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忧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小说的主题描述] 20世纪60年代计算属于
时间：2019-02-11 05:28:5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四十年代 女性小说 主题描述 摘 要:在特殊的战争背景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小说的创作主题表现出与以往任何时期明显不同的特色，一方面，处于不同地区的女性作家的创作主题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由于都是在战争这样一个相同的背景下，她们在作品的主题上也表现出共同的诉求，这就是对生存的忧虑。
在我们对现代文学三十年进行回顾与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十年都有一个主旋律，每个主旋律又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主流创作模式:第一个十年是启蒙主题下的愚昧――文明模式，第二个十年是革命主题下的压迫――反抗模式，而第三个十年无疑是战争主题下的侵略――抗战模式了――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主流创作模式。然而，对于女性文学而言，由于女性作家创作的独特的视野，她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生命体验，再加上她们对战争的疏离和排斥，因而，使她们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小说创作不可能也无法融入到主流文学创作模式之中，这就决定了她们必然要在民族战争的总主题下寻找到一个既能参与主流话语的言说，又能体现女性创作特色的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在战争背景下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忧虑。
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女性在时代浪潮的推涌之下对自身历史境遇的反思，她们更多的是表现女性在传统文化的压抑下沦为“第二性”的不幸遭遇。如果不是“五四”的劲风吹醒了她们，很可能她们会在这种受压的境遇中毫不自知而快乐地生活着。因此，当时的女性只要固守传统，苟且而生，她们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危机。然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女性却不同，她们所面临的是传统的性别歧视和现实的战争威胁，无论她们是否有自我解放的欲望和追求，她们都面临着最直接最现实的危机，那就是血淋淋的战争。此前的女性们，尽管在男权中心的统治下生活并不快乐，但她们没有生存的顾虑，而此时的女性，不要说生活，就连最起码的生存也都成了问题，因此，难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女性作家要将她们的笔触伸向女性的生存境遇。
“生存是人类的第一尊严”。“生存意识”如同死亡､如同性爱一样是人类表现生活､再现生活的一个永恒主题。战争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修正､磨砺了人类的“生存意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民族矛盾成了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因而对于男性作家而言，“全面抗战，一致对外”成了他们的共同愿望，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逐渐缩短了自身与群众､与生活的距离，自觉与不自觉中再现了战时的社会生活。然而，与男性作家表现的主要是国家民族的生存这样的大是大非的主题不同，女性在表现生存的主题时，往往更多的是表现女性在独特的环境下的生存处境和个体体验。这样的主题表达和独特的表现视角，丰富和补充了男性创作所无法表现的内容，为人们全方位了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审美角度。
在表现四十年代女性生存状态以及女性的生存忧虑这一题材上，她们主要描写了女性“以爱谋生”，“向死而生”以及“生的哀痛与挣扎”三种生存方式。
(一)以爱谋生。希腊的神话里对“女人的最大愿望是什么”的回答是“有人爱”。千百年来女性的生存意义几乎完全淹没在了对情感的执着和依赖里，因而对女性的关注和表现就是展示她们如何戴着爱的枷锁跳舞，从中隐含着她们对这类生存方式的否定。
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波伏娃在其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圣经”的《第二性》一书中，通过对漫长的两性关系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这一著名命题，她认为女人的历史性压制了女人的自然性，使她仅仅成为了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或“次性”。张爱玲作品可以说是对波伏娃这一结论的最好阐释，她的作品就是表现成为“第二性”的女性如何在现实和历史的双重困境中生存的:女性为了结婚而结婚，她们对眼泪与爱情嗤之以鼻，嫁人的目的就是求得自己的物质生存保障。这种女性的谋生式婚姻观与其说是对无奈现实的消极接受，倒不如说是女人奋起自保而采取的对她们而言最可行的积极策略，但到底散发着莫可名状的悲凉意味。
女性在现实社会中始终是漂浮不定的，她们没有自己稳定的“根”，对自己的遭遇无从把握，只能随着命运的小舟随波逐流。她们没有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主生存的本领，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凭借自己的身体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生活。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思考得最多的就是抓住岸边稳定坚固的岩石､或仅仅是一丛救命的小草，哪怕只是得到暂时的庇护。《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对范柳原极尽曲意奉承之能事，明明知道范柳原要的是什么，但还是愿意接受他､靠近他，以致嫁给他。她对范柳原的用心良苦的爱情游戏就是为了换来一张长期饭票;《金锁记》中曹七巧果断舍弃自己的所爱而嫁给一个她不爱且又是一个残废的丈夫，就是因为姜家有钱，能保证她好好地生存下去。而她深爱姜季泽，也只为保全用青春､幸福换来的家产而在姜家寻找一个靠山;《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来是可以不听从姑母的话而走掉的，但是，她还是留下了，还是堕落了，因为，金钱和地位的诱惑实在是大了，离开了这一切，她将无法生存;梁太太“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中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霓喜更是跌宕在一个又一个婚姻之中，周旋在一个又一个年轻的或年老的男人之间，其最终目的也就是能有一个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这些女人都是精打细算，心计颇深，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少了女孩的单纯与浪漫，却多了冷酷现实赋予的圆滑､世故与势利，她们窥探命运赐予的一切机遇，并不惜任何代价抓牢它，因为孤独无援，她们只能相信并依靠自己，绞尽脑汁，凭借上天赐予的美貌与智慧谋划自己的未来蓝图，因而社会的阅历使她们城府极深，心态扭曲变形。婚恋未能给她们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它加深了女性生命的漂泊感和失落感。生存方式与生存目的之间的矛盾，使女性处于不可挽回不可更改的生命悖论之中。而且，由于欲望的支配，七巧､流苏们的生命态势充分展露出人性卑琐､盲目､妥协､无知的一面，这更使女性的生命悖论显示出哲学上的深层意味。张爱玲就这样让笔下的女性容纳生活的庸俗､都市的喧嚣､男性的自私､人性的肮脏，却“唯独没有自己，只有都市文化‘排泄’的渣滓。……人成了非人”①。
(二)向死而生。法国作家雨果说过，人有了物质条件才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这是对生存与生活的区别的精辟论述。世界上的动物林林总总，它们忙忙碌碌，东迁西徙，寻求温饱，无非是为了生存下去，这是动物的本能。为此，互相残杀，弱肉强食，便成了动物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人则不然。虽说人的生存离不开物质条件，但人的活动是受意志支配的。如果一个人的意识只知道为了维持生存而追求物质享受，缺乏理想，那与动物何异?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人与动物的区别。然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作家的笔下，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那些像动物一般苟活着的芸芸众生，他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活着，像动物一般的生存而已。女性作家从社会意识的角度，表现了对这类人的生存方式的忧虑。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处于崩溃的边缘:三座大山的压迫，经济的､物质的极度匮乏，精神上所遭受的严重戕害，天灾人祸中趋于委顿的精神世界，战争爆发带来的末日心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再现这一状态下百姓的生活现状，以唤起民众对自身生存处境的危机感，唤起百姓“灵魂的自制力”，成了作家的责任和追求。但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女性作家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往往不是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表现外部环境的恶劣给人们带来的生存困难，而是在战时的背景下，挖掘传统因袭下的人们“向死而生”的生存现状，以期达到对世人的警示目的。
如果说《生死场》标志着萧红对人的生存境况关注的第一次深化的话，那么《呼兰河传》则是她对农民生态与心态的真实描写和再一次的提升。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这是萧红对后花园的自由生长着的植物的描写。然而，从这段话中，我们又分明看到，萧红表面上是在写后花园的生机勃发和自由自在，但实际上，它隐含着呼兰河人对生与死的态度。与《生死场》中受难后的凄厉呼号不同，《呼兰河传》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呼兰河人继续进行着自己卑琐平凡的生活:“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了就长大了，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了，哭一场“埋了之后，活着的仍旧过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在这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这是比“生死场”更可怕的“百年孤独”和荒原世界。因为前者尚有动物性的生存，现在却一切都没了，只剩下冰冷的石头。这无疑是一个悲剧，然而呼兰河人不以悲剧为悲剧的漠然无谓，才是真正的悲剧。“萧红的《生死场》是不朽的，它第一次如此淋漓尽致地大胆裸露生命的躯体，让它在纷扰繁殖的动物和沉寂阴惨的屠场与坟岗中舞蹈着。”②那么《呼兰河传》却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他们对生死的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
小说更多地写到了一种质地丰厚的痛苦，一种活得“顽强”的悲哀，一种含泪笑着的人生。死了女人，穷到极点的冯歪嘴子“不知道人们都用绝望的眼光来看他，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的一种艰难的境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了，他没有想过”。“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那些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漏粉人“一边挂着粉，也是一边唱着的，等粉条晒干了，他们边收着粉，也是一边唱着。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那粉房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这是乐观，还是麻木?是坚强，还是无奈?我们无法辨别，无法理解，但我们分明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出了作家凝聚在笔端的永久悲伤。
(三)生的哀痛与挣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小说中，我们也能发现有大量的描写普通人的生存痛苦的作品，这些痛苦一是精神的，一是物质的。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女性生存处境表现出的忧虑。
罗淑的作品描写的大多是穷困潦倒的人间惨象，一方面表现她对社会的批判，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她对普通人的生命的悲悯与关怀，所以她作品有真实的沉重感与贴切的严峻性。《生人妻》写了一个曾在旧中国南方相当流行的“典妻”的故事。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这篇作品的题材并不新鲜，在此前已有许杰的《赌徒吉顺》､台静农《蚯蚓们》､含沙的《租妻》和柔石的《为奴隶底母亲》等，但《生人妻》的全部优势在于“写得好”，生动地展示了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民间惨痛。《橘子》以“阿全叔家的橘子红了”起头，以“六岁不满的丁丁”想吃橘子而始终未能如愿结构全篇，将贫苦本分而勤劳的山里人受尽奸猾的中介商的欺凌与屈辱，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嫂》写一个十五岁就被拐卖给人作女仆，遭奸污后又被赶出来靠讨饭帮佣过活的老佣人的悲惨故事。《井工》的主人公“老瓜”是在父亲不幸落入盐锅被活活煮死后，因无生路可走而子承父业当了一名盐工。为了生存他甚至去挖坟，用死人的衣服换饭吃，偷窃更是家常便饭，以此维持着自己和瞎眼老母的生活。为此，他一直受着众人的蔑视与欺侮。巴金曾对罗淑的创作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她的文笔并不华丽，那里面有的是一种真实朴素的美。”
透过“乐观”的表象，揭示出生活内在的种种缺憾与矛盾，将女性生存的真实图景呈现出来，这是丁玲用笔的深刻处。丁玲的部分小说深刻揭示了女性在精神上的痛苦和挣扎，从一个全新角度为我们展示了女性生存的环境。弥漫于这些小说中的是那种最“难于忍耐”的“阴沉和絮聒”（《风雨中忆萧红》）;“当她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在医院中》）;“……从那地的尽头，伸出几株枯枝的树，疏疏朗朗地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我在霞村的时候》）。在这片阴霾的背景中，贞贞､陆萍出现了，她们是“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在医院中》），但也正是她们的“热情”与“幻想”注定了她们与这背景的格格不入。对贞贞而言，日寇的蹂躏固然摧残了她的身心，但是，使她更不堪忍受的，则是亲人们的误解､庸人们的鄙弃，以及爱人的怜悯（贞贞需要的并不是怜悯）。在霞村，尽管已建立起革命的基层组织，但是封建意识､传统观念依然是那么顽固。尽管也有一些人理解贞贞（比如那些年轻的活动分子，比如阿桂，比如“我”），但是，更多的人却是怀着一种“看客”的心理，极有兴味地欣赏着这女性的“奇观”，“她”不仅要承受着“他们”的赏玩､歧视､监控，还要承受着“她们”的冷眼与傲视;“尤其是那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终于，倔强的贞贞决定远离亲人和村庄，到延安去，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她相信那里能够“另有一番新的气象”，但是，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乐观。凭着一个写作者的责任和良知，丁玲敏锐地意识到:革命的火光并没有烛亮人性深处的幽暗，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改造国民性”的重任还远未完成。在那个“离延安四十里地”的医院中，不仅有一个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的外行院长，还有一群仍然需要解放､需要革命的“革命女性”。在这样的女性群体中，不仅很难建立起亲密的姊妹情谊，形成巩固的女性同盟，而且，在强大的男权意识的统摄和同化下，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很难获得孕育发展，因而陆萍这个追求个性､渴望平等的知识女性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孤立的境地。“是的，应该斗争呀！”――当她试图从这种“可怕”的“现实生活”中挣脱出来时，她发现自己陷入了“无物之阵”中;“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的人吗?”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习惯势力是如此的强大，它往往以“正义”､“公理”的面孔出现，不容置疑地将越轨者拽入到既定的轨道，这注定了陆萍作为女性､也作为知识者的失败。终于，陆萍被“激怒”了，“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作家身处相对割裂的政治环境中，彼此间也缺乏沟通与交流，但凭着女性共通的经历与自我的生存选择，她们共同托呈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写作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学空间。她们的每一种写作姿态，每一种写作的视角，都具有与男性作家写作不同的价值，并最终与男性写作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的多元局面。正是通过所有女作家的不懈努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写作文本空间中的文化意蕴得以彰显，女性写作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中的独立地位因此得以确立。
（责任编辑:赵红玉）
基金项目:本课题为江苏省教育厅资助项目，批准文号:05SJD750014。
作者简介:沐金华，文学博士，江苏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女性小说研究。
①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② 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③巴金:《纪念一个友人》，载艾以主编《罗淑罗洪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