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件不准出国国宝之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见证基督教首传中国
时间：2020-04-23 05:20: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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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着眼于一种文明的命运:“《景教碑》不是什么流行中国的光荣榜,而是一块验证大秦景教从流亡到流产的墓志铭。”
西安碑林博物馆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艺术宝库。它始建于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原为保存唐开元年间镌刻的《十三经》、《石台孝经》而建,后经历代收集,规模逐渐扩大,清始称“碑林”。
这里名碑荟萃,被誉为汉唐石刻精品的殿堂,但在其所藏国宝中,只有一件进入国家文物局印发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而它的复制品更是被大英博物馆、耶鲁大学博物馆、巴黎集美博物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博物馆、梵蒂冈教廷等机构收藏,它就是见证基督教在唐代首次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
聂斯托利派被判为异端
“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之所以有这个称呼,《后汉书》上是这样解释的:“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唐人所说的“大秦”,是指建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聂斯托利派,“景教”是这个教派在中国时的名称。
聂斯托利是个叙利亚人,关于他的生平流传下来的资料很少,只知道他大约出生在公元381年,曾在安提阿(今土耳其南部安条克)的修道院接受神学教育,他博学多闻、善于雄辩、厉行禁欲,很快名扬四方,东罗马朝廷宫中也传其声名。在教义上,聂斯托利虽然也主张耶稣的“神人合一”,但他更强调耶稣的人性。对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圣母崇拜,他加以批驳,认为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赋予神性,因此反对将她神化、礼敬。
当时的安提阿是基督教两大对立的学派之一,另一派为亚历山大学派,亚历山大学派坚决主张耶稣神人两性合一而同体,认为聂斯托利是将耶稣的神人二性一分为二了。428年4月10日,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聂斯托利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对手占据了帝国首都的宗教领袖地位,让亚历山大教会非常不满,教派斗争渐趋白热化。
公元431年,为了平息两派争端,狄奥多西二世在以弗所(在今土耳其)召开主教会议。这个会址对聂斯托利不利,因为传说圣母玛利亚就在这里终老,当地信徒多是她的崇拜者。因此,先行到达以弗所的亚历山大的主教区利罗受到了当地教士们的欢迎。因气候原因,聂斯托利的支持者安提阿教会大主教约翰和东方教会的主教们未能赶到。区利罗趁机匆匆召开会议,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认定聂斯托利为异端,剥夺其主教职位并开除出教。
几天后,约翰及支持聂斯托利的教士们到达,他们亦自行召集会议,指控区利罗为异端,称他为“破坏教会的魔王”。东罗马朝廷不愿意看到教会分裂,于是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除聂斯托利和区利罗的大主教职务,并将两人逮捕。聂斯托利被送往安提阿的隐修院,区利罗则回到埃及。
区利罗行贿朝廷官员,不久重获大主教职务,东罗马皇室和官僚也逐渐成了他的支持者。在朝廷的调解下,亚历山大教会和安提阿教会达成妥协,安提阿教会不再支持聂斯托利。435年,皇帝正式下诏,将聂斯托利派定为异端,聂斯托利本人被流放到埃及,追随他的那些东方教会的主教们也被夺职,受到迫害。聂斯托利大概活到450年左右,死于埃及西部的沙漠中,但具体死于何时何地,没有文献记载。胜利者区利罗则被尊为圣人。
聂斯托利虽死,但是他的信徒们却没有屈服,在东罗马帝国的挤压迫害之下,他们和教会决裂,向东发展。
碑文叙述景教在华146年的历史
当时的两河流域及伊朗高原,是与东罗马帝国对峙着的萨珊波斯。由于基督教是东罗马帝国的国教,波斯人对基督教没什么好感,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受迫害的聂斯托利派受到了萨珊王朝的优容。公元498年,聂斯托利派在波斯京城塞琉西亚召开会议,公开宣布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教会断绝关系,成立独立的东方教会。不同于使用希腊语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和使用拉丁语的罗马教会,聂斯托利派使用叙利亚语。
聂斯托利派有着百折不挠的传教热情,被称作“火的教会”。向南,他们进入印度;向北,他们进入西伯利亚;向东,他们进入中亚。据统计,聂斯托利派最盛时在亚洲地区拥有25个主教区,其传播范围和信徒人数大于西方拉丁系教会和希腊系教会之和。而“景教”就是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名字,“景”是光明广大的意思。
顾名思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反映的正是景教在中国流传的情况。它立于唐德宗李适建中二年正月初七(781年2月4日),由波斯景教士景净叙述,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写,楷书体,碑体为竖方形,高279厘米,宽99厘米,刻32行,每行62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碑额楷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额上三角处莲花座上刻十字架,左右配以云纹花草纹饰。形制由螭首、碑身、龟趺三部分构成,螭首雕琢极为雄丽。
碑文的内容是一部景教简史: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来华,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亲自出长安西郊迎接,准赐传教布道。贞观十二年秋七月,太宗命有司立波斯寺于京师长安义宁坊,度僧21人。这篇唐太宗的诏书也见于《唐会要》,只不过诏书只说阿罗本是“波斯僧”,他“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可见那时景教被称为“经教”。由于受到太宗的准许,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有着“奉旨传教”的味道,在这所新建的波斯寺中,还供奉着太宗的画像。
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封为“镇国大法主”,于各地建立景教寺,“法流十道”(唐朝将全国行政区划为十道),“寺满百城”。之后,景教遭遇了两次危机。第一次是在武周圣历年间(698-699年),当时得势的佛教徒在洛阳对景教攻击谩骂;第二次在玄宗即位的先天元年(712年),无知的士大夫在长安毁谤耻笑。碑文没有讲这两次危机的具体情况,只是说在“僧首罗含”和“大德及烈”二人的努力下危机得以化解。
碑文记载唐玄宗时候的事情比较多,玄宗曾命其长兄宁国王等五位亲王亲自到景教寺建坛参拜,命高力士送去“五圣写真”,也就是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朝先帝的画像,安置在景教寺经行供奉。玄宗还让景教僧进入“兴庆宫修功德”,并给景教寺题写榜额。在中國史籍中,此时还有一件事情与景教相关,《唐会要》记载,天宝四年(745年),玄宗下诏,将此前称作“波斯寺”的景教寺改称为“大秦寺”。这说明当时的中国人终于搞清楚了景教虽然传自波斯,其实根在大秦。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入蜀,唐肃宗在灵武登基,碑文说肃宗在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此后的代宗皇帝每逢圣诞还会送去美味佳肴款待景教徒。代宗之后就是德宗,碑文在这里画上了句号。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到唐德宗李适建中二年(781年),碑文共叙述了这146年间景教在中国传布的历史。
儒释道三家词汇阐释基督教义
碑中只提到景教怎样在各代皇帝支持下传播,并未提及具体在社会上发展信徒的情况。可见,景教自打进入中国就走的是上层路线。景教在中国化上也下了不少工夫。单从名字上看,“景教”这个名字不见于中国史籍,唐代官方文献一直称之为“波斯经教”,碑文中说:“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意思是说要把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翻译成适合于中国的教名,的确很困难,只能勉强使用“景教”这个名称。但“景教”是个极为汉化的名称,可以看出其向中国文化靠拢的意思,不像“基督”充满了洋味儿。
《景教碑》首行清楚地写着“大秦寺僧景净述”,而并未写撰,足以说明碑文只是由景净所述,而是由中国人代笔的。在文词的使用上,景教不像佛教东来时那样为宣讲教义而自创详尽独特的阐释系统,而是几乎全盘采用了拿来主义,儒释道三家的概念只要沾边,尽为所用。《景教碑》把神职人员称为“僧”,把教堂称为“寺”,以至于乍看碑文满眼都是“寺”和“僧”,会误认为是一篇佛教文献。碑文说上帝创造世界万物是“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看起来很像中国哲学的“气化说”。诸如“浑元之性,虚而不盈”、“共振玄纲”之类的词语颇有道教色彩。像“我建中圣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维新景命”这一句中,“八政”、“九畴”都是出自《尚书·洪范》,“维新”则出自《诗经·大雅·文王》。
据统计,碑文中大量引用了中国古典文辞,出自《诗经》的30多处,出自《易经》的30多处,出自《春秋》的20多处,涉及儒家经典150多处,涉及史书的100多处,出自子书的30多处。此外,碑上的叙利亚文多是景教士的姓名以及教职,其中出现了希腊纪年。
有学者认为,《景教碑》体现了中国固有的儒道两家与西方的佛景两家的思想合流。以景教为本位这个说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成立,因为景教确实借用了儒道的一些表述方式。但如果反过来从儒道的角度来看,唐宋的相关书籍上根本看不到一点受景教影响的痕迹。景教根本没在中国扎下根,和祆(xiān)教(拜火教)、摩尼教(明教)一起被目为“三夷教”,没能变成中国人的宗教。
“流产”的远东基督教文明
在陈寅恪先生的弟子、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看来,安史之乱时期,景教徒活跃在助唐平叛的前线,本来是有机遇乘隙崛起的。《景教碑》记载了一位景教徒伊斯在汾阳王郭子仪帐下效力,“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建立功勋,被封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官至三品。然而,此时景教遭遇了一场来自佛门的挑战。禅宗领袖神会在各大城市置坛度僧,僧税被称之为“香水钱”,全部捐给唐王朝做军费。这完全压倒了景教“十字架”的光辉。神会还通过郭子仪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请谥号,利用皇帝的权威来提高本教派的地位。伊斯不知道是不懂还是没能实现,反正在请谥号这件事上他败于佛教。虽然景教自来华后和除武则天之外的历代帝王关系都不错,但与佛教徒比起来,和朝廷打交道的功夫还是太嫩。历代统治者对景教的良好态度体现的是对外来文化开放包容的盛唐气象。
唐武宗崇尚道教,会昌五年(845年),他颁下《毁佛寺制》下令毁佛,正式开始大规模取缔佛教和其他一切外来宗教的行动。景教受到波及,大秦寺被破坏,教徒纷纷逃亡。《景教碑》有可能就在此时被埋入土中。武宗灭佛时间较短,两年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就收回了“灭教”令,佛教特别是禅宗再度复兴。但灭佛对根基尚浅的景教造成的创伤却难以挽回。景教一蹶不振,但并未完全绝迹,教徒仍坚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有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汉文景教写经为证。
景教在中国消亡大约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一名叫奈吉兰的景教士,曾奉教会之命与另外五名教士来中国整顿教务。987年他回到巴格达说:“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横死,教堂毁坏……遍寻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回矣。” 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的努力就此失败。
景教虽然在中国内地消失,但在西北边远地区,如蒙古的乃蛮、克烈、蔑儿乞、汪古等部还继续存在。伴随着蒙元入主中原,聂斯托利派和基督教的其他各派以“也里可温教”的名义再次来华,信奉者大多是蒙古人和突厥人,汉人信仰的不多,随着蒙古势力退回漠北,也里可温教也终止了在华宣教事业,这是基督教第二次入华。
在波斯的聂斯托利派最终也没能存活下来,阿拉伯帝国攻灭萨珊波斯后,新的征服者对聂斯托利派相当优容,762年,聂斯托利派总部迁入伊斯兰教的中心巴格达。然而好景不长,两种异质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共存注定不会长久。进入9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开始了对聂斯托利派的压迫。到了14世纪,帖木儿帝国攻打巴格达时摧毁了聂斯托利派的总部,作为基督教重要一支的聂斯托利派在延续了千年之后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源出叙利亚的景教无力回应外部的挑战,致使基督教文明在远东的诞生变成泡影,成了“流产文明”。蔡鸿生先生则认为,如果着眼于一种文明的命运:“《景教碑》不是什么流行中国的光荣榜,而是一块验证大秦景教从流亡到流产的墓志铭。”
险些被偷梁换柱带出国
在地下沉睡了大概八百年后,《景教碑》重见天日,巧的是,此时正值基督教第三次入华——明末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大举来华。《景教碑》出土时间和地点均有争议,时间上有天启三年(1623年)和天启五年(1625年)两说,地点则有西安说和盩厔(今陕西周至县)说。目前学界倾向于西安的较多,不过“盩厔”说近年来有所升温,这大概和旅游开发等非学术因素有关。
出土的过程是这样的:天启年间,西安城附近有人掘土掘出了《景教碑》,时人对于正史中屡屡出现的“大秦”倒不陌生,但“景教”乃何方教门却没人说得出来。一名叫做張赓虞的举人是天主教徒,他细读碑文发现“景教”教义和他十几年前在北京听耶稣会士利玛窦宣讲的基督教教义相似。他派人制作了一份拓本,派人送往杭州,向“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求教。
李之藻曾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多种西方科学著作,他看后在天启五年写了《读景教碑书后》,认定石碑就是基督教遗物,证明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初,基督教就已传入中国。同年,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在西安见到了《景教碑》,他有可能是第一个将碑文译成拉丁文寄回欧洲的人。此后,亲赴陕西亲眼见到《景教碑》的耶稣会士还有几名,他们在欧洲做了轰动一时的宣传。从那时起到现在三百多年来,西方宗教界和学术界对《景教碑》的研究就从未平息。而中国,除了晚明与天主教有关的个别士大夫以外,大部分人对《景教碑》的发现并不重视,《景教碑》被安置在西安崇仁寺(俗称金胜寺)。
同治年间爆发的陕甘回变让崇仁寺被焚毁,再未修复,《景教碑》曝于荒野,日晒雨淋。1907年5月,丹麦记者何尔谟来到西安,他与寺僧订立密约,出银三千余两收买“景教碑”。之后他在寺庙租了一间房,花了三周时间去采集复制石碑所需要的石料,最终跑到富平选好了石材,并安排好工匠进行复制工作。为了掩人耳目,何尔谟宣称自己采集素材的工作已经完成,离开西安,游览了武昌、开封、洛阳等地,9月16日才回到西安。何尔谟对复制的石碑非常满意,但他想用假碑换真碑的计划却无法实施了。他的行踪已经被当地官府注意,擅长英语的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猷与何尔谟交涉,解除了密约,只允许他将复制碑运回。
10月2日,当何尔谟再次来到崇仁寺时,《景教碑》已经不见了,他跑到仿制复制品的屋子一看,假碑还在,这才松了口气。当他赶至西安西门时,看到有48个苦力正缓慢地把石碑运往城中。同时他得知,《景教碑》被陕西巡抚曹鸿勋移入西安碑林。离开西安之前,何尔谟特地去了一趟碑林,给躺在地上的《景教碑》拍了照。
第二天,运送复制石碑的大车就上路了,直到1908年2月29日,2吨多重的复制碑才在上海装船起运美国。6月1日,景教碑复制品抵达纽约,何尔谟以租借的形式把石碑交给大都会博物馆公开展出。8年后,一位富有的天主教徒购买了这件复制碑,把它送给了梵蒂冈。日前,作家樟叶的小说《石语》正式与读者见面,就是取材于何尔谟盗碑未遂的这段历史。
最终,这块既包含着中华文明的精神,也包含着罗马和波斯文明的内涵;既有叙利亚文字,又有希腊的纪年;既有佛教用语,又有基督教思想的丰碑留在了中国,它被誉为世界考古发现史上“四大名碑”之一,其他三块分别是出于埃及的《羅塞塔石碑》、出于约旦的《摩押石碑》出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太阳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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