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苛求前人不应人

时间：2019-02-13 05:27:5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最近，拜读了姚雪垠先生《评》(《文汇月刊》八一年一至三期)一文，作者对一些学术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了郭老的错误，立意深刻，不囿陈见。其中考证李精白事迹一段，博引众书，广稽史料，成一家之言，尤见功力。文中议论，虽系对郭老之针砭，然多切中时弊，当不啻是学术界之一味苦口良药，阅后获益匪浅。但我们觉得，姚先生对郭老的有些批评，似乎失之于偏颇，有点苛求前人的味道。提出来加以讨论，也许不无益处。
　　姚先生在列举了《甲申三百年祭》的若干错误后，这样批评郭老：“……仅仅凭着两三种野史，也未对所提供的材料辨别真伪，甚至连文字也未细读，就主观地、随心所欲地对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论断，……是代表一种不严肃的学风。”我们认为，这个说法不尽适当。
　　如果“连文字也未细读”的话，岂止是重大论断，就是芥末大的断言也不应作出。但综观《甲申三百年祭》，除了姚先生自己也以为“不必深责”的几处卷数题目错误外，并无影响立论的文字理解错误。相反，在姚先生以为郭老发生错误的刘宗敏问题上，误解了文字的似乎却是姚先生自己。《甲申三百年祭》谓：“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下引：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铁冶刘敏政’而致误(假如《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意思很明确，也很谨慎，即：《明史》把“铁冶刘敏政”当作刘宗敏“恐怕是错误的”，因刘宗敏非锻工，亦非刘敏政。不知怎么，姚先生却硬派郭老“认为刘宗敏是刘敏政之讹”，而且还发现了“郭老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意见”，――这指《甲申三百年祭》全用刘宗敏名字，不用刘敏政。七八年修订的《李自成》第一卷前言也有类似的批评，姚先生在那里说：“如有一本书上将‘敏’字误印作‘政’字，他(按即郭老)就断言刘宗敏应是刘宗政之误。”(《关于长篇小说》第28页。下省称《关于》。如果不是排印之误或另有所指的话，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也反映了姚先生“做学问不够严肃认真的问题”，因为，《甲申三百年祭》并无此种断言，甚至连“刘宗政”这个名字也找不到。姚先生还以为：“刘宗敏未称过王，也未受封为王，说‘我王原是个打铁的’，也反映是出于传说。”如前所述，郭老本就否定刘宗敏锻工说，因此这个驳诘并无意义。而且，把“后随众作贼”的“我王”当成刘敏政而非“多力善射”的李自成，似乎也有些奇怪，这就不必多说了。我们认为，仅以这些疏忽就断定姚先生学风不严肃，未免有以一眚掩大德之嫌，而据此断定郭老学风不严肃，相差似乎就更远了。
　　姚先生的意思看来主要是批评郭老在材料还不充分，一些问题还没弄清的情况下，就对重大历史问题作结论。姚先生以为，只要郭老再认真一些，《甲申三百年祭》就不会有如此错误。这个意思在姚先生辨证李岩身世之虚幻时表达得很明确。姚先生责备说：“《甲申三百年祭》轻信某些野史和《明史・流贼传》，在运用史料时未加考订，沿袭荒唐谬说，且加宣扬，并在此基础上发表议论，以论带史，恐怕不能算是史学家应有的严肃态度。”“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重要论文，为什么不多找一些资料看看？”态度十分严厉。我们认为，这样的批评未免太苛刻了，难以令人信服。众所周知，在七八年五月顾诚的《李岩质疑》在《历史研究》发表以前，我国史学界几乎都程度不同地相信关于李岩的传说。明史大家谢国桢先生看资料不可谓不多，但他在五一年亦不怀疑郭说。(见《历史教学》一九五一年第五期《关于李自成》一文)就是姚先生自己，在李岩问题上的看法，也是后来才改变的。姚先生在七四年三月致江晓天信中说：“我认为李岩确有其人，但身世籍贯有疑问。”(《关于》第98页)同年十二月致茅盾信则进了一步，认为：“李岩不一定是李精白的儿子。”(《关于》第55页)此看法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七年。(见《李自成》第一卷前言)姚先生尝谓：“在关于明末历史问题上，我采取的是老实态度，不经过自己研究的资料不用，……也不盲信任何没经过我自己用科学态度检查过的新旧论点。”(《关于》第112页)故上述观点非违心之论信矣。《李岩质疑》发表后，姚先生的看法也开始发展。一九七八年七月的结论是：“李岩不是李精白的儿子，不是杞县人”，但“我还不愿彻底否定李岩的存在。”(《关于》第144页)是年底，姚先生已把李信算作“传说的人物。”(《关于》第284页)今天，姚先生才断然认定：“李岩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子虚乌有。”不管这结论是否还将修改，姚先生这种唯真理是从的治学精神，同郭老在古史分期问题上三易其说一样，令人钦佩。但假如就此而诘难姚先生：“您以前为什么不多找些资料看看？”姚先生将何以作答呢？当然，我们不能这样提问。因为，作为科学，历史研究是有源有流有发展的。每个史学家的活动都要受到时代的限制，他们所作出的论断，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史观的进步，研究的深入，迟早要被后人修改。故李大钊指出：一切历史都将要随时改作，“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因此，“我们固然不能轻乎盲拜古人，然亦不可轻易嘲笑古人。”(《史学要论》第7―8页)郭老当然还不是古人，但《甲申三百年祭》写于四十年代，这个历史条件我们不能忽略不顾，当时，明末农战史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明季北略》已算良史，在这种研究水平上写成的《甲申三百年祭》，自然不会尽善尽美，这是不言自明的。其实早在六十年代，《甲申三百年祭》的一系列观点就受到了史学界的挑战，连郭老自己后来也放弃了原先的观点(《关于》第1页)。但是，这并不影响该文开现代明末农战史研究之先河的地位，就像历史小说《李自成》不会因为更好的历史小说问世而失却它在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一样。
　　也许，郭老该再多看一些资料，他自己也承认当时“参考书籍缺乏”，但即使如此，他也达不到今天的研究水平，例如怀疑李岩的存在，这是可以断言的。那是否应该等到今天才去总结大顺军失败的教训呢？即使撇开政治因素不谈，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也只能是：在坦克车未到来之前，投枪还不能折断。因此，以《甲申三百年祭》因史学的进步失色于今日史林而厚非郭老，实在是令人失望的。
　　总之，我们认为，像黑格尔、哥德这样的伟人一样，郭老也拖有庸人的辫子，这是有目共睹的彰明事实。批评他的错误，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郭老负责，完全必要。但是，批评本身也应该是科学的、严肃的。在被批评者无法答辩的情况下，尤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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