的企业的管理却并不简单，可能要用到复杂业务的会计处理（如折旧、递延），还可能需要进行成本核算、定额管理、预算管理、资金分配管理等（这在东北根据地政府机关和企业中的表现比较明显），会计工作相对复杂，专业技术要求相对较高。面对各种各样的管理要求，根据地会计人员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保证了革命经费的有效使用。尽管无法定量描述会计在各种斗争中带来了多么大的成就，但至少没有发生过因为会计工作失误而给革命斗争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红色会计在党领导的各项斗争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根据地的会计工作存在差异，发展不平衡。中国的革命根据地是分散的、先后建立的，不存在统一的根据地，也就不存在统一的“根据地会计”。所谓“根据地会计”，指的是不同时期建立的、各自独立的根据地的会计。不同根据地的会计之间存在差异，甚至差异很大。一般来说，后期或建立时间较晚的根据地（如1945 年建立的东北根据地、1948年建立的广东根据地）比建立时间较早的根据地（如1927年建立的海陆丰根据地），会计发展得更好；
根据地的大型企业、高级别政府机关、正规部队的会计工作，比小企业、基层单位、地方武装的会计工作更完善（如东北根据地的国有企业采取了现代会计核算方法、成本管理方法，而同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农村组织多在使用传统中式记账）；
经济发达地区根据地（如东北根据地、广东根据地）的会计工作，比欠发达地区根据地的会计工作更完善。这些差异是环境造成的，与一般意义上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组织间的会计发展存在差异类似。
4.根据地与同时期经济、文化状况类似的其他地区的会计发展水平基本同步，但又独具特点。
首先，上文述及的不同根据地之间、同一根据地内部不同单位（大小机关、大小企业、主力与非主力部队）之间的会计水平不一样，除少数地方高级别机关、大型企业采用了现代会计方法外，其他单位组织多沿用传统旧式簿记（如近些年来收集到的众多根据地基层组织的会计文物，几乎均为旧式账簿、传统旧式会计单据；
一些反映根据地会计状况的文献也反复指出当时很多地方沿用“旧式簿记”），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普遍存在。不少经历过新旧中国会计变迁的老一辈会计学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的当时的情景，很好地证明了新中国成立前会计发展的情况。如原财政部会计司负责人杨纪琬、余秉坚（1988）指出，“旧中国会计工作十分落后，近代会计方法仅在政府机关、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外国在华企业及少数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中推行，古老的中式簿记广为应用；
推行现代会计方法的单位也是各行其是，没有全国统一的会计原则；
会计教育极其贫乏落后；
会计人才十分缺乏。”原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赵友良（1996）曾这样描述旧中国会计的状况：“著者（指其本人）曾于1948 年调查过上海市十多家的中药材批发行业，可以说是清一色地使用着中式簿记。……从调查中，还了解到这些工商业的会计，有的没有使用过钢笔，有的不会书写阿拉伯数字，这在旧式工商业中也不是个别的现象。”中国会计学社上海分社负责人陈九如在《现代会计》发刊词中也提及：“工商业目前（指1947 年）至少还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沿用旧式会计。”赵、陈二位讲述的尚是当时上海等经济、教育发达的大城市的情况，而在广大经济、教育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的会计发展则远不如此，实行传统旧式簿记的比例更大，更谈不上采用其他现代会计管理手段。但是，当时中国也存在实行先进会计的一面：各届政府制定公布了若干合乎近代会计要求的统一政府会计制度和商业会计制度；
一些公司建立了近代会计制度，“利用会计资料，对经营活动进行了科学分析，并从产量、成本、利润之间的消长关系，来决定给予方针，把会计提高到决策地位，进一步发挥了会计在企业管理上的作用……”（赵友良，1996）；
实行了民间审计；
开展了近代会计教育，等等。将根据地会计与旧中国会计二元化的发展状况相对照，可以认为，根据地会计与同时期经济、文化状况类似的其他地区（指其他广大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边远省份）的会计发展水平类似，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其次，根据地会计又与其他地区的会计不完全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根据地会计与当时其他地区会计的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根据地将财政与会计统筹考虑，坚持会计为财政中心工作服务；
同时依据这一思想，统一、全面、细致地部署各项会计工作，包括推行统一会计制度和提出落实会计制度的种种具体要求（如对会计人员、会计部门的要求，对会计凭证、账簿和表册的要求，对会计工作存在问题的分析和改进要求等）。形成于革命根据地的会计服务财政中心工作、服务大局的思想和工作原则及一整套推进会计工作的方式方法，不仅是根据地开展会计工作的法宝，也为新中国会计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5.根据地会计善于以先进的会计方法和相关经验改进会计工作。根据地会计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拒绝学习和善于接受先进的会计方法及其他相关经验，积极以先进的会计方法和经验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在对待先进会计方法和相关经验的态度上，根据地很开放。例如，1934年在瑞金编写和推行的《红军簿记学》、上文提及的《军队财政簿记学》和建业会计学校使用的“建业会计丛书”，都采用了流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式会计。全国一些早期解放地区的会计制度，也多有参照原国民政府主计处颁布的会计制度的事例（如公路运输行业）（中国交通会计学会，2003）。睿智的开放态度和积极采用先进的会计方法，无疑推动了根据地会计的发展，使根据地会计有可能摆脱由于经济落后、教育不发达、遭到长期封锁而造成的会计窘境。
6.根据地会计在艰苦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为新中国会计工作奠定了基础。根据地会计在几十年的艰苦摸索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工作方式，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财经干部，这是根据地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会计工作在某些方面吸收了根据地会计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是根据地会计的延续和发展。除上文论及的会计服务财政中心工作、服务大局的思想和工作原则外，根据地制定会计制度的一些做法也为新中国所借鉴。杨纪琬和余秉坚（1988）在谈到新中国会计与根据地会计的关系时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会计工作，是一个崭新的事物。在会计核算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主要依靠两个方面的经验：一是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方面的经验；
二是学习苏联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会计工作方面积累的经验。因此，我国第一套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特别是在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格式的设计方面，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较多地吸取了革命根据地的做法；
在企业会计制度方面，则较多地采用了苏联的做法。”根据地会计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培养了一批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财经干部，为新中国会计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这是根据地会计为新中国会计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级财政队伍中，有相当数量的业务骨干和领导干部来自根据地，他们凭借其在根据地积累起来的会计工作经验和领导经验，在各条战线的会计领导岗位上奋发图强，为新中国的会计事业撑起了一片天地。如：在“全国首次‘红色会计’主题展览暨学术研讨系列活动”中，曾展示部分在山东根据地从事过会计工作的人员名单，其中很多人担任了新中国的各级会计领导。新中国会计与根据地会计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要想理解新中国会计，必须对根据地会计有充分的认识。
红色会计研究虽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这不意味着对红色会计的认识已经尽善尽美，还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把握好以下两点：首先，红色会计研究既有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政治意义，也有全面开展中国现代会计研究的学术意义。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对红色会计的研究都应该实事求是，既要充分挖掘和认识红色会计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对其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视而不见，也不能过分拔高。只有客观理性地分析，才能形成对红色会计的准确认识，否则可能适得其反。其次，从中国现代会计研究的角度考虑，对红色会计的研究应该深入到专业技术分析层面，即深入分析会计核算、成本管理、审计等管理活动，并尽量与同时期其他相应做法进行比较并做出合理评价，恰如其分地确定红色会计在中国现代会计发展中的地位。
总之，红色会计研究是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唯有秉持科学的态度，才能把红色会计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谈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时指出，要“弘扬革命文化”“用好红色资源”，要“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红色会计是一种专业性的“革命文化”和“红色资源”，相信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引下，会计学者们会在红色会计的研究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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