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与抗争的历史文本_流放之路17173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 身体 殖民逻辑 暴力模式 审美化 流放与抗争 　　摘 要：在小说《宠儿》中，托妮•莫里森揭示了美国白人对黑人身体施暴的“隐形暴力”和“显形暴力”模式及其中的危害性，阐明了美国黑人对身体进行审美化等消解后殖民逻辑的颠覆策略，呈现了一种不同于白人的差异表述，演示了多样化的种族概念的合理性;黑人身体是黑人在流放与抗争的共同体验中形成的历史文本，加强了美国黑人族群的集体凝聚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黑人的文化与社会，成为他们生存及反抗殖民意识的基本立足点，这有助于非裔美国黑人构建自我和民族的主体性和民族身份，从而达到作为弱势群体的黑人从身处边缘向中心递进的政治目的。
　　
　　托妮•莫里森于一九九三年“以其丰富的洞察力和诗情画意的小说把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写活了”(雷格，2000：ii)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里所指的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美国蓄奴制留给黑人的文化创伤，如魑魅般挥之不去的种族歧视以及美国黑人的抗争。用于献给六百万多的死者亡灵的小说《宠儿》呈现了这样的一部美国黑人的心灵史。这部小说贯穿着两种冲突的声音与话语。一方面是白人对黑人的客体化与概念化的物化过程，这不仅给美国的白人/黑人形成主/奴、优/劣、统治/被统治等关系范式合法化，有效地控制黑人的文化身份，而且导致了黑人心灵的严重折损，阻碍了黑人主体性的发展。另一方面，黑人不愿提及却又不能摆脱那梦魇般的痛苦记忆，这一直困扰着他们。这既是个体的也是整个民族的创伤。要获得自我的、民族的自由，就必须重构自我和民族的身份和主体性。后殖民视角主要是一种文化逻辑，而不是一种地域概念。在美国终结蓄奴制之后，这种白人/黑人的主/奴、文明/野蛮等殖民意识形态依然存在。托尼•莫里森通过揭示白人对黑人身体的施暴方式以及植根于黑人族群社会历史对黑人身体的重新书写来重构黑人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性建构，巧妙地以一种不同于美国白人的支配话语呈现了黑人个体与族群的社会化奴役经历，强调一种差异性表述，揭示了多样化的种族概念的合理性，从而达到作为弱势群体的黑人从身处边缘向中心递进的政治目的。
　　
　　一
　　
　　身体的形式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实体，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这是一套通过它的外观、尺寸和装饰的属性对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编码的手段。身体的意象弥漫在意义的结构之中，这是通过一种文化在建构其主体的含义和位置时来实现的：身体……既是一个被表现的客体……也是一个有组织地表现出概念和欲望的有机体，两套表现系统相互缠绕和重叠。而社会身份有很多就是关于我们怎样察觉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的。（卡瓦拉罗，2006：95-96）
　　在《宠儿》中，六个黑奴生活在一个叫“甜蜜之家”的种植园里。在这个如监狱式的农庄里，黑人们经受着各种各样的奴役生活。但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身体的奴役，他们没有自由身;在白人奴隶主来说，黑奴就得“被租用，被出借，被购入，被送还，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被掠夺”①。黑人的悲伤、恐惧、愤懑、孤独和冤屈等等都在这个所谓“甜蜜之家”的农庄里的黑奴们的身体上清晰地铭刻出来。但白人奴隶主对黑人身体的规训与施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是比较温和而隐秘的，另一种是比较暴烈而凶残的。在学校教师未到来之前，“甜蜜之家”的主子是加纳先生和加纳夫人，加纳先生“不仅派给他们干活，而且给了他们怎么干活的特权”，“最要紧的是他听他们说话”，因为听从他的奴隶的意见“并不会剥夺他的威严和权利”。他在外夸口他的黑鬼各个都是男子汉，因为他“勇敢和聪明得足以塑造和称呼他的黑鬼们为男子汉”。加纳夫人是一个给他们“做肥皂、从不高声说话的女主人”，在塞丝结婚的时候甚至送给她一个水晶耳环作为礼物。就是这样的女主人在加纳先生去世后，卖掉黑奴保罗•F，后又叫来加纳先生的妹夫“学校老师”来管理这些黑人们，她需要“家里有另一个白人”。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对人体的操纵、塑造和规训的中心观念是“驯顺性”（福柯，1999：154）。正是在这种温和而隐秘的管理下，黑人被占有、被驾驭、被改造并且被驯顺。这种对身体的驯顺性在塞丝身上充分体现，塞丝伺候加纳夫人“不觉得恶心”，“我伺候她，就像伺候自己的母亲”。尽管西克索自觉意识比较强，“他是唯一一个看见加纳先生去世不是那么难过的”，但在这种温和的规训下也没有计划出逃。因此，在这种隐性的殖民话语下，对身体的规训是一种蒙蔽性更强的暴力，自然不利于黑人的主体性的自觉与发展。更为有害的是，黑人对自身的身份容易产生迷失，在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小女孩科佩拉觉得在生活中备受摧残、嘲笑和奚落是由于自己的黑人的“丑陋”特征造成的，因而渴望有一双白人般的“最蓝的眼睛”，由于这种白人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对她的腐蚀，最终陷于精神分裂和崩溃。在这里，莫里森把白人的殖民意识形态给黑人造成的危害性通过身体这个欲望有机地表现出来，这给黑人的身份重构起到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
　　与隐蔽的身体暴力相映衬的是比较暴烈的表现形式，通过外在的暴力来驯服黑人的身体，摧毁他们的心灵。若说加纳先生在黑人身体所施行的是一种“隐暴模式”的话，那么“学校老师”所施行的就是“显暴模式”了，表现为黑人身体或被侮辱、或被焚烧、或被毁坏等烙印。这种暴力模式从白人在西非贩卖黑奴就一直延续着。白人通过这些印记确认黑人的归属，驯服他们的肉体，摧毁他们的灵魂，在黑人的肉体上铭刻自己优越性和黑人的劣等性。在《宠儿》中，圣贝比•萨格斯失去了八个孩子，四个给逮走了，四个被人追捕，只剩下身边的黑尔;斯坦普•沛德老人的妻子在早年被他的少主子长期占有;黑人妇女艾拉被一对白人父子长期霸占;塞丝母亲身上的记号;保罗•D口中的马嚼子;西克索被焚烧;塞丝背上的“树”形疤痕，等等。而所有这些肉体伤疤和内心创痕难以启齿却也难以抹去，这是蓄奴制语义的演绎结果。对此，黑人有一个认识过程。在学校教师的强力管制下，保罗意识到“学校老师”教给他们一个左右摇摆的真理：他们只在“甜蜜之家”才是“甜蜜之家”的男人，走出那块土地一步，他们就是人种中的渣滓：“是没有牙的看门狗;是没有角的公牛;是阉割的辕马，嘶叫声不能翻译成一种重任在肩的人使用的语言”。循着“学校老师”的逻辑来说，我们能够解释保罗身强力壮却感觉自己“怎么就成了一个布娃娃，让一个年轻得可以做他女儿的姑娘随时随地捡起来、丢回去”。然而多年来，保罗•D相信是“学校老师”把加纳先生栽培的男子汉又变回了小孩子，这才造成他们的出逃计划;出逃失败被捉后，他被套上三辐轭并吃铁嚼子，眼见西克索在火堆里大笑地死去，被明码标价出售，再到他从阿尔弗雷德监狱出逃路途上的骇人的所见所闻等等。他开始怀疑“学校老师”之前和之后到底有多大区别，意识到所谓的男子汉也是加纳先生命名并且可以随时收回的虚无的东西，在获知“学校老师”追赶怀孕的塞丝一直到辛辛那提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她的价格比他高;是免费的再生产的财产”。所有这些使他意识到被“隔绝在一个美丽的谎言里”。可以说，白人对黑人身体的驯服与操控的两种模式渐渐地被揭示出来，而其中的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对黑人的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压制和迫害。对白人奴隶主来说，对黑人身体的规训和伤害是显示白人的优越性、蓄奴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从黑人看来，身体上的印记是他们屈辱和痛苦的记忆载体，严重地阻碍了黑人自我身份的确认，也是蓄奴制罪恶的血的见证。就在美国终结蓄奴制之后，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依然存在，“到了一八七四年，白人依然无法无天，整城整城地清除黑人”，“黑人仍被处私刑、焚毁、痛打”等暴力行为;就在当下，白人与黑人间仍处于优越与劣等对立的意识形态、中心与边缘的政治经济地位中。但是莫里森揭示了美国白人对黑人身体施暴的两种模式以及其剥削和压制的实质，表明了美国黑人的意识觉醒，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黑人主体性的自觉，那么如何消解白人的殖民逻辑去建构自己的主体性，重构自己的民族意识和身份便摆在眼前。
　　
　　二
　　
　　正如保罗所意识到黑人被隔绝在“美丽的谎言”里一样，因为“那儿并不甜蜜，当然也不是个家”。塞丝也意识到“甜蜜之家”的欺骗性，“她不再想听有关白人的新闻了……那个用白人热爱的方式打扮起来的世界”，因为这个打扮的世界就如“甜蜜之家”在她面前展开的一样，展开“无耻的美丽”这使她怀疑“是否地狱也是个可爱的地方”，“小伙子们吊死在最美丽的梧桐树上”，而“对那些美妙的沙沙作响的树的记忆比对小伙子的记忆更清晰”。下面我们就以塞丝脊背上所背负的“树”状伤疤为文本进行进一步的解读，看黑人如何对白人的“无耻的美丽”进行颠覆性的“重新书写”：
　　
　　是棵树，露。一棵苦樱桃树。看哪，这是树干――通红通红的，朝外翻开，尽是汁儿。从这儿分杈。你有好多粗大有力的树枝。好像还有很繁茂的树叶，如果不是盛开的树才怪呢。小巧玲珑的樱桃花，真白。你背上有整整一棵树。正盛开着花。
　　
　　在小说《宠儿》中，塞丝背负的“树”状伤疤多次显现出来，是小说的一个中心意象。莫里森把黑人身体空间转换成人们看不到的一套话语结构，同时保留其含义的不确定性，从而把蓄奴制对美国黑人的毁灭与摧残进行了有力的揭示;同时，莫里森也进行了话语的重构，说明了话语的多样性和存在的合法性。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及其后人失去了他们非洲的语言和文化，带给他们的是一套白人压制的语言与文化，并把他们的语言文化符号在黑人身体上进行铭刻书写，定义者把他们的统治和支配的话语定义铭刻在被定义者黑人的肉体上，而在黑人肉体上的定义主要呈现为两种模式(如上文所说明的一样)，通过揭示这两种模式实质的一致性，我们看到了殖民逻辑所标榜的“自由”、“民主”、“仁慈”、“恩赐”等虚伪性和非人性实质，他们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和民族排斥在人类之外。塞丝背负的“树”状伤疤就是这样一种白人支配的操控代码，这种代码暴露了“美丽的谎言”和“无耻的美丽”。此外，这种受压制的、受摧毁的肉体还在承载着“文化文本”，尽管肉体上已经麻木，“背上的皮肤早已成了一块起伏不平的搓衣板”，但心灵的创伤和存在的精神伤痕依然啃噬着身体，而那套殖民主义话语代码依然存在并继续着，如那棵“树”一样还在生长。所谓的理性对疯狂、智力对身体的殖民主义压制话语在塞丝“树”状疤痕上也体现出来。
　　但是，另一方面，黑人的身体也是黑人反抗暴力、抵抗压制的策略和场所，进行差异表述以颠覆白人的支配话语。受奴役的黑人的身体对黑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几乎成了他们确认自己的存在和身份的唯一所有了。正是受折损的肉体使他们的反抗意识和行为更加自觉和主动。我们可以把塞丝背后的“树”形印记同她的母亲肋下的创伤印记联系起来看。她母亲的乳房下方肋骨的皮肤上有火烧出来的一个圆圈和十字架，母亲告诉塞丝有着这印记的人都死了，一旦她死了从脸上又认不出来，可以通过这个记号认出她。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印记看出她母亲的屈辱和反抗，她母亲把那个原属于奴隶主的标志进行了重新编码，成为了身份证明，从而对奴隶主的拥有关系形成挑战。此外，她还告诉塞丝，你不仅是一件物品，一件属于别人的东西，你是一个人，能够拥有自己的欲望。为了表明自己的欲望与个体生命，她把那些白人强奸她所生的孩子全部扔掉，只留下与自己所爱的黑奴所生的塞丝。这种反抗尽管无奈，但是也充分表明她拒绝被白人“书写”与强奸的努力――涂抹白人书写的印记，要么就改写或反用其意义(王玉括，2006：54)。塞丝和她母亲印记都是被强加的殖民逻辑的文化代码，但塞丝背后的“象形文字”也被重新编码、被改写或逆写其意义，表达了黑人的欲望。正如保罗•D发现塞丝背后的“树”所含的双重含义，它们彼此对立。他感到这是“一堆令人作呕的伤疤。不像她说的，是一棵什么树。也许形状相似，不过可不像他认识的任何一棵树，因为树都是友好的，你能信赖，也能靠近它们，愿意的话，还可以跟它们说话……”在保罗看来，塞丝的树是对黑人作为客体而言的，这是白人强加的印记，黑人自己并不想培育这样一棵苦难之树，这一方面说明了黑人无奈的处境和屈辱的历史;另一方面也道出了黑人对树的情感认同，树也是生命的象征，是他们生命的伙伴，保罗称自己挑选的树为“兄弟”。塞丝也是通过“树”的文字书写了自己生命的体认、命名与重新界定的过程。树是大自然的生命象征，塞丝和其他黑奴在大自然中的生活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光芒，颠覆了白人知识/权力话语的任何合法性。这里以塞丝与她丈夫的第一次结合及大家吃玉米的场景为例。
　　
　　花丝多么松散。汁水多么饱满。……扒下紧裹的叶鞘，撕扯的声音总让她觉得它很痛。第一层包皮一扒下来，其余的就屈服了，玉米穗向他横陈羞涩的排排的苞粒，终于一览无余。花丝多么松散。禁锢的香味多么飞快地四散奔逃。……花丝多么松散。多么美妙、松散、自由。
　　
　　这里，黑人的身体和大自然多么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蕴涵的性意识在自然的召唤下呈现出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审美的愉悦，我们不仅感到自然中勃发的生命活力，也感到黑人跃动的敏感心灵、美丽的身体和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可以说，黑人的身体在大自然中的书写是美丽、自由、生命活力。在此背景下任何对黑人的身体的污损都是丑陋的、非法的。白人奴隶主“学校老师”用笔记本和测量绳来记录塞丝等人身上的动物属性，他“把那绳子在我脑袋上缠来缠去，横过我的鼻子，绕过我的屁股，数我的牙齿”，并教导他的侄子们，把塞丝的“人的属性放在左边，她的动物属性放在右边”。在塞丝怀孕的时候，他的两个侄子抢走了她的奶水，在塞丝把这事告诉加纳太太后，“学校老师”指使他的侄子划开了她的后背，鞭打了她，伤口愈合了便成了一棵树。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莫里森对塞丝后背上铭刻的“树”形伤疤审美化所体现的政治张力了：树越是美丽，那么白人强加的铭刻书写越是丑陋、非法和非人性;或者说，这里的诗情画意与其说是审美，还不如说是政治性的控诉，颠覆了白人的优越/低劣、人/非人等殖民逻辑。
　　
　　三
　　
　　正如梅•亨德森认为，因为伤疤在塞丝的后背上，“塞丝只能通过别人的凝视来阅读自己，对他的挑战在于，她必须学会阅读自己――也就是说，学会塑造自己身体文本的历史”(转引自王玉括，44)。其实，这不仅是塞丝个人要学会塑造自己身体文本的历史，也是整个民族要学会塑造自己文本的历史、重塑整个民族身份的问题。莫里森通过塞丝的大女儿“宠儿”的死而复生来重现那段黑人“不堪言说的言说”。黑人的历史与文化基本上是被白人涂抹掉的，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根。莫里森通过宠儿鬼魂的身体再现使黑人的历史言说落实到有形的、具体的现实层面上，从而成为黑人“记忆的现场”，成为他们塑造自我身份、民族身份的场所。只有正视自己的历史和过去，黑人族群才能正视自己的现在和发展未来。而正视过去就得正视宠儿的存在。对过去的重新回忆既是黑人内心分裂和痛苦的过程，也是他们心理疗伤和愈合的过程。首先以黑人个人为例。保罗•D通过喊宠儿的名字以及与宠儿发生性关系而获得自我;对于丹芙来说，在与宠儿为伴时才渐渐地排除孤独，进而走出家门、外出上班、融入族群而获得主体身份;十八年来，塞丝因杀婴而内心经受痛苦的煎熬，后对还魂归来的女儿索求的爱都百依百顺，以弥补对她缺失的爱，尽管宠儿对她索求的爱没有止尽(因为她们太缺乏爱了)，进而塞丝受鬼魂制服，但正是通过这种爱的宣泄，塞丝才能渐渐地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若没有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社区的其他黑人又如何能够用歌声“驱魔”，“使她从对过去/死者的依赖向对生者的回归：回到保罗•D和丹芙的关爱之中，回到家庭生活与社区当中”(王玉括，55)。
　　宠儿还阳的身体不仅是黑人个人记忆的危机和机会，同时关联着整个黑人民族历史和现实的作用。正如莫里森在作品题词和扉页上所说的，作品是献给“六百万甚至更多的”的黑人，并称他们“不是我的亲人，我叫他们亲人;她不是宠儿，我叫她宠儿”。 宠儿不仅是塞丝以前割断喉咙的婴儿的身体还魂，而且是整个黑人族群的心中的原型，她是非裔黑人民族的宠儿，黑人民族只有接受并重塑历史才能重塑民族身份。在丹芙问她为什么叫宠儿时，她说，“在黑暗中我的名字就叫宠儿”，并且描述她那里漆黑，自己很小，躺在那里，“蜷缩成一团”，并且说那里“滚烫”，“死人成堆成堆的”，那里还有凶恶的“没有皮肤的人”。再到后面宠儿的心理流动，“他们在水上漂浮”。这使人联想到海上黑奴贸易路线“中间通道”的贩奴船，黑人从奴隶船一直被运到美洲像“甜蜜之家”之类的种植园。受奴役的黑人都生活在与外部隔绝的世界，这段黑人的被奴役的历史以及相应的奴隶制度，是黑人民族背负的历史伤疤。宠儿还阳的身体一方面是他们对过去重新记忆的幻觉体现，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黏合了民族记忆碎片以追寻自己的民族身份。黑人从非洲被俘获贩卖成奴，丢失了家园，他们产生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暗恐心理”( Uncanny)，一种“恐惧之类的情绪，但寻根溯源，却是早就知道早就熟悉的事引起的”(童明，2007：98)。“暗恐心理”在德语里是“Unheimlich”(英语直译为Unhomly)，它的反义词是Heimlich(直译：家园的、舒适美好的)，因此，这种心理上的恐惧与陌生具有“家园”的根源(童明，98)。失去家园的非裔美国黑人显现了他们的历史与当下，从而体现一种超越逻辑，即“以差异表述为特征的文化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要演示曾被压抑的那些创痛历史” (童明，96)。这种创痛历史的演示是当下文化与政治的需要而显现的。在这种差异表述中，黑人民族体现出对家园的共同情结，白人的压制迫使政治上失语症的黑人发出他们的反抗声音，种族制度和奴役历史不能阻止黑人续补自己历史的断层、缀合历史碎片的努力。在这种差异表述中，非裔美国黑人独特的身体体验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黑人的文化与社会，成为他们生存及反抗殖民意识基本的立足点。正如塞丝的婆婆圣贝比•萨格斯在“林中空地”的布道：
　　
　　在这里，是我们的肉体;哭泣、欢笑的肉体;在草地上赤脚跳舞的肉体。热爱它。强烈地热爱它。在那边，他们不爱你的肉体，他们蔑视它。……哦，我的亲人，他们不爱你的手。他们只将它们奴役、捆绑、砍断，让它们一无所获。爱你的手吧!……那边，远在那边，他们看见嘴在流血还要在伤口上再戳一刀。他们不在意你说什么，他们不听你嘴里尖叫的声音，他们会夺去你吃进嘴里滋养身体的东西而代之以渣滓。不，他们不爱你的嘴。你得去爱它。……哦，我的亲人，远在那边，他们不爱你不带绞索的挺直的脖子，所以爱你的脖子吧……还有你所有的内脏，他们会一股脑扔给猪吃，你得去爱它们。爱……你的心跳，爱你怦怦跳动的心……爱你的心。因为这才是你的价值所在。
　　
　　这里，莫里森显现了两种对立的立场和完全相反的表述。“非我族类治于人”的逻辑在非裔美国黑人的身体文本里进行了一番逆写。自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时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遵循着身体与智力的二元对立逻辑，前者受制于后者。前者是野蛮、不开化的代名词;后者是文明、开化的象征，自然形成了文明者要给野蛮者带去“福音”。莫里森根据非裔美国黑人的经历颠覆了西方世界智力优等、身体低劣的殖民逻辑。失去自由的黑奴在“心理流放与抗争的体验中建构黑人身份”(Hooks， 1994： 426)，而“这种自我主体性的部分抗争是在寻求途径以建构那种对立的和解放的自我和身份”（Hooks， 426）。受奴役的黑奴所有的也只有肉体了，身体成为白人铭刻的牺牲品，但白人阻断不了黑人爱自己身体的自由。因为他们爱他们的身体，宁愿自己的心肝宝贝在另一个世界去流放，也不愿他们的身体和孩子被白人做动物的实验品被“测量绳”和“记事本”来记录。宠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流放者。在流放的同时是对立的抗争，两者不可分开。非裔美国黑人的历史便是这样流放与抗争的历史文本。在这种历史文本书写中，黑人的身体成为黑人确立主体身份和民族身份的一种社会建构空间。正是这种身体意识的文化自觉使黑人文化具有了黏合剂的作用，不仅缀合了碎片的心，也团结了黑人族群，加强了黑人族群的集体凝聚力，成为他们力量的象征。在小说结尾处，因塞丝杀婴而疏远她的黑人邻居们在获知她受制于鬼魂奴役时，他们一起来到塞丝家的门口用身体的和声和迷狂的表情来帮助她驱逐鬼魂，塞丝仿佛又回到“林中空地”的布道与歌唱的情景，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洗礼，终于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
　　综上所述，非裔美国黑人族群在自己的社会建构中，他们逐渐地意识到白人对他们身体施暴的压抑实质，并对自己的身体文本进行了重新编码，呈现了一种不同于白人的差异表述，演示了多样化的种族概念的合理性。在非裔美国黑人的历史重构和去殖民化过程中，他们逐渐地唤醒了自我和整个黑人民族主体性，在颠覆白人的殖民意识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民族身份，从而达到作为弱势群体的黑人从身处边缘向中心递进的政治目的。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杨 �，广东东莞理工学院外语系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跨文化交际等。
　　
　　① 参见潘岳、雷格翻译的《宠儿》，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0页，后面的引文都出自该版本，不再另注页码;有些引文参考了英文版《宠儿》，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并有所改动。
　　
　　参考文献：
　　[1] Hooks， bell. “Postmodern Blackness”[A].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C]. Eds. Patrick Williams， Laura Chrisman.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4.
　　[2]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 福 柯. 规训与惩戒[M].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
　　[4] 雷 格.《宠儿》前言[A]. 宠儿（英文版）[M].托妮•莫里森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5] 童 明. 飞散的文化与文学[J]. 外国文学， 2007（1）：89-99.
　　[6] 王玉括. 身体政治与《宠儿》再现[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4）：53-56.

相关热词搜索：流放，抗争，文本，历史，