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作郑笺]诗家总爱西昆好 独恨无人作郑笺
时间：2019-02-09 05:41:4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祖籍上海,1939年生于四川成都(古益州),故名四益。196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中下干校、离上海、进工厂。1975年调新华通讯社湖南分社任记者、政文组长。1981年进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旋调《�望新闻周刊》,历任编辑、编辑室主任、编委、副总编辑。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与画家丁聪、黄永厚长期合作,有《百喻图》、《唐诗图》、《世相图》、《竹枝图》等系列。有《绘图双百喻》、《唐诗别解》、《丁丑四记》、《轧闹猛》、《权势圈中》、《准花鸟虫鱼》等著作十余种。
亚椠欧铅意欲兼,
闲情偶赋不妨禅。
南华北史书非僻,
辛苦亭林自作笺。
这是钱钟书先生1934年写给他的老师吴宓(雨僧)的一首诗。钱先生的意思,当然是不主张为自己的诗歌作注释的,所以把喜欢为自己诗歌写下详尽注释的顾亭林(炎武)和吴雨僧(宓)一网打在了里头。
文学作品,特别是诗,其实是不必只有一种解释的。作者创作之际所想的,未必就是读者读时所领会的。张三领会的,未必就是李四领会的。李商隐的一首《锦瑟》,至今人言人殊,反而增加了无穷的兴味,若是只有一种惟一的诠释,反倒索然无味了。所以前人说,“诗无达诂”。这既是说诗没有一种惟一的解释,又是说诗何必要有一种惟一的解释。这样,一切对诗的解释尤其是对自己诗歌的解释,就统统成为多余。作者自己的解释,或许会对读者了解诗中所述的事实与写作时的环境有所帮助,但同时也限制了读者思维的展开,取消了阅读时遨游诗境、发挥想象的乐趣。
不过,似乎不能一笔抹煞笺注的作用。时移世隔,后人读前人诗文时,因为对作者写作的时代、环境、人事、语言的隔膜,句读尚难,怎能进入欣赏的状态呢?所以,今天才会有这许多笺注本、评注本,乃至会评会注本问世。即使钱钟书先生不为自己的诗歌作注,只怕也难挡住他人来为《槐聚诗存》作注的,就像钱先生也会为宋诗作注一样。这样一想,像顾炎武、吴宓这样自己作下许多注解,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免得一些逞才好事之徒弄出些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注解来。
所以,笺注似亦不可无。只要没有皇帝诏令某书只许用某注,不许别人染指;只要读者不是把笺注当作圣旨而只把它当作欣赏的助力,那么,对于普通的读者(淹博者自然无须注释,不在此列),有注实在比无注方便得多。出于这种考虑,当河南《中学生阅读》杂志的编辑说想介绍我和丁聪先生合作的《绘图新百喻》,并希望为每一篇配一段解说时,竟略无推托地一口答应了下来。
答应之后,颇费踌躇。1983年起兴用“聊斋体”的文言来写《新百喻》时,不过是一种尝试,不曾想过会一发而不可收,也不曾想过是否能为不同的读者(比如中学生)所接受。现在作解,若是把“解”变成疏通文字的工作――真真是自作郑笺了――岂不是自找麻烦?读者会问:“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而且,我也觉得浅近的文言,对于高中生不该有多少障碍,繁琐的注释、串讲,完全可能变成多余的赘疣。于是,解说便回避了词语的注释。我试着丢开先前作者的立场而以读者的立场来读这些故事,写下读后的一些感想。这些感想,有些是先前写作时就有的意象,有些则完全是重读时想到的另外一些意思。所以,与其说是故事的讲解,不如说是题外的发挥。当然,因为篇幅的限制,发挥也只能择其一点,不及其余。但是,恰恰因为择其一点,反倒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不致完全夺去读者会意、反诘、发挥、批评的乐趣。
以这种形式在《中学生阅读》的高中版上介绍《新百喻》,竟一直延续了五年之久,后两年还扩展到了初中版上。
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喜欢这些图画和文字――少年的、青年的、中年的和老年的。希望他们从中找到他们想找到的东西,即使仅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共鸣、欢喜、激愤或是憎恶,也比让人一无所得的长篇空论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