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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费兴国论:兴国天气

    时间:2019-01-28 17:44: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皇帝吃要海鲜燕窝,住要高堂大厦,穿要衮服盛装,行要宝马香车,用要金银作便器,一般是不需要别人来教导的,但有时也有例外。宋仁宗时,国势渐盛,但到底离初创不远,老祖宗牌位上那必须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奢作风的遗训犹自回响,宋仁宗当了皇帝,当然懂得去享受建国成果,但他心理有障碍,那些逸豫亡身、忧患兴国之类的思想多少残留心底,没有建立新理论来指导他汗漫使钱,他也不太敢大手大脚。宋仁宗排晏,不像慈禧那样每餐108碗,还嫌无下箸处;娱乐活动搞的也是小型晚会,那些动辄大牌明星排阵、大地场面背景等大制作,搞得不是很多。这就需要理论家来教导,来劝导了。
      林�就是这样的理论家,其职务是侍读。宋代设置了翰林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职责是为皇上讲经说史,灌输帝王术,呼其为帝王师。皇上吃的一般般,穿的一般般,住的也是一般般,他看在眼里,挂在心里,于是借助经筵讲学之国是课堂,给宋仁宗上了堂皇上理当浪费的新课。林�翻开《易经》,用手指着一行字给宋仁宗看:“需之象曰:‘君子以饮食晏乐’。”需是《易经》中的一卦,是需求的需,还是供需的需?大概都是吧,现在的需求理论与供需理论,以古已有之来推断,咱们是可以在《易经》中找到理论源头的。这么一想,政治经济学也不是什么新理论,更不是什么西学了。这且别论罢,单说林专家指着这一卦,给宋仁宗说文解字:“须频晏游,务娱乐,始合卦体,而天下治。”须者,必须也;务者,务必也。林�告诉宋仁宗,当干部者必须保持两个务必,务必保持嬉戏游玩的娱乐作风,务必保持大吃大喝的浪费作风,才符合经济学规律,才可让天下歌舞升平,才能使国家呈现出一片熙熙然的治世景象。
      冯梦龙对这个理论嗤之以鼻,嘲笑了林专家一回:“饮食晏乐,人主自会,不须相劝。”冯梦龙这话,套在其他人主身上,一套一个准,但并没套中宋仁宗。宋仁宗听了林教授一席话,吓了一大跳,抄起了一根御杖,将林学者打出:“仁宗骇其说,斥之。”仁宗这一举动,估计让专家学者很不爽,而我却有谬见,觉得仁宗这番乱棍打得好。理由是,仁宗把学识与学者分开来看了,把教授与“叫兽”分开来看了;学者并不等于学识,并不是只要是学者的话就必须听从,才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宋仁宗这次没按专家意见制定国策,我觉得完全是对的。
      林专家是想拍马屁,教宋仁宗别活得那么苦,当了那么大个官,该享受却不享受,多冤哪。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其他人没有条件,山珍海味吃不上,娇妻美妾养不了,皇上条件那么好,为甚不灯红酒绿醉一生?如果宋仁宗像其他皇帝一样,“更新”了观念,接受了林专家主张,大宋朝的国势从他这一代领导人开始就会往下快速出溜。
      林专家这次没拍好,反而挨了一顿打,也是活该。我这意思不是说,宋仁宗多么值得歌颂,而是说林专家理论水平不怎么在行,他教皇帝务必奢侈,只有结论,没有理论,与传统儒学直接冲突。经世济国的经典理论是精于勤荒于嬉,林专家却说亡于勤兴于嬉,作为心想把大宋皇朝推向新局面、新阶段的宋仁宗来说,这立论不吓他一跳吗?宋仁宗接受的是娱乐亡国家,林教授却说娱乐天下治,这中间未免缺乏逻辑链条,缺乏理论推导。
      在这一点上,蔡京比林�理论水平高多了。其政治经济学也是从《易经》里找理论依据,他找到的不是需卦,而是丰亨豫大之卦。“丰,大也。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意为,王者一统天下,崇尚国势丰盛,应如日中天、普照天下,泽被生民。当然落脚点是豫字,逸豫要大,要大逸豫,大要逸豫。具体而言,就是要大兴土木,要大搞工程,要大排歌舞,要大公吃喝,要大花国力,要大费民力。蔡京理论内核与林�思想要义,并无差别,都是教皇上今朝有酒今朝醉;他讲学的对象也没太大不同,都是一胞相承的老赵家。但进言的结果大不一样,林�成了阶下囚,蔡京却被奉为座上宾。差别咋这么大呢?
      这其中自然有人主问题,宋仁宗离建国近些,观念“陈腐”些,宋徽宗已是官N代了,只知思甜,哪知忆苦?更主要的是,蔡京这理论已然系统化。皇上您哪,作为帝国最主要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消费在前,享受在前,树立消费就得浪费的崭新理念,把GDP搞上去――“王者当以其丰盛富足之国力,泽被生民”。这个理论,宋徽宗一点也不骇其说,而是全盘接受了。大家都知道,宋徽宗开始当领导,也是励精图治的,后来接受了蔡京这一新说,他就当盖世界浪子班头,普天下郎君领袖了:玩图画,玩瘦金体;玩女人,玩李师师;玩古董,玩奇花异石;玩派对,玩文艺晚会……京都掀起一场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营筑宫室殿堂、山水园林、道家宫观的建设热潮。其规制之宏伟,功能之齐备,构建之华丽,虽后有来者,却前无古人。典型的是,他搞了一项大工程,名叫艮岳,位于汴京东北隅,初名万岁山。这是一座由宋徽宗亲自创意架构、平地堆起的大型人工山水园林。这园林“集天下名山大川,建人间洞天福地”,宋徽宗描述道:“自山溪石罅寨条下平陆,中立而四顾,但见岩峡洞穴、亭阁楼观、乔木茂草,或高或下、或远或近,一出一入,一荣一凋;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顾,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崖之底,不知是于京邑空旷坦荡平地之底,万物纷集堆积而成。真是天造地设,人谋鬼化,而非人力所能为者。”百姓人力哪能为?只有帝王集中国力方可为。建设如此工程,宋徽宗有无犹豫过?纵或有之,估计也被蔡京理论说服了。蔡京自然会说:艮岳代表着富国形象与气象,展示大国气派与气势,怎么着也得举全国之力,建艮岳工程。得,浪费与国家意义相连了,还有甚话说,建吧。
      艮岳这一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花费巨大,存世没几天,就碰上了金兵兵临城下,“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的皇家园林巨制,跟圆明园一样,毁于一旦,眼见得就看不见了。
      艮岳看不见了,北宋也随着艮岳看不见了,南宋于是“兴起”,杭州就做了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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