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指哪三江 [多姿多彩的三江源历史文化之十]

　　“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是民族群体感知、理解世界的一种样式……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中隐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我们不但可以窥见历史留下的串串足印，还可以发现语言族群的文化价值趋向和将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它既包含着历史，还反映着现在和未来。一个元音、一个词、一种句式也许就会解决考古发掘也无法解决的诸多悬疑。
　　因为不同民族生活区域的交叉或重叠，一种语言不与另一种语言发生接触的机会极少。加之人类历史文化的层层累积，语言，也就在这频繁的接触和不断的累积中发生、发展、变化着。仔细辨别，语言接触（历时和共时的）大致会有四种结果：一是语言的同化，也叫“语言的统一”，基本是处于经济文化劣势群体所操的语言被优势群体同化，处于文化劣势群体的语言逐渐消亡；二是语言的借用，指一种语言吸收另一种语言的成分或结构，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三是语言的杂交，两种不同语言的成分交配成一个新的语言单位――词或较固定的词组，在其中一种语言里使用，四是双语或双言现象的产生。双语现象(bilingualism)是指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能够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口头表达或交流思想。双言现象(diaglossia)是指同一个人能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方言。《甘肃通志稿》对三江源地区语言接触的结果有所反映：“甘肃诸土司所辖有番民、土民。土民或操汉语，或番语，或蒙古语，……蒙语者，亦不用蒙文而用番文，或回文，其原不可考”。这说明，三江源地区各民族群众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各自的语言都发生了多少不等的变化，也有抛弃本民族语言而使用他民族语言的现象发生。
　　三江源地区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1、多语系：在三江源广袤的土地上，生存着藏、蒙古、回、土、撒拉、哈萨克等40多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语言分属三个语系下的不同的语族。蒙古族、撒拉族、土族的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撒拉语属于突厥语族，蒙语、土族语属于蒙语族；汉族、藏族属于汉藏语系，藏语属于藏缅语族；回族日常生活使用汉语，但在宗教活动中使用的语言属于闪――含语系的闪语族中的阿拉伯语支。2、各民族语言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现象突出，语言带无法截然分开，这仅从这些地方的行政名称便知，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等。3、三江源的汉族非土著，均为历代移民。“屯兵之初，皆自内地拨往，非番人也。故今有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亦有河州人。”自最早的汉武帝时赵充国率兵屯边，到上世纪50年代的“屯田”和60年代的“三线建设”，三江源地区汉族的语言也是南北方言的大汇杂。4、因为地处偏远，与外界交流的不十分便利，所以语言中有不少历代语言的遗存，甚至某些上古语言都可以在当地方言中找到。
　　这些语言特点决定了三江源地区语源和语用的复杂，如某些西宁方言词汇可能是古汉语遗存，有些可能是随着明代的大规模移民从南方来，而又有一些可能借自某个生活在三江源地区的少数民族。如果没有经过仔细考辨和专业的训练，就是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们也无法说清他们所生活城市的某些地名的来源及其确切含义。在这片土地上，双语人大量存在，媒介语异常发达，杂居民族间的交流几乎不存在任何障碍；在这片土地上，普通话普及程度之高，人们普通话表达的流畅和准确程度，丝毫不亚于北方方言区的任何一个发达城市。而通过滋生于这片土地上的民间智慧的精华――谚语、歇后语等，我们还可以发现这里人民的价值取向和群体性格。通过三江源各地区、各民族语言这面镜子，我们可以采集到的江源文化信息很多很多。
　　一、 俯拾皆是“风搅雪”
　　“风搅雪”也叫“扬风夹雪”，本来是指风雪交加的自然现象，西北群众借用它作为一种“花儿”的代名词：夹杂有演唱者本民族词汇的“花儿”。西北著名“花儿”演唱艺术家苏平是这样界定的：
　　聚居在西北的保安、撒拉、东乡、裕固等少数民族，在用汉语演唱“花儿”时，由于他们精通汉语，又能讲其他民族的语言，所以演唱时结合本民族的语言特点，镶嵌进一些本民族的生动、风趣、准确的词汇，融进一些本民族的音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搅雪”“花儿”。
　　我们可以看几个例证：
　　1、汉语撒拉语“搅”：“上一架高山又一架山＼高山上水没淌着＼美尼格三花嫂＼美尼格明白人＼模样上到你的也有哩＼心肠上咋到个你哩？”“美尼格”意思是“我的”。从这个例句可知杂用撒拉语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可能两人之间的关系尚不是十分公开，用撒拉语比较婉转；二则本民族的语言更容易产生认同感。
　　2、汉藏语“搅”：“沙马尔当白大豆＼让套水磨上磨走＼阿若索麻新朋友＼察图尕炕上坐走。” 沙马，豆子；尔当，白色；让套，水磨；阿若，朋友；索麻，新的；察图，热炕。这首“花儿”在每句歌词里并列使用意义完全相同的藏汉词汇，造成曲折回旋的效果。而从歌曲本身来看，“风搅雪”既帮助补足了音乐的节拍，又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歌词表面意义的重复，增添了艺术魅力。
　　从以上例证可知，“风搅雪”是一种语言的借用现象，有曲折、婉曲、缭绕回旋等艺术美感。
　　24年前，两位“花儿”演唱艺术家：苏平和朱仲禄关于“风搅雪”“花儿”的具体范畴，发生了一场论争。从现有资料看，似乎是谁也没有说服谁。而民俗学者赵宗福先生的观点与他们二位又略有差别。这属于“花儿”艺术内部的高端问题，我辈显然无力置喙。但是，就文化研究本身而言，笔者倒是主张不妨大而化之，将凡属两类（或以上）语言夹杂使用的现象，均视作“风搅雪”。紧接着我们就可以针对具体语言现实，试着将这个概念推而广之一下：“风搅雪”是否是三江源地区的语言文化特征之一呢？
　　湟源民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铜布勺子西哈纳，一口气说了三种话。”这对任何一个“单语人”来说都不啻天书，而对于生活在湟源这样一个藏、汉、蒙古等多民族杂居区的人而言，就“简单得跟一一样”。因为杂居各民族的日常用语彼此都比较熟悉，“铜布”、“西哈纳”分别是藏语和蒙语的勺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地的群众可以在三种语言间随意辗转腾挪，各民族间的语言交流基本不存在障碍。这类语言自如转换、互通的现象在三江源地区还比较普遍，几乎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所以说，我们认为，三江源地区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杂糅并陈的“风搅雪”。这在群众语言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
　　首先体现在命名方式上。三江源地区群众的命名方式十分自由，除了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外，还常常取用熟悉的其他民族词汇，如娜仁卓玛（蒙语+藏语）、白龙科尔（汉语+藏语）、吾赛娜仁（土族语+蒙语）、杨卓玛（汉语+藏语）……藏族同胞本来是没有姓的，受汉族宗族观念的影响，一些地方的藏族也选择某个汉族的姓作为家族的标志传袭下去。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赵翼《二十二史�记》卷三十“汉人多作蒙古名”条有详细记载。元代蒙古族居统治地位，一方面统治阶级会“赐名”，另一方面，也有出于文化认同心理主动以蒙古语命名者。而分析元代这些名字，如“贾塔尔珲”、“张巴图”，均是汉族姓加蒙古族名。可从我们上举的三江源地区群众的命名来看，与元代情况很不一样，它并不单纯限于向某个“大”民族趋同，而是多元混杂，说明各兄弟民族的地位是相等的，真正表现了“民族一家”的价值取向。
　　其次，地名上也多有反映。一般地名至少包括三个层次：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汉语方言地名和汉语书面语地名。地名的语源层次是以居民成分的历史层次为前提的，一般少数民族语言地名产生较早，被称作“底层地名”。三江源的西北部牧业区的地名基本是“底层地名”，而第二、第三层则基本是音音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在语音上，底层地名和上层地名是重叠的，如格尔木，蒙语音译，即“河流汇集的地方”；尖扎，藏语音译，即“野兽出没的地方”；查汗都斯，撒拉语音译，即“盐碱滩”。除了像上述范例那样单纯使用某个民族语言的地名外，三江源地名也存在杂糅现象，或者是混合使用，两个名字同指一件事物，但使用场所有所区别，如同仁县，藏语称为“热贡”，在称这个地区独特的唐卡、堆绣艺术形式时，就只能说是“热贡艺术”，而绝不可以说“同仁艺术”。再有就是典型的“风搅雪”。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杂用，如草达坂(汉语+蒙语，“达坂”，“草”也)、托索湖（蒙语，“酥油”+汉语）、哈拉直沟（土族语，“岬”+汉语）、曲库泉（藏语，温泉+汉语）；还有个别是几个少数民族地名音译的组合，如额楞岗（蒙语，红色+藏语，山岗）、错达林（藏语“湖”+蒙语“搭连”）。概括地看，地名的“风搅雪”主要是出于使用的方面，是各民族语言的最优化效果。
　　第三，日常生活用语。回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许多宗教用语直接来自阿拉伯语，但是当日常用语与宗教语言组合时，他们就简单地夹杂使用，汉语动词+本族语名次，如做奶麻子、作主麻、送埋体等。藏语的“转玛尼”等也是如此。
　　第四，谚语、歇后语中这样的现象很多。如“雪地里走路需穿酸巴（藏语，高腰皮靴），乱世里处世需要智慧。”“僧家不管道家事，阿卡不问本布子（红教徒）”。“阿卡的酥油阿卡的狗吃了――没处抱怨。”“台吉乃尔的鞑子――憨厚者”，“阿且的辫套――抛到脑后者”。谚语、歇后语等是群众智慧的精华，是通俗文化的代表。“通俗”必然要求“易懂”，如此的智慧，不是生活在三江源地区，在众多民族语言中回旋自如的话，肯定连理解都做不到。据此，“风搅雪”现象如何普遍，就不言自明了。
　　二、 南北东西任意“借”
　　晚唐时司空图（837-908）有《河湟有感》一诗：“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诗里所写的现实很有趣：迁来边地的汉人与少数民族融合得极好，他们在价值选择上都与“胡儿”完全一致，更不用说语言的学习了。我们这里暂且不管司空图那悲愤的立场，至少，通过这首诗，我们知道，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群众很多都已经掌握了“胡儿”的语言，成为语言学上所说的“双语人”。
　　如此开放的语言环境必然会影响到本身母语的纯洁（按照语言学的观点，完全纯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具体表现是三江源地区的各民族语言均有大量借词，并且，在语言规则上也互相学习、采纳。如汉族移民迁入少数民族地区，一些本身语库中没有的事物他们就通过音译的方式直接拿来。而原住民也会将所学习到的汉语词汇按照本民族的语法习惯进行组装，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三江源地区汉语的复杂。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语言结构规则的少数民族语言化。换句话说，就是此地的语言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词汇借用的例子非常多，如汉族人把那些比喻脾气乖扭、不成材的人叫做“浪日干”或“浪干”。它是藏语杂种犏、牦牛的音译，因为犏牛、牦牛杂交到第三代，脾气乖扭，只能杀了吃肉，所以被用来做骂人的话。另外，喇嘛、奶渣、曲拉、阿卡、阿�、乌拉子、“杠趟”（步行，不骑马）、“杠”（跑）等都是汉族借用了少数民族的词汇。同样，少数民族也会借用青海方言，如藏语“梨”的发音就基本上等于汉族的“长把梨”，“长把梨”是贵德一种梨的特指，被借作泛称了。少数民族之间借用词汇的现象比较普遍，如蒙古语从藏语中借用了大量的佛学词汇、医学术语（药名、配剂的数量等）。随着藏传佛教进入蒙古地区，蒙古人一般请僧人给子女起名，因此，很多蒙古人的人名都是从藏语中借来的，如：达西、巴德玛、嘎日布、贡布扎布等。
　　其次是语言规则的借用。初来三江源的人们会感觉到这里的群众倒着说话，如“你肉吃”，“我汤喝”，“他地犁去”，“饭吃了没？”“你阿咋去俩？”“他在教室里书看着”，“我明早北京去哩”，“尕娃们呆院院里耍着”，“佬阿大六十岁有了”，“你的手里不到”等等。从语法结构分析，是动词谓语的后置，即S―O―V结构。其根源，就在青海方言对安多藏语语法的借用。
　　除句子主干的排序方式借用了安多藏语外，从青海方言一些细部特征上还能看出非常鲜明的藏语影响：1、连词位置的相同，“打了针号罢嘛，病没好。”“你不去号我也不去”，“号”相当于假设连词，用在句中而不是句首；2、状语在动词谓语后：“他家里没有号闯（可能）俩”，“今儿下雨的个哈象（好像）哩”，“这些房子把那些房子不到”。
　　语法中除了借藏语的规则，三江源地区汉族语言还借阿尔泰语系的规则。蒙古族、土族的语言均属于阿尔泰语系，他们在和汉族的交流中，想当然地以自己的母语语法来套用汉语，久而久之，汉族本身也认为这样说更简洁、自如，于是便出现了以下情况：
　　1、“们”成为所有名次、代词的修饰形式，有时候用来表复数，有时候用来加强语气的尊敬、委婉，如“鱼儿们”、“话们”、“热病们”、“恩情们”、“阿扎们”（哪些地方），“你阿大们乡上开会去了”、“你阿妈们家里有哩？”
　　2、“哈”用途的广泛：或者用来提前宾语，如“你北京到了哈给我写信”，“清茶不喝了奶茶哈喝”；或者使“的字结构”提前，“你喜欢红的了哈红的拿上”；还可以表假设，“你走哈我不挡，你留哈我欢迎”；还可以表示两个动作发生的多种时间关联，如“他骂哈我悄悄地听着”。
　　3、“啦”，用来引入使用的工具，相当于“用”、“拿”等，“钢笔啦写惯了，毛笔啦不会用”，“斧头啦砍柴，刀子啦割肉”。
　　各民族间语言的互相借用丰富了词汇，也使得语言的表现方式多样化。虽然这样的语言不够规范，但是，语言的目的是交流，这些词汇、语法规则在江源地区已经广泛传布，约定俗成，对交流有益而无害。生活在这个语言圈中的人们彼此熟悉这些规则，习惯这样的造句方式。语言方面，各民族“海纳百川”的胸襟对彼此的往来、共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层层累积古汉语
　　三江源地区的汉族文化绝大部分为移民文化，因为历史上三江源本是羌戎聚居地，汉族是不同时期移居过来的。迁移来时，他们使用的是原居住地的方言。抵达之后他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出于交流的需要，他们会积极向对方语言接近，会大量借用其他民族的词汇、语法等。而另一方面，对母语的语言忠诚、对家乡的怀念，或者原来使用的很多词汇和眼前现实没有任何牵连等，就会使得他们的语言里保留下一些本身语言固有的、引以为豪的，有特别的情愫蕴含在其中的东西。这些东西，因为是陡然隔断了与原来语言的联系，没有跟着迁出地语言的发展步伐，经过了一定的年代，这些存留可以说是语言的活化石。
　　对古汉语的保留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唐前书面语汇，如“胡都”，据李文实先生考证，乃古音，意谓尽善尽美。这个词，在中国土地上，只有三江源地区在用，并且意思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西北地区骂人话里有个造词功能很强的“�”，如“懒�”、“哈�”“呆�”、“狗�”等等，李先生在扬雄的《方言》里找到了它的来源，认为其本字应为“�”，意思是“不紧张”。此外，“待诏”为秦时官职，被民间用来尊称理发师；“德薄”见于《周易》卷八“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光鲜”来自曹植的《名都篇》“宝剑值千金，被服光且鲜”；“侵早”，杜甫《杜工部集》卷十八“天子朝侵早，云台仗数移”；“熬煎”见于《韦江州集》卷五“�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这类语言遗存对于古代语言、文学、文化的研究都十分有价值。
　　三江源地区的人们在阅读元后的通俗文学作品如元曲、杂剧、明清白话小说等作品时，会特别地感到亲切，因为他们在这里面发现了很多仍然活跃在他们生活中的、为他们所独有的词汇、俗语等。早在四十年代李文实先生就曾经专门做过摘录，后来有一些研究者专门致力于此，产生出了一些成果，如林有盛的专著《西宁方言寻古》。下面略举数例为证：
　　“狼�”，大而无当。见《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
　　“主腰儿”，棉袄，《警世通言》、《三侠五义》、《水浒传》中均出现过；
　　“上不得台盘”，《儒林外史》第四回“胡老爹上不得台盘，只得在厨房里或女儿房里帮着……”；
　　“绞染”，费用、开销，《西游记》第四十七回：“拼了五十两银子，可买一个童男；拼了一百两银子，可买一个童女；连绞染不过二百两之数，可就留下自己儿女后代，却是不好？”
　　“央及”，《儒林外史》第二十回，“老和尚……央及一个邻居烧锅”；
　　“迭办”，操办，《梧桐雨》“嘱咐你仙音院莫怠慢，道与你教坊司要迭办”。
　　“多咱”，什么时候，《聊斋志异・胭脂》“您叫我多咱来，我多咱来”。
　　另外，“头口”（牲口）、“麻哒”（麻烦）、“稀诧”（惊讶）、“汪实”（充足、过量）、“怯唬”（害怕）等都在元后通俗作品中找到。
　　活跃在三江源方言中的这些词语与明清时期口语含义完全一致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移民文化的影响。来自江淮、吴越、山陕等处的移民，共同保留了汉民族口语的许多词汇。而通过这些词汇的研究，我们知晓三江源语言作为民族交流的工具，是与三江源文化紧密关联的，它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三江源地区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与独特的魅力所在。
　　四、 方言、谚语与藏文化
　　俗语、方言、谚语、歇后语、童谣等语言形式，是流行在民间，能最集中地代表群众生存技巧、价值取向、生活经验和智慧的语言形式，三江源地区也不例外。通过对三江源地区这些语言形式（主要是汉族）的考察，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文化现象发现三江源地区群众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
　　1、文明的交织与交融
　　三江源地区集中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形式，所以，在方言谚语等中，既有各自文明的表现，也有文明交织的痕迹。关于草原游牧文明的有：
　　“羊肺肺压不到锅底”，形容人轻浮、躁进，因为羊肺中充满了空气，牧民煮肉时发现它总是漂浮在表面。
　　“拉羊皮不沾草”，这种现象在草原上几乎不可能存在，用它来形容穷到极致。
　　“狼不洗脸天天吃肉者”，三江源民间有一个笑话，是此谚语的互文：甲乙二人约好次日进城，甲因故不能去了，告乙，乙勃然大怒，曰：“早点不说，佬把脸都洗下了”。三江源的很多地区缺水，洗脸是一种奢侈，也被大多数不洗脸的人看作是毛病；而天天吃肉，则是最高的生活享受，于是，狼成了榜样。
　　“鞍价大过马价”；“马不跳鞍子跳者”；“一头牛上剥两层皮”；“牛毛口袋装牛角――七拱八翘”，“酥油里抽毛容易”，“有朋友的人心像草原一样大，无朋友的人心像手掌一样大”。这些谚语，非深厚的游牧生活积累无法得到。
　　表现农耕文明的谚语有：
　　“走遍天下，庄稼为大”。
　　“咬不下大豆着咬麻麦（炒熟的麻仔和麦粒）者――欺软怕硬”。
　　“软处好取土，硬处好打墙”，也是欺软怕硬。
　　“砖大门对砖大门――门当户对”。
　　“霜杀的萝卜――一滚就绵”。
　　 “肥猪哼哼瘦猪也哼哼”，无病呻吟，真穷假穷皆喊穷。
　　“娘老子的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这条谚语流行很广，藏、蒙古、汉均视为自己民族的谚语，现在我们也无法说清它到底出自何处。
　　“藏民穿皮袄――露一手，留一手。”这个谚语，如果不是和藏族有接触、对藏族的服饰文化有一定了解无法总结出来，而藏族本身因视这种习惯为天经地义，也不可能使用。所以说，这条谚语是由审美距离产生出的智慧，很能代表三江源地区各民族既团结、融合，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的特征。也就是说，两个文明之间并非没有界限，但是，这界限也没有大到影响大家的交流的程度。群众间的语言相互交融，互相借用，许多来自游牧生活的智慧在汉族中亦流传得十分广泛，而从农耕生活中总结的谚语少数民族群众也在用。
　　2、浓厚的宗族观念
　　江河源地区的汉族方言的亲属称谓词非常庞大，这一方面是因为群众间互相借用彼此的称谓，另一方面是因为三江源地区群众浓厚的宗族观念。如对父亲的称呼：爹爹、大大（上声）、阿大、爸爸。母亲：阿妈、妈妈、姆妈。这其中阿大、阿妈、阿哥既是藏族、土族的称谓词，也被汉族普遍拿来使用。
　　在亲属称谓中，除了在使用大多数的汉族称谓词外，三江源地区还发明了一些它专属的词汇：祖太爷（高祖）、太爷、太太（曾祖）、上姑舅（母亲家的亲属）、下姑舅（父亲家的亲属）、姑舅哥、姑舅姐（姑表哥姐、姨表哥姐）、新姐（新娶来的嫂子）、挑担（连襟儿）、党家（同姓同宗的成员）等。按照语言学家的解释，某方面词汇的发达说明了群众对此方面的重视。在三江源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们都知道，此地群众重视家属成员间的关系，在中原地区人们看来等于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在本地人看起来都很近。
　　确切地说，三江源群众很重视血亲和姻亲的“内外”区别。一个证明是姑娘结婚就是“给掉了”，另外一个是三江源地区一般会有给同宗同辈人排大小的习惯，然后按照这个序号称呼人，如“赵八爷”这个称号就告诉我们他是赵家这一代的第八个男孩。民谚中对党家和对亲戚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笔者按：三江源地区“亲戚”仅指姻亲）。试看：
　　“亲戚亲戚，清来清去”，“若要亲戚好，■打私钱交”，“亲戚若要好，三年走一遭”，建议亲戚不要有太多来往，尤其是不要发生金钱关系。
　　三江源农业区的群众都有家族的坟茔，家族所有成员亡故后都会按辈分、年龄井然有序地排列在那里。每年的春分前后整个家族成员都会聚集在一起给先人上坟。坟茔一般在这个家族的老屋附近，周围居住的基本都是这个家族的党家。所以，党家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十个亲戚顶不上一个党家”、“宁可惹下十个亲戚，也不惹一个党家”、“亲戚盼得亲戚穷，党家子盼得党家子好”。在江源人的观念中，“党家”间彼此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家庭成员，亲戚只是客人，在那些大型的婚丧嫁娶等活动中，每一个家族成员都会自觉参与其中。
　　可能是因为三江源地区的贫困，也可能是受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三江源农区群众并不向往几世同堂的大家族生活，一般儿子们结婚以后就会分开单过，“树大分枝，家大分居”，“儿子多了烟洞多，姑娘多了亲戚多”，一般分家时都得给儿子分一些用具，自然会使原来的家庭越来越穷。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原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并没有被这里的老百姓接受，“驼子太高翻过哩，儿子太多耽搁哩”，“马莲繁了根乱哩，人口多了家烂哩”，“一家六个娃，吃穿搅用大”，“两口儿两个娃，吃穿将卡码（刚好）”，“蛇大窟窿大”（家大开支大），所以，尽管重视儿子，但多子多福的观念在这片土地上并不流行。
　　在儿女的教育上，自然也会内外有别，“给丫头给脸别给心，给儿子给心■给脸”：儿子是自己将来的依靠，振兴家族的事业寄托在儿子身上，所以要严格管教让他有出息；而女儿，迟早要“给”到别人家，好赖都是别人家的事，管多了、严了也许女儿会记恨。如果家庭条件又十分有限，当然就懒得真心实意地对女儿好了。这不由令人联想到燕赵大地上的一种说法：“养一个女儿养一个贼，加上妈妈一个半”：意思是说女儿出嫁后心思完全在自己的小家，回娘家就是为了搜刮父母的东西；而母亲心疼女儿，会明里暗里帮助女儿搜刮，在性质上，两人就近乎“贼”。看来，全国各地传统观念对女儿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3、贫苦、简单中的智慧与热情
　　在三江源的农业区，人情往来的“礼行”是直径二十公分左右的大馍馍。一般在客人准备离开时，主人会说“去捡给些馍馍”。此刻这个“捡”是绝对的名实相符，因为大型活动时，主人家要专门腾出一面大炕放置大家拿来的“礼行”，那里就无疑会形成一座大馍馍山，自然要“捡”了。三江源地区群众招待客人，随着茶水一起端上桌的也是各种馍馍，主妇的本领都显示在馍馍功夫上，主妇最爱听的话是说她“茶饭好”。吃馍馍在江源群众的生活中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与此相联系，三江源地区最多的词汇是食品，主要是面做的主食。
　　通过蒸炸烤等方式做出的面食有：油花儿（青稞面蒸的花卷）、月饼（中秋时祭月和馈赠亲友的大花馍馍）、刀把儿（白面蒸的，用刀切开而不是用手揉成的馍馍）、糖饺（三角形的糖包子）、卷卷儿（花卷）、桃儿（形状像桃子的白面蒸馍，用于祝寿、祭祀）、蒸饼（蒸制的多层饼状面食）、韭合儿（韭菜馅饼）、砖包城（杂面白面夹杂蒸成的花卷）、狗浇尿（发面加香豆、菜籽油烤制的一种薄饼）、圈圈儿、馓子、果儿、翻跟头、油香、棋子、炕炕、锅盔、曲连、疙瘩儿、旋旋、�锅……
　　煮出的面食：拉面、面片、棋花儿、雀舌儿、寸寸儿、破布衫、筒筒麻石、拨吊子、杂面丁丁、巴罗、面鱼儿、蛋蛋子、�扎皮、扯面、搅团、麻食儿、馓饭……
　　其他的面制品就不列举了，上面这些已经足以令人目眩神迷，垂涎不已了。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面食词汇，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农业落后，物产贫乏，取得和享受各种面：青稞面、豆子面、荞麦面等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和乐趣。而聪明能干的主妇们，则极尽其聪明之能事，在原材料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不断花样翻新，靠的是智慧和对生活的热情。
　　4、老实本分、知足安适的生活态度
　　因为地域、气候、物产、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原因，三江源地区群众相对江南要贫穷一些，但是，因为人口稀少，土地广袤，比起黄泛区，甚至比宁夏、甘肃等的一些地方又要好一些。在三江源，生存并不是十分困难，靠天也能吃上饭。在这种环境下，三江源农业区的群众就比较宿命，比较容易满足，缺乏积极进取、冒险等精神。
　　（1）提倡老实、本分，反对奸猾：“老羊皮隔风，老实话受听”，“生饭吃不得，虚话说不得”，“野狐儿奸，野狐儿皮子叫人穿”，狐狸够聪明的，但聪明又能怎么样？最终还是被杀被剐。“人狂祸出来，马狂瘙出来”，“没带过笼头的驴嘴巴硬，没有学问的喇嘛口气硬”，“水淌的水手，狼吃的猎手”，“会水的鱼儿浪打死”，而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也是冷嘲热讽，“麦子伙里的溅颗儿”。
　　（2）宿命：“一个羊的嘴底下有一把草”。“黄鼠狼一夏，不如老犍牛一挂”。草原上的黄鼠狼忙着搜集草籽，一夏天也不过给自己窝里储存三五斤。可掌握了黄鼠狼习性的人会在深秋时，带着铁锨、牛车来挖洞。穷人再忙活、再勤劳，怎么折腾也是给别人忙，还不如不折腾算了。相似的有“有福的人儿不用愁，没福的人儿干跳弹”，“命该如此就如此，养下个跳蚤咬死”，“命里吃球还吃球，去到天尽头，拾了个纸包包，里头还是球。”与之相连的一个词是“太阳花”：指农闲时节蹲在房檐下晒太阳的青壮年农民。“过阴天”也与之类似，阴天不适合劳动，于是村民们集中在一起喝酒聊天。
　　（3）保守、知足：“白兰皂，檀香皂，洗到脸上没知道；公雀儿屎，尕娃尿，脸上越洗越绵稍。”“吃饱了，喝胀了，我逮（跟）有钱汉俩一样啦”，“今儿的肝子比明早的肉香”，“有福不可重受，油饼不要加肉”。
　　在精神上，在极其有限的比较中，三江源群众找到了优越感，这从他们对外地人的称呼中也可以略知一二：“下边人”（自觉呆的地方高一些，地形的“高”等于身份的“高”）、“哇哒啦”（外边人说的话听不懂）、“拉猴儿”（解放前，河南人到这里靠耍猴表演讨生活，所以，在群众的概念中，外地人生活都很困难，靠耍猴这样一些卑贱的活计谋生），甘谷人几乎就是贫穷、吝啬的代名词，甘谷人简化出另外一个词：“干”――抠门、吝啬，抠到极致就是“干死了”，毫无疑问，这些词都含有轻蔑色彩。
　　比较中人们得到了心里的平衡，加上“日子长着树叶儿似的”，三江源地区人们的日子就像境内的长江、黄河水那样波澜不惊、平稳、平静地向前“推”着。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三江源地区人们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阳花”们很多都从闲散自足的生活中走了出来，到城市来做买卖、当农民工，“站大脚”（携带劳动工具每天早晨站在街头等待雇主），或者在政府号召下移民到西部开拓新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眼界、观念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我们争取将来做进一步的后续研究。
　　“语言史和文化史（‘词’和‘物’）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互相提供证据和互相说明”。通过对三江源地区的语言、尤其是语言接触的考察，我们可知，三江源群众的语言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在多元共存中又自然诞生了许多大家都乐于接受的共同的价值和规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是紧紧地跟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不同的方言和方音会有不同的评价。“操某一种特定方言的人为什么爱上了某些新的言语形式？……它仅仅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人们的一种强烈欲望――赶上和模仿那些他们认为比自己高的人。”从三江源地区群众的语言接触及其影响我们可以看出，三江源地区各族群众对兄弟民族的心理认同程度极高，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在一天天地走向富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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