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生》的环境构成及其文化寓意]众的构成和寓意
时间：2019-02-12 05:29: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人生》 典型环境 自然风情 民俗氛围 文化寓意 摘 要:电影《人生》是中国西部电影的发轫之作,标志着西部片作为一种独特风格电影的诞生和格调的确立,是一部致力于民俗文化反映、展现地域文化魅力、透视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典型影片。这部电影在营造的环境中体现出独特的西部黄土高原特有的景致和文化内涵。电影中的环境主要由自然风情、民俗氛围和具体的场景设置构成,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分析电影《人生》中的环境构成及其在电影中的文化寓意及作用。
作为西部电影开端之作的《人生》“是中国第一种致力于地域文化和美学开拓的类型片”。在营造环境中体现出独特的西部黄土高原特色,更是再现了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理论。使得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环境制约和束缚下,高加林的人生选择具有典型性。这种选择是被动无奈的,同时也是悲剧性的。
一、自然风情:苍凉环境下的生存束缚
中国西部的地理地貌主要为黄土高原、大漠戈壁和高山草原。电影《人生》的拍摄也是在黄土高原展开的。陕北高原是中部和西部文明的交融过渡地带。在古代更多体现出游牧文明和边疆文明的色彩。陕北高原不同于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地,接受的中原文明相对较少,更多受到游牧文化和杂交文明的浸润和熏陶。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直接影响了陕北人的生活习俗。
《人生》体现的是一种特定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状态。电影以独特的镜头和画面为语言,以声音和画面的运动传达了黄土与人休戚相关的复杂关系。《人生》探讨人与土地的关系,人在乡土和都市之间的艰难选择与内心无奈,同时这种选择具有浓烈而凄凉的悲情色彩。这种生存方式的展示和塑造,主要得益于影片的环境营造和气氛渲染。主要由人生存的自然社会风情和民俗文化氛围构成的。同时,也在影片的拍摄中营造了具体场景,推动故事和情感的发展,为故事和情感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载体。
《人生》片头就是黄河风情的展示。牧人与羊群、流水与民歌的对接与组合,体现出陕北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这是西部独特的风情。这是西部黄土高原、黄河风情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表现。接下来,影片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凄凉沉闷又单调的镢头声传达出来,显示了西部黄土高原人与自然的依存与抗争,表现出黄土高原人生存的艰辛与无奈。大场景的运用和陡峭的黄土高坡的展示,充分说明了人与环境抗争的艰难性和艰巨性。因而人的选择就变得异常慎重而艰难。
二、民俗氛围:风俗画里的心灵阵痛
中国西部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形成了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结合,同时带有自然色彩和悲情色彩。《人生》就是一部反映民俗文化的典型影片。电影《人生》除展现西部自然风情外,还营造了陕北人生存的民俗文化氛围。具体表现在陕北民歌、集贸风情和陕北婚俗三个方面。这既是电影《人生》的文化氛围和环境,同时也是西部电影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特色之一。
1.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贯穿影片始终,影片也因其音乐之美获得1985年第五届金鸡最佳音乐奖。电影精确而恰当的民歌运用,在渲染气氛和营造氛围、推动故事和情节发展、展示人物内心情感与冲突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影片开头就是地道的陕北民歌《黄河船夫曲》。黄河风情一下子植入观众视听之中,为整个影片营造了一种氛围,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环境和人物生存生息的地域风貌。
刘巧珍给高加林第一次唱情歌是从田间回来的路上。刘巧珍的歌声是情感的表达和爱的释放,是对高加林的一种爱恋。刘巧珍没有文化,不像黄亚萍那样会写情诗,此时的陕北民歌成了刘巧珍表达爱情最直接最传统的歌谣。这种情歌的力量在听觉上要比黄亚萍的爱情诗更能让高加林和观众动情。民歌为影片创造了一种原初的民间的爱情话语和声音,有着来自民间范式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歌曲在故事的高潮和转接处反复出现,为影片营造了一种情意缠绵又哀婉忧伤的氛围,也刻画出刘巧珍跌宕起伏的情感世界。
2.集贸风情
《人生》中集贸风情的场景主要体现在赶集路上和集贸市场上。在赶集路上,路遥在小说中这样写道:“更多的庄稼人大都是肩挑手提:担柴的,挑菜的,吆猪的,牵羊的,提蛋的,抱鸡的,拉驴的,推车的;秤匠、鞋匠、铁匠、木匠、石匠、篾匠、毡匠、箍锅匠、泥瓦匠、游医、巫婆、赌棍、小偷、吹鼓手、牲口贩子……都纷纷向县城涌去了。川北山根下的公路上,趟起了一股又一股的黄尘。”电影放大了这个细节,展现出浓郁的乡村赶集风情画。整个画面逼真、形象,具有浓郁的西部风情,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西部民俗画卷。
关于集贸市场,小说中这样描写:“县城南关的交易市场热闹得简直叫人眼花缭乱。一大片空场地,挤满了各式各样买卖东西的人。以菜市、猪市、牲口市和熟食摊为主,形成了四个基本的中心。另一个最大的人群中心是河南一个什么县的驯兽表演团,用破旧的蓝布围了一个大圈当剧场,庄稼人挤破脑袋两毛钱买一张票,去看狗熊打篮球,哈巴狗跳罗圈。市场上弥漫着灰尘,噪音像洪水声一般喧嚣,到处充满了庄稼人的烟味和汗味。”这种描写在电影中展示的更为生动和形象,具有明显的地域风采和特色。电影通过县城街道弹棉花、牲口交易、耍猴场面和说唱艺术等不同场景,表现陕北民俗。这种表现在电影中是被刻意渲染的。
3.陕北婚俗
尽管路遥在小说中对陕北婚俗的描述相当细致和周全,但还没有电影语言传达的那么形象和生动,当然也没有电影的渲染力。电影选取最典型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场景,对小说描写做了不同的处理:该放大的放大,该省略的省略,有选择有意识地凸现了婚俗的意味和内涵。
电影中对陕北婚俗的展示是有意识的,充分进行了烘托和渲染。唢呐声、爆竹声、嫁妆、剪纸、出嫁骑牲口等婚俗,都是陕北久存的风俗和风情。婚俗这场戏长达八分多钟,是电影中最长的一个情景。创作者运用几个特写镜头来展示唢呐手不同的吹奏姿势和面部表情,是一种有意识的细节放大。从大小不同的唢呐和音韵悲凉的唢呐声中,流露出在传统婚俗背后潜藏的无奈与悲凉,增加了巧珍和马拴婚姻的悲剧色彩。这种外在氛围的喧闹与巧珍内心的孤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给这种婚俗增添了悲情色彩。
“西部电影之所以能够以自己突出的地域特色形成80年代影坛最有影响、最具文化意味的流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出色的‘风俗画描写’及其这种描写中透视出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民俗在反映人生的文艺作品中,都不是镶嵌于人生的简单饰物,而是沉淀于人物内在心理结构、又显现于人物外在行为方式的永恒伴侣。
《人生》中对西部陕北民俗的展示,不仅仅作为一种装饰品出现。西部民歌中蕴藏着像刘巧珍和灵转这样的痴情女子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也鼓荡着高加林和德顺这样的高原汉子坚强而又敏感脆弱的内心。越是喧闹的场面,越能凸现出高加林的孤独 和落寞。在这种喜庆之中,突出刘巧珍内心的悲苦,增加了悲剧力量和悲情色彩。那呜咽哀婉的唢呐吹出刘巧珍内心的多少惆怅,怎么都像把一个喜庆的婚礼变成了悲情的葬礼。这都是民俗文化的独特作用和对人物内心的塑造与刻画。《人生》中的民俗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它以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形式,既深入人物内心,也深入观众心灵深处。
三、场景设置:传统现代间的无力抉择
除了人生存的自然风情和民俗文化氛围外。电影也设置了具体环境。这些具体环境不仅为电影创造了画面美感,也具有象征和隐喻意味,为推动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电影《人生》的具体环境设置主要体现在庭院与窑洞、土地与乡路及城市与街道三个方面,形成了三个不同层次和情境。这三个主要场景又有必然的结合和联系。
1.庭院与窑洞
《人生》中人物生存的栖息地就是庭院和窑洞。窑洞穴居的方式是西部陕北高原人一种内敛性的生存方式。庭院和窑洞代表了人们生存的封闭、狭小、痛苦或内心世界的狭隘与自私,也象征着落后和传统。电影《人生》的故事就是从窑洞展开的。电影开头展现的就是暴风雨中的窑洞。镜头从摇曳的灯火、将熄未熄的炉火、残剩的食物,移到孤愤地躺在炕上的高加林、哭泣的母亲和抽着闷烟的父亲身上。这些镜头表现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被村支书高明楼的儿子顶替后,一家人的苦恼、忧愤与无奈。
马拴对巧珍的求婚在窑洞里展开。巧珍旧式的婚礼也在庭院和窑洞举行。巧珍的出嫁是从一个窑洞到另一个窑洞。巧珍绕过加林凄凉的窑洞,进入马拴张灯结彩的窑洞。马拴的窑洞,那是比巧珍家的窑洞更为传统和落后的窑洞,尽管马拴有一身力气。窑洞成了巧珍无法摆脱的生活归宿,存在的不同只是从一个窑洞走向另一个窑洞,其实质没有发生改变。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岁月和命运。电影中不时出现庭院和窑洞的场景,故事的发生和转折都是在庭院和窑洞里发生和展开的。这种场景设置,比小说更具有冲击力和亲近感。院落镜头和窑洞内景在电影中多次出现,形成了与外景呼应与对照的关系,从而也把人物和主题表现出来。
2.土地与乡路
西部黄土高原的男男女女与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和复杂的土地情结。土地和庄稼构成了人们基本的生存要素,是西部黄土高原人的希望和依靠。电影中的土地是一种开放性的环境设置。西部黄土高原人的生存状态就是人与土地的依存关系,脱离土地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十分艰难而勇敢的选择。高加林就是这种道路选择的尝试者。
就高加林与土地的关系而言,他经历了从背叛到依恋的转变过程。电影《人生》中更多表现出土地对人生的制约和束缚。面对土地,高加林劳动时,有一种错位感的发泄心理。德顺老人劝导说:“这黄土是止血的,刚开始劳动,要把劲使匀了,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哩。”耕种土地是人们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状态。其问有依存,也有抗争。德顺老人对土地更多地体现出依附、顺从、挚爱和依恋,而高加林一开始对土地更多地表现出厌弃和抗争。有了巧珍的爱情滋润,高加林对土地的感情发生了转变。他对土地的反抗意识明显减弱,更多的是一种依存和认同。土地上产生了刘巧珍和他的爱情,他们在庄稼地里找到了爱情和欢乐,同时也得到了心灵上的慰藉。
乡路是一种选择和方向。乡路延展在城市和土地的两头,既是通往城市的希望之路,也是回归乡土、回到狭隘的庭院和窑洞的无望之路。土地和乡路是连接乡村和城市的道路,同时也是连接乡村风俗与都市文明的纽带。高加林曾经从这条乡路去城里上学,是一种光明和希望之路。毕业后他又从城里沿着这条乡路回到乡村。他的人生就在这条路的两头徘徊和选择。就是这条由乡间通往城市的道路,改变了高加林的选择和人生。
3.城市与街道
城市和街道是希望和追求。高加林是城市生活和文明的热情向往与追求者。他的才华和能力只有在城市才能得以实现,他的个人欲望和野心只有在城市才能得以满足。乡土和乡村不是他的人生追求和归宿地。尽管有巧珍这样美丽热情的姑娘的爱作为他生活的点缀和乐趣,也不能从内心深处阻挡他的追求和向往。电影中这三种不同场景,根据剧情的需要,交叉出现,看似孤立,其实有着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像高加林这样的农村知识青年,要么摆脱庭院与窑洞,离开土地与乡路,迈向城市与街道,实现由农业文明向都市文明的转变;要么被束缚在土地与乡路编织的网络中,蜗居在狭隘封闭的庭院和窑洞里,恪守传统落后的习俗和基因。
总之,电影比小说更具浓郁的西部风情,更逼真,更形象,更生动,更有感染力。导演吴天明有意识地将西部风情和民俗表现得淋漓尽致。借此让观众对西部人生存状态生活环境有深一步的理解和悲鸣!
作者简介:周婉,延安大学文学院200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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