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或有黄金屋

　　心理学和常识似乎都告诉我们,欢愉的日子过得快,回忆时多彩多姿;艰难的日子过得慢,回顾时却空白一片。然而从“知天命”的年岁开始,对以前“苦日子”的追忆多了起来,而且越回想越堪琢磨。我们这辈人,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老三届”者,什么都得倒着来:踟蹰迷途之际就想探索天命,其时不但离“不惑”遥远,根本就“立”不起来。眼下年届“耳顺”(何为“耳顺”,谁能说清?),却惦着要替自己做个交代,于是有了如下的一番盘点。首先是自习读过的书,印象至深的那几本。
　　
　　一
　　
　　先来讲老子的《道德经》。中国人的立身之本,多取自儒家,或佛教或黄老,不过在科考制度的督导之下,大多都被赶入到孔孟的框架。1971年起,我试着读了《论语》,总不觉得入味,受到的感动尚不足以抵御惶惑。当时的主席,渴望当万民万世的“导师”,自然和孔子冲突,兴起各种荒唐的纷争,不断“揪出当代的大儒”,竟然把武将林彪定为儒教最大的代表。民众也折腾如麻,从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跳到誓死捍卫“江青旗手”,忽而又跳到捍卫其他的,直到填身沟壑还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其实“拼死打倒”和“誓死捍卫”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更确切一些,犹如一柄剑的双锋,都能斫伤人性。如此病态,“吃药”就成了主题(后来知道,南怀瑾先生有“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的妙喻)。良药哪里才能找到?
　　我之接触到老子,纯属碰巧。为了平息自己的浮躁,我随一位好友练书法,天炜兄在书画是个天才。在他家里看到一本《老子正诂》,很喜欢它题签的书法。但天炜指出,其字体虽类赵孟�,但多用偏锋,肥美而无劲气,不过书倒是值得细读的。于是开始读高亨先生撰写的《老子正诂》,不想一读就是一辈子的理念转折。
　　当时萦注在心的问题是,难道就不能做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家国”吗?这委实难。毛泽东就教训过明史专家吴晗,说刘伯温功成身退,是不可能的事:既然搏了命,怎舍得不争收获?(多年以后到普林斯顿大学拜望余英时教授,才蒙他指正,毛说的不是刘伯温而是彭和尚。)确实,在朱元璋治下,要学范蠡遁迹江湖,不为革命出力,极难。然而老子却说,这是可能的,可行的,更是值得致力追求的。
　　黄老之学,向来被看做王霸大略和奇正之术,推崇阴柔克阳刚,它能不能为小民所用?对你我这样的常人,怎样才能“保全性灵于人世”?恐怕一生都整不明白。在轮回不已的“婆媳文化”中,不要说绝大多数人熬不成“婆”,就算是熬成了“婆”,又值得回味“媳妇”的煎熬么?这层道理,用西俗的粗话直白地讲,就是既不愿意被人强暴,也不愿意为了不被人强暴而强暴人。一个人能不能从强奸和被强奸的漩涡里升华出来?
　　我是在病房里诵读《老子正诂》的。我的大姐在胃大出血后仍被驱往农场干活,一年间就恶化为胃癌晚期,回上海进行手术和化疗终无效。1972年晚秋,我看护大姐在病榻上渡过她二十六岁的最后二十天,她在强忍剧痛睡着时,我就读《老子》。它的五千言,字字珠玑,对我来说,“老子”真是天下第一。后来我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涤”,正是取自于《老子》的“涤除玄鉴,能无疵乎?”读者也许看得出,我在《南方周末》的专栏名“身后身先”,也是来自《老子》中的“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老子的教诲,能帮助俯瞰人生、历史、宇宙,得益于近年来的文物发掘,《道德经》增添了不少更合理的注释,自然毋庸在此絮叨。不过我想,人类社会,处于病态的时候正多,往往和“常态”错综莫辨,《老子》既是“药品”,又可以是“保健品”,时常服之习之,不亦宜乎?譬如眼下,“市场”是个超强的“磁场”,把人们吞噬其中团团转而不能自己,魔力所及,比“暴政”实有过之。怎样做到《老子》里的“贵身”,而不是“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怎样才能“苟全性命于市场”,已然是我们的年轻人必须过的坎了。
　　记得雨果曾经断言,“历史就是黑夜!”然而读史籍如能得其法,是可以烛照我们前行,至少能给人以慰藉的。1974年读《资治通鉴》,就曾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一个亲戚,经过自我“扫四旧”加上被抄家,居然还保有一部《资治通鉴》,且是同文书局的石印本,已属难得,于老师愿意让我借阅,更是难得。我起了通读《资治通鉴》的念头,这肯定是个原因。《资治通鉴》近三百卷,同文本订为六十册,恰好方便我每周读一册,平均日读一卷,到了周末,再换下一册来读。那时我在上海的“里弄生产组”谋生,终日扛活而收入菲薄,体力透支挺大的。夜间啃书,也算是种磨炼。同文本的线装书印制相当精美,但无标点,仅断句一项,就够我这样没甚根基的失学青年瞧的。感谢当年的时间不卖钱,“机会成本”微不足道,居然能够坚持一年多,把通读全书的“大工程”给干完了。说是通读,不如说是自我期许,在无人指点无书参照的情况下,至多囫囵吞枣而已。学到了什么,很难讲,除了一些故事之外,总体的印象是得到了不少安慰,也获得了些许自信。
　　《资治通鉴》上下贯穿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充满着中国人的磨难。天作孽和自作孽,频频发生,几乎是无卷无之,众生难得有安生的时段。即使偶有“盛世”,如唐朝的开元、天宝年间,也不超过五十年,尚不能穷尽常人的一世。虽然中国的史书多事件记述,鲜数据统计,但在少许的数字里,记载着人口的极大起伏,好不容易增长到五千万以上的人口,忽忽地又顿挫为两千万以下。由此可推断,人民多半不得终享天年。
　　读着读着,我豁然开朗:人们为之悲悼的“文化大革命”,岂是“史无前例”?实在是“前例充斥”而已矣!任何人欲安渡一生而不遭劫难,实在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奢望。与其自怨自怜,不如自砥自砺:喜乐平和在于自己,充实提升在于自己,无论时势如何,选择就在脚下,于是乎信念油然而生。读《资治通鉴》带来的这个黄金般的悟得,真是意料未及。
　　读完《资治通鉴》后,原本计划读《续资治通鉴》的,终不克坚持。一年后,《资治通鉴》得到开禁,中华书局也出了廿卷本,现代的版式,有标准的分句,甚易读。我买了一套,期望能再精读一通,但始终没能兑现,书也徒然成了供品。
　　
　　二
　　
　　介于“经”、“史”之间,对我影响显著的还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曹未风先生翻译的索麦维尔简本(三卷),颇值得记录。当年该书作为“内部发行”,由一位读友惠予转借,1975年我用了大约两个星期读了,由衷地喜爱它。
　　汤因比的格局和叙事的史诗性质,和马克思的类似,显成对比的是,汤因比强调精神生产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决定性作用,一如马克思突出物质生产的因素。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留美后,国内陆续出了不少介绍汤氏学说的书刊,汤因比在辞世前完成了全书,而他亲自选定的简本(和Jane Caplan合撰),图文并茂,也早有了中译本。在此只提他对历史的一个关键诠释――“适度挑战和成功应战”的模式,对我理解世事的影响。
　　汤因比提出了不少史实,指证一类文明、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乃至单个的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凡能从同侪中脱颖而出迈向卓越的,必以成功响应严峻挑战为契机。积年来对生活的观照加深了我对此的信服。所谓“适度的挑战”,按汤氏的解释,是非常严峻的,难以想象能以现有的资源、手段、知识技能加以克服的重大危机,然而还没厉害到压垮决心背水一战的人们的那种。记得汤因比曾举证道,美国北卡罗来那州的气候地理环境不利于生产,但那里的人积极响应,成功挑战的结果使它比自然条件远为优越的南卡罗来那州更加发达和富裕。相比之下,青藏高原的气候地理环境的挑战就太过严酷了,连耐力极强的牦牛都只能披着长毛呆呆伫立难行。故而藏民无法应战并克服之,他们形诸宗教的生活价值观也因此倾向于展望来世,对于现世的境遇则忍于调适而已。
　　当应战者充满信念,不畏风险、不惮牺牲,决心执著应战,那么,一旦成功克服危机,他们的能力、信心、境界和创造力就会有质的跃迁。其时更上层楼的辉煌便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汤因比更把人类的探索――进展的努力看作没有航海图的旅程,是一系列凭恃“信念”的活动。其中信念的强弱以及发挥信念的时机是响应“适度挑战”能否成功的决定性要素;因而也是不同文明、文化价值、政体组织、乃至家庭个人等种种人类建制区分高下的关键因素。和“唯物史观”大相径庭的是,汤氏相信,这类信念的力量很难用物化或“科学技术”的方法来测度,是数据等“硬指标”所无法准确揭示,其“规律性”远远不是铁定的。
　　汤因比称信念的力量为“内部知识(internal knowledge)”。任何具有练历和实战经验的领袖,无论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官,还是赛事博弈的高手,都懂得如何敬畏这种信念的力量。汤因比的“内部知识”,我以为,当译成“民心”、“士气”、“斗志”、“奋发向上的精神”等等,即使以神秘色彩的“气数”代之,亦未尝不可。
　　汤因比显然认为,严峻然而不是摧毁性的挑战对具有内在精神力量的――无论对民族或是个人――是上苍赐予的“相反相成的祝福”(disguised blessing);而成功的应战,不管代价有多大,都将成为推动继续进步的伟力,使应战者得以升华和超越。譬如,托尔斯泰对此就有极高的认同。在《战争与和平》里,他曾借书中人物的口说,在两军作生死对峙时,决定胜负的往往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方的将士从内心焕发出强烈斗志,奋力迸发出“乌拉――”的呐喊。
　　其他如“逆境的美德”、“创造性的个人”、“退隐和复出”等等,在汤氏的学说体系里都具启发性,例如,书中对马基亚维里及其《君主论》的讲述,是建立在“挑战和应战”和“退隐和复出”的模式基础上的。
　　汤因比曾说他对历史的志趣是一种“信念活动”,帮助人类绘制一张“航海图”,以便在混沌的世界里航行。当人们具备了能力反思,领悟到所处的环境充满了不确定的变数,为了增加存活的机会和风险能被控制的信念,他们力图把世界纳入到自己能够理解的框架并妥为诠释。神话传说、图腾宗教、科技探索、文艺创作都是这类努力,史学研究是其中之一。但要从历史中抽引出“科学规律”,以及能够鉴远知来的铁则,汤氏认为,就未免太言过其实了。
　　看来《资本论》是无论如何不能不提的了。我们一辈对马克思的学说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不单因为它是我们际遇的一个根由,而且当时受着敦促读马列“原著”,《资本论》是为数极少的“可以读的”严肃经典之一。不少青年正是抱着理解自己的境遇,试图探询社会的前程,来读这部书的。我则在1973年花了几乎一整年来啃它。
　　当时自习英语了一段时间,必须找一本词典,于是逛到了上海福州路的书肆。有人愿意出让一本陈易里编纂的《英语大辞典》,索价五元。对此高价我很踌躇,当时打工每天的“薪酬”才两毛几分钱,五块钱已相当于我全月的收入了。那人见此,便附送了《资本论》的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由郭大力、王亚南主译)来打消我的犹豫。大概是为了值回付出的书价吧,我决心读完它。
　　读《资本论》还真的需要决心。最前的五章,集中讲述货币,可把我给搞糊涂了,来来回回反复读,大约在第三遍,才略微分清了“价值”和“价格”的差别,到大致能摸到点脉络时,竟已费了一、两个月。再往下读却轻松不少。马克思的叙述恢宏而谨严,论辩充满激情和文采,以及深刻的批判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买来全书的另外两卷,整年内反复研读,《资本论》的第一和第三卷读了竟达三遍。
　　在“文革”中读书,凌慑于“文字狱”的严酷,从来不敢做笔记,即使摘录,也只原文照抄。虽说是在读“工人阶级的圣经”,我仍旧不敢记录自己的心得。然而,我又忍不住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来质疑《资本论》,当时因为没有其他的书可供参照,也只能用内证的方法来加深理解。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仿效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时用的一套边注记号来提醒自己。现在回看读过的《资本论》三卷本,有不少横杠竖杠,问号叹号,圈圈点点的,还能勾起一点当时的思绪。
　　上文提到的“价值”和“价格”的差别,曾把我搞得云里雾里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经济管理上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难有定论。说句笑话,看来只有巴菲特老头才整得明白,能在股市里游刃有余地套利于这种差别,不但把本该属于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而且把其他投资人已经攫取在手的“剩余价值”,一并囊括。
　　纵然有些问题不得理解,我还是深信马克思是个旷世伟人,这也是怀着很大的热忱读《资本论》的动力。马克思的学说引起了社会的伟大变革,风涌起千百万人的前仆后继,以“矛盾进展”的方式着力推进了人类的文明。个人认为,马克思在推动社会正义方面的贡献要超过他对“经济规律”的发现。
　　在一个多世纪的超级博弈里,马克思宏大而宿命的历史模式不断激起豪杰们的献身热忱,演出新的变局:列宁鉴于“金融寡头”的猖狂,在马克思预言的产期很早之前就将胎儿从母体拖出,早产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然而却无法交付它所应许的生产力的飞跃和选择的丰富。不过其震撼所及,却令一向为所欲为剥削的富人大为收敛。同时,资本家们也在发现,扩散和分享财富,助长有消费能力有恒心的中产阶级,事实上比一味聚敛侵削劳工更能增进长期的利润。结果是,西方社会谋求积极的响应,令马克思的“贫困在一端积累”的预断归于无形;他们在市场竞争之上又引入了收入转移分配和基本保障建设,到头来,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如所预期的那样崩解。
　　有意思的是,博弈的双方为了推进自己的“事业”作出牺牲花了代价后,结果反倒是促成了对方!苏俄集团的劳工阶级为建造一个新世界而备极艰辛几十年后,却发觉它带来的反弹力只在推动着旧世界劳资双方的妥协合作,使后者获益。不过,柏林墙倒了之后,钟摆却在缓缓回摆:西方集团以为彻底挫败了历史的挑战,可以放心重返市场的放任自由,在没有威胁的压力下巧取豪夺,结果社会保障和经济平权的诉求日渐松弛,贫富悬殊再度加剧。
　　1994年我有幸和美国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G.萨克斯教授碰面请教时,曾提出自己的顾虑。东欧集团和计划经济的垮台替欧美国家减掉压力,社会平等和公义的改革因而可能懈怠下来。萨克斯教授当即予以否定,认为西方帮助苏俄的“休克疗法”对于市场经济是互相促进的。然而里根-撒切尔以来懈怠的趋势的确有增无减。尤其在美国布什的八年,弄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不意反倒玉成了黑马奥巴马的当选。
　　读《资本论》,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表述风格让我终身受用。我当时就想,有朝一日要能返回学校正规读书的话,必以经济学或者人的行为心理学为专攻方向(当时也曾涉猎了一些精神分析疗法的介绍)。除此而外,我也学会了一点“深入浅出”的方法。也许是对马克思的体系有了一些理解,对马克思哲学以无产阶级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武器”,而无产阶级则以马氏哲学为“解放自己的精神武器”的关系有了一些把握的缘故罢,五年后邓小平恢复高考,这竟派上了用场。我不读本科而跳考国际金融的研究生时,五门课考了四百多分,超出第二名至少五十分,其中《资本论》一门就贡献了有二十分之多。
　　
　　三
　　
　　自修经典,指导自己的生涯安排,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读虚构类的书,从中汲取人生精义,每能获益。这里同样选四本书来谈谈自己的感悟。
　　过了鼎沸的1967年,学生都必须返校参加“文革”,随着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进驻,“法纪”的执行变得严格起来。1967年整年我行了几万里路,遍及大半个中国,把革命烽火全然置于脑后,若没有大串联的难逢时机,要体验祖国的壮阔山河是断无可能的。本人所在的中学乃上海的市重点,极端讲究阶级路线,几乎没有“异类”能够入读,全班约四十人,除一个“资产阶级出身”,我则以“准黑九类成分”名列倒数第二;加之学校“联动”猖獗,理应受到同学专政的管制。
　　1968年被逼回到学校宿舍,每周只能回家一次。不久我就发觉感到枯索的绝不止我一个:宿舍里不少同学在偷读“闲书”,从封存的学校图书馆里散落出来的。经央求,我交换到的第一本是李丹先生译的《悲惨世界》第二册,从第二部“珂赛特”开始。读后的感受只能用“震撼”两字来名状。雨果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内伊元帅的铁骑冲杀酣战,康布罗纳将军对英军劝降的轻蔑回答,都令我大为震动,文字竟能有如此魔力。此前我喜爱的小说都是传统的,如“三国”、“水浒”、“说唐”一类,对仅读过的“勾里奥老头”也印象不佳。傅雷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译巴尔扎克,文气滞塞,尚未入味,与五、六十年代在“邦斯舅舅”等的传神译笔不可同日而语。
　　我从此对洋文学是敬爱有加。雨果描绘冉阿让携珂赛特逃脱围捕,越墙遁入修道院的一幕令我终身难忘:沙威一伙像猎犬般步步紧逼,在厉声喝阻和重重黑影中,冉阿让背贴墙角,用自己的手肘和脚跟奇迹般地攀登十数尺的高墙,然后把珂赛特提吊上去,从黑暗势力中升华……以后我看凡是由巨作改编成的影视片,如“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等,都觉得徒成蛇足,反倒局促了自己的想象。
　　工军宣队不久就觉察到学生“私读”的暗流,派出纠察队四出清剿,被查处的学生十分狼狈,非但要认罪受罚,更可怕的,是还得检举书的来源。怎奈良知既被唤醒,着魔似的渴望读书。
　　当时的宿舍极为简陋,除了几张上下铺的铁架床,几乎一无所有,纠察队随时的突查,任何东西都无所遁形。我以一个“天才的发明”来应对,至今暗自得意。宿舍房门上原本的小窗,磨砂玻璃早已被捣碎,钉上了木板遮蔽。我在门的里侧加安一方木板,但不钉死,这样两层木板之间便形成一个小暗箱,依门的厚度,大致可以存放二、三本书。一闻有不善者来的动静,便立即跃起,滑动门里侧的小木板,将书藏在暗箱里。大概是缺乏想象力,纠察们从来没有注意到门上竟然还会有个小小的保险箱。于是我得以读书依旧。在暗箱的庇护下,我用了三个月读完朱生豪先生的“莎翁全集”。这套书是一位朋友的朋友的珍藏,劫后的余烬,碾转借阅,自是弥足宝贵。我小心翼翼,每周换一册来读。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恺撒大将》,剧中勃鲁图斯在刺杀恺撒之后,对罗马民众演讲,解释他用死亡惩戒恺撒称帝野心的原委时指出,“有谁愿自甘卑贱,不愿做罗马的自由民,而愿做恺撒的奴隶?”民众颇为所动。然而他刚离开,同为恺撒部将的安东尼一边称自己既无智慧,又无口才,一边却大肆忽悠群众。他最有力的一招是诡称恺撒留下遗嘱,要在死后把产业分送给罗马民众,每人可得七十五元。民众顿时被激成暴民,狂呼为恺撒复仇。最具点睛之妙的是接下来的一幕,旁述罗马激愤的白热化:诗人辛纳在路边被暴民截住,因为谋叛者中也有一个叫辛纳的,便不由分说,被就地正法的场景。
　　《恺撒大将》写在四大悲剧之前,但在朱生豪的集子里,排印几乎到了最后。我读此剧也已接近“莎剧阅读工程”的尾声,至此对莎翁佩服,无以复加。我当时猜想,莫非莎士比亚真经历过英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成,否则他对群众的了解何其如此入骨三分?莎士比亚是不是这些伟大戏剧的真实作者,在历史上始终是个迷。当时就有人质疑,以莎氏的经历教育,怎么可能会有如此超凡的眼界和深邃的洞察?依据之一,便是他不可能写出《恺撒大将》这样俯瞰世局、洞烛幽暗的剧作,人们据此怀疑,幕后的作者应当为牛津伯爵德威尔。
　　1969年学校彻底关闭,顶着“知青”的名义,年轻人被驱往农村接受再教育。我不巧(或适时)得了急性肝炎,等到返回上海治疗时,GPT已高达一千六百以上。住院后一天,就有一病友因GPT过高而病故。回想起来,当时我能够坦然面对死亡阴影的,是带到病房的书:高植先生翻译的《战争与和平》第三卷。恐怕已受到传染病毒的沾染,书主已断了索回的念头,因此它陪我度过了几个月的病榻生活。反复地诵读,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托翁作为现实手法的巨匠是无与伦比的,他文思高卓,文气磅礴,文体清朗,文字雄健,与雨果、莎翁有如三座高峰并肩雄峙。《战争与和平》从第三卷开始,有托翁对历史动力和权势互动的大段夹议,曾引起不少人的非议。如法文大师福楼拜,对此就哭笑不得,以为累赘;托尔斯泰本人也曾游移不定,在书的各种版本里前后几度取舍这部分的内容。后来我才明白,按以赛亚・柏林的著名论文《狐狸和刺猬》的见解,托翁是一头多智的狐狸,尽管他愿意自己是只深邃、执著、追求单一目标的刺猬。我却以为,即使托翁本人有心成为刺猬,也必不拘束于一只作家型刺猬,他的终极关怀和博大胸襟必不止于文学,小说不过是他目标的一个载体而已。在答复英国评论家罗斯顿的信中,托翁曾说,“我对自己是一个重要作家深表怀疑,……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百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读我的作品,……因此我不想处于可笑的地位”。
　　一百年后,为他的文字所折服、为他的精神所感召的,绝不止像我这样一个失学失业而濒临病死的青年。我委实喜爱他的议论。托尔斯泰对历史伟人(以拿破仑为典型)的评述中认定帝王们不过是历史的奴隶,权威越高,越受制于各种力量的摆布,越不自由。而他的论断“历史,即人类的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的生活,利用帝王生活的每一分钟作为达到各自目标的工具”,也一再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当时的我所要追求的固然不只文字的伟力,而当时的处境,又何尝允许人们憩享文字一端呢?从《战争与和平》开始,我对托翁的文章可说是有一篇读一篇,引为精神的北辰,他的“天国在你的心里”成了我的座右铭。终其一生托翁都在致力验证“上帝与人父子般的关系,人与人兄弟般的关系”。如若没有天父,人和人的兄弟般的关系何以依托?在父子反目、夫妇成仇、朋友之间被迫互相揭发陷罪以求自保已然成为通例的当时,人们无可奈何地堕入无赖的境地,我从托翁的书中汲取了莫大的信念力量。
　　以不寻常方式读的书尚有多本,再举一例以为追忆。开放前的信息钳制真如铁桶般严酷,稍不慎,即可堕入囹圄。偷听国外新闻,所谓“窃听敌台”者,一遭猜疑,即有牢狱之灾。而在乡间务农,地处偏远,能逃避城市里的严密电波干扰,所以知青中有不少自制短波接收器,来突破障碍获取信息。我当年自制四管(晶体管)的收音机,并绕制了一个短波线圈,以便在农舍里收听“美国之音”之类的“敌台”。因为是众知青合住的集体户,唯恐室友们觉察,故意把短波线圈少绕数圈,靠手捏紧一根拖线才能补足电容校准到目标电台,手一松,电容随即变更。夜阑人眠时带上耳机,捏紧引线,“美国之音”就清晰传来;一有状况只需手一松,电波便跳回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波段上去了。如此这般,在“文革”中的几年里,竟能持续接收“反革命信息”而未遭祸害。我打着哆嗦听到的诸如“林彪元帅在外蒙坠机”和“毛泽东的遗孀在政变中被囚禁”之类的特大消息,都比大众早得多。
　　“美国之音”每天晚上在教授“英语九百句”之余,辅以阅读节目,由何立达女士朗诵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从汤姆为了逃学假装牙疼,被波丽姨母拔掉牙齿,到诱人刷墙代自己干活还赚取利润,初具领导气质,到与哈克一同和印第安老约斗法,而获得意外之财被法官收养。最精彩的段落,是哈克在密西西比大河上遨游和探监老父亲,在在令人神往。何女士清新曼妙的声音至今历历在耳,我也曾因之遐想她姣好的面容。后来到美国留学,才有人告知,何女士已是六十上下的老妪,觉得颇为有趣。但不经意间,我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1981年底留学,在美国补考TOEFL,我的考分几乎到了六百,在同校百余名大陆留学生里是仅有的高分。这不能不说是歪打正着,“远程电子教学”的一项副产品吧。
　　
　　四
　　
　　回顾个人的自学,正是在“生计无着”的最困窘的阶段,读了这些与生计无补的书。夫子有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我恰是在行无余力时学的。读书在当时,实在是一种“自救”努力――对自己灵魂的“自我救赎”。确乎,能认明自己的处境,萌生达观和进取的信念,即为“生计”。古人常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指的或许就是这层意思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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