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东苗贡茶生产的文化生态基础

摘 要：有明一代，以苗族族称命名贡品者为数不多，“东苗茶”乃其中之一，这足以佐证“东苗茶”品质的优良。可是，这一茶品进入市场化经营后，其品质急遽下降。究其原因，在于生产的文化生态背景发生了巨变，从而引发了生产环境和生产技术的失控，“东苗茶”也面临着商品冒滥的挑战。当代若想恢复这一土特产的生机，有必要重温“东苗茶”传统的文化生态基础。

关键词：

“东苗茶”；文化生态；土贡体制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5-0075-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5.12

“东苗”是明代新启用的苗族支系名称，指生息在苗岭山脉中段的苗族居民，他们通用苗语西部方言惠水次方言，“东苗”是这部分苗族自称的汉语音译。将当地产出的优质贡茶称为“东苗茶”，是在名称定型后确立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部环境的巨变，“东苗茶”名声远扬，然而入市后的“东苗茶”商品日趋冒滥，人们开始怀疑“东苗茶”是否真是优质茶。为此，钩稽史料，系统探讨“东苗茶”生产的文化生态背景，澄清“东苗茶”品质生态和文化成因，为复兴这一优质土特产提供历史经验与借鉴至关重要。

一、东苗贡茶的产区范围

由于东苗贡茶是以苗族支系为名称，因而要界定“东苗茶”的产区范围，首先得查明东苗苗族支系的生息范围。《苗语简志》记载，操惠水次方言的苗族集中分布在今天的贵阳、龙里、贵定、平塘、惠水五市（县）辖境的毗连地带[1]，这里地处苗岭山脉中段，东至都匀邦水，西至惠水姚哨，北以贵定、龙里为界，南至平塘通州和惠水羡塘，总面积约两千平方公里，这片山区的世居主体居民，都是操惠水次方言的苗族。仅有少数该支系的苗族散居在今福泉、施秉、黄平等县地，但散居在东部地区的这一部分东苗，历史上并不生产茶叶，因而探讨东苗茶产区范围时，理当排除在外。

如果要在明代典籍中求证这一产区范围，难度非常大，因为这一地区在元代和明初时还属于“生界”，不仅汉族文人难以深入其地，就连周边各土司也只能略加招抚，对其内部情况所知甚少。因此，元明两代留下的典籍不仅数量少，而且自相矛盾之处甚多。比对《元史》中的相关资料发现：同样是明代所称的东苗，在《元史》卷三十六《文宗本纪五》中竟有“贵州苗蛮”“平伐苗蛮”“八番苗蛮”“苗佬”“青山苗蛮”等多个不同名称，而這些名称一直沿用到了明初，直到明天顺年间，官方才正式启用东苗这个名称，称谓上的混乱才基本告一段落

①。元代的名称恰好与当代民族调查所知该支系苗族的分布区基本吻合，这些地名指代的对象恰好位于东苗分布区的东南西北四面。据此可知，明代东苗的分布区与当代分布区基本一致，明代东苗贡茶的产地范围显然不超出这一地域。

二、东苗贡茶的生态背景

苗岭山脉是一片起伏不大的石灰岩高原台面，相对高度较小，悬崖峭壁为数不多，海拔在800～1 300米之间，岩溶地貌特色十分鲜明，地下溶洞伏流众多，地表土层瘠薄，土层分布不连片，分布其间的耕地极为分散，旱地多，水田稀缺，且经常面临脱水干旱的威胁。当地年平均气温16℃左右，气候温和，降雨量在1 200毫米左右，多浓雾天气，每年的晴天日数不到80天，而整日浓雾天气却超过180天，其中以春秋两季最为突出，俗谚称“贵州天无三日晴”，这就是典型例证。每遇春秋两季的浓雾天气，地表的相对湿度接近于100%，往往是整天不见太阳，最多仅是正午时14：00到15：00之间，浓雾才得以消散，温暖潮湿多雾，是这里气候的三大特色。

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这一范围内生态结构具有鲜明的过渡性，常绿阔叶乔木、落叶乔木和针叶乔木，在这儿共同构成极其复杂的混交林，海拔高于1000米的高原台面，则是疏树草地，是当地优良的牧场，也是当地苗族的烧畲地。东苗贡茶的茶树零星分布于坡面森林生态系统之中，茶树与多样的乔木树种错杂分布，与东苗贡茶生产最直接的乔木物种有二：一是当地普遍分布的壳斗科乔木，是加工“东苗茶”的燃料来源，当地民族砍伐这些乔木时，有一整套本土技术，确保砍伐后的树兜还能再生成材，一株乔木可以反复砍伐十余次，寿命可持续达百余年以上；其二是竹类植物，这儿的竹种很多，如箬竹、掉竹、苦竹、斑竹等当地苗族使用这些竹类资源修建房屋，编制生活用具，而加工“东苗茶”的各种用具也取材于此甚至包装茶叶也是以竹类制品为主。

茶树是常绿阔叶树，性喜温暖湿润，在肥沃的土壤中，可以发育成繁茂的高大乔木。但“东苗茶”产区气候不温暖，土壤又瘠薄茶树虽然可以长到十米以上，但并不繁茂，然而，这儿却是优质茶的理想生产带，其原因在于，初春采茶时节，刚刚萌生的茶芽几乎天天都处在低温和浓雾天气之中很少碰上晴天。在这样的气候背景下，茶树为了适应不利的生存环境，茶芽表面都会发育出茂密的白色绒毛，以免受到低温雨露的干扰，为了避免发生凝冻，茶芽中芳香有机物的含量高。这一时节采下的茶芽，芳香物质含量高，有益的有机物含量也高，用这样的茶芽制成的茶叶才称得上是优质茶。

春季采芽这儿的气温波动幅度较大，偶遇晴天气温回升，茶芽即行萌发，但此后一遇倒春寒，必然浓雾弥漫，长出的茶芽立即进入休眠状态，而不会像内地茶芽那样快速木质化，使得茶芽质量下降。这样一来，就会客观造成这里的茶芽启动萌发不迟，但茶芽长大并进行光合作用却会拉的很迟，萌发的茶芽可以长期保持休眠状态，不会因延误采摘而影响茶叶质量。在内地，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前后大致三个月，采摘时间不同，产出茶叶的质量也不同，而这种情况在“东苗茶“产区却不那么突出和明显。

众多乔木与茶树相伴生长，有利于防范虫害与病害的蔓延，经营这样的茶树不需松土，也不需施肥，茶叶的品质也有充分的保障。然而，这儿的茶树都是高大的乔木，掩映在众多乔木的荫庇之中，采摘茶芽得爬上树或者搭起楼梯才能做到，需要的劳动力很大，而且只能由男劳动力承担。在这样的矛盾背景下，东苗贡茶一方面品质优良，另一方面产量却很低，加工成本高，以至于在明代对内地的普通民众而言，往往是只知其名，而无缘享用。一到夏天，晴天日数相对集中，每天都和风轻抚，天气凉爽稍感干燥，紫外线强。加工优质茶，只需透气的竹器封装，就可以实现高效保鲜，即使是简单的收藏都不会变色，更不会霉变。如果加上当地的本土技术处置，保鲜到来年并不困难，消耗的储藏成本也极为低廉。

在这儿也有零星的喀斯特山区的溶石洼地分布，这样的溶石洼地到清代雍正“改土归流”已经陆续被开辟为稻田，但是在明代生产优质贡茶之际，洼地中的温带湿地生态系统，却是当地苗族的冬猎场，能获取大量的野生动物，主要有鹿科动物和啮齿类动物以及越冬的候鸟。从现代人的视角看，狩猎和采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是在明代，狩猎在当地苗族中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因为猎物是与外界交换食盐这一生活必需品的关键土特产，而狩猎和采茶可以交叉进行，产出的优质茶也是换取食盐在需求的驱动下，采茶与狩猎会粘连在一起，农闲时的由青壮年男子去完成，这个意义上说，当地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可资利用的对象。总之，疏树草地混交林和湿地生态系统，在当地的苗族生活中，各有各的用途，而且都直接或间接的与优质茶叶生产相互关联、相互依存。

三、东苗贡茶的定名历程

按照我国的贡赋制度，各地进贡朝廷的物品，也可称“土贡”，贡品的归类与定名通常都与产地名称有关，比如土贡的朱砂，来自辰州和锦州的就被定名为“辰锦砂”，再如广西所产的芋头就按照其地名，称作“荔浦芋”等等。另一种情况是根据所产贡品的民族而定名，比如：蛮刀、壮锦、彝毡。而“东苗茶“属于后者，以生产贡茶的名称而得名。

宋元两朝“东苗茶”的主产区都属于“生界”[2]。元代以前，中央王朝在此地一直没有正式的行政机构设置，当地的民族与地名自然不会为内地所熟知，更不会进入封建王朝的典籍。以当地的地名为特产命名当然也就无法做到了，就连当地的苗族应当如何称呼，官方典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规范。以元代为例，收载于《元史》中的当地苗族称谓就极其混乱，有时称为“贵州苗蛮”，有时又称为“平伐苗蛮”或“八番苗蛮”，或是“苗佬”。尽管这些名字都出现在《元史》历代帝王的本纪之中，但不经认真考辨，根本无法知道它们指的是同地区、同支系的苗族。这些名称中所出现的地名，如贵州、平伐、八番等，全是周边布依族或汉族土司的名称。这些地名的指代范围并不是当地苗族的生息地，而是他们生息地周边其他民族的地名，因而这些地名不能成为贡品的命名依据。混乱命名格局一直延续到明代初期，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仍然将这里的苗族混称为“平伐苗蛮”“八番苗蛮”和“苗佬”。直到明英宗天顺年间，明廷决议彻底开辟这片“生界”，官方文书才首次出现了“东苗”这个名称。《英宗天顺实录》卷二九零载，天顺二年四月癸酉，敕湖广、贵州总兵官南和侯方瑛等，东苗十三番贼首干把猪等“攻劫都匀等处，已敕云南、四川都司及蜀府各调原征官军来尔处听调。复命右副都御史白圭赞理军务。尔等即将所在官军及量调湖广、贵州并播州等处原调官军、土兵严督操练，候各处兵马至日一同进剿。或分或合，相机取胜，克期殄灭，以除后患。”《英宗天顺实录》卷二九三载，天顺二年七月辛卯，镇守湖广、贵州太监阮让等奏，“东苗为贵州诸种蛮夷之首，负固据险”，“其他种类多被逼胁，东苗平则诸蛮莫不服从矣”。《英宗天顺实录》卷三零二载，天顺三年四月己巳，赞理湖广、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奏，“臣奉命同南和伯方瑛等进剿东苗。臣议以谷种等处山箐诸夷杂处，乃东苗之羽翼，宜先剪除，遂分兵四进：臣同瑛兵进青崖，右副总兵都督李贵兵进牛皮箐，右参将都督刘玉兵进谷种，左参将都督李震兵进鬼山，所向皆捷。克水车坝等一百四十七寨”。“诸将复兵青崖，进兵石门山，克摆伤等三十九寨”。“分兵思路进攻董农、竹盖及甲底，一路破下羡塘及金配、江瓮、摆省等四百三十七寨”。“贼首干把猪等势穷气丧，退据六美山、翁首河等处”等等。《明英宗实录》的上述记载，涉及到明英宗天顺二年至天顺三年，朝廷委任方瑛和白圭为总兵官，全面征剿这片“生界”，从而爆发了“石门山”之战，以上的文字就是对这次战争进程的总结。文中所提及的地名大多位于“东苗茶”的主产地，以及周边各土司的边地。

“东苗”是“多摩”“东孟”这两个音译的合称。

而苗族使用这一称谓的含义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成年人”，若按照名从主人的定名原则，这个名称今天看来都是极为规范的。随着族称在汉文文本中的定型，产自当地的贡茶，被称为“东苗茶”也就顺理成章了。因而将东苗茶的上贡数额落实到周边各土司的名下，同样是明天顺朝以后才有的事情。其原因在于，“石门山之战”后，朝廷并未掌控通晓苗语的基层官吏在短期内也无法在这片新开辟的生界上建立常设的行政机构。为了管理这片区域只能将此划分为若干片，交由周边各族土司代为招抚管辖。这片地域的西北部，交由贵州宣慰司安氏、宋氏两大土司及其属下的中曹白纳、贵竹、龙里等长官司代管，而正西边的冗刍一带交由金筑安抚司代管。南部和东南部交由“八番”各长官司中的“方番”和“卧龙番”代管，东部片区由大平伐、小平伐、龙里等长官司代管

參见（道光）《贵阳府志》卷三《沿革表上》，咸丰朱德璲绶堂刻本。。于是，凡在“东苗茶”产区拥有代管辖地的各土司都负有向朝廷贡纳“东苗茶”的职责，“东苗茶”成为法定贡品也由此定下来，“东苗茶”的名称也随之为国内外所熟知。

进入清代，朝廷为了强化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大规模的行政建制调整。明代的卫所被裁废，相应的土地和居民被并入了县级单位，对大批土司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就其领地和居民设置为府、县，对基层管辖强化了里甲建制。具体到“东苗茶”产区，相应的地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地名变更，比如中曹、白纳两个长官司的领地设置为四司里，相关土司的朝贡也发生了改变，不再上贡“东苗茶”，从而使得当地所产的茶叶不再称为“东苗茶”，而改称“赵司茶”，赵司是白纳副长官的代称。再如，明代的新添卫改建为贵定县，而大平伐长官司成了贵定县的下属，其代管的东苗茶产区也随之更换了地名，改称为仰望或者云雾，所产的“东苗茶”也随之改称为“仰望茶”或者“云雾茶”。龙里卫被改建为龙里县，龙里长官司代管的“东苗茶”产区被统称为东苗坡，只有这儿产出的茶叶仍然称为“东苗茶”。至于明代的八番之地，明代时已经改建为定番州所辖的“东苗茶”产区，所产的茶业也随之称为定番茶。此时不仅高质量的东苗贡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就连产自当地的茶叶，其名称也变得眼花缭乱，清代典籍对当地所产茶叶的评价越来越低也缘于此。但这一切均因误解而造成，并不足以说明东苗贡茶的价值不实，事实上到清代后期，“东苗茶”中的优质品还专门进贡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御用”。

陈列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秘档》中的《各省进贡茶叶账》（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一吉立）内容如下：“贵定县芽茶，贡皇上一匣，贡老佛爷一匣。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一日。贵定芽茶一匣老佛爷留用，贵定茶芽一匣皇上敬用。贵州巡抚林绍年叩首，光绪三十一年。”[3]

四、东苗茶产出的文化背景

民族学工作者将东苗在元明两朝的生计方式归属为“游耕型生计”，强调了牲畜的饲养和狩猎采集，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4]不少史学工作者从汉族农耕的观念出发，将他们概称为靠农耕为生，这其实掩盖了其生计方式的实质。事实上，直到今天，当地苗语中对主要农具的称呼，如镰刀、锄头、犁耙等等，都是汉语的借词。用于游耕生计的大刀被称为“环首刀”，这是一种刀柄顶端配有大铁环的长刀，刀身长度在50 cm以上，宽度仅3 cm，刀背厚度近0.5 cm。环首刀既是砍伐草木，整理烧畲地的工具，又是狩猎的利器，还是作战的武器，这样多功能的工具完全符合游耕作业的需要。此外，在狩猎中，还普遍使用弩机和绳套，还喂养“囮子”（驯养野生动物用于引诱其同类，以便于捕获的狩猎工具）。不难看出，在这样的生产背景下，根本不可能像汉族那样去建构连片的茶园，也不可能像汉族那样，站在地上就可以采茶，更不会将妇女作为主要劳动力去从事茶叶生产。

明清两代典籍多次提及“东苗茶”属于所谓的高树茶，（嘉庆）《续黔书》卷六《茶》载，“黔之龙里东苗坡及贵定翁栗冲、五柯树、摆耳诸处产茶。而出婺川者名高树茶，树高数寻。蛮夷长官司鹦鹉溪出者名晏茶，色味俱佳，大吏岁以为问，有司咸买他茶代謉之。”有关高树茶在东苗地区的种植和利用，明代典籍并未留下系统的记载，但类似的种植办法在贵州其他地区却有相关的记载。典籍中明确提到高树茶可达“数寻”，也就是15米左右，这样的茶树，显然是生长在天然的丛林之中，与常绿树、落叶树、针叶树错杂生长，而落叶树中的壳豆科乔木，则是制作“东苗茶”的燃料来源。采茶需要爬到树上去，或者架楼梯，或者攀爬绳梯，显然是妇女无法胜任的劳作，只能由青壮年男人去完成。而有利之处恰好在于，这样的茶树种植办法既不需要中耕除草施肥，也不需要除虫防病，产出的茶叶是真正的生态茶。

值得一提的是，东苗贡茶的种植方式与普洱茶极为相似，但“东苗茶”可以制作成绿茶，而普洱茶主要加工为发酵茶。这与所处环境有关，“东苗茶”的产地，在制茶完成后的夏季，湿度相对较低，干燥后的茶叶不容易发霉变质，而普洱茶的产地则不同，夏季极为潮湿，加工成绿茶极难保鲜。东苗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典型的家族村社制，每个村寨都由具有相同父系血缘的男性组建，其配偶都取自于结成通婚圈的其他家族村寨，每个通婚圈大都稳定由6至12个毗邻的家族村寨构成，像这样的通婚圈在整个“东苗茶”产区总共有36个，而且根据其生息背景分别定名为“蒙别”（山上的苗人）“蒙戎”（森林中的苗人）“蒙掌”（坝子上的苗人）“蒙必建”（杉树林中的苗人）等等。[5]东苗的生产组织是按照传统的苗曆做出规划，一年仅有冷热两季，冷季从“鼠月”开始到“蛇月” 这是狩猎采集的季节，也是“游方”（或称坐花园）谈情说爱的季节；热季从“马月”开始到“猪月”此时所有苗民都要回到本家族村社，从事游耕作业，这个季节可以兼营采集和牲畜饲养，但却不允许打猎，也不允许走村蹿寨，谈情说爱。[6]10

茶叶的采摘和加工是冷季晚期的关键生产活动，冷季时各家族村社的男性青年都要结伴到山上打猎，猎获的动物通常是作为礼品送到谈恋爱留宿的村寨（当然是同一个通婚圈的家族村寨），与该村寨的女性分享。[6]7采茶则是这些男青年狩猎之余的副产品，采下的鲜茶也是送到准备留宿的村寨，交由该村寨的女性去作初步的加工，加工的半成品则在“游方”离开时带回本寨，用猎物换劳动力，在娱乐中完成茶叶初加工，乃是当时“东苗茶”生产的常态，产出的优质茶叶其数量不高，但加工的精度却很高，如离开了此类文化背景很难达到这样的精度。精工制作的“东苗茶”被当地苗人视为山神的恩赐，也是整个通婚圈和睦融洽的象征，因而备受珍视，往往带回本家族作为一种炫耀的凭证，同时也是祭祀的祭品，或者是表达尊崇的礼品，没在这样的文化背景，茶叶的质量等差就很难得到稳定延续。作为贡茶的“东苗茶”都是按上述背景加工而成，至于平时自我消费的茶叶，则是在进入热季后才采摘加工，其质量就等而下之了，明代流入市场销售的茶叶就属于这一类

参见（乾隆）《贵州通志》卷十五《物产》，乾隆六年刊本。。这样制作的茶叶叶片大、产量高、味浓、耐冲泡，但香味欠缺、汤色重，不被汉族市场所看重。

正因为能够达到贡品标准的东苗茶芽加工细、产量低，而朝廷规定的土贡数额又必须完成，因而代管东苗茶叶产区的各土司往往是用苗民稀缺的物资，如食盐、铁器、丝织品向各家族村社头人去换取优质茶芽，以满足上贡的需要。而流入市场的茶叶也是由这些土司用实物换取后，再贩運到市场出售，虽然也称“东苗茶”，但质量却差多了。后世典籍中，有的认为东苗茶品质优良，有的又说东苗茶质量差，不堪饮用，也因此而产生。

五、东苗茶生产的生态价值

诚如上文所言，生产优质的东苗贡茶同时也产出低档次的粗茶，能够很好的与当地三大生态系统实现高效的兼容，对稳定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巨变，当地苗族的传统文化也发生了变化。当前“东苗茶”产区的苗族生计方式已经掺入了很多固定农耕的要素，稻田开辟置换了此前的湿地生态系统，坡面森林改造成了旱地，丛林生态系统的范围日趋萎缩，刀耕火种虽被严令禁止，但牲畜饲养却急遽萎缩，原因在于，牲畜会破坏封山育林，但这样一来，草场的更新，反而无法顺利实现。因而，当地生态系统的蜕变，直接原因来自于当地苗族文化的变迁，与人为有意的破坏无关，与资源利用强度的增加也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时下不少学人都将人口的增加和利用强度的增大认定为生态蜕变的破坏性因素，对这样的认识确实需要加以澄清。

鉴于生态系统都是多物种共同结成的极为复杂的有序整体，人类无论用何种方式加以利用，都只能触动其中的有限部分，而不会打乱整个生态系统自我恢复和自我维持的能力。但如果彻底改变其属性，将一种生态系统改造成另一种生态系统，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为建构起来的生态系统，如果没有人类社会持续的劳动力投入去加以维护，那就必然自行崩溃。因而，如何正确评估人类的利用，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质”的问题。评估其利用量是否过头，很难切中要害，因此注意到是否导致了生态类型的改变，更能容易把握其要害。

具体到“东苗茶”的生产而言，其利用对象仅止于茶树长出的叶和芽，按照传统的“东苗茶”生产工艺，采摘量再多都不会导致茶树的枯萎，只会引发来年产量和质量的下降，甚至砍掉茶树的树兜还可以再生，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即令在传统社会也不会发生。但如果改变“东苗茶”传统的高树茶培育办法，将整片丛林毁掉，开辟为茶园，那么原有的物种结构和物种之间的关系就会彻底打乱。人类如果不对茶园除草、施肥和松土，防范病虫害，茶园是不可能自我延续的。但无论如何尽心維护茶园，收到的实效，仅仅是茶叶产量的提高，而原有生态系统的属性却不能自我恢复。以此为例，利用强度的大小显然不是生态系统蜕变的主因，而改变生态系统的属性，才是致命的原因对“东苗茶”的产区而言，“改土归流”前，朝廷认可的是土司代领管辖，而土司只需要交纳贡茶和贡马，就能确保对该地的有效管辖权。而这两项产品，都是当地苗族传统已有的产品，而且能够与当地的各种生态系统相兼容。“改土归流”后，随着户籍的编订和土地的丈量，清政府要求交纳的是“地丁银”，规定当地粮食不仅自给，还要求能够确保驻军的粮食供给，表面上仅是一个税收制度的改变，但却导致当地苗族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都得不断的改造原有的生态系统，其后果就是我么们今天所看到的景象。在市场经济不发达，交通极其不便的背景下，单靠茶、马的生产，肯定养活不了当地的苗族，更满足不了驻军的粮食供给，但如果换一个视角，在交通便利、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对生态食品需求的高涨，此前发生的人为生态改造，显然就没有必要了，与此同时，生态维护的价值，却逐步变得比直接的现金收入更重要。

“东苗茶“的产区正好位于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上，是这两条大河的产流带，这儿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不仅关乎当地的生产与生活，还将直接影响到长江和珠江的流量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整个“东苗茶”产区确认为天然林保护区，显然是一项正确的决策，但如何管护这样的天然林却会诱发新一轮的争议，其焦点在于对天然林该不该允许当地居民加以利用。正如上文所言，当地苗族“改土归流”前的资源利用方式并没有导致原有生态系统的受损，其生态效益在“改土归流”后的漫长历史时期，一直发挥着重大的生态公益服务功能，反倒是资源利用方式改变后，传统文化和生态系统才同时受损。

以此为例，确认当地的最佳资源利用办法，允许乡民恢复传统的资源利用办法，包括复兴“东苗茶”的生产，对生态系统的快速修复和可持续的维护更有价值，事实上，人类恰好是生态系统中最积极、最能动的因素。只要选用能与当地生态系统兼容的利用办法，人类的利用反而可以加速生态的恢复和生物产量的快速提升，并能通过生态系统的复壮，使这一地区发挥水资源的截流、储养和再生能力。

六、“东苗茶”的创新

随着时代的变迁，企图简单的恢复历史上曾有过的名优土特产品，肯定是不切实际的。但针对时代的需要加以创新，却是当前可以做到并能收到多重成效的紧迫需求，“东苗茶”的前途正处于这样的十字街口，如何决策才是当代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在当地全面恢复森林生态系统后，每亩地只需要保留10株茶树，不同品级的茶叶总价值就不会低于现有的各种资源利用办法，派生的价值却在于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可以得到最低成本的高效管护，并发挥对水资源的截流、储养和再生功能，却不会妨害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发展。“东苗茶”的生产也不必照搬传统，完全可以动用现有的科技手段，就可以确保原有的品质基本恢复，成败的关键在于需要展开新一轮的科学技术研究。对当地苗族的传统文化，研究者也大可不必仿古，只要茶叶生产得以恢复，文化的重构就势在必然，其中凡属可以兼容的文化内容肯定能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对不适合的文化要素也不必过分操心，人的能动作用最终都可以加以改造，使之跟上时代的步伐。

有鉴于此，探讨“东苗茶”的历史，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复原其历史面貌，其价值仅在于为今天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以此提升各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此为例，“东苗茶”的产期虽然极为有限，但其他名优土特产在这一实例中，却可以找到普适性的思路和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王辅世.苗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105.

[2]符太浩.溪蛮丛笑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272.

[3]方昌国.中国苗岭贡茶之乡：贵定[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13.

[4]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10.

[5]刘锋.百苗图疏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7.

[6]李汉林.百苗图校释[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王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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