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笔下的晚清福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福建河流及道路沿途风光》述介

内容摘要：《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福建河流及道路沿途风光》是最早向西方介绍福建的著作之一，是研究18世纪后期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参考。该书涉猎广泛，笔触细腻，是对当时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民众生活的生动写照，其很多颇有价值的评述，尤其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是了解西方中国观难得的第一手材料。该书在展现中国社会积极方面的同时，貌似温情和友善的笔调下却不乏偏见，预示了一个世纪后的东方主义理论所揭示的逻辑。其于当下具有独特的理论、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福建河流及道路沿途风光》;晚清福建;传教士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福州和厦门成为通商口岸，西方人自此不断涌入福建。传教士、领馆和海关人员，以及临时访客在内的西方人士，在福建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留下了不少介绍福建地理物产、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的文字，扩大了福建在世界上的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福建河流及道路沿途风光》（Everyday Life in China：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便是其中的一本。

该书作者为英国伦敦会宣教士Edwin Joshua Dukes，其名字按照常规可译作“埃德温·杜克”，亦偶见音义结合的译法“杜爱文”;我们沿用其中文名“陆一约”。他1847年1月生于伦敦的金斯兰（Kingsland），1930年4月卒于米德尔赛克斯（Middlesex）的巴内特（Barnet）。他受英国伦敦会（全称“伦敦传道会”）派遣来中国宣教，主要在闽南一带活动。其生平资料非常有限，一本关于布里奇瓦特（Bridgwater）地方历史的书介绍其夫人艾迪斯·蒲伯（Edith Pope）时提到了他：“埃德温·杜克牧师服务于本地传道会。留存下来的照片显示他面容严峻，总是穿一件挺着高领的衬衫，戴一副夹鼻眼镜，山羊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1884年他從中国传教归来，娶了本地姑娘艾迪斯·蒲伯。埃德温当时年过五旬。他不是无情的人，然而宗教主导了他的一生，儿子保罗记忆中的他自律甚严，不苟言笑。”①清光绪三年即1877年，陆一约在福建境内进行了一次长途游历，他结合常年在福建尤其在闽南传教的见闻，撰写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福建河流及道路沿途风光》②，1885年在伦敦出版。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可以称为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描述晚清福建民众生活的三部主要著述之一，另两部分别是：美国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1865），以及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麦利和（Robert Samuel Maclay） 的《生活在中国人中间》（Life Among the Chinese， 1861）。该著记录了陆一约自19世纪70年代来华，在福州、厦门及闽江一带传教近十年的见闻，是研究福州、厦门开埠后基督教传播及闽江流域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参考，也是最早向西方介绍福建的著作之一。全书计13章，视野宏阔，几乎无所不包，从各章的标题中可见一斑：街道上的行走;陆路和水路的旅行;中国的客栈;中国的新年;中国人的习惯和礼仪;一次传教之旅的日志;福建山行;风水——最令人头疼的困扰;私塾和大学;一座佛教寺庙;一位佛教僧侣的荼毗仪式;工作中的传教士;信奉基督的中国教友。举凡市井百态，风俗民情，礼仪习惯，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春节，风水，教育体系，皆有涉猎。作者深入福建旅行，亲历从水陆交通到旅店住宿的全过程，对底层生活十分了解。书中附有木刻版画及手绘插图50幅，其中卷首的“厦门鼓浪屿”大概是鼓浪屿向西方的最早亮相，后来流传颇广。

传教士作品多严肃深奥，该书则语言平实，观察细微，对细节的描摹不厌其详。每章结束一般有小结，像是八股文的“合”，凝练和提升主题，直奔道德说教。序言中称该著重在描写而非评述，亦无意于深刻，但夹叙夹议却是其鲜明特色。多数章节立足于作者传道途中的笔记，以及寄给英国朋友的书信，此举当是传教士的传统做法。

中译所据为伦敦圣教书会（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885年印行的版本，作者署名下附有两行说明：“地图及插图为作者手绘”。在孔夫子旧书网，该著的早期版本开价逾千元。其最新版入选2011年2月出版的“历史收藏主要来源”平装本系列丛书之“世界历史图书（亚洲及远东部分）”。该丛书规模庞大，收录著作1200种，涉及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宗教、语言、艺术、政治、军事、外交、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等。除少数总括性的研究之外，多数是国别研究，涉及亚洲尤其是远东地区的每个国家，以日本、俄国、印度出现频率最高，亦有数种关乎中国（包括台湾、香港）。

刘东在《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中指出，改革开放至今，我们不仅要面对西方的各种学说和理论，尴尬的是，还要面对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海外的中国研究不应限于学术著作，也应包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类著述，因其不仅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如实记录，而且包含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评述，其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为我们了解西方的中国观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西方世界弥漫着对华的敌意。该书与众不同，在序言中开门见山，直言中国很神秘，是“奇怪的国度”。作者认为这片“伟大而神奇的土地”（“序言” 2）在商业、外交领域很出色，且能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他具有洞见地预测，美澳等国将改变抵制使用廉价华工的态度;中国会迅速变化，并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获利。他预言中国将发生伟大变化，并改变世界历史。不同于此前西方对华观察的浮光掠影和居高临下，他深入中国社会内部，立足民间和底层;有别于政客、商人或其他宣教士，他以旅行者的身份体察中国社会，展示日常百态。

陆一约可谓半个中国通。他深谙中国人的处世之道，总结出和中国人打交道要心态平和，顺其自然。在福建旅行需要乘轿子时，他利用轿夫急于做成生意的心态，欲擒故纵，在讨价还价中占得上风。他熟悉中国古代典籍，称春节拜访的礼节在《礼记》中有明确规定;他征引孔孟的观点，并从中国传统出发来观察生活。他根据中国人喜欢争辩的特点，建议传教采用幽默、温和的谈话方式。针对中国男尊女卑的现状，他建议教堂内男女分开而坐。他以“旁观者清”的姿态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在社会建设上多投入，效仿英国和日本的一些城市建设经验，以开明的眼光规划中国的城市面貌。福建多山，交通与语言交流不便，他利用在福建游历的机会顺便考察当地多样化的语言生态，并把厦门方言区向北稍加推进。

陆一约指出民族偏见的危害性和欺骗性，他本人力求摆脱民族偏见，以公允平实的眼光进行观察。游历途中留宿客栈时，他观察到中国的客栈和英国相比差距明显，提出不能过于苛刻地判断，毕竟中英在社会结构和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上相去甚远。他可能是尽量放平心态，但居高临下的心态却不时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陆一约来自率先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英国，他不习惯也看不上贫穷落后的福建乡下，是很自然的。他对公共场合的混乱很不满意，如第一章对厦门街道的描写。他对神庙的无序与杂乱非常失望，认为宗教场所（如厦门关帝庙）的参访者蓬头垢面，是缺乏对神祗的敬畏之心。陆一约认为，当时中国社会运行体制以及人的思想观念大有问题，譬如以节约田地为由，道路设计得狭窄难行;而落后的观念拖累基础设施的建设，影响了社会发展。民众缺乏公共意识和隐私概念;过于世俗，物欲强烈;对教义并不真诚虔敬。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是：“与他们性格中最佳品质并存的，是一些恶劣庸俗的习惯，显示出有修养的道德感的遗憾的缺失”（121）。他深入观察社会运行体制，发现了官僚体系内部的严重问题，比如司法腐败，地方官员设法捞取外快。第九章谈论中国当时的教育，认为求学者重记忆、缺乏对知识的追求，其求学动机在于追寻仕途。

陆一约也展现了中国社会积极的一面。他盛赞“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因此中国人无可比拟地恰到好处、明察秋毫、品行端正。他们的著作教导他们以礼貌、节制和尊敬的态度对待私德与公德”（218）。他赞赏乡绅低调，和仆人平等相处;夸奖中国人既勤劳又劳逸结合。第五章专门谈中国人的习惯和礼仪，认为中国人孝敬尊长，谦虚温良，热爱和平;相对于英国人的唐突无礼，即使底层的中国人也举止得体;他以中国驻英外交使节郭嵩焘的话，说明英国人“无德”，缺乏行事准则。他赞赏中国人务实，批评英国人华而不实。他指出西方重视公共场合和私人领域的权利，中国对此则关注不够：盖因中国人隐忍、顾全大局，西方人则注重个人隐私，不愿牺牲个人利益以成全集体。

陆一约引用来华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博士的说法，指出中国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基督教创立之前，中国人的知识水平超过同时期的犹太人、波斯人以及叙利亚人;孔孟等中国先贤对世界知识和伦理的贡献，超越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先哲。他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保持稳定（虽然革命频仍），有赖于孔子学说所固化的民族与社会情感。他称中国经典作品具有“明智而公正”的道德观，而英语经典则“放荡和不道德”，但总体而言，他持的是双重标准：“教育和学问在西方比东方更为重要。崇拜、尊敬、真理、纯洁和孝顺等也是如此。基督教把这些词教会化了。而在一个野蛮的国度，它们也许仅代表习惯、尊敬与道德。的确，在我们对比中西学问的时候，没有共同的基础”（219）。作者以西方宗教观念规范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二者实际上分属宗教和世俗伦理的范畴，是不能强行比附的。而且，其比较和思考是以基督教为中心，暴露出基督教中心的西方观念，而中国源远流长、行之有效的伦理观念却成了被贬斥的另类。

作为受命来华宣教士，陆一约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大使命当然是传教。他将此隐藏在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中，而这种策略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如发行于19世纪上半叶、面向西方的第一份英文月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即秉持低调迂回的策略。面对传教的困难，教士们虽广种薄收也坚守岗位。作者相信基督教在中国会获得推广，其预测并非毫无依据：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基督教在此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少人不曾正式接受洗礼。

当时的中国，底层民众生活多艰，传教在经济和观念落后的乡村和偏远地区尤为普遍。作者指出绅士阶层思想保守，难以接受新观点;“对中国人性格的赞美几乎全是针对中下阶层的。在华的外国人很少有机会熟识统治阶层和‘文人’阶层”（132）。作者称，越是在荒蛮落后的地方，越能显示出传教士的勇气和坚韧，以及其工作的成效。他巨细无靡地展示平民的日常生活，相信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激起西方传教士的同情和奉献精神，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知道，教会对于中国社会一些方面的发展确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禁止抽鸦片，并参与到对瘾君子的改造，这有益于社会稳定和民众道德感的提升。

陆一约称，中国人身上虽然有基督徒不具备的美德，但远未达到基督教的标准，需要不断地提升自我。他认为基督教是至高无上的，对佛教则采取贬抑的态度。在旅行途中偶遇为圆寂的大和尚举行的荼毗仪式，看到为亡魂抛撒纸钱的仪式，他不屑地认为这是佛教教义虚荣和谎言的表现。他的傲慢与偏见是很明显的;照他的逻辑，基督教关于彼岸世界的种种理论又岂能立足！岂止佛教，在他的眼中，“罗马天主教并不是堕落为异教的基督教，而是有点基督教化的异教。罗马天主教和仪式主义只是潜藏于每个人心中的异教崇拜的表现形式”（258）。事实上，陆一约对中国文化是隔膜的：他混淆了观音和在闵地大受欢迎的妈祖;他观察佛教的种种仪式，却无法融入其中，归根到底他只是中国文化的外来者。

首批传教士入华前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闭关锁国，基本停止了对外交流。外来宗教被视为洪水猛兽，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增加了陆一约们的工作难度。然而，开发新兴领域、归化异教徒的成就感使他们备受鼓舞。当然，传教士少不了开动脑筋，入乡随俗，尽量贴近民众。在闽南地区宣教二十多年的杜嘉德（Cartairs Douglas）采用视唱法改编赞美诗，成效颇佳。陆一约等大力引进本土音乐，借鉴厦门及周边原有的曲调传播福音，这样有利于教众的接受。在文字材料的使用上，考虑到民众的文化程度，采用了白話字版的基督教典籍，大大促进了教义的传播。作者认为，汉语不重形式、便于运用的特点，有助于民众消除心理障碍，增加对宣教内容的接受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西方传教士学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努力融入本地生活。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曾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后来更身着儒服，还学习中文典籍，和朝廷高官交往频密，旨在融入中国文化，从而更好地传教。然而，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培养本土传教士才能更好地开拓中国市场，于是便努力推动宗教本土化：“在华基督教教会将变得中国化，既不是英国的，也不是美国的。无论在组织机构、教会大楼，还是在赞美诗方面，越是适合本地民族的品位和习惯，越会生生不息，欣欣向荣”（287-288）。事实上，早在康熙二十四年即1685年，祖籍福建省福宁府福安县的罗文藻即被方济各会意大利主教任命为第一位中国籍主教。19世纪70、80年代，来自英国的教会也非常重视温州本地传道人的培养，但总体说来，福建本地传教士的培养不甚理想，福建莆田县的宋尚节（曾被误为首个中国使徒）近半个世纪后才出现。在陆一约的时代，“来华传教士的工作与其说是传教式的，不如说是主教式、专业式的”（273），他们关注本地传教人员的培养。由于开始阶段教友人数有限，有能力传教者更少，福音传播经常由在俗教友进行。宣教的双方是熟悉的乡民，因此效果颇佳。

当时国人对待外来者的态度，亦见于对其的称谓。“foreigner”译为“外国人”似乎中规中矩，却道出“外国”相对于“本国”的外来属性;然而，未能显示出“我”相对于外来者的高明和优越，“我”似有被矮化之嫌。于是，外国人被称为“野蛮人”（barbarian），这倒有了几分古希腊人的“风范”：文化程度低于自己便是“野蛮人”。在当时的中国，“老外”（“内外有别”也）被称为“番鬼”（foreign devil），隐含“人鬼”之别。甚至华人基督徒和传教士谈话，也常使用很不礼貌的称呼词，如称英国人为“红毛”（redhaired men），称其他外国人为“小蛮子”（little-barbarian-men），甚至更加离谱，让传教士感觉被冒犯。为此，传教士发明了“国外的人”（outside-country-men）的表达，但仅限小圈子使用。对外国人称谓的纠结，体现了国人典型的矛盾和自我欺骗、自我安慰的心态：对自身的处境和劣势心知肚明，为求心理平衡，以凸显优越性的表达企图伪装优势。这种“精神胜利法”看来由来已久，长盛存不衰。本书中陆一约的行文策略，则是反其道而行：收起西方一贯的高傲，放低姿态夸赞中国;与此同时又展现其种种不堪，于是读者所见便是中国的愚顽与西方（以英国为代表）的优越了。

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考察，陆一约坦诚地提供建议，并大胆预测中国的未来。他指出，中国的教学模式必须迅速变革，受过西方思想熏陶的海外留学生必将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上层，西方思想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逐步推动社会发生变革。“这个过于精明、急迫，从而失之明智的优秀民族，会摒弃长久以来深受国人肯定的贫瘠、模糊的旧有观念。选择真与善，虽然这些是新的舶来品”（242）。他预料到保守的政客和士绅阶层将抵制外来事物，这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巨大惯性下，民众的愚昧状态反而会带来凝聚力;然而大势不可违，外来冲击将使当前的政治体系崩溃，中国一旦了解西方思想，必将引发革命。他还预言，以中国人的勤劳和坚韧，中华民族将成为地球未来的主宰者，他于是指出“中国问题”将使西方头疼，呼吁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看得出来，他相信中国将按照西方的设想而发生改变，这也是包括他在内的西方传教士的使命之所在;他们秉持西方式零和思维模式，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嗅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味道。

卫三畏是美国最早来华传教士之一，旅华43年之久，并任美国大学首位汉学教授，其《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晚清社会。该著有助于减少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客观呈现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卫三畏欣赏中国传统文化，他对中国的态度由教化转向“对话”。然而其骨子里仍然认为中国是愚昧落后的。同样，《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表面的友好下是隐含的偏见。不幸的是，当时缺乏向世界客观展示中国的同胞，国家形象的塑造便无奈地交与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西方人。结果便是，诚如书中所写，“至于中国人，他们从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除非对方懂得他们的语言”（116）。这十分吻合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Orientalism）所引用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著名论断：“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题记页）当然，出于对华传教的需要，这种表述是在貌似温情和友善的笔调下出现的，和一个世纪后的《东方主义》采取了同样的逻辑。阅读这类图书，需要作者所称的“历史想象力”和“地理想象力”（萨义德 1），设身处地地想象19世纪中叶的福建人的感受。这大概也是詹明信“永远历史化”以及当代文化研究中“文化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在此意义上，重读陆一约记录国门开启之际以福建民众为代表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独特的理论、历史和现实意义。

注释【Notes】

①感谢曾在厦门工作的David Melville和Helen Melville夫妇及Allan Lannon先生帮忙查找该资料，可惜作为非专业人士的他们未记下出处，后来便无从查起。

②以下简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下文引自该著处较多，引文皆在其后的括号中标明页码。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陆一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福建河流及道路沿途风光》。张跃军、刘为洁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

[Dukes， Edwin Joshua. Everyday Life in China：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Trans. Zhang Yuejun and Liu Weijie. Xiamen： Xiamen UP， 2018.]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Trans. Wang Yugen.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1999.]

責任编辑：何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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