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真的知识阶级”】知识阶级
时间：2019-02-10 05:27: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报纸上的杂文中认识陈先生的。那个时期胡耀邦总书记主政开明,改革开放渐入佳境,不仅经济形势大为好转,而且政治形势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宽松局面。一叶知秋,小小杂文也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政治天晴则杂文兴,政治天阴则杂文衰。八十年代中期,杂文“春风吹又生”,许多杂文作家,尤其是一些因写杂文而被打入另册的老杂文作家,在解除头上的枷锁、冲破思想的牢笼之后,创作激情喷薄而出,写出了不少惊世之作。
我那时还只是一个杂文爱好者,对报纸上的杂文爱不释手,看完了还要想办法把它们剪下来,珍藏在我亲手制作的剪报本里。陈先生的作品在我的剪报本里占据了很大的空间和很重要的位置,他的《要不得的“家谱论”》、《未庄的舆论》、《马寅初姓马》等名篇,是我剪报本中的精品和珍品。由于那时的报纸数量比较少,物以稀为贵,看报还是一种难得的“高消费”。我所在的单位虽然是银行,但办公经费是有一定限制的,订阅报纸必须在上级指定的几家中央和省级党报范围内。我当时已当行长了,便“以权谋私”订了一份并不在上级指定范围内的《长江日报》。而据我所知,陈先生发表杂文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他的作品大多“专供”《长江日报》,很少投到外地报纸。他似乎不讲究报纸的名气大小和级别高低。他对《长江日报》如此情有独钟,也许同他与《长江日报》的特殊缘分有关――当年使他因言获罪的那篇杂文《倚墙为生的人》,便发表于《长江日报》。他几十年的“另册”生涯,其不幸遭遇可谓九死一生。平反后“变本加厉”地写杂文,《长江日报》由他的伤心地变成他的精神乐园。正是因为陈先生与《长江日报》的这种特殊缘分,我也才有幸经常与他在《长江日报》神交。
杂文界很多文友都知道著名杂文作家曾彦修(严秀)曾在《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的序言中高度评价陈先生,“深觉泽群同志的杂文在全国都是数得上的佳作”,是“大陆上有数的重要杂文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宿宗先生执掌《湖北日报》“东湖”文艺副刊的杂文。他既编得一手好杂文,又写得一手好杂文,在湖北乃至全国杂文界都颇有名气。也非常感谢张先生对我的指教和提携,更要感谢他给我特别介绍陈泽群先生,使我对老先生的认识和感情更深了一层。
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拜见陈先生,是我另一位忘年之交的文友符号先生帮我实现的。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符号先生邀我去拜见陈先生。来到陈先生在江汉大学的府上,目睹陈府的房屋和陈设,我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所谓的陈府,只不过是两间不足五十平米的筒子楼宿舍,大约始建于七十年代,早已陈旧不堪;“府”内除了他视为宝物的书籍随意四处摆放着,其余简陋的家具和陈设,都堪称“废物”。不过,不知何故,当我见到陈“府”时,竟然一点也不惊诧。而我之所以不惊诧,恐怕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这就是陈先生的真实“所在”。他的陋室,就是他的命运的真实写照;他的杂文,就是他的“陋室铭”。
我“欣赏”了陈先生的陋室,便情不自禁地想到鲁迅那首著名的《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而鲁迅虽然是生活在战乱年代,遭受国民党当局的打压,但他还有财力“躲进小楼成一统”。我到上海拜访过鲁迅的“小楼”,那是条件很不错的洋楼,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那样的“小楼”也不是一般人住得了的。倘若鲁迅活到解放后,倘若他不像郭沫若那样“俯首称臣”,恐怕是住不上大四合院的。而以鲁迅为师的陈先生,遭遇了鲁迅有幸没能遭遇到的不幸,平反之后能在陋室里呆着,恐怕已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我从1998年到北京居住之后,就更没有机会拜见陈先生了。虽然只和他见过一面,但由于此前此后大量地阅读他的杂文并了解他的经历,他那瘦弱的身体,坚强的意志,洞穿世事的眼神,深刻的文笔,都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底。忽然有一天,符号先生打电话告诉我,陈先生驾鹤西去了。我当时难以前往武汉去参加他的悼念活动,只好背北面南深深三鞠躬,以寄托我对他的哀思。
陈先生因杂文而一生坎坷,可他对杂文的追求却终生不悔。我想起鲁迅先生在《关于知识阶级》中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在我心目中,陈先生堪称“真的知识阶级”。他高尚的人品和高雅的文品,都表现出“真的知识阶级”的格调。陈先生走了,他的文章还保留在我的剪报本里(用了电脑后就在收藏夹了)。人的躯体不在了,思想或精神还存在着。这就是“真的知识阶级”的价值吧!
2008年12月-2009年2月
题、插图/无题/郭德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