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叶挺军长] 十大元帅十大将军排名

　　叶挺是在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官兵奉国民党当局之命自皖南云岭北移的行军途中，遭遇国民党部队7个师8万余人猛烈攻击，激战九昼夜之后，弹尽粮绝，大部分指战员惨遭牺牲的情况下，为了保全剩余部队，置自身安危于不顾，按照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负责人的意见，前往国民部队谈判时被扣押的，从此身陷囹圄达5年之久。
　　自国民党当局蛮横地关押叶挺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即一直为营救叶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南方局为此作了大量工作。
　　
　　一
　　1941年3月至5月，周恩来三次向蒋介石提出释放或探视叶挺的要求。
　　此时第二次反共高潮刚被击退，欧洲战场上，英、美、苏等反对德、意法西斯的战争正进一步加紧，在远东，日本将对美、英发动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向国内外显示国共两党“缓和对立空气”，造成国共两党继续合作抗日的“表面粉饰”，遂于3月14日，主动约见中共常驻国统区谈判代表周恩来，会见时宋美龄亦在座。
　　蒋介石对周恩来说，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不便见面。不管怎样，中共方面的条件总是提向他的。他表示，现在已开完参政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了。其意思好像是在说，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了。
　　周恩来当即重申了新四军事件解决的办法，以及2月份以来国民党军警宪特对《新华日报》所施加的种种压迫，八路军防地、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扩充等问题。
　　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防地等置之不答，而对政治压迫则推说是“下面”做的，是“下面”不明白他的意旨。表示对解除《新华日报》的限制，释放被捕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李涛等，以及发给到延安的护照等问题都可做到。甚至说，只要听命令，军队多点、军饷要多点都好说。
　　周恩来于是提出，听说叶希夷(叶挺字希夷――笔者)已到重庆，我要见他。
　　这是皖南事变两个月后，周恩来直接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要见被关押的叶挺。蒋介石没料到周恩来会直接提出这个要求，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实说：叶挺当时尚未到重庆(当时叶挺仍在上饶李村监狱中)，当查去，如到，可见他。
　　10天以后，即3月25日，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和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组、张冲在座。这仍是蒋介石集团搞表面缓和的一种姿态。在谈及解决皖南事变善后问题时，周恩来对蒋介石表示仍坚持原议。谈话中周恩来再一次询问有关叶挺的问题，蒋介石说叶挺尚在上饶。周恩来希望早日释放叶挺回新四军领导抗日。这使蒋介石很作难。如果答应释放叶挺，则无异于向世人宣布他自己完全错了，所谓“一．一七”命令即应撤销。这是他根本做不到的，如不；答应释放则将继续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他只好哼哼哈哈，不予置答。
　　5月上旬，日寇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攻势，进攻的重点是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山西中条山地区。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严重失利，国内舆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为了摆脱困境，蒋介石便要求原在彰河一线的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予以支援，配合作战。为此，张冲、刘为章和蒋介石本人，于5月9、10、11日三天，先后出面约见周恩来，提出上述要求。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答复道；配合作战“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并指出：我军在华北和各地配合友军作战，从未停止过，所获战绩，妇孺皆知，并为国际友人所称颂。即使在皖南事变以后也没有停止过。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共中央已电八路军制定配合作战计划，请蒋介石通知卫立煌、阎锡山直接同八路军总部联络。
　　在与蒋介石会见时，周恩来一再提出要他解决新四军事件的善后、给八路军发饷以及停止各地反共问题，其中特别提出释放叶挺和皖南事变中被俘的干部。蒋介石这回的回答是：很好。既然十八集团军愿意配合行动，其他一切都好办。
　　可是，中条山战役后，蒋介石集团竟背信弃义，反诬第十八集团军在战役进行中“不配合作战”，对释放叶挺及其他被俘干部的承诺，更是只字不提。充分暴露了他这个政治流氓的丑恶嘴脸。
　　
　　二
　　在连续三次向蒋介石直接交涉同叶挺见面以营救其出狱没有结果之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便决定将这一问题在更广泛的政治层面上提出来，以扩大其社会影响。
　　1941年秋，国民参政会定于11月中旬在重庆召开二届二次会议。由于3月初召开二届一次参政会时，中共参政员以国民党当局发动皖南事变为由，拒绝出席该次会议。对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在征得南方局的意见后，决定以释放叶挺、解决新四军事件善后问题和发给八路军军饷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这次会议的条件。希望这两条中至少有一条得以实现，中共在渝参政员始有董必武一人出席。
　　9月1日，毛泽东召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周励武，要他们将中共上述决定转告蒋介石、何应钦等。是日晚，毛泽东又将此事电告重庆南方局的周恩来：“如彼方找你时，请先谈释放叶挺与必武出席这一初步交换条件”。随后、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强调坚持条件，最低限度是彼方放叶、发饷必作一件，否则我方请假。
　　周恩来接电后立即在红岩召集有董必武、孔原、邓颖超等参加的南方局领导人会议，商讨具体行动办法。一致认为，应在各党派参政员中展开工作，反复说明我党提出两项条件的理由，尤要着重强调释放叶挺。
　　经过南方局同志的多方努力，中共方面提出出席本次参政会的条件得到了各党派参政员的支持或理解。周恩来电告香港的廖承志说：“对下届(即二届二次――笔者)参政会，国方以外参政员(除在重庆的)都不出席，对此应予支持。我方仍以释放叶挺为出席条件，请将意见转告各党派(指在香港各党派成员――笔者)”。
　　11月上旬，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就中共参政员出席二届二次参政会问题进行了两次谈话。王世杰一再劝说周恩来，希望及时转告延安，使中共参政员届时能够与会。周恩来则坚持“放叶、发饷”两项前提条件，“否则请假”。周恩来着重强调，国民党当局如释放叶挺，中共在渝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将出席会议。在这里，周恩来事实上告诉王世杰，中共虽然坚持两项条件，其实首要条件是释放叶挺。王世杰对周恩来表示有出面“担保放叶”之意，却又建议周恩来同蒋介石直接洽谈，并告诉周恩来，蒋介石有约他会谈的想法。
　　11月12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双方就目前国内外政治军事等问题进行一般性交谈后，蒋介石提出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一事。周恩来说，为了团结抗日，此次参政会中共本考虑出席，然因新四军问题拖延至今得不到公正解决，叶挺军长一直被关押在牢狱之中。周恩来还说：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军，将士们英勇顽强，所取得的战绩显著，为世人有目共睹，但 政府却长期不补充枪支弹药，不发给起码的军饷，实在太不公平。这两大问题引起我党我军极大不满。周恩来要求蒋介石责令有关方面解决这两大问题，至少首先释放叶挺，则中共在渝参政员即可出席。否则不能与会。蒋介石从周恩来的谈话中看明白了，中共出席参政会的前提条件中关键点是放叶。他不能不对此有所表示，于是对周恩来说：“过些时候可以给叶挺自由，但现在不能放。”
　　11月15日，周恩来、董必武会见张群、王世杰，张、王二人坚持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并反复说明由他们负责在会后努力设法释放叶挺。周恩来、董必武表示将把张、王二人意见转报延安。同时说明中共参政员请假理由，并将毛泽东因事请假致王世杰信函递交给王。
　　回到红岩后，周恩来召集董必武、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人开会，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大家认为，蒋介石所谓过些时候放叶的表示和张群、王世杰二人的担保虽然都信不过，但毕竟作出了放叶的表示，如果我党还是一点不松动，他们就会借题发挥，对我党造成不利影响。倘若我们即时将蒋介石、张群、王世杰关于“放叶”的表示告知各党派参政员并透露给舆论界，同时我们也让一点步，这样，既能使我党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又对坚持营救叶挺有利。会后周恩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告以同张群、王世杰谈话的内容，并说：“我们决定两人(董必武、邓颖超)报到，董一人出席”。另一方面，董必武、邓颖超找部分参政员交谈，告知蒋、张、王的表示和我党的态度，南方局其他同志亦多方面开展工作，以便让更多人了解这一情况。
　　1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和周恩来，说共产国际主张我们出席本次参政会，请根据具体情况处理此事。于是董必武、邓颖超即向二届二次参政会报到。这是因为营救叶挺主事已取得一定进展。
　　
　　三
　　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开过之后，国民党当局并无任何释放叶挺出狱的迹象。周恩来便考虑再从蒋介石身边信得过的人身上做些工作，为此先后同贺耀组、陈诚进行过一些洽谈，贺耀组一味敷衍，只好作罢。陈诚则无理提出要叶挺写什么“悔过书”，周恩来当即驳斥说： “叶挺被诬陷入狱，无任何过错，何谈悔过?”周恩来还说：叶挺是绝对不会写“悔过书”的，我们也不同意写。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和南方局便多方设法争取通过探监同叶挺取得联系。
　　1942年1月初，叶挺被国民党当局从桂林押来重庆，最先关在林森路望龙门22号，不久移至白公馆看守所，后来又囚禁于歌乐山下的红炉厂，这时叶挺已入狱一年有余。
　　当获悉叶挺被移至重庆后，周恩来即提出前往探望，但遭到国民党当局无理拒绝。为了探明叶挺在狱中的情况，周恩来便于这年5月致电住在澳门的廖梦醒，要她与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女儿叶杨眉一道来渝，以便安排李秀文探望狱中的叶挺。
　　与此同时，南方局通过地下党同志和统战关系了解到叶挺在狱中“病重，头痛加剧”，当即电告中共中央，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指出叶挺是中华民族的功臣，不得对叶挺用刑和予以虐待。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电报后当即在7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叶挺的情况，会上提出要周恩来利用当前美国转而支持苏联的形势，找王世杰交涉释放叶挺。这时，毛泽东得悉周恩来因病住院，其父周懋臣又于红岩病逝，便致电董必武找王世杰一谈。
　　7月16日，周恩来委派邓颖超访问张治中，询问有关释放叶挺之事。次日张治中代表蒋介石前往红岩悼唁周恩来父亲逝世，周恩来向张治中表示，希望同蒋介石面谈有关解决国共关系的意见及释放叶挺问题。
　　7月21日， 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见中，蒋说已指定张治中和刘为章与中共谈判两党关系问题，但却对解决新四军问题与释放叶挺之事不作答复。这时周恩来便说：叶挺夫人李秀文和女儿已到重庆，他们要求探监。蒋介石听后觉得突然，先是哼哼两声，稍停一会才说：那好，那好，希望她能劝叶挺“悔过自新”。至此蒋介石已无法再拒绝让被关押的叶挺接受探望了。
　　叶挺被国民党当局关押以来，国民党的大小头目包括蒋介石在内确实为让叶挺“悔过”费尽了心机。叶挺刚被扣押时，即有国民党军五十三师师长刘秉哲、三十二集团军指挥官上官云相、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人劝降，均遭到叶挺义正词严的斥骂。叶挺被押到重庆后，先有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以保定军校老同学身份前来劝降，但碰了一鼻子灰。接着是蒋介石亲自出马，要叶挺离开共产党而跟他走，遭到叶挺严词拒绝，在叶挺层层揭穿其阴谋的情况下，蒋介石也自讨了个没趣。叶挺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他唯一的念头是希望见着周恩来，同共产党取得联系。
　　正在这个时候，对叶挺来说，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42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妻子李秀文带着8岁的女儿杨眉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这原来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结果。李秀文和女儿是按照周恩来发给廖梦醒的电报，与廖梦醒一道自澳门辗转经由桂林、贵阳抵达重庆的，同行的还有叶挺的部属梅文鼎。李秀文到达重庆后，由于戴笠的阻拦，迟迟不能与丈夫见面，直到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时，再一次对他说，叶挺夫人已到重庆，要求见到叶挺。这才促使他们母女得以前来探监。
　　叶挺与李秀文结婚已17年，他们共同经历了诸如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眼前的抗日战争等中国当代历史上重大的风云变幻，艰难的革命历程造就了这对患难夫妻坚贞不渝的纯真爱情。他们始终相互支持，相互信赖，尽管彼此都吃尽了千辛万苦，但彼此坚信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这次狱中相聚，叶挺既感激妻子的关怀和支持，又感受到她带来的广大人民与共产党组织多方声援、营救的信息的鼓舞。
　　李秀文在重庆期间，多次出入叶挺囚室与郭沫若等革命战友的寓所之间，达到了相互间的沟通。李秀文第二次探望叶挺时，谈及郭沫若即将届临50寿辰，叶挺便从香烟罐中取出一张圆形纸片，在夫人参与下，亲手制作了一枚“文虎章”，上书“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杰”的祝寿词。经夫人用红墨水染上花边，并订上红丝绒佩授，便成了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寿礼。当郭沫若从叶挺夫人手中接过这份不平凡的寿礼时，不禁感动得两眼噙满泪水。
　　叶挺请夫人送出寿礼后，觉得那两句颂词不甚理想，后来又写了一封短信，将祝寿词改为：“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仍请夫人转交郭沫若。连同这封短信一起带出来的，还有叶挺在狱中用他的全部身心写出的那首至今还传颂不衰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着，
　　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是中国20世纪的正气歌。
　　很显然，这是叶挺通过夫人李秀文传给战友，传给人民，也是传给中国共产党的信息；当然李秀文也把战友、人民和共产党的信息传给了叶挺。在这里李秀文充当了革命的交通员的角色。这大大有违于蒋介石企图通过让家属探望来软化叶挺斗志的初衷，这是他们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决定将叶挺移往陈诚主持的第六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湖北恩施，蒋介石把这个行动美其名曰让叶挺到第六战区去“休息”。时为1942年12月。
　　
　　四
　　从这时起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叶挺被国民党当局从恩施转移到广西桂林，又转移到恩施。在这期间，叶挺生活在极其艰险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然而他始终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适时的关怀。
　　1942年12月叶挺被押至恩施时，最初住在恩施民亨社东门招待所，两个月后被移住西郊朱家河附近一个村子的一间平房里。这时，经过南方局多方设法争取，终使李秀文和杨眉获准来到该村舍陪同叶挺住了一段时间。
　　叶挺被囚于思施后，周恩来原打算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设法同他取得联系。凑巧的是这年5月，日军进攻鄂西山区，历经两周，攻势受挫撤回宜昌。本来国民党军队的这次胜利微不足道，但国民党当局却把它吹嘘成“重大胜利”，并组成了由国民党反共老手张继和孔庚为正副团长的战地慰劳团，准备于6月赴鄂西慰劳第六战区官兵。这个慰劳团遍请全国各团体和报社参加，《新华日报》也在被邀之列。
　　采访部主任陆诒便就是否参加这次慰问活动之事到红岩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周恩来听后，认为机会来了，便对陆诒说：这次他们来邀请我们参加慰劳团，我们就不放弃这个机会。我这次派你参加慰劳团，你除了采访报道慰劳活动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带上我给陈诚的信去见他，要求对叶挺将军进行一次单独访问。接着周恩来向陆诒讲了叶挺已被押往恩施由陈诚看管这件事。周恩来说：陈诚你熟悉，叶挺也认识你。只要你机警，沉着，必能完成任务。行前，周恩来将写给陈诚的信交付给陆诒，还交待了给叶挺的口信，周恩来一再叮嘱务必记住带给叶挺口信的内容，再三强调要见机行事。周恩来还吩咐陆诒把新近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给叶挺带一些去。
　　慰劳团于6月23日抵达恩施，24日陈诚设宴招待慰劳团成员，陆诒乘机找到原陈诚秘书、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的朱代杰，说明有周恩来亲笔信一封要面交陈诚，希予以转告。朱代杰在武汉会战时就与陆诒相识，听说这位名记者携有中共要人周恩来的书信需面交顶头上司，自然十分重视，便及时作了禀报。25日，陈诚单独约见陆诒，在看完陆诒转交的信以后，陈诚不等陆诒开口便爽快地说：“周公信上讲的完全对，希夷兄一家就住在恩施西郊。你要去访问他，这不成问题，我会派人带你去。你将来回重庆时，望代为转达周公，希夷兄由我就近照顾，安全和生活绝无问题，请他宽心。”
　　半小时后，陈诚叫副官陪同陆诒来到叶挺被囚禁的农舍。叶挺见是陆诒来访，极为高兴。二人是久别重逢，倍感亲切。只是因为有那位充当“耳报神”的副官在场，陆诒的许多心里话无法说，便只好询问叶挺及其家人的生活琐事和身体状况；叶挺也只说些来恩施的见闻。陆诒有意向叶挺提出些有关鄂西战役的问题，叶挺是被囚之人，当然知之不多，但他懂得陆诒的用意是在于设法将那位“耳报神”支开，便泛泛谈些大道理，这种谈话自然不是“耳报神”感兴趣的内容，“耳报神”显得很不耐烦。正好这时快到午饭时间，趁叶挺夫妇挽留陆诒吃午饭之际，那位“耳报神”便告辞而去。
　　副官一走，陆诒便将携带的《新华日报》5月份合订本和最近几期的《群众》周刊交给叶挺。叶挺双手接过这些报刊，高兴地说：“这两份精神食粮，比什么礼物都要珍贵。我在乡下平时只能看看当地的报纸和过时的《大公报》。”
　　陆诒边吃饭边对叶挺说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受周恩来的派遣前来见他并看望其家人。陆诒说，周恩来要我告诉你：“两党谈判此刻仍在断断续续进行，在每次谈判中，都提出恢复你自由的问题，劝你耐心等待，多多保重。”
　　叶挺听完陆诒转达的周恩来的口信，非常激动地说：“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太关心我了，为我的自由他们真是费尽心思”。“我也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但我深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必能获得胜利。我的这一信念坚定不移，在几年囚禁中也没有动摇过。你回去后请向恩来同志汇报，请他释念。”
　　陆诒和叶挺的交谈还涉及到近年来的国际国内战局，谈话中叶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抱乐观态度，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分裂罪行表示极大义愤。当谈到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叶挺深有感触地说：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去工作，就能取得胜利。否则必遭失败。他详细回顾了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认为太深刻了，要永远牢记。
　　谈话继续到下午2时，那位副官来催促了，陆诒这才告别叶挺，继续慰问劳军之行。7月7日，陆诒回到重庆，周恩来已于前一日赴延安，他便将此行经过情形，向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作了汇报。
　　叶挺来恩施之前就已经向陈诚表示过，决不与国民党军政人员接谈，自然也不理睬陈诚的劝说与诱惑。这次又经周恩来派陆诒带来党的关怀和嘱咐，进一步弄明白了国内外战局及当前政治形势，这就更增强了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信心。国民党当局见此情景，遂于1943年夏秋之交将叶挺及其家人转而押解到桂林，企图通过辗转囚禁折磨他的革命意志。
　　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及女儿杨眉先是住在桂林的一家旅馆里，由于从转移到恩施时开始，叶挺就拒绝使用国民党当局的经费，而靠向友人借贷维持生活，故经济日益拮据，因此，便到郊外租了一间房子，后来其他几个孩子也来桂林，人口多了，经济愈加困难，又搬到东郊观音山麓的防空区里居住。家庭生活困难，叶挺就自己动手开荒种菜，喂养家畜家禽贴补生活。
　　南方局董必武知道这一情况后，于1943年12月23日致电在延安的周恩来，建议汇款20万元作为叶挺及其家人的生活补助。周恩来复电同意并指示要尽量对叶挺一家予以关照。20万元汇款寄出后，董必武又致电中共桂林地下党组织，指示他们通过有公开身份的党内外同志经常关照叶挺。
　　由于广西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势力较弱，虽然不时有人去访问叶挺，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时很难弄清往来人员的真实面目。有一段时间，日寇有进犯湖南、广西迹象，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便派了一名高级参谋前往桂林，研究如何处理叶挺的问题。此事被周恩来知道后，他立即指示中共柳州地下党负责人左洪涛 派人将此情况转告叶挺，说明蒋介石是不敢公开杀害他的，但也要提高警惕，以防不测，要他不要随便离开桂林，否则将会给蒋介石找到借口而对他不利。地下党同志还将此事告知了李济深。
　　后来中共桂林统委书记李亚群和胡希明又与李济深进行研究，决定邀请叶挺到李济深办公室进行一次谈话。叶挺按照通知机警地来到李济深的办公室，李亚群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叶挺。叶挺听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表示十分感谢周恩来对自己的关心。
　　正谈话间，特务便打电话给李济深，询问叶挺是否在他的办公室。李济深大怒，斥骂了这个特务一顿。
　　1943年底，国民党当局再次将叶挺转移到恩施。直至1945年8月底，才又把叶挺转移到重庆歌乐山下原中美合作所所在地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集中营。
　　
　　五
　　抗战爆发以来，国共两党间进行过多次谈判，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这些谈判大都围绕着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承认；八路军、新四军防区的划分；八路军、新四军编制的发展以及粮饷和武器弹药的供给；共产党与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和消除对进步力量的政治压迫等这几个问题。抗战后期，实现民主政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又提上了谈判议程。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和坚持独裁统治所造成的。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驱逐日本侵略者，争取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坚持陕甘宁边区，突破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防区的限制，并不断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在国统区共产党与各抗日党派必须享有合法地位，自由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反对各种政治压迫，使人民大众获得基本的民主与自由。否则，中国是不可能获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在进行这些问题的谈判时，当然就要涉及释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政治犯问题。皖南事变后，恢复叶挺和新四军其他被关押人员自由的问题，便显得突出了。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等在同国民党当局的历次谈判和交涉中，无不提及这一问题。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奉派自延安来重庆，在周恩来参与下同蒋介石、张治中、刘为章、何应钦进行谈判，这是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间第一次长时间的谈判。谈判伊始，林彪就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对敌后根据地军事进攻，停止在全国的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政治压迫和释放叶挺等新四军被关押人员。而蒋介石竟然当着林彪的面蛮不讲理地不许再提新四军的事，说什么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
　　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国共两党又进行新一轮谈判，为时将近一年。中共方面最初由董必武出面，后来林伯渠、王若飞自延安来重庆参加进来：国民党方面先后参加会谈的有邵力子、王世杰、何应钦、吴铁城、张治中。当林伯渠偕同王若飞于1944年5月奉派来重庆参加谈判时，周恩来则在谈判关键时刻，自延安发表文章或谈话，以表明中共方面的立场和意见。5月19日，董必武与林伯渠一道会见蒋介石时，即提出释放叶挺的问题。6月4日，林伯渠向张治中、王世杰提交了中共《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12条及8条口头备忘录，其中第8条即是“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例如广东的廖承志……”
　　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上作国、共两党谈判经过的报告，在谈及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的问题时，更是大声疾呼释放叶挺等政治犯。他指出，国共谈判的重要分歧之一，就是国民党政府不实行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诺言，“我们一再要求释放叶挺将军，他既非共产党员，去新四军是为政府所劝请，不应该拘禁他”。“政府就是不放他”。
　　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国共两党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这次谈判是在美国人参与下进行的。中共方面以周恩来、董必武为代表，对手是国民党的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等。由于蒋介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他个人的独裁统治，致使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于12月28日，在致赫尔利的信中把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爱国人士作为谈判的问题之一。
　　中共在同国民党谈判中一再提出释放叶挺等政治犯要求。虽然一次又一次被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要人以什么“可以解决”、“可以研究”等话语搪塞过去，但是却在社会上引起越来越大的反响，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在道义上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进步力量的谴责，这也为最终营救叶挺等人出狱在舆论上做了越来越充分的准备。
　　
　　六
　　由于在五年多的监禁中，叶挺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由于中共中央，南方局坚持不懈多方营救和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有力声援，叶挺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在中共领导人民开展的声势浩大的争取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伟大斗争中获得了自由，回到了他所挚爱的人民中间，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和平民主建国大计，自8月28日至10月10日，毛泽东亲率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代表进行了12次谈判，最后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谈判过程中，中共方面始终把释放政治犯，特别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作为同国民党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毛泽东同蒋介石谈判，还是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谈判，都提到尽快释放叶挺等出狱。“会谈纪要”的第七条明文规定：“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事实上中共早就不止一次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过包括叶挺在内的应释放的政治犯名单了。可国民党当局就是不“办”不“理”，故意拖延。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自延安来渝，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又一次催促国民党当局释放叶挺。国民党谈判代表仍以“自动办理”来敷衍。致使叶挺未能在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签订之际，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出狱。
　　政协会议开幕时，在国内外要求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中，蒋介石不得已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四项承诺，其中第四项就是“释放政治犯”。中共和各党派代表以及无党派人士，强烈要求蒋介石兑现这个诺言，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和廖承志等人，南方局联络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谈话、新四军各部队纷纷发出要求释放叶挺的通电，《新华日报》还刊登了《释放政治犯》的社论。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国民党代表被迫在同中共代表会谈时表示，在政协会议后放出叶挺。但却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条件，就是以中共放出1945年10月至11月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五，同释放叶挺相交换。
　　此事引起舆论大哗。马法五是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战败而被俘者，而叶挺则是奉命转移的新四军因遭到国民党军队无理攻击，在同国民党当局据理交涉时，被无理扣留的。前者是发动背信弃义的进攻而被俘的战犯，后者则是因遭到无理围攻在前往交涉途中被非法扣押的受害者。这二人怎能“交换”呢？尽管中共代表明确指出其谬，但国民党当局则非坚持其无理条件不可。尽管如此，国民党当局毕竟终于答应释放叶挺，为了使叶挺早日获得自由，中共方面亦作了必要的妥协。
　　叶挺获释时，国民党当局送来一套毛呢军官服，请他穿着出狱。叶挺鄙夷地说：“我不换，我要穿着新四军发的军服回去。”
　　1946年3月4日下午6时50分。叶挺在国民党谈判代表、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先生陪同下，乘坐一辆黑色轿车回到重庆中山三路263号中共代表团驻地，顿时鞭炮声、掌声。“叶军长回来啦!”的欢呼声，同志、战友、亲人的呼唤声响成一片；“欢迎叶挺军长!”“叶挺将军是人民军队的光荣!”等大字标语和叶挺12岁女儿小杨眉书写的“欢迎爸爸”的横幅，在晚霞中显得格外醒目。除了周恩来因参加军事三人小组在华北视察停战不在重庆外，南方局领导人和中共代表团代表董必武、陆定一、王若飞、秦邦宪、邓颖超，先期出狱的廖承志以及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都在翘首企望着这位人民的英雄。叶挺一下车就与同志、战友、亲人热烈握手、拥抱。
　　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欢庆这正义击退邪恶、民主挫败专制的日子。叶挺自由了!人民胜利了
　　责任编辑　何 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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